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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主論述:辛亥革命或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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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 2009.12.31 03:08 am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一

明天是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元旦,就此邁向中華民國一百年。

中華民國這樣的國家,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一例。甲午戰敗後大清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在二戰後回歸「慘勝」的中華民國;光復的浪漫幻夢剛因二二八而破滅,轉眼中央政府又因內戰「慘敗」而播遷台灣。六十年來,古寧頭、八二三的砲火沒有擊敗台灣,外交的窒息也辛苦熬過,經濟則從靠米糖樟腦出口到今天名列已開發國家,政治更從戒嚴白色恐怖臻至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自由民主體制;尤其重要的是,縱然兩岸大小強弱懸殊,但兩岸分治也從「解放台灣/反攻大陸」,轉變到「維持現狀」、「和平發展」。時至今日,中華民國已然進入九十九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新興國家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的範例,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從卅年浩劫的血淵骨嶽中轉變為舉世議論的「和平崛起」的話題。準此以觀,中華民國之例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例亦然,台灣海峽雙邊的競合關係之例亦是。

中華民國已經邁向一百年,卻在國家意識上仍是一個羸弱與分裂的國家。國家不怕小,國勢不怕艱難,只要國家意識鞏固,就會有認同感、使命感與光榮感。然而,現今國人共同的感受卻是,內部的撕裂敵對,遠比外部的侵凌更傷害國家。中華民國立國已經九十九年,在台灣也已逾一甲子,我們還要繼續作一個認同分裂的國家嗎?

若依本文的題旨而言,我們認為,中華民國國家認同的分裂,是緣自「辛亥革命論述」與「二二八論述」的分裂。辛亥革命論述認為: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傳承,三民主義所主張的「民族/民權/民生」是中國政治經濟的願景與策略,台灣的命運及使命是在導正中國的發展方向。化約而言,就是欲以台灣為槓桿來導正中國,而台灣亦以槓桿的功能來維持兩岸和平。二二八論述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政治負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卅年浩劫更使得「中國」成為政治災難的同義詞,台灣不要中華民國,更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化約而言,就這是台獨主張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在中華民國,六十年來的歷史動線顯示,辛亥革命論述因二二八論述的影響,而儼然呈現一個N型的轉折。早年,由於內外情勢危殆,再加上戒嚴統治,辛亥革命論述在台灣久居壟斷地位(這是N的的向上左線);後來,因退出聯合國及台美斷交,中華民國在外交上撐持不住(骨牌效應)、內部的挑戰自中壢事件引爆(破窗效應),再加上大陸四人幫的惡行因毛澤東死而公開,震撼了台灣民心(惡鄰效應),以致藉二二八論述為主體的台獨訴求急遽上升(中華民國論述因而轉入N的下斜線);此後,再經李登輝與陳水扁十餘年的台獨操作,台獨在理論與實踐上皆告失敗,中華民國與辛亥革命的論述又有回升的跡象,一年半來,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主軸的兩岸互動,即可視為N的上升右線。

二二八論述是要處理兩個課題:一、欲使台灣實現本土化的民主政治;如今此一目標已經達成。二、欲藉此鼓吹台灣獨立,與中國切割,以解決兩岸問題;這卻是二二八論述不可能做到的。經歷數十年的激盪,目前的情勢是:中華民國論述已經包羅涵蘊了二二八論述的本土民主化主張,但二二八論述不可能取代或否定中華民國在處理兩岸課題上的角色及地位。

就當前趨勢來看,時空架構愈往未來發展,台獨二二八論述對台灣的支配力將愈弱,而中華民國的主導性將愈大;中華民國在兩岸角力間的重要憑藉,則正是辛亥革命論述。這樣的說法,現在也許聽起來覺得迂闊,但台灣早晚將體會其在兩岸間最大的優勢正在此點。前述那條N型的動線,進入右側上升後,不可能再返折。

辛亥革命其實是人類歷史上最壯烈的民主革命。美國革命(獨立戰爭)是殖民地對宗主國的革命,法國革命是對王權與貴族階級的革命;辛亥革命則主要是因列強魚肉中國而激發的革命;其悲壯、英烈、正大,開創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絕非五月花號或巴士底獄等象徵所能匹比。但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襲奪了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被驅逐到台灣;辛亥革命遂在國共內戰中,被貶抑甚至被塗抹掉了。

然而,今日在前述的N型動線中,孫中山及辛亥革命這類的政治理念儼然可能成為海峽兩岸主要的交集點,而共同走向N型右側的上升動線之中。孫中山巨像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國慶典禮上的政治號召;代表其國慶主旋律的「建國大業」影片中,毛澤東開場的台詞是:「我與蔣(中正)先生,皆是中山先生的門徒。」尤其,北京當局已經宣布,將擴大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年,明顯地欲以辛亥革命來修正、補充其統治的正當性。當海峽兩岸今日共同回顧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屈辱,並反省這六十年分裂分治後各自的是非對錯,現在還能一同想到孫中山,還能一同想到辛亥革命及武昌起義,而且看起來北京比台北對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更在意,則台灣內部因辛亥革命論述與二二八論述而造成的國家認同分裂,如今是否已到了療傷止痛的時刻?

辛亥革命論述在N型左側動線時,中華民國是以戒嚴體制建立其壟斷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對其幾乎完全否定;但如今辛亥革命論述走到N型右側動線時,兩岸在「完全民主」與「改革開放」中已經多有交集,天安門廣場的孫中山巨像即是重要象徵。面對中華民國一百年,海峽兩岸若能在辛亥革命精神與孫中山志業中找到更多交集點,兩岸未來應當會有更多的相互善意,並有可能發展出雙贏共生的共同憧憬。

預祝中華民國百歲生日快樂。但願國人能在辛亥革命論述與二二八論述的糾纏中,找到立國的智慧與力量,使我們能夠成為一個有理想、有尊嚴、有使命感的快樂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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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辛亥熱 國台辦:政治協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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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特派記者羅印?/專題報導】 2011.08.08 04:32 am

武漢中山艦紀念館正進行艦體復原工程,預計十月重新對外開放。
特派記者羅印?/攝影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共上至中央,下到地方省市,一年多前就開始籌備各項紀念活動。國台辦副主任葉克冬表示,兩岸民眾對辛亥革命的深刻體認,可為兩岸開展未來的政治協商奠定基礎,使兩岸關係朝正面方向發展。

大陸近年掀起「辛亥熱」,許多學者投入研究民國初建時的歷史,但是辛亥能否稱為「成功的革命」?學界看法分歧。

學者張磊指出,有人批評辛亥是「窩囊的革命」,但孫中山敢推翻兩千年的封建帝制,黃花崗烈士為實現共和犧牲生命,怎麼能說是窩囊?

張磊認為,辛亥革命本質上算是失敗,但這是歷史的局限,不能單純歸因於孫中山等人;指責辛亥革命,是未能深察當時情勢所致,且用「窩囊」來形容,也相當不合適。

張磊表示,辛亥革命至少取得五方面成就。首先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徹底拔除過去中國人認為皇帝高高在上、無可動搖的形象;其次,辛亥革命促使中國政治思想解放,同時讓民族主義得到啟蒙,共和觀念逐漸滲透民間。

第三,辛亥革命刺激中國的經濟發展,革命黨人提倡興辦實業、企業等主張,推動經濟體制變革;第四,辛亥革命也帶來官場陋習的革新,部分歧視族群的規定遭到廢止。最後,革命事業推動社會進步,新觀念逐漸成形。

當年辛亥革命中的熊秉坤,是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革命新軍,他的兒子熊輝日前現身起義「發難處」─武昌新軍工程第八營。熊輝回憶父親英勇抗清的過往透露,父親在工程第八營起義前,曾向官兵撒了一個謊,說工八營率先起義,是「奉上級命令」;父親之所以撒謊,是因為當時群眾的階級觀念相當濃厚,只要聽到「奉上級命令」,就容易被大家接受,沒有這個謊,起義可能無法成功。

武昌起義前的黃花崗起義更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位在廣州的黃花崗,在烈士碑後方,有座高大的記功坊,兩側矗立折斷的石柱。陵園負責人李麗華表示,犧牲的烈士都是民族精英,斷柱象徵國家痛失棟梁;已知參與起義的烈士,平均年齡不到卅歲,其中以「與妻訣別書」聞名於世的林覺民,犧牲時僅廿五歲。

烈士郭繼枚侄女郭月紅認為,雖然黃花崗起義以失敗告終,但卻為武昌起義的勝利累積重要的戰鬥經驗和民意基礎,烈士的熱血也喚醒了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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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民主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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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0 中國時報 【周陽山】

     王健壯先生於一月六日時論廣場針對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的主張,是否有違憲之虞,表達了不同的見解和立場。此外,中時社論也曾兩度針對胡佛教授與我的文章,以〈兩個孫中山〉為題,表達不以為然的立場。現特別針對上述幾篇文章,作一澄清與駁正。

     首先,針對賴幸媛主委的「核心利益」政策主張,我是參考胡佛院士等學者的主張,在去年底巡察行政院之時,向行政院長和各部會首長當面提出的(並非以書面去函)。我指出,依據憲法前言,「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國人民之付託…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制定本憲法。」第四條進一步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九十四年通過第七次修憲,其中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三個月內投票複決」,不受憲法本文第四條規定之限制。但是,增修條文在前言中卻規定「為因應國家統一之需要…修訂本憲法條文。」由此可見,「一中憲法」所指,既包括憲法本文,也及於增修條文,均以國家統一與鞏固國權為前提。

     至於大法官第六四四號解釋文,則是針對一般人民團體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而非指政府機關和官員本身。因此該解釋文明揭指出:政府主管機關對於人民團體「政治上言論內容而為審查…顯已逾越必要之程度,與憲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不符。」但是,前述的發言內容是針對機關首長的施政必須護憲與守法,而不是一般平民或團體的言論自由,此一官民分際,已有清楚掌握。過去陳前總統水扁主張台獨和分裂國土,但在擔任總統後卻慨嘆指陳,不是他不願意去推動這一政策,而是根本就做不到!換言之,在當前憲政的架構與政治體制下,除非發動憲政革命,推動台獨公投,公然毀憲,否則要推動分裂國土和一邊一國,就只能停留在言論自由層次。

     今年年初,馬英九總統在元旦文告中明白指出,「我們要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以「一中各表」為基礎,恢復與大陸協商;清楚表達了回歸憲政與自由民主的前提。如果我們推動民主改革的結果,最後竟然是「憲政破毀」與「國土分裂」,那就不是民主鞏固,而是憲政秩序的逆反了。至於中共主張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根本違背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既不可能得到大多數台澎金馬民眾的認可,也不符合中華民國的核心價值,我們當然應該清楚表達拒絕的立場!

     經過上述的澄清,針對中時兩篇社論(99/8/18與99/8/21)的觀點,也就不辯自明了。如果民主時代的監委還有所謂的尚方寶劍,那就不會是現在媒體長篇累牘、三番兩次「鳴鼓而攻之」的局面了。但監委卻必須清楚而堅定的告訴政府官員:政策不能違法,更不能違憲!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法治權威必須維護,國父的人格尊嚴也須充分尊重。如果我們立國的民主根基和憲政的核心價值竟被無情的摧毀,那就是民主的逆退和憲政的災難了。

     (作者為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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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輪迴:兩岸回歸辛亥及孫中山的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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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 2010.01.05 03:57 am
  
中華民國宣布將熱烈慶祝一百周年國慶,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宣布將擴大紀念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一百年。一時之間,彷彿將時光拉回一百年前。

拉回一百年前,這不只是一個比喻,更有相當的寫實意味。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總結了鴉片戰爭以來對「救國/救民」議題的探討,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這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不同,中華民國是建立在「民族/民權/民生」的義理之上。

百年以來,中華民國經歷內憂外患,長話短說,最後在今日的台灣實現了百年前想像的民主政治及相對均富的民生;其間經歷的國共內戰,以「中國往何處去」為鬥爭主題,而致在六十年前形成了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經了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的「試誤過程」(也須長話短說),如今在「改革開放」上有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而「改革開放」的作為,如本系列首篇所論,可以說比較接近辛亥革命的主張,而已與六十年前的無產階級革命,及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分道揚鑣。

對於「和平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已經面對且勢須處理的問題是:六十年前,先有了一套意識形態,卻走錯了路;未來,路好像漸漸走對了,但是卻須回過頭來處理那一套已證實為錯誤的意識形態。直至去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國慶,胡錦濤仍楬櫫馬克思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不啻是欲將已經放腳為天足的中國,再強塞回那只裹腳鞋裡。辦得到嗎?行得通嗎?

據此以論兩岸關係。今後的兩岸關係,已無可能再回到「武裝內戰」的狀態,而是必須面對「中國」應當採行何種政經制度,及「中國人」應有何種生活方式的大議題。這正是百年前辛亥革命的議題,兩岸經歷六十年的競合互動,並各自付出了重大代價後,會不會覺得:如今彷彿又回到了百年前辛亥革命的起始點上,共同面對的課題不外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民族、民權、民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或許暗自心喜,因為近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稱譽。甚至有人說,連福山的「歷史終結說」也因中國的表現而動搖(福山認為,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是人類最佳及最後而不可超越的體制);不過,「改革開放」雖屬一個變體,但其根本的機轉仍是以民主(民本)及自由來解放人性及民力,談不上是發明或超越。何況,改革開放及和平崛起能有今日成績,主因是鄧小平及胡錦濤等掌舵者的表現優異;這類的政績主要是建立在「開明專制」的聖君賢臣之上,而絕不是什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成就。一旦世局國情轉入另一階段,或萬一出現一個不肖的掌舵者,這類政經成就可能在幾年之間即可翻覆。所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重新回歸到辛亥革命的起始之處,或許才能找到國家與人民最終的歸趨。

二十年前,中共當局常說「摸著石頭過河」。然而,到了今日,應當已有居高臨下的全局視野,不必再摸著石頭也知應當何去何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前的處境有如三個同心圓:內層是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是指主政者主動操作引導的民主演變,如蔣經國模式),中層是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外層則是面對國際的「和平崛起」。三者必須相輔相成,不能相牴相剋。例如,若以「非和平方法」處理兩岸,即影響對外「和平崛起」;若不能引導內部「和平演變」,「和平崛起」將如在沙上築塔。

中華民國一百周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當站在這同心圓裡思考兩岸關係;亦即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應當與內部的「和平演變」與外部的「和平崛起」相互對應。不能再有「誰吃掉誰」的想法,難道能用武力消滅一個民主政體中華民國嗎?也不必想像「一國兩制」,難道不能為「中國」找到一個兩岸人民皆一體認同的政經體制嗎?辛亥革命後,國共兩黨皆欲以武力強使對方接受自己的政經主張;但是,那樣的悲劇愚行不可再演,今後應當以真實具體的政經成就,在兩岸競合互動中,來說服對方,感動對方。這樣的「過程論」,對雙方皆是一種激勵;經由此種「合理過程」而達成的「改良目的」,始有順天應人的正當性。

若能站在這個高度看兩岸關係,就能善良與真誠,就有建設性,而少破壞性。過去我們曾說,不要「引君入甕」,而要「與卿共舞」;就是認為,兩岸勿再陷於爾虞我詐的騙術與鬥爭中,而應共同協力以善良與真誠為人民建立正大的政經體制。這一代的兩岸領導人,其見識胸襟不但應超越蔣介石、毛澤東,也應超越蔣經國與鄧小平;相對而言,今日的兩岸人民,當然不再是清末民初那樣的貧愚交加,也已不像戒嚴時代那般不由自主,亦不像文革時代那般沒有自我。兩岸朝野何妨一同回歸辛亥革命的基準,共同致力於辛亥革命百年後仍未完全體現的政經體制。

倘能作如是觀,則在前述的那三個同心圓中,兩岸關係無疑是一個關鍵的介面角色。向內層的同心圓顯示,中共不會扼殺一個民主體制;對外層的同心圓表示,中國將在民權及民生的普世基準中和平崛起。這應當是合理可行的兩岸方案,也是回歸到辛亥革命的百年憧憬。

中華民國一百年了,倘若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這是「一部分中國」的喜慶,應當給予善良與真誠的祝福。這一句祝福即使說不出口,在兩岸以辛亥革命及孫中山為共同傳承的交集下,心照不宣即可。(系列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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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各表‧杯子理論‧屋頂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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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 2010.01.04 04:12 am 
 
鄧小平以「一國兩制」流利地處理了香港問題,這應是歷史上答得最好的政治考卷之一。如今,胡錦濤藉二○○五年「連胡會」,對兩岸關係提出的「和平發展」,或許有可能超越鄧小平。因為,台灣的考題比香港難得太多。

原本,北京認為「一國兩制」是一帖萬靈丹。香港好用,也想用在台灣,但顯然藥不對症。畢竟,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香港的紫荊花旗不同;中華民國直選總統,香港連特首亦非直選。過去二十年,兩岸互動陷入嚴重僵局,固然是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台獨操作所致,但北京方面一向欲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橫柴入灶,亦是主因。一直到了胡錦濤提出「和平發展」,事態始有轉機,兩岸情勢亦告豁然開朗。若以本系列的用語來說,「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目的論」,而「和平發展」是「過程論」。由於「和平發展」出檯,使得齒輪卡死已久的兩岸關係恢復運轉。

自江澤民以來,北京逐漸形成「維持現狀」的論述,包括「現狀就是見之於台灣現行規定及文件的現狀」、「雖然尚未統一/仍是一個中國」等,在論述演變的過程中,「和平統一」的說法雖未完全消失,但已大幅降低出現頻率,取而代之者就是胡錦濤的「和平發展」。「和平發展」這個概念是出自「維持現狀」,現在又回過頭來成為「維持現狀」的主要支撐。

北京未曾將「現狀」說清楚。但維持現狀的必然前提,即是維持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即是「現狀」,無中華民國即無「現狀」。所以,所謂「和平發展」,必然引申出來的潛台詞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現狀下,以和平的手段及目的,進行兩岸互動發展。此一景觀,其實就是「一中各表」,雖然心照不宣。

為了節省篇幅,我們要從「維持現狀」跳躍到「一中各表」。對中華民國而言,若非「一中各表」,即不可能「維持現狀」;對北京而言,若否定「一中各表」,即不可能「和平發展」。在現階段,「一中各表」是台灣力爭而北京未公開否認的概念;假設沒有這個若隱若顯的「一中各表」,兩岸現在運作的互動架構即失依托。

從本系列社論的觀點來看,「一中各表」是可以貫通「杯子理論」與「屋頂理論」的概念。因為,杯子理論是一中各表,屋頂理論也是一中各表。再以社論語言來說,一中各表也是可以貫通「合理的過程論」至「改良之目的論」的概念。北京即使暫時不願在口頭上承認「一中各表」,但千萬不可輕易否定;因為「一中各表」是想像中最能貫通「過程」與「目的」的概念,且運作起來代價最小,而成就的可能性卻最大。

往前面看,兩岸關係需要一個「很長」的競合過程,「很長」這個「引號」,是強調其時間一定很長,且必須很長。為了確保在這個「很長」的競合演化中,能有「合理的過程」,並能創造「改良之目的」,「一中各表」應是唯一的可行策略。「一中各表」,是化異求同;同與異的交替,就是筷子理論。一中各表,亦可守可進;守是杯子理論,進則是屋頂理論。雖然兩岸承認「一中各表」的程度不同(北京僅在布胡熱線承認一次);但在目前及可見之未來,主導兩岸互動的主要默契就是「一中各表」。所謂「九二共識/和平發展」,或「維持現狀/和平發展」,就是「一中各表/和平發展」。

雖然,一中各表暫時不易成為北京的公開政策;卻已存在於默契及局部的實際體現中。所謂「維持現狀」、「和平發展」、「雖然尚未統一/仍是一個中國」,其實皆可視為「一中各表」的引申語或替代詞。兩岸之間,曾從「解放台灣」、「反攻大陸」、「中華民國已經滅亡」等相互詛咒,演化至今日的「雙贏共生」;那麼,另日「一中各表」若從潛台詞變成定場詩,亦不令人意外。

畢竟,兩岸分裂分治六十年來的歷史演化在在證實:思想會從狹窄變到寬闊,意境會從淺陋變到高遠。思想變了,意境也變。一句「和平發展」啟動了交流齒輪,亦寄望一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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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能在民國一百年告別台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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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 2010.01.03 02:37 am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四

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有兩大威脅。一是外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欲消滅、併吞或統一中華民國,此點明日再論。另一威脅是內在的台獨因素,欲正名制憲以另建新而獨立的國家,這則是本系列社論今日的題目。

日前社論指出,台獨的政治目標有二:一、實現本土化的民主政治。二、解決兩岸問題。然而,由於世界、兩岸及台灣的主客因素皆已產生了結構性的無可反逆的巨變,台獨大概已無可能作為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尤有甚者,由於台獨因素迄今仍然寄寓在民進黨中,更使得台灣的民主政治難以正常運作。現今的台獨,漸已成為徒然撕裂國家社會的政治內鬥工具而已;它不可能成為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行戰略,更已成為羈絆民進黨以致羈絆了整個台灣民主政治運作發展的嚴重障礙。

台獨人士常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論其名字叫做台灣或中華民國。」這是一種偷梁換柱的虛妄論述。其實,無論在法理上或現實上,所謂「不論其名字謂何」的說法皆是不成立的。真相是:有哪一部憲法說這個國家的名字叫做台灣?再說,如果中華民國被顛覆消滅,台灣果有可能變成台獨所憧憬嚮往的那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嗎?

台獨雖在兩岸間仍有「黑臉」的角色可扮,但已無可能做為解決兩岸問題的主軸方案。這尚不是台獨對台灣造成的主要困擾,因為台獨在兩岸議題上已是必趨邊緣化;真正嚴重的問題是在:台獨儼然已經摧毀了台灣民主政治的兩黨平衡關係,使民主制衡與政黨輪替皆難正常運作。

台獨因素曾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動力之一,而推動台灣民主化亦是民進黨發跡的主因;但是,在世界、兩岸及台灣的主客因素皆生巨變的今日,台獨卻綑綁住了民進黨,而又因民進黨被台獨所綑綁,所以台灣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也被民進黨所羈絆。主要的原因是:台灣安身立命的主要課題在兩岸關係,但台獨已無可能成為處理兩岸關係的主軸方案,則民進黨如今因台獨而成為一個跛腳政黨,豈是意外?

對台灣而言,台獨是一種「能破/不能立」、「有撕裂/無整合」的政治論述。對照昨日本系列社論的「許三個願」,二十年來,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台獨操作,除了撕裂國家認同、摧毀亞太營運中心的憧憬,及造成內耗空轉的「民主」以外,台獨給了台灣什麼?民進黨執政八年,嘗試操作台獨,而終於以台獨毀了台獨;至於陳水扁後來演出的「割台獻美」,亦不能視為陳水扁一人的愚妄,而其實也是反映了台獨論述本身的虛無。然而,作為台灣兩大政黨之一的民進黨卻被台獨綑綁住,台灣的政黨政治如何不失衡失能?主流社會的疑慮是:因為台獨不是台灣的出路,所以不能以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作為台灣的政治南針。

在陳水扁主政期間,我們即曾指出:「民進黨回歸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憲政工程的最後一哩。」民進黨主張台獨,使台灣的主流社會在政黨政治中失去了一個相對的選擇;而民進黨亦被自己幾十年來所「製造」的台獨民粹因素所挾持,以致不能脫胎換骨。故而,在世界及兩岸的大變局中,此一台灣民主政治的大僵局,已然成為台灣生存發展的大危機;不化解這個危機,台灣的政黨政治不可能回復平衡,而台灣亦不可能以整合的社會來迎對世界及兩岸的大變局。

幾十年來,台灣處於「中華民國」與「台灣國」的撕裂之中。中華民國曾以八年的政權交給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可謂是中華民國包容了台獨;但畢竟世界與兩岸的巨變已無可反逆,國人恐怕難以想像民進黨若仍主張台獨而仍能贏得中華民國的政權,或民進黨若再贏得政權後仍主張台獨。總之,台獨最大的問題,已不在其不能解決兩岸問題,而在它已使政黨政治及民主政治內耗空轉、失衡失能。

民進黨是否揚棄台獨其實不是重點,但民進黨仍然操縱著相當的社會資源而使民主政治失衡失能,這卻足以對台灣造成致命的傷害。中華民國已然邁向一百年,民進黨願否以告別台獨來做為獻給中華民國的百歲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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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三個願:一中各表、亞太平台、可敬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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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 2010.01.02 04:18 am 
 
在民國九十九年元旦為中華民國許三個願,我們的祝願是:一中各表、亞太平台,與可敬的民主。

先談可敬的民主。就兩岸的競合關係言,中華民國在軍事及經濟上皆面對不言可喻的消長情勢,而唯一可能維持相對優勢及光榮感的就是民主政治。對台灣自身而言,民主政治非但是政治理想的實踐,亦是欲維持國家治理的唯一可行方案,除了民主政治以外,沒有其他體制能治理中華民國這個內外情勢如此複雜的國家;再就兩岸關係而言,民主政治亦是在台灣漸無軍事均衡及經濟優勢可資依恃的趨勢下,唯一能藉以平衡兩岸競合關係的政經體制。這是蔣經國為兩岸關係留下的最珍貴的資產,他一手解嚴實施民主,一手開放兩岸交流;一方面使台灣人民藉民主機制操持了兩岸關係的最後話語權,另一方面亦使北京不得不面對台灣的民主機制。正如昨日社論所言,兩岸關係若要「和平發展」,就應當是「民主發展」。

然而,這樣的論述若欲成立,卻須附加條件始能支撐。簡約而言,台灣若能實現一個可敬的民主政治,即可視為在兩岸競合關係中的主要優勢;可以感染十三億人的同理心,而成為兩岸共同珍惜的政治文明指標。例如,馬英九當選總統、陳水扁被起訴判刑,這類民主政治的「奇蹟」,皆在大陸民心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無可諱言台灣的民主政治也有沉淪墮落的危機,使整個國家陷於內耗空轉的泥淖中;多數民眾的心智常被少數政客炒作的雞零狗碎、烏煙瘴氣的話題所障蔽,對兩岸與世界的巨變及國家的危機皆茫然無知。這樣的民主政治如何能成為兩岸政治文明的指標?反而可能受對岸人民所質疑輕視;這般因民主而陷於內耗空轉的台灣,更易為北京當局所乘。民主政治已是台灣在兩岸競合關係中可能存在的唯一優勢,不能坐視其變質,尤其不可使台灣人自己也對民主失去了光榮感與自尊心,而生疏離。

再談一中各表。馬政府就職後,兩岸關係巨幅調整;一方面已是不得不然,另一方面也受到主流民意的肯定。如今的問題是,馬政府無論對內及對北京,皆尚未建立起明朗的論述體系。這使得內部意見紛亂如故,而對岸也持觀望態度。就此而言,一中各表是唯一方案。對台灣,非一中各表,不能維持治理(即昨日社論所說的「杯子理論」);對大陸,非一中各表,不可能有「和平發展」(即「過程論」)。目前的障礙有二:一、台獨說,北京不承認一中各表。但我們想對台獨說:各位應當自己先承認中華民國。二、北京只說九二共識,不說一中各表(唯在布胡熱線中說過)。但胡錦濤的「和平發展/維持現狀」,其實皆可視為「一中各表」的體現,且北京亦迄未公開否認馬政府主張的一中各表;北京若撕破這層窗戶紙,就不會再有「杯子理論」、「過程論」或「和平發展」可言了。無論對內對外,台灣朝野皆應協力維持「一中各表/雙贏共生」的國家生存戰略。如果北京懷疑,應努力使其認知其中的互利;如果台獨反對,應當告訴他台灣別無生路。

最後談亞太平台。台灣必須在兩岸及世界的巨變中立足,但「民主」不能當飯吃,「一中各表」也只是不打破盛水的「杯子」而已;台灣欲在政治及經濟上站得住腳,必須努力朝「亞太平台」、「自由貿易島」的方向發展;此點我們在二十年來經年累月、成篇累牘地呼喊主張,在此除了又生時機流逝的悲憤以外,已經無話可說。

民主沉淪、國家認同分裂,與亞太營運中心的幻滅,這是李登輝與陳水扁所留下的政經廢墟。邁向中華民國一百年,我們還在為要不要台獨而內耗嗎?還在為應不應走向開放經貿而空轉嗎?還要把我們血汗營造的民主政治糟蹋得如此親痛仇快嗎?

為中華民國許三個願:一中各表、亞太平台、可敬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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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合理的過程」與「改良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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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 2010.01.01 03:06 am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二

中華民國邁向一百年,可為中華民國增添許多意義。台灣主流社會該如何看待中華民國?台獨人士對中華民國的見解是否照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的看法該不該調整改變?

中華民國的處境受兩岸情勢的制約,中華民國的治亂也受兩岸互動的影響,但中華民國的成就與意義卻亦有一大部分建立在兩岸的競合關係中;這些皆是本系列社論將嘗試探討的題目,明天起將有分論。至於今日本文要做的工作,則是欲將本報近二十年來對兩岸互動所提出的一些思考架構作一概略整理呈現,俾為後繼討論的參照。

我們認為,兩岸關係近年來的最大改變,是由「目的論」,轉變成「過程論」。「目的論」就是咬定統一或獨立之「目的」,遂致為了目的而不惜採取惡劣的手段,甚至訴諸武力;相對而言,「過程論」就是降低「目的」的凸顯性,強調以合理化的過程來累積實現目的之條件,甚且因而修正或改良目的。二○○五年,連胡會標舉的「和平發展」架構,即可看成是為「過程論」敲了定音錘;兩岸皆應注意,「和平發展」這個概念已與「和平統一」之「目的論」有極重要的差異。

至於兩岸應當如何處理雙邊互動的「過程」,我們曾經提出「筷子理論」。一雙筷子不能綁在一起(統一),若綁在一起筷子就失去功能;也不能兩隻筷子分開兩處(獨立),分開了也失去功能。一雙操作中的筷子,其功能建立在有些地方合,有些地方分。準此以論,直航或ECFA皆是「合」,而如今兩岸在政治上的必要區隔則是「分」。這也是海峽兩岸與東西德最大差異之處,我們曾指出:柏林圍牆既倒,東西德必須立即面對;但一衣帶水的台灣海峽卻是「可分可合」的「兩可介面」,遂成全了「和平發展」的機遇。

欲使兩岸維持「筷子理論」的互動,其前提是必須承認政治現狀及維護政治現狀;因為,否認現狀是「目的論」的策略,「過程論」則必須建立在現狀上。由此而引申出來的觀點是「杯子理論」。台灣若是水,中華民國則是杯子;杯在水在,杯破即須面對一灘覆水。北京當局從二十年前主張「中華民國已經滅亡」,改版到今日的「維持現狀」,即可說是領悟到「杯水合體」才是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要訣。若沒有中華民國這只「杯子」,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及災難性皆可能急遽升高;若沒有中華民國這只「杯子」,兩岸之間一切的「過程」皆失去依託。

再進一步談「過程論」。所謂「和平發展」的「和平」二字,其實仍是「目的」,而非「過程」;欲達成「和平發展」(目的),在實踐中即必須講究「民主發展」(過程)。現在若要對兩岸的終極關係設定一個「目的」,則此一「目的」也不應當以「誰吃掉誰」為「目的」;換句話說,此一目的之形成過程與目的之最後實現,皆必須有足以號召民心的內涵。因此,若謂「和平發展」是目的,則「民主發展」既是過程又是內涵。因為,不民主,就不可能有和平。我們曾經主張「統一公投」,可說即是將「和平發展」與「民主發展」結合而成的概念。

當然,兩岸既啟動密切的「互動」過程,終究會面對「目的」的問題。這或許是相當久遠以後的課題,但若完全沒有「目的」的想像,就不可能維持合理的「過程」。此處可以提出的概念是「屋頂理論」,此一概念並非本報所創製,但我們認為或許是有朝一日面對「目的論」時的可能方案。此一方案的主體架構,是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兩個房間,「一個中國」則是在二者之上的屋頂,亦即是「上位概念」或「第三概念」。「屋頂理論」可視為「杯子理論」的延伸;無「杯子理論」,即無「屋頂理論」。例如,邦聯即是屋頂理論。而倘若「屋頂理論」可視為可能採行的「目的論述」,則此類目的似可視作「改良之目的」或「改善之目的」。

前文曾說,中華民國的成就與意義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兩岸的競合關係之中;而更露骨的說法則是,中華民國的興衰存亡亦有一大部分寄託在兩岸競合關係之中。所以,對中華民國而言,正確及正面地處理兩岸關係,誠為重大的國家戰略。中華民國的主流社會應有此種認知,台獨人士亦應有此種覺悟。

據此以論,淡化「目的論」,強調「過程論」,應是兩岸競合互動的主軸思維。其實,合理化的「過程」,本身即是「目的」;倘能不斷累積許多合理的「短程/中程」、「一部分/一方面」的「小目的」,最後就有可能逐漸形成一個改良改善的終極「大目的」。反過來說,惡劣的「過程」,絕不可能生出善良之「目的」。「筷子理論」與「杯子理論」,即是兩岸以「合理過程論」邁向「改良目的論」的主要憑藉;中華民國應善加把握,中華人民共和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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