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3 中國時報 【中時社論】

    　兩千多年前，秦國曾經基於「血統考量」，下令非秦國出身的謀士、客卿都要逐出秦國；而現在，咱們的政府也在搞現代版的「逐客政策」─用一個清高的「一律要財產申報」政策，把許多原先受邀擔任政府財團法人、公營事業董監事的企業界、學界人士逐出此體系。

    　先回頭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原始目的，其實就是透過申報財產這個「陽光制度」，讓社會看到公職人員財產的變化，避免公職人員藉著行使公權力的過程，獲取不當利益。其立意良善，縱然對有心貪汙、獲取了不當利益者，的確有不少手法可躲開財產申報制的監督，但至少這是一個起碼的陽光制度，體制內規定需要申報財產的公職人員，既已享受國家給予的權利，則財產要申報以昭公信，權利義務對等相稱。

    　不過，一旦這個範圍無限擴張後，卻可能是災難一場；因為，它也把政府原本可廣納社會各界菁英，協助政府治理的門，大幅縮小或甚至關上了。

    　世界各國幾乎無一例外的是：官僚體系本身固有封閉與保守性，社會學大師韋伯早已闡述甚明，在其〈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文中，則寄望來自官僚體系外的政治家，推動官僚體系的進步與改革。只是，在現實政治中，政治家難求，既缺專業、又只追求本身政治甚至經濟利益的政客，則是比比皆是。

    　既然政客不可寄望，則只能寄望其它力量，能對推動官僚體系的進步與運作有幫助。透過延攬官僚體制外的社會菁英，進入包括政府設立的財團法人機構、公營事業體系等，正可能為封閉保守的官僚體制帶來新的聲音與力量，對該機構功能的發揮自是有其正面效益與意義。這些機構，不乏在各領域中有其領導作用的機構，如工研院、資策會、生產力中心…等，至於在電信、金融領域有相當高市占率的公營企業，就更不在話下了。

    　但在過去藍綠競飆自己「比較清高」，把財產申報範圍不斷擴張結果，那些在政府捐贈成立的財團法人、公營事業中，只是兼任一個董監事者，都要財產申報，把自己所有的財產公告給社會周知。

    　這些兼任董監事者，都有自己的事業，受政府邀請任董監事，既未實際去負責這些單位的運作與經營，更不能主導其走向與政策，基本上是協助與監督這些單位的業務，但卻換來要對全社會公布財產的義務─財產申報就是公布財產。這麼一個權利義務如此不對等的制度，當然引發辭職潮─不是做了虧心事、有愧於心，而是：何苦、何必呢？

    　想像一下，友達董事長李焜耀、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文淵、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永豐餘集團董事長何壽川等諸多企業家，或如史欽泰、司徒達賢、周行一等國內財經界著名的學者，他們擔任工研院、生產力中心或資策會的董監事、董事長，大概不會有人認為他們能從這些董監事工作中，為自己或自己的企業「撈」得不少利益，所以應該要以申報財產來「嚴厲監督」他們吧？

    　反之，有這些在各事業領域有成就的社會菁英，擔任董監事的單位，對該單位應該是加分而非減分吧。是政府與這些單位要借重這些產學菁英得多，還是這些人要依靠政府這些單位來得多？

    　在政府以擴大財產申報範圍「間接」下達逐客令後，這些原本的產、學菁英，就這樣的離開這個廣泛的官僚體系，剩下體系內者近親繁殖、彼此相濡以沫；更難得到外界的刺激，「基因」更難改造，成果與績效必然下滑。

    　這種做法，就能澄清吏治、讓政府清明了嗎？這種結果，豈是社會樂見者？

    　當年秦國下令逐六國之客，如果此事成真，等於把六國中為秦效命的菁英盡逐出國，秦國的霸業必難成。幸而有李斯上書〈諫逐客書〉讓秦王打消此議，終成霸業。而今日政府的「逐客政策」，卻仍不知何日而止。

【聯合晚報╱社論】 2008.10.02 02:09 pm 
 
立法從來不是件單純的事，既要跟隨社會變遷產生的需求，也可能面臨來自既得利益者的阻抗。新法一旦過關，成為普遍有效的法律，會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影響到很多人。最近發生的大批官股董監事離職潮，就是這麼一個新法施行的後遺症。

新修訂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部分條文，可謂「個案立法」，也是一種「報復立法」的產物。當初受到吳淑珍珠寶漏報事件影響，運用國務機要費案帶來的龐大民氣，國民黨立委提出所謂「吳淑珍條款」。正因為民氣來勢洶洶，民進黨不敢擋此修正案，於是基於「報復性立法」的思考，就故意提出更嚴格、規範更廣的案子，跟國民黨一鬥。

這一鬥，就鬥出了公股董監事也須申報財產的辦法，也就種下這波公股董監事大舉「逃亡」的根由。公股董監事中，很多是民間企業家或學者，因為專業而被政府找去「幫忙」。許多人擔任的公股董監事是無給職，只領一點開會的車馬費，卻被規定申報財產。先別說會讓這些人的財產隱私曝光了，就只考量申報的麻煩，以及萬一漏報而可能牽涉的法律風險，已經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了。

一個陽光法案，造成如今局面，甚至對於公股事業的公司治理，可能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輿論如今譏評，「沒堵到吳淑珍，堵到其他人」，其實這正是當初藍綠角力下的「報復性立法」之弊；也可見，通常冠有「某某人條款」稱謂的「個案立法」，如果為處理個案而未謹慎考慮全面施行的合理性，後果可能弊大於利。像規範公務員的所謂旋轉門條款，當初也為防弊之用，但執行時發生很多解釋上的疑慮。又如最近因扁家弊案而引發民氣催生的財產來源不明罪，輿論多認為乃治貪汙所必須，但反而是包括幾位大法官提名人在內的法學界，提醒也要留意人權與無罪推定原則。可見，肅貪當然要徹底，但立法更須周全謹慎。

立法需要專業知識與社會良心。迎合新聞或為了個案而倉卒立法，不是及格的做法；只知站在黨派立場，為了對抗而不是為了長治久安的報復性立法，也不是及格的做法。我們該換個角度加強對立法程序的監督了。

【經濟日報╱記者林淑媛／台北報導】 2008.10.02 02:48 am

經濟部表示，因應10月1日起，官派私法人董監事均應申報財產，經濟部所屬官派董監事即有高達115人請辭，為挽留人才，正研擬將部分官派董事，轉為民間董事的腹案，同時積極朝修訂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力求解套。

這波官派董監事的辭職潮，未來如何補實遺缺成為經濟部的一大挑戰，經濟部希望能夠儘速修法補正，朝領有專任薪酬的官派董監事才需申報財產的方向努力。

據瞭解，對已辭職的中國生產力中心董事長許勝雄，經濟部為挽留人才，正研擬將許勝雄從官派董事，轉為民間董事腹案，避開許勝雄官派身分則必須申報財產的問題，使其繼續留任中國生產力中心董事長；至於商研院，由於副董事長張平沼並非官派董事，經濟部決定由其代理董事長一職。

趕在10月1日官派私法人董監事必須申報財產前夕，經濟部9月30 日中午對所屬國營事業、官股低於50%企業、國營事業轉投資以及財團法人，全面發出是否續任董監事的調查，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官派董事有155人、財團法人官派董事301人；監察人則分別為58人與42人，結果回函決定不續任董監事人數高達115人，對行政部門投下震撼彈。

除周二已經確定請辭的台鹽董事長吳俊億、中國生產力中心董事長許勝雄、商研院董事長司徒達賢以及工研院董事長史欽泰外，今日則陸續確定擔任資策會董事的何壽川（永豐餘董事長）以及魏哲和（交大教授）也不願意留任。

工研院受到此次財產申報風波影響最大，經濟部技術處長杜紫軍表示，包括史欽泰在內，工研院有七位董事提出請辭，包括工總理事長陳武雄、台化董事長王文淵、許勝雄、明基董事長李焜耀、前中華電信董事長賀陳旦與裕隆汽車總經理陳國榮等重量級人士。

杜紫軍強調，雖然工研院14席的董事，有七席請辭，依據章程仍可繼續運作，但未來補派工作挑戰相當大，即使官派董監事由官員兼任，也只能兼職兩個，且部分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明定，必須保留一定的董監事名額給企業代表，在現行法令下，自民間求才的難度更高，未來只能寄望修訂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才能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