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11 中國時報 【本報訊】
去年底,在東京大學台灣留學生的忘年會上,一位應邀與會的駐日代表處官員致詞時,提到外國人登錄證的問題,他說,日本國會已經通過,從今年起,台灣人所持的外國人登錄證,在國籍欄上的註記,將由現行的「中國台灣省」改正為「台灣」(見圖,本報資料照片)。
景揚從東京捎來一封電子信件,與我分享最近發生在他身邊的兩件事。對我而言,那不僅是一個台灣留學生的心情故事,也是許多旅日台灣人的遊子心聲,勾起了我在日本羈旅時的陳年記憶。
去年底,在東京大學台灣留學生的忘年會上,一位應邀與會的駐日代表處官員致詞時,提到外國人登錄證的問題,他說,日本國會已經通過,從今年起,台灣人所持的外國人登錄證,在國籍欄上的註記,將由現行的「中國台灣省」改正為「台灣」。
這位官員表示:「三十年前,我來日本留學時,就被強迫拿『中國台灣省』的外國人登錄證。三十年後,經過政府的努力,終於有了改變。」他有感而發地說:「我和大家一樣,等這一天已經等很久了!」
官員話語甫落,會場上六、七十個留學生先是靜默,無人發出聲響,然後響起掌聲,「大家只是一起靜靜地拍手,一直拍手。長期被壓抑已久的心,好像只有透過這樣長長的鼓掌,才能找到宣洩的出口。」
已經負笈日本多年的陳景揚,現在是東京大學博士候選人,他在描述這件事的同時,我的思緒回到二○○四年秋天。那時我剛到東京,落腳在港區人形町,依規定我必須拿著日本外務省核可的文化簽證,以及《朝日新聞》邀聘擔任客座研究員的證明文件,前往區公所辦理外國人登錄。
結果,我也跟其他人一樣,自己的國籍欄被註記為「中國台灣省」,那時頗不服氣,一出區公所立刻向陪同的報社同事抱怨,除了批評此舉矮化台灣之外,也消遣地說,「日本人常去台灣,莫非也是到中國底下的一個省?」同事尷尬地苦笑以對。但那是當時的政策,只能無奈地接受。
景揚敘述的第二件事是台灣企業捐款給東京大學。去年歲末,學校宿舍管理員跟他提及,一位東大管理部的同事透露,這幾年,東京大學財務不比從前,民主黨執政以來,政府補助東大的預算更是一直被刪減。恰巧,一家台灣企業允諾捐款二十億日幣,彷若及時雨般,讓東大財務狀況獲得喘息的機會。
對於這家挹注東京大學的台灣企業,景揚的信裡說消息還沒公開,但事實上,這應是一則舊聞。因為出手能如此大手筆,必然是要擁有相當企業規模的財團。
二○○三年,在當時駐日代表羅福全的牽線下,東京大學與富邦集團接觸,隔年底,東京大學總長(校長)佐佐木毅率團來台訪問,與台灣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並宣告雙方成立姊妹校關係。在這場台、日兩所大學龍頭結盟的盛會上,富邦集團總裁蔡萬才夫婦獲邀以特別來賓身分與會。
二○○五年四月,富邦文教基金會正式捐贈東京大學設置「台灣研究講座」,預定以為期五年的時間,針對二戰前後的台灣法律制度進行研究,包括;日本統治時期下的台灣法律文化、日本統治結束後的台灣法律發展,以及台灣社會與文化等領域的關注。如果沒有錯,研究講座應該是執行到去年。
然而,富邦並不是最早贊助日本頂尖學府的企業,名校早稻田大學在二○○三年十月設立「台灣研究所」,背後也有台灣企業、財團捐輸的影子。那時候的日本,飽嘗泡沫經濟之苦,「世界第一」幻滅,來自台灣企業界的捐款,對刻正步上「獨立行政法人」之路的大學而言,宛如大旱望雲霓。
受邀在東京研修的那段歲月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與逐漸興起的「中國熱」相比,日本是矇著眼睛看台灣。一場在早大舉辦的東亞研討會,即充分印證這個政治現實,與會學者專家從中國、韓國、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到馬來西亞,就是獨缺台灣代表。
會後,我問主辦人、早大政治經濟學教授毛里和子,這位日本學界的「中國通」卻以兩岸敏感為由,避答為何沒邀台灣的質問。但誰能料到,多年後,儘管中國問題依舊炙手可熱,然而,日本看台灣的態度,卻已隨著台海兩岸情勢的解凍,乃至東亞各國國力的消長,出現微妙的變化。
外國人登錄證的修正就是明顯的案例,那不只是一種身分的認定,也是一種國格的追尋。在景揚的來信中,我想像當時的場面,無論是留學生或派駐日本的外交官,長年以來,他們內心都深藏著一份無法言喻的鬱悶,在聽到「等這一天已經等很久」的引線被點燃之後,終於爆了開來。
那天持續不斷的掌聲,一定有人拍紅了雙手,或是噙著眼淚,喉嚨像噎著般說不出話,東京的天氣雖冷,但每個人心底卻是熱的。
東大宿舍管理員與台灣留學生之間,最後是這麼結束對話,信裡寫道,「他搖著頭跟我下了一個結論說:日本不行了!」至於留學生則感慨地說:「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清楚地感受到日本人對自己的社會失去了信心。日本到底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