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 2008.10.21 01:38 am 
 
過去半個多世紀裡，台灣財金教父的角色變遷，反映出政治權威變化而在財金領域所造成的權威變動。本文要談的四名財金教父分別是蔣介石時代的尹仲容，蔣經國時代的李國鼎，李登輝時代的劉泰英及陳水扁時代的鄭深池。

將這四個人排比對照，讓人不由得感慨繫之。他們四人各有功過，亦具體而微地顯露出台灣每下愈況的政治格局及操守風氣。

尹仲容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主責國營事業的整飭、經濟的安定、外匯及貿易的管理，特別是美援的有效運用，以及民生大宗物資的採購。儘管尹仲容因當時國民黨內「黃埔系」及「ＣＣ系」的惡鬥而宦途多波折，中信局局長和經濟部長二職都做不長，而主要是在特定任務編組如外匯貿易審議及美援運用上發揮長才。但整個一九五○年代台灣經濟由亂而定，轉危為安，尹仲容這個第一代財金教父的確厥功至偉。而尹仲容樸素清廉、學跨中西，著有《工程數學》及《呂氏春秋校釋》這類非常專業的著作，也是官場罕見。可惜他六十歲即病歿，長留去思。

李國鼎貢獻最大之時，則是在一九七○年全球受到美元貶值、物價飛漲、兩次石油危機之際；他運籌帷幄，包括穩定物價、設置中小企業保證基金，以及先後於一九七三年推動十大建設及一九七八年十二項建設。李國鼎將國家扮演的經濟火車頭角色做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後來在新加坡得到更大的開展，形成強大的國家控股體系；而在台灣，則是在「發達國家資本」及「鼓勵私人資本」間求取折衷。李國鼎擔任財經要角期間，在鼓勵大貿易商、發展石化及電子工業上，都給了私人資本極大的空間，這也是類似王永慶等台灣企業家得以快速崛起的背景。李國鼎之所以長期受到懷念，乃是他為台灣打造了成為四小龍之首的基業，所展現的遠見、清廉，乃是那一輩技術官僚的人格特質。

接著，就是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新的財金教父由政府部門轉入黨部。在劉泰英叱吒風雲的那十餘年裡，他挾著數百億元資產縱橫海內外。黨產扮演投資火車頭的角色早已被遺忘，操作黨產的集團墮落成了一個特權系統。當劉泰英叱吒房市股市期間，其躊躇滿志的種種行為，成為經常見諸媒體的花邊新聞。當時台灣大學有個學生社團評選「最崇拜的人物」，劉泰英即排名第一。事到如今，劉泰英身繫囹圄，李登輝逍遙法外，當初那些黑金操作徒貽笑罵，一代財金教父而淪為階下囚。劉泰英開啟了貪腐虛迷的政治新文化，官商勾結，紀律蕩然，以奢侈為榮，開始將台灣帶向下坡路。

到了陳水扁時代，這個「約書亞」比「摩西」更青出於藍；他手下的財經官員幾乎無一留下正面政績，但他的政治黑手卻直接伸入金融機構。在陳水扁任內，為了部署他的綠色財金版圖，硬是以「金改」為名，賤賣公營行庫給特定的效忠財團；而他及家人親信則在這種賤買賤賣的過程裡疑似坐收大筆賄賂。一九九○年代中期，俄羅斯在葉爾欽任內大筆賤賣國產，兩三年內俄國即產生至少兩打十億美元級的富翁和數百億元級的富豪。陳水扁所做的簡直是俄羅斯黑金大挪移的亞洲版。而鄭深池這個一度「喊水會結冰」的角色，其實亦只是陳水扁洗錢的窗口而已。這類醜聞弊案料將一一爆發，政商勾結、賤賣國產，不啻是「竊盜政治」的現形記。將來不知有多少人會在獄中成立「教父聯誼會」！

由「蔣介石／尹仲容」、「蔣經國／李國鼎」、「李登輝／劉泰英」及「陳水扁／鄭深池」這四代「教父」的對照，其實具體而微地彰示了政治風氣的轉捩與惡化。前人辛苦種樹，為國家繁榮而戮力；後人敗國禍國，甘為一人一家之鷹犬。今天台灣缺乏治國典範，財經金的國際競爭力下滑，不是沒有原因的。四個財經教父的對照，能不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