2011/07/18 【聯合報╱記者劉惠敏、張耀懋／報導】

蘇伯伯，六十七歲。五年前小中風導致血管性失智。近年嚴重惡化，蘇媽媽只得辭掉工作回家專職照顧。

「兩人每天互相大吼大叫」，蘇媽媽說，一開始實在無法理解老公：「這麼簡單你也不會」。鞋子放在衣櫃、拿馬桶刷來掃地…，基本的生活都失序了。逼他戒菸，蘇伯伯居然偷偷跑出去，在路上撿菸蒂抽。

「家裡炭爐總有一天用得上！」看到燒炭自殺的報導，蘇媽媽心裡很無奈，每天都得跟老公「綁在一起」，「連廁所都不敢上」的生活，讓她身心俱疲、痛不欲生。

直到蘇媽媽接觸到「瑞智學堂」的訊息，才有一點喘息的機會。這是由台灣失智症協會專為輕度失智症長輩，及家庭照顧者所設計的治療性團體活動。

透過專業課程與活動引導，讓失智老人可以多動腦、多運動，以減緩退化速度，進而維持長輩的生活品質，以減輕家人照顧的負荷。

麻將、唱歌各樣的活動，蘇伯伯日漸開朗有活力，很少「無理取鬧」，蘇媽媽也因此獲得喘息，從學習及與其他的家屬分享、互助，感到「感恩、知足及快樂」。「這不僅治療失智長者，也治療家屬身心。」

目前內政部補助瑞智學堂在全台灣共設立廿七所，國內類似的日照中心或瑞智學堂模式的機構已不少，不過，失智基金會秘書長湯麗玉說，最大問題是「城鄉分布不均」，鄉村地區很少給失智者家庭足夠的支援。

內政部計畫今年內將瑞智學堂「遍布全台」，期望可以更多社區服務，深入台灣各地角落。

2011/07/18 【聯合報╱記者陳惠惠／報導】

新北市板橋區一棟五層樓舊公寓裡，住著孫家五人，牆上泛黃的全家福照片，擠了孫氏夫妻及十個孩子。

現實生活裡，粒腺體缺陷的遺傳魔咒，已有五兄弟姊妹發病，甚至有第三代成員因此過世。
 
38歲孫弟弟的長照人生。 記者于志旭、林澔一、陳易辰／攝影
 
居服員陳先生每周到孫家六天，花一小時幫三十八歲的孫弟弟洗澡，餵他吃飯。孫先生說，「弟弟都喊陳先生『哥哥』，我們餵飯，他不太吃，『哥哥』不管餵多少，他都吃光光。」六月底，新北市長照管理中心還為弟弟新增居家物理治療。
 
邱小弟，20歲，離不開輪椅。 記者于志旭、林澔一、陳易辰／攝影
 
住在新北市中和區的廿歲邱小弟，幼稚園時就診斷出重症肌無力，不只常年需坐輪椅，即使夜晚入睡，也無力翻身，每隔一、兩小時，媽媽就得起身幫他翻身。

居服員張小姐，每周到邱家五天、每回兩小時，幫他沐浴，陪同散步，並做些簡易關節運動。邱小弟最怕被送到機構照顧，「因為會被迫包上尿布」。

在台灣，究竟有多少需要長期照護的人口？衛生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處長蔡淑鳳說，包括無法自我照顧、社會參與的人，恐多達七十萬人。幾乎每卅人，就有一人需長照協助。

不過討論多年的長期照護保險制度草案，前年底就送進行政院，就是不見動靜。

衛生署前署長楊志良說，長照服務體系還沒建立，現在談保險「太離題」，哪些對象該納入長照體系，也僵持不下。他說，社福界的理想很高，但「愈理想，愈遙遙無期」，應該先把體系建立起來。

「現在還不是推長照保險的時候」。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吳淑瓊直截了當給了她的答案，付了保費，不能沒提供服務。但是，現階段國內長照人力、服務供給根本不夠，長照保險開辦的下場就是給現金了事。

台灣目前面臨的兩大問題是：外籍看護與本國看護的拔河？在地老化或送安養機構孰佳？

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抱持「應發展本國看護為主」的理念，也認為在家安老是最好的選擇。現況卻是外籍看護「反客為主」，每年還以一、兩萬人速度成長，安養機構愈趨成長。

對此，吳淑瓊認為，不放棄現金給付，只會更助長機構及外勞，擠壓其他類型服務的發展。換句話說，機構、外勞的兩極化的高度發展勢將更嚴重，更與先進國家長照社區化的趨勢背道而馳。

楊志良說，每年用來支付外勞的薪水，讓台灣付出龐大社會成本，「為何不多花四百、八百億元，建構以本勞為主的長照體系，還可以創造就業機會」。他說，台灣要立刻停用外勞是不可能的事，但長遠來講，一定要排除外勞，「差別只是長痛或短痛」。

但是，爭議十多年，還是未見起步。學者的理想，無法解民眾的燃眉之急。就如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陳長文所講的，家屬盼的是執行，不是長期規畫，「太多討論都只是天邊雲彩」。

2011/07/18 【聯合報╱記者施靜茹／報導】
 
移動式沐浴車可以到宅為失能長者服務，可是台灣只有兩輛。 記者于志旭、林澔一、陳易辰／攝影 

盛夏陽明山畔，至善老人養護中心的聯誼廳裡，卅多位長者，或坐著輪椅，或排排坐在桌前，玩起賓果遊戲，老人家用顫抖的手，把瓶蓋放在賓果盤上，臉上盡是專注。

至善同時有安養、養護中心，當長者健康時，住在如老人公寓的安養中心；生病後，可轉至有護理人員的養護中心，這在台灣並不多見。

至善安養護中心主任鍾美蘭說，台灣在民國八十年進入老人國，但國內老人照護起步較慢，不像國外，早就發展「就地老化」的長照趨勢，讓老人家習慣在熟悉環境度過晚年，得到更好生活品質。

七十八歲的中風患者謝奶奶，從醫院護理之家轉住公辦民營的至善養護中心四年半。

目前醫院附設的護理之家，有醫療團隊就近照顧，床位搶手，但是失能長者進住時間有限制，只能像謝奶奶一樣，轉到養護中心。

鍾美蘭說，具規模的養護中心，也因此須提供鼻胃管、尿管及氣切等比照醫療等級的設備，才能讓長者安心住進來。

七十七歲的褚爺爺五年前中風，住過這裡，返家後跌倒，不良於行，女兒怕爸爸再跌一次，安排他回來住，「這裡環境很好，也有老朋友在，我只是擔心女兒不知道花多少錢。」

褚爺爺的心情，和不少同住長者一樣，怕兒女經濟負擔過重。鍾美蘭說，這裡每天依長者活動力，安排澆花、看報、智能遊戲，盡量保持長輩健康時的生活品質。

但是這類養護中心每月三萬多元起跳，高檔者要五、六萬元大有所在，對中產家庭的確沉重。

2011/07/18 【聯合報╱記者陳惠惠／報導】

楊先生，54歲半癱獨居。 記者于志旭、林澔一、陳易辰／攝影
 
半癱獨居 居服員呵護
五十四歲的楊先生獨居，車禍半癱已經六年餘。原本住在安養中心，幾年前就因為付不出錢被「請」了出來。這彷若判他「終身監禁」。他可以勉強用尿壼，卻沒法子自己換尿布，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直到一年多前「小敏」來了，楊先生才可過點人樣生活。

「小敏」是社工單位派來免費照顧他的居家服務員，她是嘉義市長照中心眾多居服員中的一員。除了沐浴、餵食、陪同購物、散步等，還有人因孫子結婚，奶奶要出席婚禮時，可請專人協助進食，就申請居家服務。

楊奶奶，71歲藥不離身。 記者于志旭、林澔一、陳易辰／攝影
 
申請長照 一般戶居多

居家照護服務讓許多老人家又重新「活」過來。七十一歲楊奶奶，十年前曾因中風右側偏癱；包著尿布度日，伴隨高血壓、心臟病及退化性關節炎，讓她藥不離身，幾乎完全失去行動能力。去年六月，她兒子透過里長，申請居家服務員，自付三成費用，還有居家復健、藥師到府服務，在專業人員的協助、照護下，現在她不只可以由居服員陪伴出門散步購物，還可到「柑仔店」串門子。

根據統計，國內需要長期照護者，約七十萬人，但國內現階段所能提供的照護資源，除了八萬張養護機構的床位，另外，居家服務、居家護理等，可服務兩、三萬人，至於社區服務，更是杯水車薪。

到宅服務 時間難足夠

諷刺的是，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吳淑瓊說，國內投入居家照顧服務者，與十八餘萬名外籍看護完全不成比例。

目前長照十年計畫所提供的居家服務，多半是短時數、低頻率的到宅服務。以重度失能者為例，每月補助上限為九十小時，以一般戶為例，需自費四千八百六十元，才能在除周休二日外，每天享有四、五小時服務。一旦時數超過，民眾全要掏腰包，以每小時一百八十元購買，難怪立委質疑，「一個月就有七百廿個小時，這樣照顧足夠嗎？」

價格難拚外勞 靠專業

相較之下，一個月兩萬元的外勞費用，顯然「便宜又大碗」。長期照顧推動聯盟秘書長吳玉琴說，難怪民眾若遇到家人需長期照顧，「反射動作就是請外勞，用途更多」。不只要把一家照顧好，連家事都要包辦。

台大社工學系副教授楊培珊，以台灣約十八點二萬名外籍看護工、每月兩萬元粗估，每年單是聘僱外籍看護工，至少要四百卅六億元。

台灣居家服務員價格上拚不過外勞，只能在專業上競爭；微薄的收入要來養家活口，也不容易，寧可到醫院、養護中心當看護，拿固定薪水。黃薏錚說，若是新手上路，前三個月往往是流失高峰。

居服員 月薪難達兩萬

即使是「口碑」不錯的居服員，一天服務六名個案，以每名個案時薪一百五十元計算，扣除周末、假日，一個月收入不到兩萬元。而且來回穿梭在個案家庭的交通所需時間及費用，都要自行負擔。

新北市長照管理中心主任彭美琪以新北市居家服務員為例，平均年齡為五十歲，不少人都是中年轉業，往往無一技之長在身。

她認為，案源比較不成問題，不過，受限於社會地位及收入，「不少人都抱著過客心態」，薪資結構需要再提升。

2011/07/18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圖／聯合報提供
 
「台灣沒有瑞典的高稅率，所以不能學瑞典的高福利；否則福利會拖垮台灣。」這句話是事實，或是迷思？

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認為，說瑞典稅率比台灣高很多，所以註定我們學不來瑞典模式，「這不對」。他認為，瑞典稅率與台灣差距「沒想像中高」；如果我們得不到那樣的社會福利，「完全是政府效率及分配公平的問題」。

林萬億說，二○○九年為例，瑞典稅收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四十六點六，是包含稅與各種社會保險費，如全民健康保險、年金保險等，讓它顯得巨大。其實，其中有四分之一屬社會保險費，也就是俗稱的社會安全稅。

林萬億指出，相反地，台灣稅收占ＧＤＰ百分之十二到十三，相對偏低，但未計入社會保險，我們要另外繳全民健保費、勞保費，每學期要為子女籌學費、每年繳牌照稅、房屋稅等等，「用不同名目繳給國庫」，難怪民眾自嘲是「中華民國萬萬稅」。

稅改聯盟召集人王榮璋指出，政府要照顧人民的生老病死到什麼樣的程度，「這是價值選擇的問題」；如果是自己父母或小孩需要長期照顧，有誰不希望得到像瑞典那樣的福利服務呢？「問題是，在現有的稅制下，政府連最起碼的分配公平都談不上。」王榮璋指出，稅收不足，只能「舉債施小惠」，債留子孫。

由瑞典看台灣，「瑞典優質照顧」研究員艾彌兒‧奧斯柏格指出，瑞典是世上老人照顧經費占ＧＤＰ比率最高的國家；台灣人民與政府應該一起決定要提供人民什麼程度的服務、財源如何籌措，人民自付額與政府各占怎樣的比率，「這是最困難的部分」。

瑞典社會安全部長吾爾夫、克里松的回答或值玩味：「你永遠可以說，制度很難移植，從這國移植到那國，畢竟文化結構不同；但是，移植觀念和啟發是可能的。從遠處反身觀察自己，更知道自己的長處和弱點。」

2011/07/18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李益全家福，童年阿娟（右一）笑得無憂，小她一歲的大妹阿真（左一）從小照顧姊姊，一臉嚴肅。父母懷中的兩個妹妹在瑞典出生。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由病人到公民！」瑞典「障礙者國家行動計畫」開宗明義的宣言，總結了瑞典看待障礙者的終極價值：他們不再是病人，而是與其他公民一樣，有權利與義務，有參與社會、獨立生活的平等機會。

也就不難理解，瑞典政府為何願意在一名重殘者如阿娟身上，投下可觀的福利，只因為「人權無價」。
 
擁有很多愛的阿娟知道如何愛人，在你喊冷的時候，她會把腳伸過來幫你捂暖。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曾在台灣抱著病兒一籌莫展的黃鳳嬌直白地說，當初如果沒有到瑞典，「不是阿娟死，就是我死，或是兩個人一起死」。這話聽來可怕，她解釋，阿娟是三歲到瑞典，才學會吃飯的；卅年前的台灣，有醫師勸她讓女兒早點投胎，阿娟只能喝流質，營養不佳。即使活了下來，若沒有瑞典的福利照顧，只靠家人，可能早就像台灣許多重殘者家庭，被照顧重擔拖磨到垮了。

阿娟這張「用腳擊鼓的女孩」照片，曾登上瑞典報紙，左腳是她還能自主控制的部位。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在瑞典當了餐廳老闆的李益細數，為了一個人，政府的投資實在驚人。阿娟上中學時住校，廿四小時有人照顧，一個月要十萬克朗（克朗與台幣匯率約一比四點五），政府埋單；規定周末一定回家和家人相聚，政府出錢用計程車送她回家。當李家由首都搬到南部大城馬爾摩開餐館時，在斯德哥爾摩就學的阿娟放假要回家，政府會派專人陪著重殘的她搭飛機南下，專人自己飛回去；假期結束，那人又飛來護送阿娟北上，陪她回學校，聽來不可思議。

阿娟畢業搬回馬爾摩家裡，她所有的生活設備，包括「三台車」（室外與室內的電動輪椅、協助站立行走的全身式助行器）、電動床、移位機等等，都屬市政府提供，所以由斯德哥爾摩市移交到馬爾摩市，李益記得那時點算，移交總值居然高達一百萬克朗。

阿娟想獨立生活，政府出錢租了「阿娟的厝」，月租五千六百元克朗；接著派工人來改裝。李益算著：門及玄關加寬、去除門檻、特殊衛浴、電腦設備等等，比照家裡又打造一次。李益說：「在瑞典，這些工錢不得了！」

無法就業的障礙者，政府提供每月六千克朗的生活津貼；再上五千六的房租，阿娟一個人就得到一萬一千六百元。市府也以稅金支付聘請父母及大妹作為輪班的照顧者，每人工資是三萬多元，三人就是九萬多。

「瑞典一個月至少花十萬克朗照顧我們」，李益說。瑞典教了他一課：對人的尊重，是這樣不計代價；即使開餐館得繳很高的稅，但小孩上學免費、不用擔心生老病死的生命風險，「我很甘願，也很感謝」。

2011/07/18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照片裡的童年阿娟總是笑得燦爛。她總以為長大病就會好，長大就能穿上高跟鞋跳舞。但是十三歲的時候，媽媽告訴她，不會了，阿娟你沒有辦法站起來，不可能穿高跟鞋跳舞。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嚴重腦傷的台灣女兒李啟娟坐在輪椅上，用全身唯一能控制的左腳，碰觸約半張Ａ４紙那麼大的電梯按鈕，操作她的電動輪椅，帶著大家拜訪她的家──瑞典政府為她租的公寓。即使她不自主的抽搐需要借助約束帶綁住雙手和身體，好保護她前進時不至碰撞受傷，但這些不減損她的自信與勇敢，一車當先。
為女兒 李家全家移民

因為生了嚴重殘疾的女兒，卅三年前坐困愁城的台灣廚師李益聽了長兄在瑞典捎來的建議：「這裡醫術和福利都好，來試試看吧。」為了女兒，全家就這樣飄洋過海，在瑞典重新造家。

作了「福利移民」，見證瑞典政府對移民及殘障者的福利照顧，回首因為重殘女兒而轉向的人生，李益想著台灣，也感謝瑞典。

「好在我們出來了。」李益妻子黃鳳嬌說。一九七八年，夫妻帶兩名女兒到了瑞典。在台灣，被醫師說「嘸效啊，救活也是傻傻的」孩子，到了這裡，有醫師、治療師、心理師、帶著中文翻譯，大隊人馬到家裡來檢視，建議讓阿娟住院一個月，好弄清病況、再團隊擬定治療及教育對策。

「瑞典政府真的很細心，我沒得挑剔」，黃鳳嬌說。照顧是全面的，除了看病、上學都免費，每個有兒童津貼、住房津貼，連照顧用的紙墊、手套、營養器都是公家提供。社工還要爸媽快去學瑞典話，「我們去上課，政府還給錢，這個國家真奇怪」；社工甚至建議廚師爸爸再進修，「可以找更好的工作，有更多時間在家裡陪家人」，黃鳳嬌說。

卅六歲 聽懂五種語言

歷經小兒黃膽、換血、腦傷的阿娟，如今卅六歲了。她聽得懂國語、台語、廣東話、英文、瑞典話等五種語言，心智卻被鎖在一個無法控制的軀體裡；能細微挪動的左手、左腳是唯一和外界溝通的管道：握握左手代表「是」，蹬蹬左腳代表「否」。

她常常抽筋、不時得抽痰，「她難受，我們的心也硬了」；六年前發作得厲害，「連飯都沒辦法餵」，媽媽說，只好動手術作個胃造口，從此吃飯就靠腹上的洞，打入營養劑。

 
阿娟這張「用腳擊鼓的女孩」照片，曾登上瑞典報紙，左腳是她還能自主控制的部位。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但問這樣的阿娟：「你快樂嗎？」她握握了左手。翻開家庭相簿，童年阿娟笑容燦爛，還幾次登上瑞典報紙：「用腳打鼓的小女孩」，黑白相片裡的阿娟賣力用腳擊振比她身子還大的鼓，而她同樣坐輪椅的同學，至少還有手可以拿棒槌。

學會「珍惜自己的特別」

李益夫妻說，學校從小訓練阿娟「珍惜自己的特別，學習獨立」。有「個人助理」陪阿娟上課，阿娟用手腳回答老師，筆記由個人助理代勞。即使重殘如阿娟，也要學著用腳操作洗衣機，改裝的廚房也讓殘障學生可以下廚。

十八歲 阿娟想搬出去

十八歲那年，阿娟靠著她專用的字母示意板，用腳拼字告訴家人：「我也要搬出去住。」瑞典政府支持每個人獨立生活，包括身障者。黃鳳嬌嚇了一跳：「不可以！」無法想像阿娟要怎麼「獨立」。母女妥協，十年後再說。

母親以為「十年」可以遺忘，但女兒記得。卅歲那年，阿娟再拿出示意板，要求請她信得過、也支持她獨立生活的老師到家裡來，一起說服照顧她卅年的父母。

「阿娟想，如果她在家，一咳或抽筋，全家人跟著不安穩。她想要讓我們自由。」黃鳳嬌回憶。於是，阿娟有了「自己的房間」。

媽點頭 終於等到入厝

二○○六年，阿娟「入厝」。市政府依個人需求免費修繕，並給予應有的生活設備，包括升降電動床、天花板加裝有滑軌的「移位機」，可以輕易協助照顧者將病人吊起，移到椅上或床上，減少照顧者的工作傷害。

像阿娟這樣的重殘者，是市政府「長期照顧」的對象。經「評估員」評估後，認定她的情況至少每天需要廿小時的照護，分三班輪流。瑞典近年開放私人公司提供照顧服務，同時尊重被照顧者的意願，可以指定居服員。
 
阿娟，也有一個自己的家。 

爸媽妹 有薪的照顧者

長年照顧阿娟的李益夫妻、大妹安娜，最懂得如何照顧阿娟，於是受聘成為「有薪的照顧者」，輪班到「阿娟的厝」（媽媽這樣稱呼）服務。「從來沒有想過，照顧自己的孩子，政府還會給工錢。」黃鳳嬌感嘆。

不能言語的阿娟聽著我們談她，邊努力用左腳踩輪椅踏墊上連到電腦的紅綠色按鈕，那是她的「滑鼠」：按紅色找字，電腦發聲告訴她這是什麼字，綠色是擇定。她的頭會不自主晃動，政府給的特殊電腦設備就貼心地在不同方向設了兩個螢幕，讓她不論晃到哪個方向，都能看見操作的進度。

她每一個動作都很費力，努力了一個多小時還未在電腦上完成一句，但她累了。

螢幕上斷續打了「我、希望、小孩、照顧」，媽媽接著猜測她的意思：「阿娟是不是要說……」靠著握手和跺腳，幾次修正，阿娟終於對我們說出她的第一句感言：「希望台灣像我這樣的小孩都能受到好的照顧。」

2011/07/18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九十二歲的芭博洛‧曼納紅坐在助行器上，凝視窗外的金雨樹；她期待能在自己的家中老去，政府提供的居家照顧、修繕、到宅醫療等服務，讓她無畏老去。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九十二歲的芭博洛‧曼納紅每天起床，總愛在童年就住過的臥房窗前駐足，看著窗外那株「金雨樹」，成串黃花在夏天開得極為燦爛；「以前，這棵樹還不到窗台高呢。」現在早高過二樓窗台，往天外去了。

「我想要在我長大的房子裡走完人生。」芭博洛說著，女兒瑪麗亞‧曼納紅點點頭：「我知道。」她說，媽媽已是社區裡最老的老人了，老來獨居，也不願和獨生女一家同住。瑞典文化裡有著「獨立」的強烈基因，和東方文化不同；瑞典老人寧願「在家老去」，這個「家」是自己的家，而非子女的家。

在瑞典，「獨居老人」是主流，獨居卻沒有孤立感。「我喜歡一個人；而且，家人都會來看我。」即使去年肺炎，她也不住院，而是請醫師到宅看診，「許多瑞典老人都這樣」。病癒後，向斯德哥爾摩市政府申請居家服務。經評估後，每天有居服員來料理三餐及協助沐浴。

市政府先是派人到百年老宅修繕，構築適合老人的無障礙環境。包括：去除門檻、拓寬門的寬度以適合輪椅、可升降的床、拆除浴缸改成蓮蓬頭及淋浴椅、馬桶加裝扶手等等，「裝修費用無上限」；給她室內與室外兩種助行器，甚至一年還有兩次派人來幫老人清理窗戶哩。生活眾多修理瑣事，換燈泡、修馬桶，七十五歲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免費申請「水電工」。

政府照顧老人是「協助」家庭，而非「取代」家庭；是將照顧工作由社會共同承擔，好協助家庭照顧者能將「愛（love）」與「勞務（labor）」分開，不會讓照顧重擔將親情消磨殆盡。

在瑞典，只有百分之二的老人和成年子女同住；百分之十距子女不到一百公尺、八成五住在離子女五十公里的距離內，所以探視頻繁，家人連結強。即使失能了，協助排泄、盥洗的事也希望是專業人士幫忙，若是家人，反覺尷尬。

家人的愛永遠是老人最好的陪伴。在市政府提供的安全緊鈴連線裝置之外，瑪麗亞為母親買手機並設定緊急功能按鈕。有次芭博洛不小心觸及，送了緊急訊息給所有親友，她的手機開始響不停：「奶奶，你怎麼了？」那天，芭博洛被探詢電話弄得十分忙碌，但心頭很溫暖。

「在瑞典，變老不是大問題。」總是端莊笑著的芭博洛說。獨立、尊嚴地老去，人生到頭來求的不就是這樣嗎？

2011/07/18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前言

聯合報慶祝創刊六十周年，為讀者規畫「借鏡國外，提升台灣」國外採訪系列專題，並以影音、幻燈片、廣播等多媒體形式呈現報導，邀讀者一起走向數位匯流的新媒體時代。

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長期照護的需求迫在眉睫，但目前台灣長照是靠十八萬名外籍看護工及無數家庭照顧者支撐。反觀瑞典，百分之九十三的老人能在家中老去，因為有高密度的居家照顧讓家屬安心。瑞典如何辦得到？

感謝中國信託贊助此次國際採訪計畫，長榮航空提供交通協助，與國人一起放眼世界，關懷台灣。

居服員道格拉斯‧阿爾比的掌上型電腦列出他的每日行程，服務後登錄並同步更新，讓家人安心無時差。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打開居家服務員道格拉斯‧阿爾比掌上型電腦的行程表，密密麻麻列出這天要服務的個案：先到馬茲家，為他做早餐、整理家務；再到葛楚家備餐、談心、倒垃圾；還要幫因糖尿病不良於行的英格麗敷藥，陪她上超市……。

「今天才十二個！」五十九歲、具護士資格的阿爾比輕快地說，「因為有你們同行，今天少排了點。」

居服員 穿梭照顧老人

告別社區「居服員中心」，阿爾比搭地鐵上路。他在地圖上比畫著，「我服務的區域就是地鐵兩三站的範圍。」

想像蜜蜂在固定花叢間來回穿梭採蜜的畫面──居家照顧的個案大多需要「一天多次」的密集服務，例如三餐加沐浴；所以阿爾比和同事的工作路線，大概也像蜂，在固定照顧的老人家間來回忙碌。
 
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家，才住進有護理人員的養老院裡，八十歲以上老人約百分之十七住在特殊機構中。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阿爾比是瑞典居家照顧大軍中的一員。瑞典是日本之外，人口最老化、最長壽的國家，八十歲以上的「老老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五點三，全歐洲最高。瑞典人相信，最幸福的老去方式，是老人獨立、有尊嚴地「在宅老去」，約九成三的老人都住在自己家中，機構照顧為輔。

當生活能力漸失，靠的就是縝密的「居家照顧」體系──這正是急著打造長照制度的台灣，極度需要卻欠缺的。

老夫妻 一天受探七次

八十四歲的葛楚太太老早等著阿爾比了。他熟練地在她的流理台料理餐點、煮咖啡、備心臟藥、處理垃圾，邊絮絮叨叨地提醒葛楚：下周一她再度中風的丈夫出院回家後，她千萬不能再自己逞強照顧了。以後每天會有兩名居服員一起來照顧癱瘓及弱病的老夫妻，白天五次，晚班來兩次，一共七次，平均三小時多就有人來。

「我就像她另一個兒子。」阿爾比說，他已經照顧這對夫妻十年了，感情很深。葛楚兩名女兒住得遠，阿爾比會跟她們通電話。他在掌上型電腦勾選完成的工作，電腦也提醒他中午還要再回來為葛楚備中飯、購物、送洗衣物；「她的女兒若現在上網，輸入密碼，就可以看到我今天為媽媽做了什麼。她會很放心。」服務透明化，這是瑞典模式的一大特色。

老人家 在家幸福感高

「如果瑞典經驗能給台灣一點建議的話，那會是：老人在家老去，幸福感最高。當然，前提是政府必須提供協助。」瑞典延雪平大學老人學教授葉特‧山史川謙和地說，協助包括年金經濟安全、住宅支持及足夠的居家照顧等等。

 
老人機構的老人家手腕上都有安全警鈴裝置。照顧員照料老人起居，也幫他們剪指甲。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山史川說，當老人逐漸失能，市政府會派出評估員，決定老人需要哪些服務及提供的頻率。老人的需求常由交通服務開始，政府讓行動不便的老人以「搭公車的費用搭乘計程車」，好外出訪友、購物，維持與世界的連繫。接著就會是安全警鈴（若有突發事件，社福人員能立即處理）、送餐服務、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等等。

防跌倒 維修員換燈泡

「活力老化」是國際潮流，瑞典成功將老年「疾病期壓縮」，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形容是：「瑞典老人離開網球場、游泳池、慢跑步道後不久，即可安然就木。」瑞典政府防患未然：以公帑派出復健醫師指導老人「要活就要動」；市政府也設有「維修員」，到老人家中換窗簾、燈泡等，防止老人跌倒。瑞典八十五歲以上老人自認健康良好的比率高達五成一，是全歐洲最高。

助行器 助銀髮趴趴走

「瑞典優質照顧」研究員艾彌兒‧奧斯柏格指出，這些都是「花小錢，省大錢」。例如瑞典街頭，推著附籃子四腳助行器趴趴走的老人特多，「助行器都是政府免費提供的，為什麼？因為助行器一個只要兩百美元，但如果老人跌斷腿，臥床後的照顧支出很快就暴增到每人每月一萬美元。」每年老人跌倒引起的相關醫療及照顧支出是五億克朗。

老人學 創造就業機會

奧斯柏格分析，一萬美元是住進安養機構的成本，瑞典政府不免思考：一萬美元能夠購買多少廿四小時的居家照顧服務？當然是後者便宜。於是，協助老人在宅老化，免費修繕加上居家服務，是人道，也是經濟理性，更創造了龐大的照顧就業機會。

當然，當失智症等長期疾病來襲，老人仍有機構照顧的需要。在南部小鎮延雪平，阿格妮塔九十三歲的母親艾娜搬進「玫瑰園」老人院一年多了。原本獨居的母親，即使有居服員幫忙，卻吃得愈來愈少，幾乎營養不良。評估員建議，就住進機構吧。

老人院 溫暖地像個家

帶著結婚紀念照、家裡的繡花桌布，艾娜的老人套房很有「家」味。這天恰是瑞典母親節，阿格妮塔帶了花和蛋糕，為母親慶祝。她說，這裡有廿四小時照顧，母親進食正常，讓她放下重擔；只是遠離熟悉環境，「媽媽的記憶喪失許多」。衰老的艾娜喝了咖啡，聽著談話，坐在輪椅上又睡著了。

2011/07/11 【聯合報╱本報記者陳宛茜】

「台北想成為單車大城，第一步是讓自行車融入大眾運輸系統與都市計畫之中。」倫敦奧運國際關係部主任高北斗（Charles Garrett）認為，單車人口未達一定數量之前，打造單車道與公共自行車系統是緣木求魚。

單車政策必須多管齊下。高北斗以倫敦為例，政府先開徵塞車稅減少民眾對汽車的依賴，接著鼓勵企業提供單車設施、並讓單車融入地鐵等大眾運輸系統之中，吸引倫敦人「棄四輪投二輪」。等單車通勤人口累積到一個程度，單車道、公共單車系統自然水到渠成。

衡量台北現狀，單車作家王比利認為，累積單車人口最簡單有效的方法，是在捷運多掛一節專供單車使用的車廂，允許單車族在非假日使用。

即使捷安特ＭＩＴ單車聞名世界，觀光局也以擁有眾多風光明媚的單車道自豪，但在許多單車騎士眼中，台北甚至稱不上「對單車友善的城市」。王比利認為，推行單車通勤，更重要的是消除台灣人的「單車歧視」。

在倫敦、紐約等時尚大城，最時尚的潮人是騎單車到有機商店消費。台北卻「反潮流」，王比利透露，位於單車示範區信義區裡、號稱最「潮」的一家百貨公司，大門貼上「禁止小摺入內」的警告。

許多人認為台北太熱不宜單車通勤，王比利不同意，「紐約、東京冬天冷到下雪，單車族就消失了嗎？」對於交通部長毛治國曾以「機車太多」為由，認為台灣不宜發展單車通勤。王比利更不認同，「真正搶走單車空間、對騎士造成危險的，是汽車不是機車」。

「汽車所代表的身份象徵，在台灣人心中根深蒂固。」王比利說，台北不僅城市設計以汽車為核心，「汽車至上」的觀念更深深隱藏於市民和官員的價值觀中。

汽車和單車、機車相比，「服務的人最少、占掉的空間和消耗的能源最多」，王比利納悶，整個台北城卻是為了最少的族群服務；「我們必須明白，單車是一種價值，推展單車不是為了單車客，而是為了整個城市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