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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兵敗大陸 蔣寢食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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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8 中國時報 【黃清龍】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九四九年毫無疑問是極為關鍵的一年。

     從一九四八年秋天開始,國民政府軍隊接連在東北遼瀋戰役、華北淮海戰役(又稱徐蚌會戰)、以及平津戰役等「三大戰役」中被共軍擊垮。眼見剿匪已是徹底失敗,要求蔣介石下台的聲浪越來越高。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總統。南京政府試圖「隔江而治」,與中共和談失敗。四月廿一日,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共,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京易幟。行政院遷廣州,李宗仁則飛往桂林。

     五月廿七日上海棄守。其後數月,國軍接連在江浙、兩湖、閩粵等地失利,可謂兵敗如山倒。直到十月廿四日,共軍大舉進攻金門,經過三晝夜的激戰,為國軍全數殲滅。這是第二次國共內戰以來,國軍少有的勝利,為政府日後遷台奠定了重要基礎。

     十一月中旬,西南保衛戰進入最後決戰。廿八日共軍逼近重慶郊區,蔣巡視重慶市區,當天日記記載:「沿途車輛梗塞,憲警已無法維持秩序,一般民眾更焦急徬徨,令人不忍卒睹。」

     十二月八日,行政院決議遷都台北,此時蔣仍在成都。兩天之後,蔣得知雲南省主席盧漢致電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請其四川各將領活捉蔣匪」,於是決定不飛西昌,而於午餐後,自成都鳳凰山機場登機,十四時起飛。

     這是蔣介石對大陸的最後一瞥,從此沒再踏上故土一步。途中不免心情沈重,以致「假眠三小時未能成寐」。當天的日記記載:「十八時半抵台北,與辭修同車到草盧寓(按,陽明山招待所)。空氣清淡,環境清靜,與成都灰塞陰沈相較,則判若天淵也。」

     來到台灣單純的環境,蔣介石終於可以喘口氣。然而西南戰況失利的消息不斷傳來,卻讓他寢食難安,惡夢連連。十二月廿三日的日記記載:「昨晚冬至,夜間夢在新建未漆之樓梯,努力掙扎爬上梯底時已力竭氣衰而醒。若此為預兆,前途艱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當年的最後一天,蔣在日記自省:「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而最令蔣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蔣未曾提及的是,「他的身邊充斥太多共黨間諜」。據長期擔任蔣醫官的熊丸在其口述歷史透露:「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大匪諜,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軍每戰必敗。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總統卻都聽不進去。」

     劉為章後來當了中共水利部長,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要職。六○年代反右運動時遭清算,毛澤東為了保他,把當年的秘密給抖了出來:「你們不要以為國家對劉斐同志待得太好了,其實今天我們能夠解放全國,劉斐同志是立下了大大的功勞的,因為他曾經冒了非常大的危險,勇敢的把國民黨所有的軍事作戰計畫,通通供給了我們,我們才能按原定計畫把國民黨打垮。」(大敗退系列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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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祕聞系列12─跨海布局 保衛大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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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2 中國時報 【黃清龍】

     大陸西南的失陷,固然使得蔣介石的剿匪計畫徹底破滅,卻也開啟了台灣成為「自由中國」的機會。從四九年一月下野,蔣介石就在為「棄大陸保台灣」的戰略作布局。台灣後來之朝向國家化發展,可說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蔣的「保台」布局,第一個動作是加強台灣防務鞏固國民黨的掌控。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一月十八日兼任警備總司令。此前,孫立人將軍已經在台灣南部訓練新兵多時。陳、孫兩人一北一南,互為犄角,成為台灣防務的重心。

     五月廿五日蔣自澎湖馬公飛高雄。這是蔣第一次來到台灣,當天日記記載:「到岡山下機,叔銘來迎,直上高雄要塞之壽山官邸,背山面海,坐北向南,林木蔥籠,神悅心怡,不勝自得之至。」

     蔣所以能在「中樞無主,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際,面對「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的壽山,而仍有「不勝自得」之感,顯然地,陳誠、孫立人的宣示效忠,台灣的防務日趨穩固,已使他的保台計畫更加成熟。

     軍事之外,財政金融也是關鍵。早在下野前的一月十日,蔣即命令中央銀行將儲備金移往台灣、廈門,由蔣經國、周宏濤負責督運。直到二月十日,大部分金銀都已運存台灣和廈門,上海只留廿萬兩黃金。這批資產,依一九四九年市值估算,約為五億美元左右。

     蔣為了保住這批黃金,頗費苦心。五月下旬行政院在廣州召集財政糧食會議,台灣省主席陳誠準備前往參加,蔣當時人在澎湖,獲知後立刻阻止。

     廿一日的日記寫道:「辭修不問利害與結果如何,貿然前往參加,如果桂系李、白向其要求運出台灣存金,而彼因應不宜,其可為其所害!白崇禧之卑劣毒謀無所不為之往事,毫不介意,甚為其危。乃為之設法脫身,未知其果能領悟否。」

     六月十四日台灣實施幣制改革,以運台八十萬兩黃金作為改制基金,蔣在日記自敘:「此乃最重要之政策,得以實施,為慰。」

     八月廿日政治行動委員會在台成立,由蔣經國主持,統籌協調情報活動。九月廿一日台灣防衛司令部成立,孫立人任總司令。蔣的保台布局,至此已大致完備。

     然而蔣還須面對來自美國的質疑與挑戰。自四九年四月南京失陷後,美國認為必須力阻台灣落入中共手中,而蔣把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帶到台灣,即使得到美國的援助,也不可能守得住。因此,國務院開始評估,在國民黨內扶植更有效的、民主的領導人的可能性。

     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予外界以美已放棄蔣政權的印象,一時之間,人心惶惶。八月十二日蔣在日記寫道:「美國對華白皮書之發表,實為我國民族與革命最後最兇之一擊。」

     隨後,蔣做出妥協,根據鄭介民自美攜回的美方白吉爾上將備忘錄內容,於十二月十五日任命美方屬意的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蔣在日記記載:「此無異再冒險一次也。」十二月卅一日,美國參眾兩院終於通過「繼續援華方案」。

     至此,風雲動盪的一九四九年總算過去。月底蔣偕家人到日月潭渡假,面對湖光平靜、山色蒼茫的明潭景致,蔣心有所感地在日記寫道:「在此重大失敗之中,亡命台灣猶有自由生活,殊覺自慰,故頻謝天父與基督洪恩不置也。」台灣的命運,自此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本系列完。明日續推出「渴望戰爭的人---蔣介石與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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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叛親離 決遷都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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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1 中國時報 【黃清龍】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為期三年的國共內戰已告一個段落。但戰爭其實並未結束,從十月十二日國府由廣州遷往重慶到當年年底,是所謂的「西南保衛戰」時期,蔣介石親臨重慶坐鎮指揮,面對眾叛親離的悲慘局面,過程備嘗艱辛,在其日記上有極為深刻的記載。

     蔣介石是於十一月十四日桂林失守後,自台灣飛往重慶,行前一天在日記寫道:「德鄰飛桂後,閃避不回重慶行都,整個政府形同瓦解。軍民惶惑,國難已至最後關頭。不管李之心理行動如何,余不能不先飛渝,主持殘局。」

     許多研究者認為,蔣此行除為「主持殘局」,也是調虎離山之計,把共軍牽制在中國西部,以緩和對台灣的威脅。

     在渝期間,蔣為統籌川滇康作戰方略,令胡宗南部隊由秦嶺轉進到成都,俾使成為保衛西南主力。十一月廿八日共軍攻抵南溫泉,重慶危在旦夕,蔣不得已決赴機場宿營,「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

     第二天一早,中美號專機自白市驛機場起飛時,在江口過江之共軍,已迫近距機場前方廿華里。

     到了成都,蔣隨即約見鄧錫侯、劉文輝、熊克武、向傳義、王方舟等軍政領袖,但劉、鄧避不應召。蔣在十二月七日日記寫道;「彼藉口以怕本主席與其為難,而實則另有作為。彼等已經受匪威脅,決作投暗棄明之叛離,似已成竹在胸矣。滇盧(按、雲南省主席盧漢)態度亦已漸明,既不願大本營設昆明,亦不願就滇黔剿匪總司令名義,其用心與劉鄧如出一轍。」

     但蔣仍不死心,指派張群前往昆明安撫盧漢。隔天張群自昆明回到成都,向蔣報告與盧漢接觸結果。日記記載;「岳軍面述盧以正在戒煙,故其心身皆變態無常,只想退避要錢,至於公義私情皆不顧矣!」

     蔣知盧漢已有貳心。不久,情報單位攔截到盧漢打給劉文輝的電話,內云「請其四川各將領活捉蔣匪」。蔣原本想飛到西昌,但彼時西昌衛隊只七百餘人,兵力單薄,於是決定改飛台北。當天蔣在日記記載;「小子(按,蔣自稱)粗疏,太不警覺儆醒矣!近月以來逆盧言行早露叛跡,如及時防範或趁早解決猶易為力,奈何一誤再誤,冥頑不靈如此也。」

     蔣會如此懊惱生氣是有原因的。早在九月初蔣赴重慶擘畫西南戰局時,盧漢就曾拒絕應召,理由是怕蔣不放他走。蔣為了表現誠意,派蔣經國到雲南當人質,只要盧漢一天沒回昆明,蔣經國便不許離開。因為這樣,盧漢這才肯到重慶與蔣見面。

     經過此番波折,蔣的內心不免感慨係之,日記寫道;「邊區之人善變多疑,而況於苗夷盧、龍乎?今後益覺邊人只有畏威而決不懷德,道義絕非邊民與苗夷之所能感動。豈僅苗夷,一生經歷,更覺凡是政治與外交,絕無信義更無情感可言,只有實力與強權方是政治與外交之本質也。」

     西南雖已失去,蔣則以「在川滇康黔叛離混亂下,毅然獨斷遷移中央政府於台北」而自得。日記提到:「當時對於遷都台北多主慎重,不即遷台,蓋恐美國干涉或反對,不承認台北為我國領土。余始終認余在台,政府遷台,美、英絕不敢有異議,如其運用武力干涉或來侵台,則余必以武力抵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其背盟違理,曲在彼而直在我也。」(大敗退系列五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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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的荒漠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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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0 中國時報 【黃清龍】

     宗教信仰,是支持蔣介石渡過重重難關很大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在四○年代末期。

     眾所皆知,蔣之成為基督徒,與他和宋美齡的婚姻有關。據中國社科院研究蔣介石權威學者楊天石指出,蔣宋結婚前,宋家並未以蔣入教作為條件。直到兩人婚後,宋母倪桂珍才希望蔣受洗成為基督徒。當時蔣回答說:「我對基督教沒有研究,要先研究再說。」

     後來倪桂珍病重,蔣有感於岳母的慈愛,加上當時研究基督教已有一段時間,對教義有了一定的認識與好感,這才受洗入了教。

     蔣受洗後,一開始還不是虔誠的基督徒。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發生,蔣於聖誕節當天脫險,此一親身經歷,堅定了蔣對天父的依賴與信靠。

     抗戰期間,《聖經》和《荒漠甘泉》是蔣最重要的精神支撐。一九四三年當湖南戰役失利,整個抗戰一籌莫展之時,蔣曾把最後希望寄託於天父。日記中寫道:「如能領導抗戰勝利,將在衡山建一大十字架,以謝主洪恩。」

     然而蔣的基督教信仰,似和一般的基督徒有所不同,而比較接近於求神拜佛的傳統信仰。所不同者,他是向天父禱告,而非拿香拜神。譬如在一九四七年底東北戰況危急時,蔣即在日記寫道:「至十時禱告三次,天父許我明年聖誕節可消滅山海關以內各省之共匪,並令我不可放棄永吉、長春各要據點。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實際與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

     另如十二月廿九日的日記記載:「十日來各戰區告急,失敗電報如雪片飛來,誠令人有應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無憂懼,夜間安眠勝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絕非人力所能強制,故自問無愧。」

     即使戰況持續惡化,蔣對天父並無怨尤,而以多禱告表達虔敬之心。四七年五月長春危急之後,蔣除了每日的朝課與晚課之外,午未之間與子丑之間又各增加禱告一次。日記中記載:「自覺對天父、對基督皆專誠無貳,故時勢雖艱危萬分,而心神安定如常。」

     最足以顯現蔣對基督信仰之虔敬者,當屬一九四九年五月的普陀之行。

     普陀山是中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一九一六年八月廿五日,國父孫中山乘建康艦察看象山、舟山軍港後,曾順道遊覽了普陀。據文獻記載,當國父一行來到慧濟寺附近一處叢林時,國父忽瞥見若干僧侶,合什作歡迎狀,只見空中寶幢,隨風招展,隱然簇擁,尊神在後。國父凝眸注視,則一切空幻,了無跡象,乃甚驚異之。

     到了慧濟寺,國父依序問隨行者:若等亦見眾僧,集叢林中作場乎?其上寶幢飄揚,酷似堂廳高懸者!國父口講指授,目炯炯然,同仁咸瞠目結舌,不知所對。

     四九年初蔣第三次下野,國家與個人前途皆已陷入空前危機。五月間他乘艦巡視定海、舟山等地,十四日來到普陀山。蔣顯然聽過國父的這段事蹟,故此不免擔心:到了普陀之後,他的基督信仰會否禁不起誘惑與考驗?

     當天的日記就記載:「以往昔總理到普陀曾有神話,甚恐余來此對上帝與基督教理之信心動搖為慮,時以此為戒。余既信奉基督,決不能再事他神,此為人格之試金石也。」

     結果,蔣通過了考驗。日記上自敘:「在山遊覽一日,幸未殞越,此乃信心進步之重要階段乎!」此後,他的信仰更加堅定,終於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大敗退系列五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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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李最後過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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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9 中國時報 【黃清龍】

     四九年一月下旬蔣介石下野後,其與代總統李宗仁之間的權力鬥爭並沒有跟著停止,反而隨情勢發展越演越烈。

     一開始,名義上由李宗仁領導的南京政府,尚有拒敵渡江、隔江而治的想法,希望美國改變政策,助國民政府渡過難關。然而事實證明這只是李宗仁的一廂情願。

     一者,此時解放軍已是勝利在望,渡江無可抵擋。再者,蔣雖下野,仍以國民黨總裁身分遙控政局,李宗仁手上既無權又無錢,縱想與毛澤東和談,也已無籌碼可言。

     四月下旬南京失陷前,行政院依蔣的指示遷往廣州,李宗仁則飛往桂林。由於李滯桂不到廣州,中樞一時無人領導,居正、閻錫山於是在五月二日飛桂林促駕。經過磋商,李提出六條方案,作為飛穗重主中樞大政的先決條件。

     根據《李宗仁回憶錄》記載,這六條方案內容如下:

     第一、關於指揮權者:國防部應有完整之指揮權,蔣先生不得在幕後指揮;

     第二、關於人事權者:全國官吏任免,由總統暨行政院院長依據憲法執行之,蔣先生不得從幕後干預;

     第三、關於財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業等機構,蓋由行政院主管部會監督,任何人不得從中操縱;中央銀行運台儲存之銀元、金鈔,須一律交出支付軍政費用;

     第四、關於行政範圍者:各級政府須依憲法規定,向總統及行政院院長分層負責,不得聽受任何個人指導;

     第五、關於黨政者:國民黨不得干涉政務控制政府;

     第六、關於蔣先生今後出處:希望蔣先生暫時出國赴歐美訪問,免礙軍政改革。

     很明顯地,李宗仁對於蔣幕後操控軍經大權,卻要他兩手空空扛起危局,已經不滿到了極點,因此有意藉此逼蔣收手,否則就將撒手不管。

     對此,蔣自也了然於胸,五月二日的日記寫道:「李德鄰留桂不來穗,其目的在要求軍權與財權,但未敢明言又不能直說。以總統本有權,余亦無權可援,故以余在幕後操縱以牽制其做事作宣傳。其真意乃欲余出國,否則他不敢來穗以逼之。」

     因此,蔣對李的前五條只做了扼要答覆,無非強調「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依據憲法有自由調整之權,任何人不能違反」等等敷衍的話。

     至於李宗仁要求蔣出國一事,蔣則慎重答覆說:「過去,汝等主和,乃指我妨礙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談失敗,又賈我以牽制政府之罪,強我出國,並賦我以對外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又將有妨害外交,牽制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法容身。中為民主國家之自由國民,不意國尚未亡,而置身無所,至於此極!」

     蔣進一步在日記陳述他決不出國流亡的決心:「以余剿共之志,如國內有寸土可為我革命立足之地,則余不敢放棄此責任也。」

     到了十二月初,傳出李宗仁即將以就醫的名義赴美,蔣自記感言:「李德鄰本日已由香港飛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否認其為杜魯門之上賓,僅以療病性質去。國務院之共黨分子必設法利用李以打擊蔣之威信乃可斷言,只有正位定名方能防止陰謀與毒計也。」

     蔣這段話,已為隔年三月在台復行視事,留下伏筆。李宗仁設想的國共「隔江而治」未能成真,蔣介石的「隔海而治」則逐步成為事實。(大敗退系列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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