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晚報╱社論】 2010.09.10 02:22 pm 
 
壯碩員警將一名女性外勞壓制在地，跨騎在她身上達好幾分鐘，這畫面讓很多民眾看了不舒服。據說這名警察以眼神判定就抓過幾十名逃逸外勞，這次如果事後證明無誤，可算再次立功。但有個問題不能不思考：如果不是因為對象是外勞，警察可以對非現行犯的老百姓如此粗暴以待嗎？員警「慧眼」抓人的輝煌成績，應是不知多少外勞曾被嚴厲盤查、侵擾、威嚇的難堪紀錄所堆積出來的吧？

警察憑專業經驗辦案，有時難免用上非常手段，這也值得諒解。但台灣執行公權力普遍「遇強則弱，遇弱則強」，尤其專業判斷也可能出錯，「依法行事」的分際卻未必謹慎。不久前一名黃姓女子在返台剛入國門之際，就被當眾銬上手銬，結果是屏東地檢署抓錯了同名同姓的人。檢察官說聲抱歉就算了事，但老百姓碰到官府只能忍氣吞聲嗎？

今天的公務員處境兩極化。有人終日戰戰兢兢，對洽公者笑臉奉茶又請坐，不知何時就踩了「圖利」的紅線而觸法網，甚或可能要為上司擔責受過。遇權大勢大如立委之流，不管如何被羞辱也不敢據理直言，連國立大學校長或公股行庫首長都無法倖免，確實「官不聊生」。這是公務員「遇強則弱」的景象。

但老實講，公部門脫不了衙門形象，多半乃「遇弱則強」。不要說警察如何對待外勞、遊民、檳榔西施這些弱勢者了，一般手上稍有一點行政裁量或執法權力的公務員，如法官之自由心證，斷人生死；如檢察官之無視「偵查不公開」，大肆搜索，筆錄不實，濫行上訴；如某些特許行業的主管機關像是NCC和金管會等，對業者過度管制，動輒罰鍰，刁難換照；如某些部會內部著名的「科員政治」，一個章不肯蓋下去，一個程序不讓過關，任憑老百姓磕頭拜託，也求不到通情合理的處理……。有此經驗的民眾豈在少數？

公務員「遇強則弱」是可憐，但「遇弱則強」的可惡之處更多。台灣民眾長年以來都在想「換人做做看」，孰令致之？抓著公權力的人要反省一下。

2010-07-27 中國時報 【南方朔】

    　當代倫理學學者，哈佛政治哲學教授暨倫理中心主任丹尼斯．湯普遜（Dennis F.Thompson）在近著《恢復責任感》裡，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指出，當今公共事務日益複雜，這已給了官僚們推卸責任很多好機會，只要想推責任，沒有什麼是不能推的。這也就是所謂「手太多的問題」，政府裡的手太多，結果等於已沒有了手！

    　過去人們相信，一個政治體制，由上到下，有著分官設職龐大的分層負責體制或集體責任制。但到了現在，以前的這種信念早已解體，公共事務的複雜化，使得政府看起來有很多手，但這些手都只管公文層轉之類的事，一到真正有事時，老百姓才發現這些手全都不見了蹤影，特別是當急難大事發生，所有的手全都跑光光。研究官僚體制的人，以前發現這種體制在德國最嚴密有效率，但到了納粹時代，這種體制卻使得每個公務員都成了納粹罪惡的共犯，每個人都以「我只是奉公辦事而已」，去做大罪惡裡一環的小罪惡。而到了現在，則是以前那種極端愛國主義已告消失，官僚體系則成了逃避責任最好的源頭。

    　現在的官僚體系日益龐大，而且公共事務也更趨複雜，一件事誰該真正發動，誰應終極負責，也都更難定義。於是在上面的人相信下面的人會辦好一切事，不勞他去煩心；而下面的人等不到各種上級的指示，自然樂得輕鬆。湯普遜教授說，當出了大問題，上面的人一句不痛不癢的「我們該負起責任」這種官話，政治上最需要的責任感就被唬弄帶過。他並以一九七○年代美國「中央五號井」礦災為例，那次礦災死亡一一一人，為最大災變，那就是整個官僚體系徹底癱瘓的最佳例證。他寫書時還沒有卡翠娜風災，否則他舉的例子一定由礦災換成風災。

    　而這種「政治的手太多」，最後卻手全都看不見，在台灣我們的感覺就更痛切了。

    　最近，雲林麥寮六輕連二爆，這不只是巨大工業災難，同時也是超級的環境災難，影響當地海洋及民生至鉅，但廿多天，平常時到處都是的那些政府的手，可有什麼影蹤，如果不是百姓自救的呼聲愈來愈高，政府的手可能還會繼續藏起來。

    　六輕連二爆是大事，它對週邊海洋會造成多大衝擊，白海豚以後要怎麼轉彎，這些事都要看下回怎麼分解。而一般人可能更感興趣的是下面這些小事：

    　例如，有個車站搞共構，建築物是共構了，但鐵路部分是鐵路警察管，隔幾步商店街卻又不算鐵路警察轄區，於是又要歸地方分局管。建築物可搞共構，但政府那麼多隻手卻不會搞共構。對老百姓而言，太多手等於沒手，手和手之間的推來推去，可真讓人歎為觀止。

    　再例如，政府號稱要太陽能補助，但其中所牽涉到的手可多著啦，好多個衙門推來推去，要搞太陽能的反而惹出一堆閒氣；手太多等於沒手，還不如別搞！

    　當今台灣的政府運作的確已問題愈來愈多愈大，而撰其原因，可以說乃是責任感與責任心的日益失落。人們都知道如果體制權責賞罰分明，公務員大家好好幹，上面的各級老闆也敢於去發動各種新政策與新作為，這些手的積極性就可發揮。反之如果要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是推不掉的，「那件事與我無關」、「那件事十足共同責任」、「那件事無可抗力」、「那件事老百姓自己要小心」…，所有的推諉之辭裡，少掉了的就是「我的責任心」在那裡。

    　湯普遜教授指出，當今政治這種手太多等於沒手的問題日益深重，他有一段話可用來說今天的台灣：「今天人們想對重大事故或災難確定責任時，就會發現他們所碰到的，其實是個巨大的，無法靠近的、無情的生命有機體。可能這些無情的巨大的破壞力，它們整體乃是當今這個時代真正的惡徒！」（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聯合報╱楊永明／台大政治系教授（台北市）】 2010.07.21 01:40 am 
 
最近桃園機場的疏失和問題引起議論，的確除了硬體破舊和管理不良之外，還有連外道路的擁擠、免稅商店的大聲叫賣、公車與計程車的運行等，都顯示桃園機場的重重問題；其實，桃園機場只是冰山一角，這幾年台灣的公務體系都開始出現士氣不足、官僚作風、本位主義、甚至能力侷限等問題。

這些公務體系的問題，始作俑者應該是台灣的政治，尤其是在民進黨政府時期，當政務官是依據意識形態或裙帶關係任命，並且出現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以及執政黨和政務官出現嚴重貪汙、濫權的作為，文官體系當然抵不過五日京兆的折騰，士氣於是日益低落，公務員也不敢積極為民服務，否則擔心會被認定為「圖利他人」。

日前筆者的日本友人想讓其雙胞胎孩子念台灣的國小，卻收到通知指稱外國人申請就讀每戶只有一個名額，但是針對台灣小孩卻沒有此項規定，這顯然是當時訂定相關行政命令時，完全沒有想到外國人小孩也會有雙胞胎的情況，然而此案過程中相關公務人員都知道這是雙胞胎申請入學，但是卻不會主動發掘提出質疑，友人拿著該通知到戶政事務所詢問「難道你們要我選擇雙胞胎中一個念國小，另外一個念其他學校嗎？」得到的答案？沒錯，「是的」。

公務體系的另一個嚴重情況是與國際接軌和國際競爭力開始出現問題。我國因為特殊的外交處境之故，公務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較其他國家公務員少，但是自從1992年加入APEC之後，其實幾乎各部會（除了國防部之外）的資深官員，每年都有多次出國參加APEC相關會議的經驗，因此也不是完全孤立狀態。

當前各項政策議題受到全球化和國際化的深刻影響，從政策協商、規範制訂到政策執行與監督，都提升到國際層面來處理；公共領域各項議題的國際合作與交流日漸增加，因此公務人員如果在本身專業領域不持續加強和國際互動，不僅和國際無法接軌，甚至會出現本身能力與視野的侷限。

日前筆者到公務員薦任升簡任的訓練班級上課，兩個小時的國際關係，但卻是四個星期課程中唯一與國際事務有關的課程。公務人員有出國進修計畫，但是人數過少且無助於升遷，部分有志提升自我的優秀公務員，只好申請國內少數EMPA或其他碩士課程了。

兩周前日本參議院議員選舉結束，台灣媒體十分注目的蓮舫高票當選，但是媒體忽略的是蓮舫的高票，除了她個人的魅力與積極態度之外，蓮舫擔任「行政刷新內閣大臣」，就是針對日本官僚體系的冗員和效率問題進行改革，因此廣獲日本民眾的支持，其實民主黨當初取得政權的主要訴求之一就是和批判官僚有關。

台灣的政治文化和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以日本官僚的素質和認真都會出現本位和脫節的現象，台灣的政府和公務體系如果還是頭痛醫頭，則非但無法成為像新加坡和韓國的公務員被視為國家進步的動力，反而可能成為被國際批評的落後指標，爆料也將繼續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