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詹偉雄】 2010.12.16 01:46 am 
 
雖然許多台灣意見領袖、傳播學者都不喜歡「名嘴」，但從各種跡象看來，「名嘴」非但不會消失，而且似乎還會與我們愈黏愈緊。

先從供給面看，台灣是全世界極其稀有的「電視新聞大國」，單日播出的電視新聞總時數舉世無匹，收視率的高度競爭帶來了內容產製上的「恐怖平衡」，每家新聞台都只投資別家會投資的「成功關鍵要素」（例如千萬年薪的主播），也必然一窩蜂地只報導別家都會報導的新聞，在這樣的邏輯下，名嘴政論節目的茁壯自然順理成章：再也沒有其他節目的生產、製作與維持，能像它們那樣的「低成本」，而同時又確保著「穩定收視率」。

每一天的白天，台灣的政治社群自動生產著各類議題（從陳致中召妓、花博九層塔、健保費率到槍擊案有導演否），到了晚上，只要主持人能把議題的「挑釁點」設定好，然後「名嘴」們各自發揮，便能讓一百廿分鐘的節目高潮迭起；原本對BBC或Discovery頻道而言要五十萬美金才能研發製作出的節目，我們的名嘴節目只要十萬台幣的成本就可打發，而且毫不含糊地滿足「即時性」、「切身性」、「娛樂性」的需求。

然而，為什麼藍、綠支持者每天都看，卻不會彈性疲乏呢（反而是對政論反感的年輕人早早疲乏，也早已離開電視機前）？一個重要的觀察角度是：「名嘴」是連結「現代人」與抽象化的「現代社會」間的意義鎖鏈（即便這道鎖鏈往往帶有著不少的偏見與庸見）。

英國社會學家Giddens最具穿透力的社會分析，在於他指出「現代社會」為了超越時、空的限制進行無窮無盡的再生產，逐漸發展出兩個機制，其一是「象徵標誌」（symbolic token），從最簡單的紅綠燈、回收材質的三角形符號到複雜的國際股市交易代碼都是，它們都能在跨時空的場域中被交換；另一則是「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我們在工作上將愈來愈是某個行業裡的「專家」，但生活上也愈來愈依靠其他「專家」（「專家」特徵之一便是活在專業「行話」中）。

然而，不管是「象徵標誌」或「專家系統」，它們都高度地抽象化，當它們占據生活世界的比重愈來愈大，現代人也就愈來愈難掌握它們與己身生命存在的意義關聯，我們會愈來愈因無法辨識「大條」新聞在自身的生命敘事中該扮演何種角色，而深深焦慮：「三聚氰胺」到底是什麼？我的理財專員有幫我買「連動債」嗎？ECFA來了，我該支持它或我該反對它？

現代人的「存在感」是透過把己身的「過去」、「現在」與「預期的未來」所串連起的「故事情節」所維繫的，因而如何詮釋「現在」並將之整合到原先的「過去＋未來」的軸線上，至關重要。「名嘴」往往能透過一、兩個政治議題，將「抽象事件」周邊更廣大的符號世界與專家義理予以「世俗化」、「情感化」、「敘事化」，使新聞與廣大的受眾有了切身的意義。當觀眾們愈能情緒激昂，便愈覺得在這抽象世界中有所立基，更何況：那受名嘴召喚而來的call-in觀眾，讓白天無助的個人得以想像有一個更浩大的「生命共同體」存在著——我們，其實並不孤獨。

台灣要哪一天才能不需要「名嘴」？去看看晚上九點不坐在電視機前的年輕人，也許會找到另一些蛛絲馬跡。（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