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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不撤守─走出雙輸的外交詛咒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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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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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7 中國時報 【陳長文】

     繼一系列的國防軍購討論後,本欄接下來將從「外交」面向切入討論。兩蔣執政下國共對峙時期的外交政策不論,從李登輝接任總統到現在近廿年間,包括歷任的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以及與外交息息相關的大陸政策主事者),鮮少想過,台灣該如何有智慧地正視國際現實、有勇氣面對外交侷限,鮮少去思考,台灣必須看得到最糟的一面,才有可能因應挑戰,找出有意義並適合我們這樣的「小國」外交模式。本文,筆者所要切入的,剛好就是新舊政府兩種截然對立的外交思惟:「外交休兵」與「烽火外交」。換言之,到底是馬政府的「外交休兵」對台灣比較好?還是過去八年,民進黨政府的「烽火外交」正確呢?

     在進行「說理」之前,不妨讓我們從幾個「數字」與「事實」來觀察。

     雖然筆者早在二○○四年即撰有〈走出邦交國數迷思,尋找正確的外交戰場〉一文,公開主張,邦交國的數字多寡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二千三百萬人要向全世界提出什麼實質的貢獻。然而既然很多人常常以「外交休兵」「可能」會折損我們的邦交國數目,作為批評新政府外交休兵政策的基礎,那麼,姑且先順著這樣無實益內容的邏輯,就讓我們以邦交國數字的增減作為標準 ,來檢驗馬英九的「外交休兵」與民進黨的「烽火外交」孰優。

     馬英九上任到現在僅近半年,因此我們只能以半年做為比較基期。這近半年中,邦交國數無增無減。這可以視為外交休兵的初步成果(儘管實益不大)。反觀在民進黨執政八年內,台灣的邦交國數從廿九國減少為廿三國,以半年為一個基期折算,則在「烽火外交」下,民進黨政府每半年就使台灣減少○.三七五個邦交國。

     這還沒把「投入資源」納入比較,以民進黨執政時屢受詬病的外交機密預算為例,馬政府在編列明年度的機密外交預算時,即刪減了三三%的預算。相較於民進黨八年執政編列了千億的外交金援(還不論中間有無人謀不臧),台灣的邦交國數卻從廿九國減為廿三國,大幅減少掉了二○%。新政府若能以較少的預算,維持外交的原狀,那一種外交思惟合乎台灣利益豈不明顯?

     這些省下來的資源,對台灣日益拮据的財政仍是有幫助的。容筆者舉一個實例,日前因辛樂克颱風斷裂的后豐橋,其實早在兩年前就已經被交通部列為危橋,但卻因為預算因素,到今日都無法發包改建。這個預算是多少呢?交通部針對四十座較危險橋樑所做的優先改建預算,是一百一十八億元,而且還要到一百零二年才能夠執行完畢。然而另一方面,根據審計部的資料,在過去四年,光是用於「機密外交」但不符審計規定的爛帳,就高達一百六十億元。這不是機密外交的總數,只是機密外交的支出中,不符合審計規定,而無法核銷的部分。

     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是:該把這些龐大的經費用在最後邦交國數不增反減的「外交戰場」?(就好像問政府;該浪費七百五十億買三十架天價卻毫無實益的攻擊直升機嗎?)還是重建讓人民可以安全回家的所有危險的橋樑呢?哪一個,對台灣好?對人民好呢?

     有論者批評,馬英九「外交休兵」的想法過於天真。因為中共並不會和你休兵,因此「外交休兵」就等於「外交投降」。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以去年中共和哥斯大黎加建交為例,據報導,代價是付出三億美元買了哥國政府公債。中共何嘗願意當凱子呢?只是當我們加碼買邦交時,為了面子,中共也得加碼買邦交,於是我們又得墊高籌碼。這種惡性競爭,對台灣與中共都沒有好處。

     在烽火外交指導下的外交政策,往往讓兩岸同時陷入一種注定雙輸的詛咒賽局。為了怕之前投入買邦交的錢白花,便像中了詛咒一般,瘋狂加碼。只有當其中一方願意停止喊價,雙方才能同時走出詛咒。而現在以「外交休兵」重定位外交政策的台灣願意走出這個詛咒,中共何樂而不跟進呢?

     何況,與其將資源虛耗在這無意義的詛咒賽局裡,理性的政府都應該將國家資源用於有實質意義的地方--外交正是其一,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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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不撤守─人道、善意思惟 開創外交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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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4 中國時報 【陳長文】

     真正勇敢的人,不是那種以己之短,擊彼之長的莽夫。真正勇敢的人,是能夠誠實面對自己的短處,正視自己的劣勢的智者。因為唯有看得到、也願意面對自己劣勢的智者,才能找得到、才能成功運用自己的優勢。

     中國大陸不管在外交、軍事上崛起成為世界強國,這是台灣主政者不容迴避的事實。以參與聯合國的問題為例,對國際現勢稍有理解的人都很清楚,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我們擁有廿三個還是廿四個邦交國,也不在於這廿三個邦交國中有多少國家在聯合國發言支持我們。關鍵就在於中共(在聯合國擁有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的態度。這也是為什麼我多年來直言應該打破「邦交國的迷思」的緣由。

     因此,不管我們耗去多少資源,沒有從核心解決中共的態度,結局都是很清楚的。這是為什麼新政府要揭櫫外交休兵理念的根本因素。就是以正向的態度面對中共,改變過去以負向對撞的態度。

     而勇敢正視劣勢的另一層意義則在於,我們更可因此找到我們的優勢。台灣在現實外交上相對於中共固然處於劣勢,這不代表我們在其他的地方也處於劣勢。台灣的優勢(即軟實力)不在外交,而是在於優質的制度--即自由、民主、多元開放。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強項,去補強我們的弱項。換言之,我們不應在外交上和中共進行事倍功半的競逐,而是應該運用我們在制度上的優勢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們的肯定,同時也和緩兩岸、促進中共的改革。

     當兩岸的善意漸次累加,當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與時俱進時。也許我們現在期待的入返聯合國或者在外交上無阻礙的推動和他國的正常外交,這種種目標,反而更有機會(因為統一或獨立)早日實現。

     基於此,比外交休兵更上位的理念,應是「走出邦交國的迷思」,以更實在的角度去看待我國外交的實質意義,如此才能找到正確的外交工作場域。

     過去數十年,兩岸政府斤斤計較多一個邦交國或少一個邦交國,計較到無所不用其極,計較到賄賂他國首長敗壞風紀,成為媒體的頭版醜聞、出盡洋相。這種金錢為後盾的「外交購買」,常常涉及檯面下的政治獻金,不但碰觸到他國「政風」的敏感地帶、牴觸他國的法律,在公義上也是站不住腳的。

     更別說,當我們花大錢想要在帳面上增加一些「邦交國」,這樣的「邦交」根本不牢靠。事實顯示:當這些國家中出現執政輪替,以前花的錢就可能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花無數金錢,卻反而打擊了台灣形象,何苦來哉?如果我們不要老是牽腸掛肚、斤斤計較於邦交國的數字,把用來買邦交的資源,用在真正有意義的援外工作,那才是真的有助於台灣的外交,提昇台灣的國際形象。

     例如,當其他較我們落後的國家發生天災人禍(例如緬甸的大水災)時,我們應立刻啟動外交預算,主動或協同國內民間組織,投入人道救援;平時則對發展較我們緩慢的國家(不論有無邦交),提供長期的援助,如興建嘉惠弱勢民眾的醫院、派出農業技術團隊協助落後友邦改良技術、捐助國際公益團體、保護熱帶雨林對抗溫室效應、協助改善落後地區的教育、認養貧童等。那麼,這些外交的錢花再多,也是值得的。

     馬政府在揚棄金錢外交、倡議兩岸休兵作法上,相較過去有顯著不同。但顯然的,在「破除邦交國迷思」觀念和做法上仍需大幅度調整。例如,外交部以及國合會,在援外工作上,仍是以邦交國為優先而畫地自限。邦交國如有迫切的受援助需求,而我們能提供有意義的援助固然很好,但非友邦國家有同樣迫切的援助需求,我們的善意也不應打折扣。援外的工作,核心理念應是「人道」與「善意」,而不僅是邦交之有無。即使,囿於國際現實, 我們得不到廣泛國家的承認,只要我們有心,台灣一定能贏得世界的尊敬。讓台灣成為受尊敬、受肯定的國家,那絕對比增加邦交國更有意義。

     總之,真正有意義作法是,以公開透明方式,將寶貴外交資源用於公益慈善、永續環境,台灣才能真正的得到國際社會的尊敬,這才是政府當有的外交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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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不撤守─江陳會後 兩岸進一步交流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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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0 中國時報 【陳長文】

     陳雲林結束了訪台行程,海基與海協兩會針對多項經貿議題達成具體協議。在我看來,這些都是預料中事。兩岸的糾結,經濟問題遠比政治問題要容易解決。即便是民進黨針對陳雲林來台發動了一系列激烈的抗爭,其抗爭對象也不是空運直航、海運直航、郵件直達或食品安全這些與廣義經濟有關的會商,而是對陳雲林背後所代表的大陸政府的一種意識形態性的政治反對。

     這種意識形態性質的政治思考,並非民進黨獨有,大陸方面其實也有更多意識形態的政治禁忌。最顯白的例子就是,即便台灣各方均高度期待陳雲林稱馬英九為「總統」,陳雲林就是喊不出來。其所能妥協的限度,最多也只到在總統府所屬的台北賓館會見,並同意總統府人員在總統進場時高喊「總統蒞臨」。換言之,「互不否認」是大陸方面目前的政治極限。而可能(其實也未必)帶有承認意涵的「總統」稱謂,終究仍是不肯(不願或不能)讓步。

     這些政治禁忌與意識形態框架,其實才是兩岸要進一步深度交流的最大考驗。而其中屬性上有高度政治性的外交議題,可說是兩岸關係的重要的考驗點,特別是在江陳會對兩岸經貿問題已有初步成果的此時。

     馬英九上任即明白揭式活路外交與外交休兵的理念。然而,馬英九外交休兵的立場能不能成功,並不是台灣單方面努力就能成功的。更重要則是中共是否會有相應的善意。但即便從長遠的角度看,外交休兵的策略仍有不確定性,至少有二點是確定的。

     第一,過去烽火式的外交思維顯然是錯誤的,也走進了死胡同,我們必須採取新的態度才能走出困局。

     第二,目前看來,中共也不是沒有釋放善意,較諸過去的兩岸關係,化暖、和善是目前看得到的方向。

     有人可能會懷疑:「是嗎?那中共為什麼還要封殺我們入聯?」歷史的進程,不是一蹴可幾的,它通常是漸次更替的過程。若從「相對觀點」觀察,較諸政黨輪替前,在許多方面,中共的態度不能說沒有朝向較為善意的方向改變。

     例如:中共的領導階層已經較少提起台灣人民不喜歡聽(也無法接受) 的「一國兩制」;又如中共以往在許多場合堅持稱我們為「中國台灣」,並在北京奧運初期堅持,依奧運協議只有在奧運相關場合才用「中華台北」稱呼我們(意即其他場合,中共並無義務以「中華台北」稱呼我們),但經過我政府強烈表示不同意見後,中共改變往例,改以「中華台北」( 而非「中國台北」)稱呼我們。

     又或者,此次亞太經貿論壇(APEC),在大陸方面「不反對」的立場下,台灣特使的層級提升為前副總統。這也可以解讀為一種相對的善意。

     但很明顯的,這樣的善意是遠遠不夠的。以民進黨最近的抗爭為例,雖然引發的暴力流血應當譴責,但這些抗爭中,有一項訊息是清楚明晰的:在台灣確確實實有為數不少的民意,非常在意尊嚴。

     而「尊嚴」這種「主觀」的價值,最容易被檢視的「客觀」形式就是:台灣能不能或者能以什麼樣的形式,在大陸的支持(或至少不反對)下,擴大在國際社會上的參與。而其中最具關鍵的指標莫過於台灣在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參與問題, 例如WHO或WHA的參加上。

     如果,明年台灣在WHO或WHA的參加上,大陸方面仍抵制台灣的參加,那麼馬英九的活路外交政策將面臨國內嚴峻的挑戰。一旦活路外交政策挫折,外交休兵的理念也勢將連帶被動搖,連兩岸關係好不容易因經貿交流而開啟的正向循環也可能逆轉為負面循環,其結果是仇中的意識形態情緒也很有可能再度成為台灣政治的主導力量。這應該不會是大陸方面所樂見。

     這不是危言聳聽,要避免兩岸關係從現在正向循環的雙贏契機,逆轉為負面循環的零和賽局,中國大陸就必須有更大誠意,回應馬英九活路外交或外交休兵。馬英九的外交牌已打出,接下來,要看的則是,大陸方面能不能突破自設的政治禁忌與意識形態框架,用(以大事小的)智慧、(全方位改革的)信心、(視台灣人民為一家人)的善意,在國際社會中回應台灣人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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