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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友 哀愁的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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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周報 2011/01/31 
 遊民在台灣雅稱街友,其實就是無家可歸或有家歸不得者。遊民發生的原因不一,難以完全歸咎個人,往往是個人與結構互動下的產物。不過,社會福利體系越健全,社會包容性越高的國家,人民淪為遊民的機會越少。 
 
【作者/林萬億】
 
街友尾牙年年辦理,不同的是場地從艋舺換到松山菸廠舊址,場面也越來越大。 (攝影/林敬原)
 
遊民在台灣雅稱街友,其實就是無家可歸或有家歸不得者。遊民發生的原因不一,難以完全歸咎個人,往往是個人與結構互動下的產物。不過,社會福利體系越健全,社會包容性越高的國家,人民淪為遊民的機會越少。

今年的冬天特別濕冷。遊民已經凍死好幾人。又有遊民被當成人頭貸款,與前幾年遊民被當成假老公引進外籍配偶賣淫一樣,都凸顯淪落社會邊緣角落的悲哀。1月 26 日創世基金會要辦1 年1 度的街友尾牙了。這活動從15、6 年前開始,年年辦理,不同的是場地從艋舺換到松山菸廠舊址,場面也越來越大。從我開始參加的500 人,變成數千人。

利於生存處成聚集地點

遊民在台灣雅稱街友,是創世基金會的好意,其實就是無家可歸或有家歸不得者。通常包括住在遊民收容機構以及流落街頭無固定住所的人們。其組成有家庭與個人。在台灣遊民家庭較少,個人遊民較多。其中又以男性為多,這就是我們熟悉的流浪漢。在過去,這些人會加入丐幫。

台灣沒有全國性的遊民普查,很難精確估計遊民人數。但從各地方政府服務遊民的人次來看,至少有3 千遊民分布於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台南市、桃園縣等都會區為主。

我於1995 年曾受行政院研考會委託進行大規模的遊民調查,發現城市中的車站、廣場、市中心、廟宇、教堂、觀光點、夜市等地是遊民聚集的地點。因為這些地方具有就業、棲息、乞討、包容、服務資源、公共性等特質,有利於遊民生存。

淪落為遊民的個人因素

人們為何成為遊民?有些是個人因素造成:

1. 健康問題:精神疾病、身心障礙者、重大傷病者、行為偏差者等因不易找到工作,造成家庭照顧負荷,或家庭擔心污名化,而被遺棄;有部分因意識不清而走失。反之,遊民也容易引發身體病變,如皮膚病、消化系統病變、營養不良、傳染疾病、心理不健康等而不易就業。

2. 物質濫用者:如酒精中毒、吸毒者, 不易穩定就業,亦得不到家人接納,而成為遊民。反之,遊民也較容易藉飲酒驅寒而酗酒,或被毒品控制而犯罪。同樣地不容易回歸主流社會。

3. 家庭暴力受害者: 逃避家庭暴力而淪為遊民者大多是女性與兒童。

4. 被遺棄者:老人、身心障礙者、精神病患、行為偏差兒童等容易被家庭遺棄,而成為遊民。

5. 個人選擇:極少數遊民是不習慣家庭生活,喜歡到處流浪的。

如果有足夠的社會住宅與社會福利,這些個人因素都可能被一一化解,而不致成為遊民。

淪落為遊民的結構因素

台灣缺乏可供居住的暫時性庇護所,遊民流浪街頭以街為家的畫面,就常出現在首善之都台北。 (攝影/林敬原)
 
造成遊民增加的結構因素包括:

1. 失業:失業率升高,遊民增加,這是常見的經驗。因為失業導致家庭所得中斷或降低,付不出房屋貸款或租金,就被債權銀行或房東趕出家門。1980 年代的美國,因失業率升高而遊民人數暴增。2008~9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都造成美國、歐洲、日本,甚至台灣遊民人數大增。

2. 房價高、社會住宅短缺:新保守主義席捲全球的1980 年代,美國的公共住宅預算被刪減,英國也出現類似的經驗;東西德合併東德人民大量湧入西德,導致西德住宅供給不足,都是造成遊民增多的元凶。荷蘭、丹麥、瑞典的社會住宅量相對多,遊民相對少。遊民會優先被安置進社會住宅。

3. 都市更新:住在都市違章建築區、貧民窟的窮人往往因都市土地開發,或都市更新,僅得到少額的補貼或補償,致無法購買或承租合適的住宅,而成為遊民。在各國有色人種、原住民、移民常常是這種情形下出現的新遊民。

4. 去機構化:1960 年代歐美各國推行的去機構化運動,犯罪者、精神病人、老人、身心障礙者被釋出,回歸社區與家庭。然而,一旦家庭與社區無力,或無意願照顧,這些人成為遊民的風險升高。

5. 福利供給不足:社會福利緊縮,或供給不足,遊民必然增加。如精神疾病與身心障礙醫療與安置機構不足、家庭暴力預防與介入方案不足、少年服務方案短缺、社會救助嚴苛、藥酒癮戒治方案短缺、遊民服務體系未建構等,都是遊民增加的原因。

遊民發生的原因不一,難以完全歸咎個人,往往是個人與結構互動下的產物。不過,社會福利體系越健全,社會包容性越高的國家,人民淪為遊民的機會越少。

對遊民服務須三者並進

失業率升高,是遊民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 (攝影/林敬原)
 
對遊民的服務必須有套裝,包括:緊急服務、過渡服務、穩定服務三者齊備,否則很難奏效。

1. 緊急服務:提供食物、衣被、現金救助、醫療照顧、盥洗、暫時性庇護所居住等。大多數缺乏社會住宅的國家都是以這種方式來管理遊民。如美國的遊民庇護中心、福利旅店、帳篷村、湯廚。日本在泡沫經濟、金融風暴時期提供的公園帳篷族服務;台灣創世基金會提供的街友三溫暖、平安站、愛心便當,台北市的平安居、高雄市慈心園、新北市的社會重建中心,以及各地方政府的遊民收容所都屬這類的服務。緊急庇護中心只短期救助,如果沒有長期住宅安置與家庭重建,遊民離開庇護所還是會回到街頭。通常短期庇護所停留期間很短,在那裡享有食物、衣被、床位、盥洗等緊急服務,卻無法提供醫療、教育、就業、心理諮商、家庭重建等多元的服務。

一旦遊民收容所由短期成為長期安置,就容易出現機構化問題。因此,緊急服務中心都不主張長期安置。長期安置在遊民收容所的遊民理應要依其人口屬性安置到適當的機構,如老人遊民宜安置到老人之家,或長期照顧機構;身心障礙者宜回歸到身心障礙機構。

精神疾病者也應轉安置到精神疾病機構。如此,就無長期安置於遊民收容所的必要性。

2. 過渡服務:又稱中繼服務或轉銜服務,是提供機會給遊民接受職業訓練、生理心理治療、補救教育、協助永久住宅安置等。其作法是讓遊民停留在緊急收容中心幾個月,於此期間提供家政管理教育、就業媒合、醫療照顧、心理諮商、兒童照顧、補救教育、煙毒戒治等,以利遊民獲得就業機會或長期住宅。但是,過渡服務若無法針對遊民個別需求提供有效服務,很容易陷入延長緊急服務的效果而已。

3. 穩定服務:指提供永久住宅、就業機會,長期心理諮商等服務。其中住宅扮演關鍵性角色。不論是社會住宅,或是房租津貼都是可以讓遊民穩定下來。沒有穩定的住宅,很難有穩定的就業、教育、醫療服務。但是,遊民經歷一段流浪的日子,其心理健康問題,如憂鬱、人際關係障礙、語言障礙、社會撤退、缺乏自信、不安全、不信任、低自尊等都需要一段時間的治療才能復原,而在這期間其就業力相對不足。如何強化其就業穩定度,是需要有較大的耐心與配套才能竟其全功。

我國人民與政府對遊民基本上是排斥的、隔離的。過去將遊民視為有犯罪之虞者而課以保安處分,禁閉在遊民收容所。目前觀念雖改變,但社區居民仍容不下遊民。於是,政府只會在寒冬帶者媒體前去送暖,打擾遊民睡意。警察卻將遊民驅趕,從機場、火車站、地下道、廟口、市場,趕到人煙稀少的地方,眼不見為淨,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完整內容請見《玉山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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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幫我 年輕遊民:為何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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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記者吳佩玲/桃園報導】 2011.02.20 02:48 am

桃園市文昌公園是街友聚集場所,除了中老年面孔,還常見年輕族群。
本報資料照片/記者吳佩玲攝影

大陸富豪陳光標來台捐款,部分弱勢民眾追著他請求幫忙,繁榮的台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幫助弱勢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面對部分年輕族群好吃懶做,也讓官員搖頭。

「我幫你們申請低收入戶好嗎?」、「幫你們夫妻找工作?」長得瘦弱、白淨的蘇姓遊民聽到縣府社會處官員的詢問,不停地搖頭,就是不說話。

30、27歲的蘇姓街友夫妻,5年前結婚以來,先是當「賴家一族」,擠在岳父母家,只打零工,沒有穩定的收入,他們養不起小孩,阿公、阿嬤變成5歲女兒「心目中的父母」,岳父氣得把他們趕出去,林姓男子帶著妻子像遊牧民族般四處借住,夏天睡公園,冬天就窩在友人家裡。

「你不能好吃懶做」蘇姓男子的岳父不只一次告訴女婿、「真丟臉!」岳父看到社工員來訪忍不住痛罵,「我不想管,也不想看到他們」。

蘇姓男子在官員面前像做錯事般,頭低得不敢抬,一再強調「我身體不好」,他自稱有心臟病,但醫院診斷證明只寫著「咽喉炎」,都是妻子體貼地偶而打零工養家,社會局為濟助這一家,發出二次急難救助金,但是蘇姓男子沒有去治病,都花在網咖打線上遊戲。

縣府原把這對夫妻列冊中低收入戶,等有工作、生活穩定再解除列管,但是兩人黏得分不開,拒絕提供家戶資料、拒絕被安置,官員的好意都沒接受。

其實,桃園縣列冊120名遊民中,30歲的就有3、4人,這些人沒病、沒工作,還有人反問社工員「為何要工作?」、「當遊民,都有人幫我,有吃、有的住」。

「希望有限資源要用在老、弱,身障者、兒少身上」桃園縣政府社會局長張淑慧表示,有能力工作的年輕人寧可變成遊民,非常可悲,雖然不方便評論他們的價值觀,但是「重新振作」要靠個人決心與毅力,光靠政府、旁人幫忙,只會越幫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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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思-遊民是這樣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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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09 中國時報 【何榮幸】

     農曆過年期間,遊民照例成為社會關懷焦點。然而,我們太容易把遊民歸類為游手好閒者,在辦尾牙、發紅包等善心救濟氛圍中,很少人願意花時間理解這些遊民因何而來,也因而看不清遊民背後存在的結構性貧窮問題。

     與其他社會底層弱勢族群相較,遊民無疑是最容易被歧視的一群人。如果遊民全都是好吃懶做者,這種社會歧視並不冤枉,但若不是如此,社會歧視及刻板印象只會讓遊民更難以翻身。

     從二○○七年開始關切遊民議題的「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在去年十、十一月間首度大規模訪問調查台北車站一百四十位遊民,發現下列顛覆社會刻板印象的資料:高達九成遊民原本都有工作,並非只想游手好閒;流浪期間仍然工作的遊民也高達七成,但他們過著月收入少於三千元的赤貧生活,這些勞苦終日卻無法在房價、物價飆高年代生存的工作窮人(working poor),才是遊民的大宗。

     這項調查指出,遊民的工作以打零工比例最高,其他類型則包括舉牌、出陣頭、工地粗工、清潔工、廚房雜工等。由於這些工作高度不穩定,付出的勞動與薪資根本不成比例,讓這群工作窮人不但租不起房子,還必須承受隨時被臨檢、驅趕甚至暴力攻擊的夢魘。

     當然,這項調查的樣本數仍然不足,也還沒有展開長期追蹤,難以據此論斷與遊民相關的貧窮問題。不過,這項調查呈現的若干社會趨勢,例如派遣勞工等「非典型就業」造成的「窮忙族」新窮人階級大增(青壯遊民激增即是警訊),以及政府宣稱景氣復甦卻嚴重漠視結構性貧窮人口,都已是台灣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後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

     如果政府持續讓派遣勞工等「非典型就業」問題惡化,可以預見,會有愈來愈多人在工作缺乏保障、付出與工資不成比例下淪為工作窮人;城市裡的工作窮人即使不想露宿街頭,也會因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如此;這是政府無力解決就業、租屋問題所製造的大規模貧窮人口。

     而若政府相關部門只會在逢年過節時辦桌、發紅包(甚至依靠民間團體代勞),錯把結構性貧窮問題當成個案救濟來處理,則遊民問題非但無法對症下藥,不少努力工作卻仍無法溫飽的遊民,更將繼續背負「社會毒瘤」的不公平汙名。

     當公權力在街頭冷酷驅趕遊民,沒收丟棄遊民家當之際,政府相關部門應該捫心自問:努力接零工但月入不到三千元的遊民,究竟應該如何在台北這樣的都會裡生存?如果這些社會邊緣人的工作能有最起碼的保障,他們的勞動付出能夠在政策協助下租得起房子,那麼,誰還願意當餐風露宿、在經濟與文化層面遭受雙重歧視的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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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話題-真心關懷 給街友生存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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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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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05 中國時報 【卓雅苹/北市(博士生)】

     日前報載,詐騙集團利用開設人頭空殼公司,已使十幾家銀行損失數千萬元,詐騙集團的犯罪手法固然令人憤慨,街友出讓個人身分資料的行徑,也著實令人不解,但我們如能體會這群社會底層的弱勢人口,勉強維生,只求圖一口溫飽的渴求,是不是能對這些犯罪行為釋懷,並試圖付出努力、重建生命應有的尊嚴。

     自一九九五年開始投入日本街友運動的湯淺誠於其著作《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中提及,面對貧困問題,在勞動、社會保險、公家扶助等三層安全網都不能發揮功能的情況下,監獄成為第四層安全網。為了生存,街友族群不惜蹈入犯罪、乃至進監獄。相同的情形也發生在美國等先進國家,監獄人滿為患。

     就算再努力也找不到工作、裹住棉被藏躲在地下道、受盡歧視對待和驅趕等,我們輕易將街友族群視為懶惰、自我放棄、不負責任的對象,如再加上街友犯罪的新聞報導,整個社會對街友的刻板印象就更為「汙名化」,但只為了不再挨餓、有個可安居棲身的地方,街友出讓個人資料給犯罪集團,為了生存,這種走投無路而不惜觸蹈法網的心境,是否有人可以理解?並在詐騙集團下手利用以前,先伸手扶援他們、讓他們有溫飽、像個人一樣有尊嚴的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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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節送暖 想到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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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04 中國時報 【戴瑜慧】

 插圖/YUSHA
 
     年節,是一種慣例,包括團圓,包括送暖。「家家戶戶要團圓」,無家可歸者,也要施魔法般贈與他們一夜家庭的溫暖。於是遊民尾牙宴成為年年必有的慣例,社會賢達政治領袖,更兼任大家長的角色,發送紅包表達關切。湧起的悲憫情懷,讓人間看似有愛,對弱勢者的同情施捨,也維繫了社會本屬一體的連帶。送暖中,對照無家遊民的悲涼,一年的不順遂,都成為「還好」、「至少」、「比起來」,社會集體也再次確認自身的安全,至少「我們」還不是「他們/遊民」。

     就像MC HOTDOG歌曲《差不多先生》中的歌詞「差一點變遊民」。「變成遊民」,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集體恐懼與惡夢。但,這個「差一點」,讓心情差很大,讓普羅小民尚心存僥倖,認為惡夢畢竟只是夢,感覺遊民與我們畢竟分隔兩個世界。

     但是,如果這個「 差一點」的界線已經鬆動了呢?如果你以為不會變成遊民的人,已經是「差不多遊民」了呢?儘管政府最新公布,經濟成長率突破一○%,失業率降至五%以下,但這新春好彩頭,還是掩不住數月前主計處公布,台灣高達三六○萬戶月收入三萬元以下,超過百萬人月收入不到二萬,帶來的社會震驚。

     沒有人知道到底這群百萬貧民,在房價物價飆漲的社會,是怎樣的生存處境?為了解答這個疑惑,台灣當代漂泊於二○一○年底耗時數月,針對台北車站遊民進行近年首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調查結果指出,人會變成遊民,並不是因為懶散不工作。因為高達九成的遊民,在成為遊民前,都有工作,並以正職工作六二.九%為主。這些工作包括工地粗工、清潔工、工廠作業員、舉招牌工、廚房雜工、廚師、船員等等。甚至有十一.四%遊民,曾經擔任過老闆。

     在多年工作的紡織廠倒閉後成為遊民的阿文說,「有工作的時候,從沒想過自己會有變成遊民的一天」。當工作的薪資少到難以儲蓄,工作也越發不穩定時,這樣的「沒想到」,就會在失去工作之後,很快的自惡夢變成現實。

     失去工作,再找就好,為什麼還會變成遊民呢?

     事實上,高達七成以上的遊民,並不是遊手好閒,而是勞苦終日無從溫飽的工作窮人(working poor)。這些零工族,在各項低薪資高勞動的工作之間輪轉,這些工作包括舉牌工作、出陣頭、工地粗工、清潔工、廚房雜工。如同遊民追影所說,「付出的勞動與薪資是不成比例」,調查顯示高達八二.二%的遊民/工作窮人,過去三個月內每月工作收入低於五千元,其中六七.九%遊民每月工作收入少於三千元。

     低於三千元,要怎樣在台北過活?經常身無分文的阿超說,「沒東西吃,就讓他餓,受不了了,就猛喝水。喝飽了,就不會餓了」。時常有人訝異,路倒死亡者,身上僅剩的幾枚硬幣,嘆道連罐裝飲料都無法買。其實,這幾枚銅板,是拿來打電話,找零工的,是真正至死都還在找著工作。但就像賣火柴的少女冰冷身軀旁燃盡的火柴棒,一個個的零工,是無法帶來真正的燭光晚餐,只剩體力燒盡後,貧困至死的冰涼。

     如果喝水充飢是道德上的不忍卒睹,如果勞苦終日卻難逃貧困至死,如果不願人間煉獄的持續擴大,請在歡度新春之際,也好好正視社會大規模製造貧窮的事實吧。

     (作者為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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