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六十年 回首來時路系列之26 大陸篇－中國維權運動時代的興起
2009-09-09 旺報 【古川（獨立評論人）】

    　2003年，中國大陸先後發生了震動海內外的孫志剛事件、孫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杜導斌事件等一系列維權事件，因此許多學者把這一年看作是中國進入維權運動時代的標誌。比如，著名憲政學者秋風和王怡，在這一年的《中國新聞周刊》年終特刊中，將這一年稱為「新民權運動元年」；旅居海外的學者陳奎德，也把這一年稱為「民權年」。

    　新民權運動元年

    　實際上，維權運動時代並不是從2003年開始的，而是從1998年開始的。1998年10月，維權人士黃琦在成都創立了「天網」尋人事務所，成為中國第一家專門維權的組織，這應該是中國進入維權運動時代之標誌。這樣看來，2003年只能說是維權運動開始大規模興起並進入了媒體的視野。

    　那麼，何謂維權運動呢？被稱為「自由的百科全書」之維基百科的定義是：指中國公民「透過遊行、法律控訴及媒體曝光等，挑戰政府或大企業的權限，以維護自身權益」。

    　如果說民主運動時代的主角是知識分子的話，那麼維權運動時代的主角就是普通公民。這樣的「公民」，可能是一個農民，一個工人，一個記者，一個醫生。按照他們的職業與行業可以分為：業主維權、工人維權、農民維權、民辦教師維權、學生維權、網民維權、農民工維權、知識分子維權、退伍軍人維權、出租車司機維權、強制拆遷戶維權，甚至還出現警察維權、城管維權。可以說，維權主體已經遍及中國的各行各業，即每一個行業與職業都存在維權主體。

    　如果說民主運動時代的訴求是「政治權利」的話，那麼維權運動時代的訴求就是「公民權利」。而這樣的「公民權利」，能涉及到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也可能涉及到工作權利，教育權利；甚至可能涉及到住房權利，土地權利。

    　自1998年以來，中國大陸每年都要發生數萬起的維權事件。十年累計起來，這樣的維權事件至少有幾十萬起。其中具有重大影響維權事件的就有：強割闌尾事件、周國聰事件、劉荻事件、杜導斌事件、孫志剛事件、孫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黃靜事件、高鶯鶯事件、乙肝維權事件、南都事件、「冰點」事件、新京報事件、陳光誠事件、高智晟事件、重慶「釘子戶」事件、彭水親中飛事件、廈門PX事件、甕安事件、楊佳事件、重慶出租車事件、靈寶王帥事件、胡斌飆車事件、鄧玉嬌事件、李蕊蕊事件……

    　在這些維權事件中，維權人士採用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有發表抗議文章，聯合簽名抗議，遊行示威，散發傳單、絕食，聘請律師通過法院起訴，調動傳統媒體、網絡媒體、國際媒體進行追蹤報道，引起國際人權組織、國際社會以及聯合國的關注，呼籲中共最高當局以及中共元老的支持等。

    　維權跨界行動

    　經過近十年來的艱難探索，中國的維權運動已經形成基本模式：先由當事人發起，隨後由維權人士或志願者、律師、媒體（平面媒體、網絡媒體、國際媒體）、公共知識分子四個方面進行跨界行動。

    　如果在百度（www.baidu.com）搜索「維權運動」，其結果為「找到相關網頁約212,000篇」；而在谷歌（www.google.com）搜索「維權運動」，其結果則為「獲得大約3,120,000條查詢結果」。網絡通常是社會狀況的反映，從這個搜索結果也可以發現，「維權運動」在中國的興盛。

    　為什麼中國維權運動能夠興起？這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中共當局對公民權利日益加劇的肆意與普遍侵害。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共當局走權貴路線，集權於官，與民爭利，壟斷資源，強取豪奪。其結果是權貴集團成員濫用公權，濫施暴力，橫徵暴斂，舉家暴富。而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大眾的切身利益則受到嚴重侵害，住房被強拆，土地被強征，財產被強奪，自由被強暴。正是對這種侵害行為的反抗，才出現轟轟烈烈的維權運動。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還有近三十年來自由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啟蒙了民眾的權利思想；《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個體、群體和社會機構在促進與保護普遍公認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權利和義務的宣言》（簡稱《人權維護者宣言》或《人權捍衛者宣言》）等國際人權知識與條約在國內傳播，為維權運動提供了國際法保障；「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條款入憲，為維權運動提供國內法保障；國際輿論的壓力以及國際人權組織的援助，為維權運動提供了道義支持；網路、手機等新技術的興起，為維權運動提供有力武器；大眾化媒體的興起，為維權運動提供輿論支持；獨立經濟力量的出現，為維權運動提供了物質保障；而維權律師群體和國內人權組織的出現，則為維權運動提供了有力支持。正是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才推動了中國維權運動時代的到來。

兩岸六十年 回首來時路系列之26 台灣篇－新舊社會運動中的變與不變
2009-09-09 旺報 【徐沛然（苦勞網特約記者）】

　▲為抗議政府侵權，學生發起「野草莓」靜坐遊行活動。（本報資料照片）

　▲支持樂生保留的學生和團體自發性發動捍衛樂生大遊行，部分成員以六步一跪的方式表達訴求。（本報資料照片）
 
    　編按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在台灣，出現許多新的社會運動。這些新世代使用新媒介，如網路，成為這幾年社運的主要力量。而在中國，同時期也出現新的公民運動。他們不論是基層民眾上街頭，或是維權律師透過法律訴訟，都希望在威權體下爭取公民權利。

    　近年來，社會運動益趨多元，除了從八○、九○年代以降的勞工、環保、婦女運動外，九○年代末逐漸展開的同志、文化、社區等運動，都為台灣社會注入更多嶄新的活力。

    　這樣的發展，表面上看來大致符合歐美「新社會運動」的說法──舊議題獲得一定成果後，新議題面向隨之浮現。但台灣畢竟不同於歐美，在自己特殊的歷史與社會情境下，台灣的「新社會運動」，有著異於過往的特質。

    　而這樣的特質，或許是網路出現帶來的改變。

    　網路改變社會運動

    　網路崛起，不僅僅帶來資訊的大量流通，更徹底地改變運動的風貌。

    　以「樂生保留運動」為例，「樂生療養院」這因為捷運新莊線興建而產生拆除危機，為了保留這個文化古蹟，讓久住於此的院民可保留家，許多關注此議題的青年，不僅透過網路動員討論行動，也在網路上自發性地蒐集資料並反駁捷運局的說法。甚至募資刊登廣告。

    　網路提供民眾一個瞭解、討論與參與議題的機會。比起正式組織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強聯繫」，這種透過網路串聯發酵的「弱聯繫」，在運動中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組織產生新彈性

    　然而，這樣的「弱聯繫」要能發揮顯著效果，需要很多背景條件的配合。許多人認為，這樣的網路行動是基於許多偶然，恐怕無法成為一個「可重複操作的」典範。對運動者來說，應創造更多的必然條件，不能單憑偶然的機運。

    　網路對運動者來說，是一套全新的組織運動概念。近年來許多新興的運動型態，其組織結構上也反映網路這種鬆散、去中心化的特質。

    　2004年2月成立的青年樂生聯盟，主要由20至30歲左右的青年所組成。不同於過往職位、分工明確，成員穩定的剛性運動組織，他們從成立至今、並沒有正式的成員加入程序，也沒有任何常態性的職務與分工，沒有會長、沒有幹部。所謂「樂青」則泛指一群為數約數十人，較積極深入地參與運動的青年。平時透過網路聯繫，必要時再相約開會，討論行動與工作。

    　2008年底因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政府過度維安，造成人權受損。當時一群學生在教授與文化界人士共同號召下，聚集抗議，並引發全台各地多處自發性的學生運動。回顧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當時學生很快地就選出包括廣場總指揮、決策小組等等的各種職務與分工。相較之下，2008年這場「野草莓學運」，並未發展出政治性的職務與工作身份，僅有事務性分工。

    　不論是有意設計，或是無意間使然。這樣特殊的組織結構，因為沒有明確的組織界線，某種程度造就了運動的開放性，讓更多人能或深或淺地以自己的方式介入運動，也避免了權力過度集中所造成的流弊。但如此一來，參與成員的流動性較大，各自參與狀況的起伏也大，需要花費更多的力氣在維繫彼此關係與共識的形成。沒有制度限制的反面來說，參與的個人也就缺乏制度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的決策模式，有時反而會讓運動方向更加受到少數個人的影響。概括來說，這樣的組織模式較不利於發展穩定、長期的組織。

    　面對政治的老問題

    　2000年政黨輪替後，或許是看到政黨政治的侷限，或者是發覺過去是社運戰友的民進黨，執政後當真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許多新興的社會運動或是社運者，對傳統的政治領域總是保持一定距離。對於敏感的統獨議題等政治討論，也都噤聲不語。然而，出自於政治潔癖也好、或明哲保身也罷，政治畢竟掌握了立法程序、掌握了資源分配。如果棄守對政治的分析與判斷，「你不玩政治、政治會來玩你」。

    　2007年底，立委選戰開打，台聯推派樂生保留自救會會長女兒李宜潔為第九名不分區立委候選人。樂生運動團體來對此相當錯愕，一時間也反應不過來。究竟是政黨打算「收割運動」，又或者是可以主動運作的政治操作？該譴責台聯？還是該支持？這些討論對當時的運動者來說是相對陌生的主題。

    　有些歐美的學者認為，「新社會運動」的「新政治」，強調在生活中的文化與行動抵抗，並嘗試促成社會價值的改變，因此經常不是直接針對政府抗議。例如，性別運動、同志運動等。部分批評者指出，這樣的運動如不能妥善處理「新政治」與「舊政治」間的聯繫，將會表現出對既有政治體制的疏離。

    　這些年來一遇到選舉，「第三勢力」的呼聲不曾中斷。2008年的立委選舉，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和綠黨的紅綠聯盟也出來參選。但得票結果與當選票數落差甚大。近年來蓬勃的社區、性別、文化運動，似乎無法在選票上反應結果。就連傳統的工會、工人運動，也無法掙脫過往的政治脈絡，難以在藍綠選項之間殺出一條生路。

    　儘管隨著社會變遷，有不同的傳播工具，改變不同的組織方式，耕耘不同的領域。但社會運動該如何持續扎根壯大，如何讓社會運動政治化，發揮政治領域的影響力，恐怕是台灣社會運動亙久不變的重要思考。

兩岸六十年 回首來時路系列之23 大陸 篇 三個代表與江澤民時代
2009-09-05 旺報 【徐斯儉（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

    　在中共十六大前夕，2001年的7月1日，即將卸任總書記的江澤民發表了著名的「七一講話」，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的說法，為在即將召開十六大上所要提出的理論做出舖墊，並開始了為其造勢的各種活動。所謂的「三個代表」，指的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三句話是江澤民希望能寫進黨章，並以之代表其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道統中建立某種具有歷史性的地位。當然，這三句話的確是寫進了黨章，但究竟是否為江取得了歷史性的地位，那就見仁見智了。

    　江澤民的執政12年

    　在江澤民執政的12年之中，中國從八九「六四」的陰影中走出，經過鄧小平南巡之後，才算確立了繼續改革開放的路子。但是從大的方向而言，中國也走上了一條獨特的歷史道路，那就是在經濟上從社會主義指令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在政治上受到八九的影響，卻嚴守著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路線。沿著這條史無前例的路子，鄧小平在生前替江澤民掃除了各種障礙，包括讓老人都退出領導，拔除了跟隨鄧一輩子的楊家將，並將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三個職位的大權都集於江澤民一身，這讓黨內資歷與背景都不夠的江澤民，不僅在鄧過世後得以坐穩領導的位子，而且能夠逐漸使中國在經濟和綜合國力的成長上，都取得了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成就。

    　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影響，在某些方面既沒有超出人類社會的規律，但在另一些方面卻又不符合西方社會已走的道路。先從中國走出自己特殊的道路來說，在八○年代末的蘇東波中，東歐蘇聯的老牌前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如骨牌般傾倒，沒有先例證明社會主義政權可以成功地實施市場經濟，也沒有人能預見中國在蘇東波和八九之後所處的國際孤立地位，是否能讓中國成功地繼續發展下去。但中國的經驗不僅打破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傾覆的魔咒，而且令人意外地還大膽加入了世貿組織，融入了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並且因此獲得了驚人的經濟成長。這種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與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的結合，可說是歷史上沒有前例的。三個代表中的第一條「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正是反應了這個現象。有趣的是，這恰好符合社會主義中唯物主義的原則，從這點也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唯物層面上的血緣親近性！

    　但從沒有超出人類社會規律的角度來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必然帶來了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多元經濟與社會利益的分殊造成了更為動態的社會與新的社會矛盾，同時也產生了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文化。這些變化，不可避免地為一黨專政的威權政治體制提出了新的挑戰。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雖然有一部份人響應了鄧小平的呼籲「先富了起來」，但相對地一些舊的和新的群體卻沒有分享到發展的果實，無論是被各地方官員課予諸多稅費的農民也好，被剝削工資的農民工也好，被隨著國有資產賤賣的國營工人也好，或是土地房產被強徵而未獲合理補償的農村城市居民也好，他們都在發展過程中失去太多而發出集體的怒吼！誰來代表他們的聲音？誰來傾聽他們的訴說？如果中共沒有正視這些挑戰，那麼政權的正當性勢必受到質疑。這就是為何中共提出要「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個代表的時代處境

    　但這句話隱含了一個循環論證的矛盾邏輯。因為如果「先進生產力的解放」代表著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進步，那麼失去利益的弱勢群體就是為了這種「進步」付出代價的一群。若前者是「根本利益」，那後者又是什麼？如果是這樣，到底什麼才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誰構成「最廣大」人民？什麼是「根本利益」？這一切又該由誰來判斷與回答？那當然是共產黨了，因為它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還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所以有趣的是，中共還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三個代表中的這個代表先進文化，又讓中共成了民族主義的代表。更重要的是，這所謂「三個代表」究竟是對自己已經達成的成就的總結，還是中共對自己是什麼的宣示，抑或是中共對自己的勉勵和提醒？或許這包含了上述三種意涵。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說明了中國在九○年代所處的一種時代處境，那就是一種快速的經濟社會轉型，這其中有物質層面的進步，也有社會層面的緊張，更隱含政治層面的壓力。「三個代表」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中共對自身所做的一種歷史註腳，也是對自我重新界定一種認同的努力。當然，時代的巨輪並不會因為一句口號的提出而停止，步入二十一世紀後，伴隨著快速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各種問題，逐一浮上了接班的胡溫政權之議事日程。隨著各種深層問題的展開，「三個代表」的時代回音也將逐漸淡去。

兩岸六十年 回首來時路系列之23 台灣 篇 政黨輪替與陳水扁時代
2009-09-05 旺報 【張鐵志】

　▲民進黨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屆總統，在當選記者會上發表當選感言。（本報資料照片）

　▲2006年7月15日，學者吳叡人（右起）、張富忠、吳乃德、吳介民、徐斯儉、黃長玲、李丁讚等人舉行記者會，呼籲陳水扁總統辭去總統職務。（本報資料照片）
 
    　編按新世紀開始，台灣和中國都跨入新的政治紀元。台灣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但是民進黨當初的許諾沒有實現，反而不堪地下台。在中國，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改變中共的性質、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但並非朝向開放，而是為了維繫威權體制的統治權力。

    　我回國六年來，從來沒有像過去這一年那樣，心中有如此強烈的迫切感；迫切地擔憂台灣到底會『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這種上下緊繃拉扯的顯著狀況，在學術、政治和經濟都到處可見。」

    　這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在2000年3月5號的公開聲明。幾天後，他公開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並結合文化界、學界、財經界重要人士籌組一個國政顧問團，作為陳水扁當選總統的後盾。而後，陳水扁發表就職演說，以「台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時代」為題，提出「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理念。

    　向上提昇還是向下沉淪

    　那個時候，許多台灣人民真的是看到一股新的社會力量誕生，看到許多人站出來想要改變台灣，終結五十年來的一黨執政。當陳水扁、呂秀蓮以39.3%得票率當選新任中華民國總統時，許多人都流下了眼淚。

    　這些眼淚確實是值得的。

    　自從1987年解嚴以來，台灣的民主進程一步步前進，然而，最大的制度獲益者卻仍是從威權時代開始統治的國民黨。這一方面是因為李登輝因素，另方面是因為國民黨在九○年代仍然具有強大的社會控制力，不論是新黨國資本主義的政商資源，或是地方派系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或是長久以來建構的意識形態霸權。

    　基本上，民進黨的社會基礎是很難贏的。國民黨的分裂，出現代表國民黨的連戰，與脫離出來的宋楚瑜兩組候選人，使得陳水扁終於以「少數總統」當選，但這也成為他總統施政的致命傷。

    　因為知道民進黨的弱勢，所以從台北市長連任失利後的阿扁，一直希望往中間靠攏。選前一年，他提出「新中間路線」作為競選主軸，而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

    　上任之後，阿扁在政策及人事上的確採取溫和的「新中間路線」。例如在藍綠問題上，他強調「全民政府」、任用唐飛擔任行政院長、拜訪王昇；在統獨問題上，他在就職宣言中提出四不一沒有；在社經議題上，一直被批評有反商情節的民進黨想要積極抓住大企業，因此在社運團體和資本家之間搖擺困惑。

    　前面兩點，在泛藍的杯葛下，以及中國通過《反分裂法》後，很快民進黨就放棄新中間路線。在社經議題上，民進黨的問題則是長期以來就是價值不清楚。阿扁任內不是沒有進行社會政策改革，但一方面遠達不到原來社運團體的期待，另方面執政者缺乏信念與哲學，所以改革政策是零碎的。更大的問題是在某些議題上的搖擺，例如核四問題。

    　陳水扁上台四個月後，因為宣布停建核四，導致院長唐飛下台。但第二年，在國民黨的強力反撲和大法官的決議後，院長張俊雄又宣布續建核四，讓環保人士大為失望。此外，在工會法修訂、工時案爭議上，民進黨也讓社運團體深深不滿。

    　另一方面，許多過去和民進黨長期合作的民間團體，在民進黨上台後，或是有部分幹部被甄拔，或是有「民進黨情結」，但又不願為執政者背書，遂一時陷入批判的困惑中。

    　但無論如何，逐漸越來越多進步團體對民進黨失望。

    　經過2004年三一九槍擊案的重大爭議，到了陳水扁第二任，貪腐弊案如地雷般一一爆發，女婿趙建銘、總統府副秘書陳哲男先後遭遭羈押、去職、甚至被起訴。這時，問題已經不是民進黨進步理念的隕落；連民進黨長期標舉超越國民黨的清廉標準也出現重大危機。

    　以認同立場壓抑民主理想

    　2006年7月，一群過去支持民進黨的學者和社運界集結起來（其中大部份是所謂學運世代），發表〈七一五宣言〉，要求陳水扁辭職。在宣言中，他們指出：「政治領袖及其周邊人士涉及弊案，是民主社會常見的道德和領導危機，也是我們透過反省和檢討，以提昇民主品質的契機。令人遺憾的是，政治領導者卻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更令人憂心的是，民眾，甚至學界，則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結果是，我們的民主品質無由提昇，我們對台灣的認同也成為空洞的口號。」

    　但諷刺的是，文中所謂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的趨勢，在宣言後越演越烈。

    　該年秋天，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跳出來發起「百萬人民倒扁運動」，或被稱為紅衫軍運動，占據凱達格蘭大道數天。

    　但是，這場運動不但沒有傷到陳水扁，反而讓民進黨為了對抗紅衫軍、鞏固權力核心，開始透過黨內氣氛的營造，以及初選制度的設計，更加走向激進化，以至於溫和派或批判的聲音無法出現。

    　於是，接下來更多的貪腐弊案，和民進黨選擇走向激進深綠立場，造成2008年總統選舉的失敗。八年前美麗的許諾轉變為黑暗，支持者對於民進黨、對於政黨輪替可能帶來的希望，轉變成失望與憤愾。

    　當初李遠哲期許向上提昇的夢想，似乎還不夠高，就開始往下墜落。

    　台灣人民至今還在尋找向上提昇的動力。

兩岸六十年 回首來時路系列之20 台灣 篇 野百合學運 民主改革的臨門一腳
2009-09-02 旺報 【張鐵志】

　▲1990年三月學運，學生高喊：「解散國會」口號。（本報資料照片）

　三月學運學生於中正紀念堂抗議，提出解散國大、廢除臨時條款等政治改革訴求。（本報資料照片）
 
    　編按1989年，中國各地學生與工人走上街頭，要求民主、反對腐敗。然後，廣場上的學生被鎮壓。中國進入沉默的九○年代。1990年，台灣數千名大學生靜坐在另一個廣場，同樣要求民主改革。他們成為八○年代民主運動的臨門一腳。台灣進入眾聲喧嘩的九○年代。

    　1990年的「三月學運」，或者「野百合學運」，已成為一個八○年代學運的象徵，過於巨大以至於充滿扭曲的象徵。人們廉價地說「野百合世代」＝學運＝後來從政的學運精英，但這兩個等號都是錯誤的。

    　廣場上的野百合

    　1988年李登輝擔任總統後，國民黨內出現洶湧的權力鬥爭，而在1990年中華民國總統改選之際，爆發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之爭。負責選舉正副總統且從未改選過的國民大會，竟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任期延長為9年，引發各界對國大爭權牟利行為極度不滿。畢竟，台灣已經開啟民主化的大門，國會全面改選更是八○年代民主運動的主要口號。憤怒不斷蔓延著。

    　1990年3月16日，幾名台大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拉起白布條，上面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而後，台大學生會和學運社團動員支持他們，全國各校學運社團也開始加入，且有更多自主性的學生來這個學生稱之為「中正廟」的廣場展開靜坐。最多時超過五千名學生，並有多名學生發起絕食抗爭。

    　學生提出的四大訴求是：「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並以「野百合」為三月學運之精神象徵。

    　3月21日，李登輝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次日，指揮中心宣布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決定成立「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學運。

    　三月學運是台灣戰後最大的一場學生集體靜坐運動，其改變了許多參與者的生命經驗，也成為那個世代的定義。

    　當年總指揮、現任台大教授范雲在2004年為文說，「對廣場上的許多長期參與的學運幹部而言，野百合學運仍然是一個延續其意識形態路線的交戰場。但是，對很多第一次參與抗爭運動的學生而言，野百合學運是個獨特的青春記憶……。這些理性與情感的交鋒、理想與現實的對話，對每一個參與者而言，都是一場民主啟蒙。」

    　的確，這場巨大的運動乃是整個八○年代學生運動的累積，也是過去不同路線的交戰場。從八○年代初台大學生爭取普選開始，從北到南許多大學出現學運社團和學生運動，他們冒著被記過退學的風險，爭取校園學生權利、參與校園外的政治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反省學生和社會的關係；並且在和校方、國家暴力、甚至不同派系的鬥爭經驗中，學習論述和組織經驗。

    　學運的矛盾

    　八○年代學運的兩條路線──政治民主運動和更強調與社會底層連結的人民民主，在這個廣場上或許有明爭暗鬥，但也必須一起學習如何集體決策。

    　最終，三月學運的前三個訴求都很快達成了，國會全面改選，台灣確實在九○年代往民主體制的架構邁進一大步。但這當然不是學生的功勞，而是長期民主運動所累積的社會能量，或許其也符合李登輝的政治利益。但無論如何，學生們（只）是扮演臨門一腳的功勞。至於第四個要求，制定政經改革時間表，既然最宏大也最抽象，所以至今還是未竟之功。

    　三月學運確實和發生於前一年的中國天安門學運有著某種聯繫，不論是學生自己或是媒體都充滿著各種聯想。當年另一個總指揮、現任世新教授陳信行在後來一篇文章中說，「當時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符號一件一件地重現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指揮中心』、絕食團、一份題為『27軍不要來！』的廣場文宣……甚至『野百合』這個圖騰，也是廣場學生們討論要以什麼形式替代天安門那座與自由女神肖似到令人不安的『民主女神』像。」

    　此外，整個三月學運有兩點引起最大爭議。第一是學生們拉起一條線，把群眾和學生分隔開。這條線既反映了學運與社會乃至政運間的種種矛盾，也反映了學生對自我純潔性的定位。陳信行形容：「當時的媒體簡直愛死了那條線……在圈圈內，是『單純』、天真、充滿理想性的學生與知識分子；在圈圈外，是充滿心計的成人世界，是『非理性』的『X進黨』暴民與野心陰謀分子。」這個問題到去年底野草莓學運仍然困擾著他們。 第二個爭議是，學生最後見了李登輝，且次日就撤退，因此被很多人批評這是被總統摸頭。甚至很多人詮釋，這個摸頭摸走了整個八○年代學運的能量，因此進入九○年代後學運開始衰退。摸頭不僅讓野百合成果被李登輝收割，也摸走了學生的靈魂：讓野百合學運世代迅速墮落，成為後來政治的受益者。但這兩點都不盡正確。

    　首先，一如野百合只是多年學運的綻開，學運也不是在這場華麗綻放後就凋謝。光就能量來說，當年五月的反軍人干政、次年四月的獨台會案，都依然有人數龐大的學生運動出現。後來大規模學運的退潮（不是學運消失），或許更是形式民主的確立（國會改選、廢除黑名單），多元認同政治/文化政治的進展、以及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浪潮的襲擊有關。前三月學運幹部、現在輔大教授何東洪更進一步反省，左翼學運路線在九○年代的挫敗，也是當時民學聯自己在組織上的不夠紮實所導致。且後來仍有一代代理想主義學生投入各種校園及社會改革，只是他們沒有當年那麼幸運被大眾看見。

    　野百合這個符號的確過度膨脹到遮蓋了大多數人的身影，其既不能等於整個八○學運世代的努力，也不能被參與者或是批評者等同於學運出身的從政者。對何東洪來說，外界「見不著往下走的一群人在過去二十年，如何與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中的弱勢群體用生命、身體、以組織團結一起奮鬥、相互鼓勵。而這才是我們要奪回的野百合精神，而且繼續搏鬥著。」范雲也強調野百合世代中，其實有更多人走入學術、文化、NGO領域，而不是只有政治人物。

    　但無論如何，野百合確實成為糾纏後此後台灣學生運動的一個巨大幽靈，尤其是在廣場上的學運。當然，中國的天安門學運沒有機會成為這種幽靈，因為廣場上不再有吶喊的青年。但另一方面，那場學運卻真正地產生許多幽靈，或者亡靈。他們本來被迫徹底隱形，但現在似乎正在被更多人看見。

兩岸六十年 回首來時路系列之20 大陸 篇 天安門學運 中國公民社會的起點
2009-09-02 旺報 【星子】

　▲1989年，中共軍隊奉命開進天安門廣場後，與民運學生及民眾發生衝突，學生趁亂爬上共軍的裝甲運兵車上以示抵抗。（本報資料照片）

　六四學運，天安門廣場前學生示威。（本報資料照片）
 
    　中國的經濟改革從1978年左右開始，到了八○年代末期已經十年。儘管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當時改革存在的問題也開始呈現出來。這個問題就是，人為地拉開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差距，並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現象。其表現形式，就是為人民所詬病的「官倒」現象，也就是腐敗現象。這些負面因素使得人民的不滿開始積聚，社會動盪的群體心理基礎已經具備。而自從1986年開始的物價闖關失敗，並導致高通貨膨脹之後，黨內關於改革的意見就出現明顯的分歧。李鵬擔任總理，提出「治理整頓」的政策調整，使得這種分歧公開化。這種保守勢力的回潮，使得廣大知識分子和大學生非常擔心，這種擔憂成了很多人參加民主運動的動因之一。

    　一場民主啟蒙運動

    　自歷史角度看來，從粉碎四人幫開始，從黨內到社會上都有強烈的反思，認為文革的災難的根源在於中國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要求解放思想，推進民主化，進行政治改革的呼聲一直沒有中斷過，幾乎成為整個八○年代的最強音。當時與此同時，要求民主的願望也歷經挫折，從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黨內的保守派反覆阻撓人民對於政治改革的期盼，這使得積蓄十年要求民主的願望已經到了噴發的邊緣，社會對於政治改革的期待已經到了臨界點。如果說，以上的三個原因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軌跡的話，那麼，第四個原因純粹是歷史的偶然因素了，那就是胡耀邦的突然去世。胡耀邦在知識分子心目中一直形象良好，他的逝世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象徵人民對黨內改革派的期待，以及對保守派的不滿。這些期待和不滿，借助胡耀邦逝世和悼念胡耀邦的機會示範出來，於是，1989年民主運動就發生了。

    　1989年民主運動，是一場行動上的啟蒙，這是它的第一個意義。我們知道，八○年代的中國，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當年的很多知識分子為了推動中國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發起了啟蒙運動，致力於在社會上傳播關於民主的理念。這樣的啟蒙，只要還是書面上的，通過寫文章，發表演講，接受採訪以及翻譯國外社會科學書籍等方式進行。啟蒙運動（如果針對五四運動，也可以成為「新啟蒙運動」）到了八○年代末期到達高峰，而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可以看作是整個啟蒙運動的最高潮。這個最高潮的特點，就是以實際的行動表達對民主的追求，以及用實際行動履行一個現代化社會的公民的職責。

    　1989年的民主運動之中，在學生的帶動以及各階層人民的支持下，民主的理念得到極大範圍的傳播並且成為全民的共同訴求。正是因為如此，儘管當局最後血腥鎮壓了1989年民主運動，但是在之後的統治時期，也要開始打出民主與人權的旗號。在八○年代的官方論述中，民主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專利，是受到質疑的概念；到了九○年代，類似「人權」這樣的詞彙已經寫進了憲法。中國的被迫改變，是與1989年民主運動所展現出強大民意的壓力有直接關係的。

    　第二個意義，就是為未來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準備了人才。1989年之前，很多人雖然對一黨專政的體制不滿，當時還是無法明確地給自己一個定位。1989年民主運動使得很多致力於推動民主化的人開始明確了自己政治反對派的立場，並且把繼承八九精神作為自己的個人理念了。一直到最近幾年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很多維權人士都是原來1989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可以說，1989年的民主運動培養出了新的現代公民政治力量。在未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公民社會的形成是極為重要的基礎性工作，而建設這個公民社會的骨幹力量，就是受到1989年民主運動的精神感召的一代人。

    　第三個意義，就是在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的層面上，為中國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礎。從傳統上看，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障礙之一，就是我們的政治文化，過於強調依靠「清明政治」，也就是說，個人過分依賴國家，不是把自己當成國家的主人，而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本來應當是為個人服務的國家身上，它導致的直接惡果就是，個人與國家之間沒有距離，使得國家的權力太容易侵害到個人，同時，個人與國家之間過於緊密，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沒有空間可言了。

    　沉痛的代價

    　1989年的學生走上街頭，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延續，希望通過類似公車上書的方式，要求國家進行改革。然而，當局對1989年民主運動的鎮壓徹底改變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大家極為震驚地發現，即使是八○年代看似比較開明的政府，當它感覺受到威脅的時候，為了維持統治還是會不顧一切。對當局的信心喪失，導致了九○年代的政治冷漠，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這種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政治文明更加成熟的表現。至少，國家已經很難為了意識形態進行政治動員，而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距離也開始慢慢拉大。這就為未來中國的民主轉型奠定了基礎。因此我認為，1989年的民主運動是中國公民社會開始形成的真正起點。

    　當然，為了以上的三個意義，中國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共當局對民主運動的鎮壓，不僅導致民族歷史上又形成一個深深的傷口，而且極大地壓抑了民主反抗極權的勇氣。1989年之後，政治改革的呼聲幾乎完全被壓抑，使得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的進度大大落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這些都是1989年民主運動被鎮壓導致的負面影響，也是我們不應當忘記的。

2009-08-14 旺報 【黃清龍】

    　1949年底國府撤退台灣、正當蔣介石處境最黯淡之際，吳國楨在美國力挺下出任台灣省主席，《時代雜誌》以他為封面人物。

    　吳國楨上任後意氣風發，提出四大新政措施，宣佈起用台籍人士。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陳誠出任行政院長。陳誠當初被迫讓出省主席職位給吳，對吳原就有心結，因此陳透過政院各部會欲削減省府職權，兩人的對立遂告表面化。除了與陳誠的鬥爭，吳國楨還要面對以蔣經國為首的特務系統的干擾。吳國楨對特務橫行、踐踏人權，十分憤慨，頻頻向美國官員抱怨。

    　4月11日行政院通過決議，吳國楨請辭照准，遠走美國。次年2月16日，吳國楨接見合眾社記者，談到他與台灣當局的主要爭執，在於「目前（台灣）的政府過於專權。」這些話引起強烈迴響。消息很快傳回台灣，蔣至為惱怒，2月18日自記：「霍華德系報紙，本一向擁護我政府，而今居然以吳之談話為據，題為『警告蔣總統』，開始反對矣。吳之虛偽欺詐，本無氣質之人，惟有絕望。」

    　吳國楨又越洋上書國民大會，痛陳政府六大缺失：（一）一黨專政，國庫通黨庫；（二）在軍中設黨組織及政治部；（三）特務橫行，視法律如無物；（四）人權無保障，台灣成了警察國家；（五）言論不自由，報紙停刊，記者被抓；（六）仿共青團成立救國團，壓迫學生，進行思想控制。這時蔣對吳已是深惡痛絕，日記上開始以「吳逆」稱之。吳國楨對蔣的針貶可謂刀刀見骨，蔣介石當然是聽不進去的。吳國楨從此流亡美國，直到1984年逝世未再踏入台灣一步。

    　追本溯源，蔣介石當初打出「吳國楨牌」是為了爭取美援不得不如此耳。而吳國楨事事仰承美國旨意，乃至挾美以自重，則讓蔣「憂惶不已」。然而導致兩人交惡的關鍵，則是蔣傳位於子的佈局；偏偏蔣經國那一套仿照蘇聯共黨的統治手法，卻是受過西方教育的吳國楨所深惡痛絕的。於是，就像吳國楨生前不只一次說過的：「蔣先生對我的恩惠，我永遠不能忘記。但為了經國，他要殺我，我們之間只好永遠決裂了。」

2009-08-14 旺報 【本報訊】

    　歷史宛若一條綿延的長河，事件的發生絕非偶然，反右運動也是如此。政權轉移後，甫接管中國的共產黨與昔日的知識分子一樣惶惶不安。初掌中國政權的共產黨，放鬆對言論的箝制，以思想自由的空間換取知識分子對新政權的順服。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為了升官進爵或是避免被貼上「反動」、「資本家」與「買辦階級」的標籤，無不小心翼翼的遵從黨定下的總體路線。然而，共產黨與知識分子之間的和解期並不長。

    　反右運動的前哨

    　原本，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享有自主的言論與思考，不應受到群眾運動或是其他國家曾歷經的恐怖手段。身為魯迅學生的胡風，當時曾大肆批評共產黨在文化層面所做的思想箝制，掌控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胡風主張，「作家應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改造自己，不用官員來對他們進行改造。」他致力破除黨對思想控制，企圖將五四時代中多元文化與思想自由的注入中國。然而，胡風訴求文化自治的言論，慢慢侵蝕中國共產黨的控制體系。

    　1955年，胡風及「胡風反革命集團」淪為全國批判活動的箭靶。此時正值中國推展農業合作化與城市工業化階段，「胡風主義」成了檢驗人民是否支持共產黨信念的指標。隨後，胡風被控入獄，並一直被監禁到1979年。

    　1950年代中期，一五計畫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國共產黨清楚認知到，推動一五計畫需求助知識分子與技術專家。然而，1955年夏天，共產黨對胡風的猛烈指控卻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烙下傷痕，知識界瀰漫著消極的氣氛。面對消極被動的知識界，共產黨給予知識分子一定學術自由，以爭取他們在工業化發展的合作。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論十大關係》報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並保證以溫和的態度來對待批評意見，他說：「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開始。…應該多採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

    　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

    　一向直言不諱的中國知識分子，眼見政府釋出的善意卻猶豫不前，直到後來才逐漸卸下心防，相信政府鼓吹百花齊放的口號是真實的。1957年5月1日至6月7日這五周間，中國社會風起雲湧，「大鳴大放」，人們一吐心中對共產黨的不滿。知識分子批評黨過度控制個人言論自由、對付反革命分子太過苛刻，官僚幹部腐敗等問題。北京大學學生，更在校園豎立民主牆，貼滿批評的大字報。一時之間，自由評論的風氣瀰漫中國。

    　對毛澤東來說，杜絕官僚主義與推動工業發展的命題同樣重要。發動雙百運動原只是毛澤東意圖以外部力量壓制黨內官僚主義的手法，然而，知識分子的批評聲浪卻逐漸擴及到對共產黨的批評，這些批評遠遠超過共產黨預期的底線。1957年6月8日這天，《人民日報》社論標誌了雙百運動的結束，這些戮力發出自由之聲的知識分子旋即被打為「右派分子」。反右運動正式展開！

    　截至1957年底，反右運動比歷次運動清洗了更多群眾，逾30萬知識分子被打上「右派分子」的標籤，他們有的被打入大牢、有的被下放農村勞改，有的甚至只是被流放。例如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就是當時被激烈攻擊的頭號右派分子。其女章詒和則在前幾年寫下著作《往事並不如煙》，描寫反右運動。這本書在兩岸三地都引起極大迴響，雖然在大陸最終被禁。

    　有人說，反右運動宛如一場文化小革命，爾後1960年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對全國包括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在內的更大規模意識型態恐怖運動。最後，這場顛覆中國知識界的反右運動囚禁知識分子的自由之聲，助長人與人因恐懼而生的相互攻詰，這一件又一件的事件就在中國社會劃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

2009-08-14 旺報 【張鐵志】

    　編按1949年開啟了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的新歷史。站在這個新時代的關口，本報特別製作「兩岸六十年，回首來時路」的系列專題，回顧過去六十年在這兩塊土地上，各自發生的三十個重要歷史事件。戰後在兩岸的新政權，一方面透過土地改革重新形塑社會基礎，另方面則透過鎮壓異議，不論是台灣的白色恐怖，或是中國第一波的反右鬥爭，來鞏固統治者的政治權力。

    　戰後，台灣開始進入一片黑暗肅殺。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社會的騷動並未完全被鎮壓。1948年3月，台大師大學生發動學潮爭取民主自由，高喊反飢餓反迫害。次年4月6日，一百多人被逮捕，7人在獄中被槍斃，史稱「四六事件」。

    　次月，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部司令陳誠宣告台灣實施軍事戒嚴。這部戒嚴法嚴重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並成為台灣戰後獨裁統治的法源基礎，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廢除，讓台灣成為世界上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

    　作為一個移入政權，國民黨原本對本地政治和經濟精英極度不信任。再加上在冷戰結構下，其與美國同盟，對抗共產中國，所以全面肅清島內有紅色嫌疑的份子。但整個威權統治的本質還是以蔣介石為最高強人的國民黨要鞏固政治權力，而鎮壓各種異議分子。

    　戒嚴令之外，各種法律構築了威權統治的基礎。例如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就頒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5.9），以及來台之後於1949年頒布的「懲治叛亂條例」。據前立委也是政治受難者謝聰敏的調查，在整個戒嚴期間，台灣有兩萬九千多件政治獄，十四萬人受難，三千到四千人遭處決。其中高潮是五零年代，據估計這段期間就有約有兩千人遭處決，八千人被判重刑。

    　這期間對後來台灣政治影響深遠的案件是《自由中國》案，和「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自由中國》是1949年由一群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創辦。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的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創辦之初，該雜誌與蔣介石關係良好，但他們逐漸不滿於蔣的強人威權統治，開始從批判共產主義轉向檢討國民政府。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國》批評黨國「反共救國團」干擾學校教育，蔣介石隨即下令開除其黨籍，雖然雷震到台灣後並沒有參加國民黨的歸隊登記。

    　《自由中國》被禁 雷震被捕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更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指出蔣政府藉反攻大陸神話而一黨獨大。《自由中國》亦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動作；更七論反對黨的重要性，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

    　基於這樣的政黨政治理念，雷震試圖結合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如李萬居和高玉樹，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由雷任秘書長。1960年9月4日，雷震終於遭到逮捕，罪名是「包庇匪諜」；10月8日宣判當天，蔣介石明確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台灣戰後第一個組黨運動，一個跨省籍、結合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的政治力量，就這樣被無情鎮壓。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1961年，年輕英挺的台大教授彭明敏成為台大系主任（其中一個學生叫連戰），並被聘任為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前途似錦。作為國際法權威，他深知國際處境，而無法忍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各種謊言以及獨裁統治。1964年，彭明敏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草擬一份「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呼籲台灣人民起來推翻蔣政權。

    　宣言中，他們提出的目標，第一個就是「確認「反攻大陸」為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宣言強調不分省籍，而非狹隘的族群主義。

    　9月20日，原本打算印刷一萬份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因為印刷廠走漏消息，彭明敏一行三人被警總逮捕入獄，以叛亂罪起訴。但由於彭明敏在國內外都具有高聲望，所以於次年11月被特赦出獄。1970年，彭明敏偷渡出國，直到九零年代初才回到台灣。

    　不論雷震或殷海光，彭明敏或謝聰敏，都是雖然被黑暗吞噬，但仍閃閃發光的名字。當然他們各自命運不同，雷殷二人沒有來得及看見民主的曙光就抑鬱而終，彭謝則見證到民主化的來臨，並擔任政治職位。但在他們之外，在那個時代，還有更多為了理想，或者其實是無辜被牽連，而神秘消失，或在黑牢中度過青春，或被折磨肉體的生命。

    　然而至今，「轉型正義」似乎還在空中飄盪。

2009-08-13 旺報 【劉嫈楓】

    　從內戰結束，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以後，中國經過了三年的恢復時間，國內秩序逐漸穩定下來，接續的十年發展時期，決定了當代中國的樣貌。在城市，政府極力推行工業發展，並打下了重要的現代化工業基礎；在農村，政府推動的土地集體化，更成為中國土地分配的制度基礎。

    　初掌政權的共產黨政府，隨即必須面對深具挑戰的局勢：鞏固政權、恢復秩序與發展民生。中國共產黨曾經喊出這樣的口號：「三年恢復，十年發展」。經過三年休養生息以及1953年韓戰的獲勝，逐漸站穩腳步的共產黨政府，開始致力工業發展以及土地改革，為中國邁向真正的社會主義鋪路。

    　建國新課題 工業化發展

    　韓戰結束後，國際冷戰體系大致形成，蘇聯成了共產世界的領導者，而深受蘇聯戰略影響的共產黨，在此刻同樣毫無保留地採行「向蘇聯學習精神」。1953年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畫，便移植了蘇聯1930年代一五計畫的發展項目，大量投入重工業項目，如鋼鐵、機器製造、水力與基礎化學工業等。一五計畫填補長期以來中國城市戰亂頻仍、基礎建設落後的空缺，並獲得顯著成就，國民收入提升、基礎建設投資增長、煤鋼能源產量大幅增加。

    　然而，工業化的成功是必須付出社會與經濟代價的，而這些代價絕大多數是由農民所承擔。事實上，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是立基在剝奪農村的基礎之上。政府開始執行嚴苛的「原始積累」政策，以極低的價格強迫收購農民糧食，這項政策讓農民僅留下溫飽的糧食，並使政府保證城市地區糧食供應不虞匱乏，並藉此壓低薪資水平。

    　此時，「以農業扶植工業」的戲碼，同樣在中國上演。於是，當中國城市如火如荼推動工業化的此刻，農村也正推行一波波土地集體化運動。

    　農村土地集體化

    　中國共產黨從來就不是馬克思口中那個由無產階級所構建的共產黨。中國革命的本源起自農村，支持群眾來自農民。「耕者有其田」成為共產黨政府對於農民的許諾，自1952年底起，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於焉展開。

    　初始的土地改革階段，政府率先推動「互助組」。在考量意識型態與權力結構的情況下，農業互助組剔除政治態度不明以及中、富農的群眾。互助組由七、八個家庭組成，藉由勞動力集中的方式提高產量。

    　隨著城市工業化的進程，中國進一步把互助組擴大為「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社集合了30至50戶家庭，共享土地與勞動力。除了每年固定必須繳交給政府的份額之外，每一家農戶仍保有原有的自留耕地，並可留下部分收成。此種「半社會主義」的農村組織型態，去除土地零碎化的缺點，大大地提升了農地產量。直到1955年，中國政府進一步地整合農業組織，設立稱之為「高級社」的組織型態，準備邁向下一階段的土地集體化。

    　然而，土地集體化的成果隱隱挑動毛澤東心中最敏感的那條神經。私營農業的果實，不禁讓中國高層領導人擔憂，富農階級掌權的農村生態是否將捲土重來。毛澤東曾說：「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完全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工業發展相適應。」事實上，共產黨政府實行土地改革，並非只是出自於對農村支持者的誓約。根據歷史學者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看法，共產黨推動土地改革，一來是為了瓦解舊地主階級，進而有助建立一個牢牢管理控制農村的集權國家；二來，則是期望透過土改，有效提升農業產量，作為城市工業發展的基礎。只是，這些過程裡無一不充滿矛盾。城鄉的問題也就從一五計畫時期，一直延續到了當代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