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記者劉惠敏／台北報導】 2011.07.01 03:36 am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新書「拚公義，沒有好走的路」，批長庚等財團法人醫院應擔起更多社會責任。點名長庚醫療體系最高顧問吳德朗，還批「醫醫相護」是台灣醫療改革困難原因之一。

吳德朗說，楊當署長時就應大刀闊斧地改革，已經不在其位就不應隨意發言，「伊攏出嘴讓別人去死！」

「醫界大老對我不滿，我對他們更不滿。」楊志良受訪時說，一般企業有外部小股東、基層員工代表的治理及監督；但財團法人醫院就算董事「五鬼搬運」也沒得管。企業都強調社會責任，免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土地稅的財團法人，怎可以賺錢為目標？

對楊志良重炮抨擊，吳德朗回應，他在長庚卅多年，很確定非營利性法人「不能隨便想怎麼用、就怎麼用。」盈餘不能拿到私人口袋。他也沒見過楊志良說的弊端；他並提出多家醫院支援國際醫療的例子，「怎麼會無社會責任」？
 

【聯合報╱社論】 2011.05.17 02:32 am 
 
連日來署立醫院因器材採購及業務外包弊案，已有包含衛生署「醫院管理委員會」（醫管會）執行長黃焜璋在內的九名院長、主任級醫師遭收押，還有多名主管交保候傳。衛生署前署長楊志良更公開表示，署立醫院已經「爛到根」。事態若此，白色巨塔如何重拾民眾的信任，恐怕不是署長痛心加總體檢就能解決的問題：這些制度性弊案，意味著署立醫院之除弊改革，需要提升到結構性調整的格局。

署立醫院結構性問題的根源，主要來自於「治理結構」問題。現行醫療法對於如署立醫院的公立醫療機構，除了規定其「得邀請當地社會人士組成營運諮詢委員會」提供意見外，幾乎沒有關於治理結構的規定。在這種外部監管享有治外法權地位的情況下，署立醫院只能仰賴內部監控機制。雖然衛生署於民國九十三年成立了「醫管會」強化內部監管，然而對署立醫院的營運績效，乃至對於財務會計制度，仍然欠缺可供外界監督的透明性與可歸責性（accountability）規則，也未改變傳統上院長治院的結構。更諷刺的是，本次多起弊案都發生在醫管會成立之後，甚至連醫管會執行長都跟著沉淪，則所謂醫管會的成效可想而知。內部監控機制成效不彰有幾個原因，但核心問題，主要在於院長治院結構未改，醫管會（甚至於署長）亦無能力改變署立醫院的風氣，才會導致這種長期、全面的貪腐行為氾濫。

推動結構改革的第一步，必須釐清不同署立醫院的價值與功能。過去因民營醫療機構不足，再加上維護經濟弱勢民眾、平衡地區醫療資源、支援基層醫療及公共衛生工作等原因，包含署立醫院在內的公立醫療機構體系，確曾扮演過關鍵的角色。然而，隨著民間醫療資源的大幅擴充，加上全民健保的實施，署立醫院的重要性已逐年式微。在過去十餘年間，財團法人醫療機構的家數，已由民國八十四年的二十八家，成長至九十八年的六十家；私立醫學院附設醫院，亦由六家增加到十四家，另外還有二十八家社團法人醫療機構。於此同時，署立醫院之病床數及門診人數，則是不斷下降。而全民健保的實施，更使得穩定醫療價格的功能不復存在。其餘如傳染病防治、執行政府政令等功能，也不是只有署立醫院可以達成。亦即，今日署立醫院的價值及功能，只有在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以及如精神或慢性病床設置等，欠缺民間醫療機構投入的領域中，才能獲得彰顯。這意味著署立醫院的結構調整，不能齊頭式的推動，而必須按地區及服務的不同，採取「退出、挺進」的雙軌模式。

對於醫療資源豐富的都會地區，衛生署應嚴肅思考「退出」策略，透過民營化或委託經營的方式，使公部門退出醫療服務的提供。這種策略其實是老生常談；早在民國八十五年舉行的「國家發展會議」，便已提出公立醫院逐步民營化的建議。民營化自然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但在這些地區的署立醫院，其實早因自負盈虧的原則而與民間醫療機構無異，卻欠缺跟民間醫療機構一樣的外部規範，成為貪腐的溫床並不令人意外。相反的，對位在醫療資源缺乏地區，以及提供市場機制無法達成之醫療服務的署立醫院，則應該加強「挺進」，揚棄純粹以財務上的投入產出指標，作為衡量經營績效的作法，加大公務預算支持的力道，方能促進醫療資源的均衡配置，維護國民的基本醫療福祉。但在挺進的同時，仍應在「虛擬法人化」的精神下，針對個別醫院成立如同董事會的「管理委員會」，建立歸責機制，並搭配人事、採購，乃至財會制度修改等配套措施。

過去六十年來，署立醫院對台灣醫療服務之促進與發展，有不可抹煞的貢獻，更是許多地區民眾就醫的唯一選擇。然而，平日極受地方民眾敬重的院長主任們，如今竟然淪為「爛到根」的貪汙嫌犯，其對醫界乃至於政府形象的衝擊，絕不可任其醞釀發酵。衛生署必須拿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決心，否則無以去腐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