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25 【聯合報╱記者鄭朝陽／專訪】

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李鴻源。 圖／本報資料照片
 
「國外的治水經驗，不要只看結果，要看過程。」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李鴻源熟悉日本、荷蘭的治水作法，但「台灣只能羨慕，因為人家的決心、法令、執行力和專業都比我們強。」他強調，如果法令不突破、政府部門不整合，台灣淹水問題只會更嚴重。

李鴻源說，廿年前就知道日本推動「綜合治水」蓋地下河川；廿年來，台灣水利、營建官員赴日本、荷蘭考察治水者絡繹於途，但這些經驗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最大的差異是人家有先進的立法，台灣沒有。」李鴻源表示，日本政府立法要求都市開發後不能增加降雨逕流量，建商蓋房子要用滯洪池吸收下雨時基地往外排的水量，並設法讓雨水入滲地下，「這個法令一通過，城市淹水問題已解決一大半」。

李鴻源說，從北到南，建商無限制地開發，城市的透水面積愈來愈少，政府就必須不斷投資興建下水道。

李鴻源表示，林口台地的房子蓋得密密麻麻，降雨逕流量大增，下游的新莊、泰山、五股飽受淹水威脅，「廿年前，新莊塔寮坑溪上游流量每秒八十立方公尺，現在已暴增到三百多立方公尺，增加三倍」，政府只好拚命投資在下游蓋抽水站，抽水站愈做愈大，淹水問題還在。

「錢被建商賺走了，政府卻要收爛攤子。」李鴻源當台北縣副縣長時，決定在林口設卅座滯洪池留住雨水，減緩下游地區的淹水壓力，但林口鄉公所和縣府水利局都沒人力管理維護這些滯洪池，蚊蠅孳生、公共安全都成難題，「如果內政部立了法，這些責任全由建商一肩扛起，不必轉嫁給全民」。

日本治水多管齊下，效果逐年顯現，台灣只能乾瞪眼。李鴻源說，日本斥巨資蓋地下河川，我們的官員老是說台灣沒有這種財力，但若認真核算，「搞不好台灣單位面積的治水經費會比日本高，只是我們花的錢永遠是治標的工程，沒有非工程的治本作法」。

東京、大阪這些大城的都市計畫和治水工程都結合在一起，因此稱為「綜合治水」，荷蘭也是。

李鴻源感慨，日本、荷蘭治水成功關鍵在於跨領域、跨部門的整合，「很遺憾，這都不是台灣官場的文化。」他說，台灣真正懂治水的是水利署，但不管都市排水；營建署管都市計畫，對水的了解僅止於做都市排水的下水道，相當淺層，這兩個單位向來各搞各的。

李鴻源也指出，治水的根本必須懂「對水敏感的都市計畫與設計」。日前他回台大城鄉所演講，「所長夏鑄九也不懂這個」。

水利、都市與國土規畫，從大學就跨好幾個系，人才養成過程沒有跨領域的整合與訓練，如何期待政府會治水？

身為政務委員，李鴻源主動請纓處理高鐵地層下陷問題，用行動告訴大家：綜合治水就是這樣做。

2011/07/25 【聯合報╱記者郭錦萍／荷蘭報導】
 
三角洲研究院的最強項是水利模式測試，很多國家都向它求助。 記者陳俊吉／荷蘭攝影
 
以藍瓷著稱的台夫特（Delft），看似悠閒古樸，其實掌握了全世界每年上千億歐元的水利工程商機。

在水利界具龍頭地位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的水教育研究所（UNSCO-IHE）、台夫特科技大學（TU-Delft）及三角洲研究院（Deltares），都在這裡。這些研究單位不僅相互支援，荷蘭政府預算也在背後大力幫忙。
 
馬克凡迪克負責研究台灣的降雨模式，談起八八水災如數家珍。 記者陳俊吉／荷蘭攝影
 
IHE院長蘇羅西納基（Andras Szollosi-Nagy）在他那古色古香的辦公室接受訪問時，從他堆滿文件的辦公桌上，找出好幾張台灣地方首長、官員留下來的名片。他說，IHE有不少台灣學生，IHE很多研究人員都曾受邀到台灣，參與台灣水患問題的解決。

也曾任職IHE的馬斯垂克大學助理教授張瓊婷就表示，IHE雖是聯合國下的單位，但經費全由荷蘭支應，他們只招有水利工作經驗的研究生，這些人多數會成為各國水利重要官員，有朝一日他們要尋求外國技術時，都會先找荷蘭。

號稱是「水利工程顧問公司的顧問」的三角洲研究院，我們參觀當中一處模型實驗室時，研究人員正進行列為機密的某亞洲國家港灣實驗，他們正在分析港口配置能承受多大的風暴、巨浪、甚至是海嘯。

三角洲研究院也是台灣政府請益對象，不僅水利署和他們簽署備忘錄，邀請專人多次赴台講習，研究院的科學主任余德文（Huib de Vriend）表示，台灣就買了他們設計的水災預警系統；來台負責這項工作的研究員馬克凡迪克（Marc Van Dijk），說起台灣南北的降雨形態，更是如數家珍。

專長整合評估及永續發展的張瓊婷認為，她在荷蘭經常看到台灣不同縣市到同一單位尋求同一問題的解決之道。許多國家把資料奉上，荷蘭從而學到了他們不可能的經驗，例如台灣的土石流，沒有高山的荷蘭根本沒有見過。但消化台灣經驗後，就能應用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等地形氣候類似的地區。張瓊婷說，荷蘭向來就很有本事把災難化為商機，「以台灣學界、工程界的水準，絕對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台灣缺的是對自家能力的認同，也缺歧見整合的能力！」

2011/07/25 【聯合報╱記者鄭朝陽／日本報導】

琵琶湖。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日本不僅在防洪減災有周全的思考，琵琶湖起死回生的故事，也為世人上了一堂生動的治水課。

琵琶湖 供應京阪神用水

琵琶湖位於京都北邊的滋賀縣，面積約六百七十平方公里，將近二點五個台北市大，是供應京都、大阪、兵庫、神戶近兩千萬人口水源的「母親湖」。

湖邊的工廠和家庭廢水汙染了琵琶湖，1977年水質急劇惡化，產生嚴重優養化的「紅潮」現象，琵琶湖差點「窒息」而死，震驚日本社會。

經過近卅年的努力，湖水水質年年變好，終於重現昔日的碧波蕩漾，這全靠在地歐巴桑的智慧。

無磷洗衣粉 主婦救死湖

「家庭主婦們發起使用生態洗衣粉運動，成功搶救琵琶湖。」滋賀縣琵琶湖環境部副參事三和伸彥指出，在政府採取行動之前，以家庭主婦為主的消費者團體成立「學習會」，找出改善水質方法，發起改用無磷生態洗衣粉的生活運動。

「雖然較不易溶解，為了救湖水，大家群起響應。」三和伸彥說，媒體力挺主婦們的環保行動，政府也跟著發起「換用無磷洗衣粉」活動，讓民眾拿家中的洗衣粉免費換取無磷產品。此舉惹惱了洗劑業者，在媒體刊登廣告反制，卻適得其反，反而讓民眾更察覺問題的嚴重性。

民氣可用，滋賀縣政府在1980年七月立法管制含磷洗劑，改善琵琶湖優養化，也使日本成為全球第一個限制含磷洗劑的國家。

針江小社區 護水大功臣

往湖的上游走，一個不到兩百戶人家的針江社區，為琵琶湖前世今生提供解答。

山上的積雪在夏天化成清泉滲流地下，成了針江社區的天然湧泉。多數居民家裡都有一口深十二到廿四公尺深的水井，引這甘洌的湧泉飲用。

戶戶有川端 池水可生飲

不靠抽水馬達，湧泉源源不斷流入一個稱為「川端」的三段式水池中。這是針江社區自古以來獨特的生活用水設施，第一段水池稱為「元池」，池中的水可以生飲，口味甘美。

第二段「壺池」洗菜、洗臉，水溫終年攝氏十三度，夏天是天然冰箱，當地人用它冰鎮西瓜、豆腐。第三段「端池」是主婦刷洗炊具的地方，從端池流出生活廢水匯入自家門前的小河，再流入琵琶湖。

剩菜倒池裡 餵魚好食物

七十八歲的阿嬤三宅嘉子在川端裡養了七條鯉魚，吃過咖哩飯的晚餐，她不急著洗碗，「把碗盤泡著，明天一早就變得乾乾淨淨了。」三宅阿嬤指著七條體型豐腴的鯉魚說，牠們最愛吃咖哩飯了，平時也吃米粒、菜渣，如果碗盤太油膩，就用「歡迎回來」肥皂粉來洗。

天婦羅炸油 換生態肥皂

裝在寶特瓶的「歡迎回來」肥皂粉是友善環境的生態洗劑，白色粉末外觀和一般洗衣粉沒兩樣，「我們把炸天婦羅的廢油收集起來，到公民會館（社區活動中心的廢油回收點）用一百零五元（台幣卅八元）換回這瓶肥皂粉。」社區導覽志工福田千代子說，生態肥皂粉是聘用身心障礙者製成的，不僅環保，還具公益價值。

普及下水道 汙水不進湖

十六年前，針江社區完成汙水下水道建設，新蓋的房子沒有「川端」，但刷牙、洗衣水全接進下水道處理，確保沒有一滴汙水流出社區。

「我們住在上游，把水弄髒了，下游的琵琶湖就會受害。」三宅阿嬤說出針江社區居民的生活態度，也看見呵護琵琶湖水質的用心。

針江社區保護水質的生活型態遠近馳名，每年吸引上千人次的參觀人潮，半數以上是外國人，參觀導覽的門票和可口的土產，為社區帶進不錯的收益。

社區進一步找出友善環境的永續發展模式，除了培訓各種志工，還發行社區貨幣，「我為你們導覽一小時，可獲得一枚五百元社區貨幣。」福田千代子說，這張可以在超市、商店購物流通的代幣，可以支付志工「工資」，吸引更多人參與環境清理、綠化等工作，讓家園更美好。

琵琶湖恢復容顏，成為旅遊勝地，這股由下而上的力量功不可沒。而政府普及下水道、實施超高的工廠汙水排放標準，補助農民推廣有機種植，擴大了整治綜效。

台灣五十條河川中，尚有七百廿六公里、約四分之一長度的河川水質屬中重度汙染，本島廿座主要水庫有五座水質嚴重優養化。琵琶湖起死回生正是台灣的借鏡。

2011/07/25 【聯合報╱記者鄭朝陽／日本報導】
 
東京低漥區的老舊住宅透過都市更新成了嶄新豪宅，一樓挑空用來滯留洪水，與水和平共處。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看過日本「全能住宅改造王」的節目，很難不佩服日本人極盡可能地利用空間的精神。在防洪治水上，為了在繁華的東京市區找出滯洪池空間，日本政府煞費苦心，成功創造出豪宅與滯洪池和平共處的景象。

坐落在東京中野區的這處一百多戶社區，緊臨妙正寺川，距離地鐵站步行只要十分鐘。套句台灣房地產的廣告詞，真是「水岸第一排」的景觀豪宅。很難想像，這樣的鑽石地段以前是遇雨必淹的低漥區，房地產買家避之唯恐不及。

「我還在當小姐時，這裡常淹到一層樓高。」年近七旬的阿嬤上野俊子是社區附近蕎麥麵店的第二代傳人，成長過程的淹水記憶是一場噩夢，但這十幾年來，水頂多淹上腳踝，「好很多了！」

經過政府和民間攜手努力，從前在東京地圖上被標示為「低漥易淹水區」的老舊社區，現在搖身一變成了搶手的景觀豪宅。這是怎麼辦到的？

「都市更新結合防洪治水，留出滯洪池，也提高這裡的居住品質。」日本雨水貯留浸透技術協會常務理事忌部正博走在社區的戶外庭園，這裡一樓挑空，他指著一根印有水位刻度的柱子說，一旦下大雨，整個庭園會變成一個大型蓄水池，結合隔壁的地下滯洪池，一起為妙正寺川減輕負擔。

如果不經這樣的說明，外人根本不知道這處社區庭園肩負治水任務。這裡有一個水深到腳踝的景觀水池、籃球場和壁球場；假日午後，居民在這裡打球、散步、蹓狗、野餐，從外表看不出來是蓄水池，除了大雨時化身為調節水量、保護社區的滯洪池，碰到地震及火災時也可成為避難所。忌部正博說，日本正推廣這種多功能的社區防災設計，獲得居民認同與歡迎，「這也是因應氣候變遷、調適集中式降雨的建築設計」。

值得一提的是，這處社區是由東京都都市計畫局主導開發，由新宿和中野兩個區公所結合民間的都市更新機構「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共同出資購地興建，滯洪池的後續管理維護由東京都政府負責。

為了協調原住戶把一樓挑空作為滯洪池，房價享有三成折扣。新蓋的住宅一部分是供弱勢者居住的社會住宅，一部分對外出售。洪澇不再，房地價格大幅增值，還創造出社會住宅，「真是一舉數得的多贏策略。」忌部正博認為，這項經驗很值得台灣參考。

2011/07/25 【聯合報╱記者鄭朝陽／日本報導】

鶴見川實施流域綜合治水，四千兩百多個滯洪池發揮治水功效。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日產體育館蓋在鶴見川旁，它的地面層挑空，也是超大滯洪池。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在都市發展的經驗上，日本和台灣犯同樣的錯：土地過度開發，版圖不斷擴張的人工地盤阻止雨水滲入地下，惡化的「熱島效應」讓夏天更熱，雨水回不了原來的歸宿，被迫四處暴衝、加速入河，養成日本河川暴怒性格，沿岸飽嘗淹水之苦，鶴見川是典型的代表。

鶴見川是東京都「首都圈」的重要河川。整條流域聚集一百八十八萬人，每平方公里住了八千人，是日本擁擠之最，台灣的十二點五倍。

高度開發打亂了水循環的規則。鶴見川流域人口四十年內暴增四倍，都市化比率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八成五土地蓋了房子和道路。上游的降雨到達下游，過去要花十個小時，現在不到兩個鐘頭，速度整整快了五倍。千葉大學工學研究科講師大澤浩一形容，以前發豪雨特報，沿岸居民都剉著等。

淹水災情催生日本「綜合治水」政策。一九七九年鶴見川被指定為第一條「綜合治水」河川。它整合流域的上中下游，告別多頭馬車的分治時代。

日本京濱河川事務所課長齋藤充表示，綜合治水是工程與非工程手段並用，中央立法、提供資源，地方配合執行；除了疏浚、加寬河道，倍增排洪能力，也用各種方法誘導合理的土地利用，恢復土地的保水機能，降低河川溢堤風險。

「就是要想盡辦法把雨水暫時留住。」齋藤充說，流域廣設置滯洪池，補助家戶設雨水貯留系統，大幅減輕鶴見川的負擔，「脾氣也好多了」。

從「鶴見川多目的遊水地」屋頂平台眺望，齋藤充指著對岸說，如果沒有四千兩百多個滯洪池，就沒有日產體育館、新幹線和繁榮的新橫濱市。

八十四公頃的遊水地是四千多個滯洪池中最大的一個。「外面淹滿了，裡面還能踢足球。」大澤浩一指著柱子的水位刻度說，這座容納七萬多人的日產體育館本身就是一座滯洪池，地面層挑空、還地於河。

拜四千多個滯洪池之賜，鶴見川流域淹水受災戶已從一萬八千多戶驟減至上百戶。

四千多個滯洪池得來不易，環境團體TRnet發起人岸由二說，早年民間擔心土地貶值，反對設滯洪池，成效緩慢；二○○四年起強制規定開發基地須提撥空間滯洪，否則不發建照，滯洪池才開枝散葉。

岸由二說，政府算出沿岸各城市必須消化的滯洪量，訂出達成時間，透過主動徵地開闢，以及要求建築開發者設置，「就像買車須自備停車位一樣，開發者也要自行吸收基地外排的雨量，不能以鄰為壑」。

對都市地區來說，滯洪池可能是住家挑空的一樓空間，代表居民要有淹水的準備，習慣與水和平共處，翻轉防洪必須「不淹水」的舊思維。

2011/07/25 【聯合報╱記者鄭朝陽／日本報導】

日本在地下六十五公尺處蓋地下河川，暫存可能氾濫的雨水，東京北邊埼玉縣的「首都圈外郭放水路」，俗稱「地下神殿」的儲水槽是滯洪大胃王；位在東京心臟部位的神田川地下調節池，消除連年的水患。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這裡是地下神殿，也是我們治水防淹的秘密武器。」日本國土交通省官員北野實紀說的是四年前全線啟用的大型分洪工程「首都圈外郭放水路」的蓄水槽。五座蓄水槽由一條直徑十點六公尺的大隧道串連，形成一條長六點三公里的人造地下河川，在豪雨期間暫存可能氾濫的洪水，等豪雨結束再把水放掉，啟用至今已為當地消除三分之二的水患。
「首都圈外郭放水路」位在東京北邊的衛星城市埼玉縣，隱身在地下廿二層樓的深處，是世界最大的地下河川。雖然無法一窺全貌，但從示意圖看起來，蜿蜒如龍，當地人稱它是守護埼玉縣東部免於水患之苦的地龍。

放水路 可裝67萬噸水

跟著放水路管理支所主任北野實紀的腳步，本報記者踩著階梯迴旋走入地下六十五公尺深的「地下神殿」。往下俯瞰如臨深淵，五十九支六、七人才能環抱的巨柱形成壯觀的長廊，像極了古羅馬時代的神殿，這也是蓄水槽耐震的周全準備。暑氣逼人的六月天，氣溫飆破攝氏卅度，這裡卻能保持十五至廿度的沁涼。

「放水路裝得下六十七萬噸水，有效改善水患問題。」北野實紀說，中川、倉松川、辛松川、大落古利根川等四條河川經常氾濫成災，放水路透過取水口，把四條河川超過警戒值的洪水收到地底下暫存，洪峰過後，再用抽水機排到江戶川，進入東京灣。

六十七萬噸是桃園石門水庫每秒兩百立方公尺洩洪五十六分鐘的總水量。放水路工程耗時十四年，造價高達台幣七百廿億元，九年來經歷六十二次大雨考驗，當地淹水頻率已大幅減少三分之二。

地下調節池 環狀護城

幸好它順著十六號國道下方的公有土地興建，少了徵收土地的阻力。沒有雨的日子，這裡成了電影劇組和歌手拍MV的場景；當豪大雨警報響起，它馬上變成人民生命財產的守護神。

來到東京市區，規模不一的地下河川就像地下鐵路網一般，逐漸交織成型。
 
東京神田川以往常氾濫成災，街頭防災地圖指引避難地點。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流經東京都心臟部位的神田川，每逢雨季總讓新宿、中野等精華區五百多萬居民繃緊神經。

「洪水無處可去，市區河川經常鬧脾氣。」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計畫課長舛原邦明說，十八年前神田川帶頭造反，水淹三千多戶，慘重災情給了日本當頭棒喝，也催生神田川「環狀七號線地下調節池」。

調節池是放水路的縮小版，都是具有分洪、貯洪功能的地下河川。它在環狀七號線公路下方五十公尺（地鐵在地下卅公尺），蓋一條巨大通水隧道和四座蓄水槽，連結神田、妙正寺及善福寺川等三條易氾濫河川，蓄洪量五十四萬噸，相當於兩百九十六個標準游泳池水量。

學大禹 疏導代替圍堵

七年前啟用的第一期調節池上場迎戰豪雨，淹水戶從三千多戶驟減至四十六戶。兩年前第二期工程完工，十八號颱風再測試，調節池逼近滿水位，卻創造零災情紀錄。

調節池也是錢堆出來的，工程造價台幣三百六十億元，每年還得花一億元維護。回顧以往水災的損失動輒四、五十億元，舛原邦明說，避免七到十次水災就回本了。

東京的地下河川正火速推進中，既要解決積淹水的「近憂」，還得因應極端氣候強降雨的「遠慮」，關西的「水都」大阪也如法炮製。

「這是師法大禹『以疏導代替圍堵』的治水理念。」舛原邦明表示，搭配其他治水措施，未來東京排水系統的抵抗力將從目前每小時降雨五十毫米，倍增至一百毫米。

治水經費規模 冠全球

十二年來，東京每年治水經費至少兩百一十六億台幣，規模之大全球絕無僅有，說穿了是亡羊補牢。

為發展工業，東京和大阪曾大量抽取地下水，精華區地勢都低於海平面；都市規模快速擴張，地表逕流暴增，對大雨愈來愈難招架。

不是每個城市都要學東京和大阪花大錢蓋地下河川，但日本在卅多年前就懂得都市分洪、滯洪，相信國人最不希望看到卅年後，台灣的治水仍只剩政治人物的口水而已。

2011/07/25 【聯合報╱記者郭錦萍／荷蘭報導】
 
荷蘭治水最高官員維庫肯（Wim kuijken）說，荷蘭現在制訂的是百年治水計畫。 記者陳俊吉／荷蘭攝影
 
荷蘭自古以來就把水務視為國家要務，在一般行政單位外，還有個治水政府。和水有關的事，在地方全歸水利會（Water Authority）管，在中央全歸三角洲執行長（Delta Programme Commissioner）一人負責。

荷蘭水利會可以收水稅，董事是民選產生，董事會有企業、農民、民眾團體、環保團體的代表。民眾和企業依照資產多寡繳水稅；水稅全用來治水，政府不再額外補貼。

每年該收多少稅，水利會董事會同意即可，民意代表或政府無權過問。以位於南荷的Babantse水利會為例，有房子的家庭一年約要繳二百四十歐元（約台幣九千七百元），沒房子的大約要繳一百歐元（約台幣四千元）。

荷蘭人在一二一五年蓋了全球第一座堤防，後來各地的堤防都是村民合力出錢興建，也必須輪值看守水況，水利會因此產生。荷蘭的政府組織經常在改組、整併，只有水利會始終都在，只是數量改變；最多曾有二千六百多個，近年整併成廿五個。

水利會既然可以收稅，難道董事不會為了職位，討好選民、少收稅金？

荷蘭財政局資深顧問胡布海特斯（Huub Hieltjes）笑著說，荷蘭人監督收稅單位把錢花到哪裡去的毅力是很驚人的，水利會的帳目任何人都查得到，「少繳稅卻讓人民濕了腳（指發生水災），水利會董事一定換人。」

Brabante水利會另一位資深顧問道班（Klass-jan Douban）也說，荷蘭水利會做的事很多元，從水位水質監測、維修堤防、汙水處理，甚至是地方的自行車道維護都包括在內。

更特別的是，水利會還製作淹水地圖，公布每個區域若達一定氣候條件時，淹水的機率有多少。

三角洲計畫執行長維庫肯（Wim kuijken）表示，荷蘭是個低地國，水的管理是關乎國家存亡，「我們預想任何可能的威脅、盡可能事先防範，所以荷蘭現在訂的洪水標準是一萬年；治水計畫不是五年、十年，而是一百年。」

他以鹿特丹出海口的馬司克特大閘門（Maeslantkering Barrier）為例，「兩片閘門一個就有法國艾菲爾鐵塔那麼長，工程之浩大可想而之，它建成十年，只真正用過一次，但我們仍認為它非常值得。」

他解釋，鹿特丹是荷蘭經濟重鎮，那裡有很多來自國外的投資者，「我們必須證明，荷蘭政府能確保鹿特丹的安全；我們投資的治水經費看似龐大，但比起不做預防可能帶來的損失，根本微不足道。」接下來，每年至少要投入一個GDP來治水。

2011/07/25 【聯合報╱記者郭錦萍／荷蘭報導】

鹿特丹市中心的水上屋。 記者陳俊吉／荷蘭攝影
 
「全球氣候變遷」、「海水平每年上升兩公分」這些對很多人來說，既遙遠也不真實，但荷蘭人很認真看待，研究單位和政府機構正在研思城市因應之道，手腳快的建商已蓋好一大批「水上屋」，準備「兵來將擋、水來屋浮」。

聖經故事中，因諾亞堅信大難將至，所以建了方舟；荷蘭人也有點像現代諾亞，不少人正在蓋他們的方舟。
 
阿姆斯特丹正在形成的水上城市。 記者陳俊吉／荷蘭攝影
 
離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不遠的Ijburg，是個還在建設的新區，大馬路旁有大片水塘，從岸邊有一排排的房子伸入水中，中間停了各家的船，房子由木板步道連接。
這些外觀、內在都很時髦的房子，全是知名建築設計師的作品，它們全都漂在水上、不是蓋在土地上。而且這些房子都是先在另一處工廠組裝好，再由拖船拖過來一一連結。這裡是阿姆斯特丹正在發展的水上城市的一部分。

其中的住戶瑪塔讓我們參觀她的水上屋。屋內一樓是起居室，地下一樓是臥房，二樓是工作室，陽台、花園都不缺。她的巴哥狗顯然很適應「水上生活」，熱情的跟著我們上下前後、到處打探。
 
漂浮屋的內部很時髦，也很舒適。 記者陳俊吉／荷蘭攝影
 
瑪塔說，住在水上屋和一般的房子沒有太大不同，就只有風浪大的日子房子會有點晃，還有就是水上屋得付泊位租金。

另如鹿特丹地標天鵝橋不遠處的Rijnhaven港口邊上，三個球形連在一起的漂浮亭閣（floating pavilion）超級搶眼。這個應用太陽能的超輕強固結構，就是為海平面上升而設計的未來產品。

還覺得氣候變遷遙遠嗎？荷蘭已準備好各式漂浮樣本屋，要向全世界推銷改變對住宅、城市的空間概念，找出與洪水共存的方法，才是未來生存之道。

2011/07/25 【聯合報╱記者郭錦萍／荷蘭報導】

聯合報慶祝創刊六十周年，為讀者規畫「借鏡國外，提升台灣」國外採訪系列專題，並以數位匯流的方式呈現報導，邀讀者一起走向新媒體時代。

過去荷蘭築高堤、建水閘，向大自然搶來許多土地。現在，從愈來愈頻繁的天候災難，荷蘭人體認到，要平息水患，必須先和大自然妥協，別再以為人定勝天。

感謝中國信託贊助此次國際採訪計畫，長榮航空提供交通協助，與國人一起放眼世界，關懷台灣。

過去八百年以治水傲視全球的荷蘭，現在承認，必須謙卑向大自然學習，只有大自然治得了水。要讓愈來愈兇惡的水患息怒，就須把從河川占據的土地還給河川。

從荷蘭東部大城Arnnem走約十公里，可到達萊因河的分流點，這裡離德國很近，但離荷蘭的經濟重鎮阿姆斯特丹、鹿特丹，都有好幾百公里遠。

替水找路 堤防退250公尺

從新建的堤防上環顧，離河岸還有近三百公尺，河堤內有兩棟可愛的兩層花園洋房。

荷蘭運輸、公共建設及治水部資深顧問羅夫謝倫（Ralph Schielen）博士指著近河處一條較矮的堤防。
 
古時荷蘭還可用風車抗淹水，現在得靠高科技閘門保平安。馬司克特大閘門長度，像艾菲爾鐵塔那麼長。 記者陳俊吉／荷蘭攝影
 
「那是舊堤防，一部分拆了、一部分降低高度，留下來的部分有分流作用。」他說，為了讓暴漲的河水有地方流，把堤防往後退了二百五十公尺。
羅夫指著那兩間洋房說，那是跟著堤防往後移的住戶，「這兩戶不想搬離這裡，所以我們就幫他們蓋了新房子。」為了把堤防往後移，工程單位拆了三戶人家。

房子可重蓋，農田卻搬不了。這二百五十公尺寬、七公里長的大片土地，原本大多數是種玉米，以後就還給大自然，給動植物當保護區，替洪水找去路。

花一年多溝通 農民點頭

羅夫表示，現在全荷蘭有廿六處在進行「還地於河」計畫，「洪水是自然現象，與其無效抵擋，不如找出方法與洪水共存。」

在台灣看多了政治人物以在地權益為名的抗爭，我們不禁要問：「要荷蘭人民讓出房子、土地，就為了讓水淹？難道荷蘭民眾都不抗爭？」

羅夫表示，這些工程保護的是下游四百萬人、荷蘭六成的經濟命脈，輕重顯而易見，也非做不可，但他們還是花了一年多和農民溝通，幫忙蓋了新屋、找了相當的農地，才有今天的進度。

能讓民眾讓出住了幾代的土地，關鍵在於觀念改變；殘酷的是，人們常是要付出慘痛代價，才會改變想法。

1953年一場海上風暴，造成荷蘭嚴重水災，死了一千八百多人，南部低地被水淹了十個月。從此荷蘭興建了全世界最長、最複雜的水患防衛線，包括兩千四百公里的高堤、像兩個艾菲爾鐵塔長的水閘門等，它的壯觀和氣魄，吸引了各國治水專家前往取經。

百年防堵工事 該改了

之後，荷蘭人的確安居了數十年，到1970年代，開始有人質疑堤防、水閘讓內陸運河優養化、破壞海岸生態，建議拆掉堤防，但多數荷蘭人並不贊同這個看法。

直到1995年，荷蘭撤離二萬五千居民，那次水災造成歐洲各國共一百卅多億台幣經濟損失。水災後，荷蘭人開始檢討，幾百年的防堵工事，是不是該修正了。

2000年，荷蘭正式宣布，內陸將以「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將河道挖寬，拆除水壩、防洪堰，再將河岸的農業地改成氾濫區。

防災 勝過災難善後

荷蘭治水最高指揮官、三角洲計畫執行長（Delta Commissioner位階高於部會首長，由總理直接任命）維庫肯（Wim Kuijken）表示，荷蘭國土三分之二低於海平面，最大的港口就在愈來愈不安定的萊因河下游，治水直接影響國家安全。

維庫肯說，現在我們設定的敵人是一千二百五十年甚至是一萬年才會發生一次的超級洪水。「再高的堤防，也擋不了這種洪水，所以我們正設法讓水位降低。」

維庫肯強調，「環境在變，治水思維也要改變」；全球氣候異常的惡果，近兩、三年在全球都看得到，「可能發生的災難」不是危言聳聽，荷蘭政府每年要花一個GDP防水患。

治水思維 擴張歐美

面對越來越棘手的水患，不只荷蘭開始改變觀念，英、德、法、比利時等，也開始學習順應河川作用力，把人類長久占據的洪水平原還大河、讓河川找回原有的蓄洪區。這股水患管理新思潮，已從歐洲擴張至美國。

瑞典，是僅次於日本，最長壽的國家，老年人口，高達167萬人。而特別的是，瑞典老人喜歡獨居，不喜歡跟子女同住。瑞典政府，一年更投入將近新台幣400億元，在照顧老人上，讓獨居老人，過得幸福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