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8.05.02　
陳健邦／溫哥華（自由作家）

    　馬英九選擇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激起了原來支持群眾的抗議聲浪，也被電視上名嘴罵翻了，因為與他們原先預期和推測落差太大。

    　一九九五年，李登輝訪美時，一電視政論主持人問中國旅美的美中問題專家何頻：「你曾預測柯林頓不會讓李登輝到康乃爾，現在李登輝人已經到了洛杉磯，你怎麼解釋？」何頻氣憤的說：「不是我推斷錯誤，是柯林頓決策錯誤。」現在這些怒氣沖天批評馬英九決策錯誤的名嘴，其實心理反應模式和何頻是一樣的。任何人一坐上台灣總統的位子，必須先守住「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立場。而北京正等著看五二○，馬英九如何定調九二共識，再決定海基、海協的復談。應該由此來理解馬英九為何出此一招，並說賴幸媛也「支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中國時報 2008.05.02　
巴拉／新竹市（教授助理）

    　東吳大學欲限制教授上政論節目引發教授反彈一事，個人不能不感到有點遺憾。言論自由需要被保障，沒有錯，它保障的是你「說什麼」，但是你「如何說」的這一塊，就有受公評的需要。你什麼都可以說，問題是，你如何說？主張革命可以，但你大庭廣眾脫著褲子主張革命就不行，因為有善良風俗的問題。同樣，你批評時政可以，但一四○個晚上就有一百多個晚上在電視節目上，就有疑慮。

    　老師下班要做什麼，坦白說外人無從置喙。但是有太多下課後還待在研究室裡孜孜矻矻做研究的老師，對比下課後趕場跑電視台，然後兼職收入（教授名嘴上電視台價碼在時薪七五○○到一萬之間）遠超過正職老師，實是很鮮明的對比！

    　動不動就大張言論自由旗鼓的名嘴教授，你們的字典裡除了言論自由四個字以外，有沒有職業道德四個字呢？有沒有社會觀感四個字呢？學媒兩棲的教授們，我們也期待你們能真的運用所學，將理論、數據、知識、道理融會在你的講話內容裡，好像在替社會大眾上課一樣，這樣也還勉強說得過去。

【聯合報╱戴定國】 2008.05.02 01:31 am
  
教授頻繁上政論節目，東吳大學擬限制一個月四次，超過則要報准。馬上有人喊冤說，這是箝制言論、箝制學術自由。

這令人想起，許多政治人物涉案，就說遭「政治打壓」。更早一點的黨外時代，群眾行動若發生動亂，動輒鼓譟，大喊「警察打人」，就能使警方投鼠忌器。只要「牽拖」到政治，彷彿就有了保護傘，也轉移了問題焦點。東吳是不是「箝制學術自由」，社會自有公評，但相信沒人認為上叩應節目算是學術研究。

先說東吳學生家長為何每天抗議電話、郵件不斷？一百四十四天中，一位老師就上了一百零三天政論節目，等於每周五天。這事實上不僅是兼差，而且是另一份固定工作了。家長當然有理由懷疑：「請問老師，你有時間備課、批改學生的報告嗎？」

大學教師上兩小時的課，至少要花四到六小時準備，還不包括課後解答學生疑惑，甚至與學生閒聊，談人生規劃及學術志業等。學生通常有很強的「向師性」，願意向老師傾訴意願、心理煩惱，老師與學生接觸多，更能做到傳道、授業、解惑。

英國牛津師生的相處，很多人畢業多年還津津樂道。牛津師生每晚結束私塾時間後，喜愛到酒館把酒繼續，有時討論嚴肅課業，或漫無邊際談哲學，或一同觀賞球賽。牛津知名作者托爾金和路易士就在此孕育出「魔戒」和「納尼亞傳奇」。

如果老師每晚跑通告，甚至下午就進棚錄影，下課就走，趕去兼差當名嘴，怎能不引起學生及家長質疑？

東吳限制教授頻繁上政論節目，是教育及學術倫理的問題，無關言論自由。且既然藍、綠教授都需規範，又何必扯到劉兆玄上任後怕被批？名嘴教授們！不要轉移焦點。這是教育問題，不是政治問題。

「教授」是正職，不是「銀貨兩訖」的教書匠。「名嘴」是兼差，偶一為之可以，變成「夜間部的正職」，請捫心自問，這樣對嗎？

【聯合報╱樊沁萍／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台北市）】 2008.05.02 01:31 am
  
東吳大學於前日臨時教務會議中討論是否要對教授上電視政論節目之次數予以限制。台灣似乎是永恆的處於政治熱情中，故此事件之討論亦參雜有藍綠紛擾，以及教授是否有言論自由之爭。

依照教育部規定，教授每周必須授課八小時。為什麼教育部要規定每周上課八小時，讓教授們過著周休六日的生活呢？事實上，八小時的授課需要很多小時的相關作業，教授們要閱讀學術新進展、整理上課教材、習題、小考、期中考、期末考出題閱卷，再加上指導學生論文，進行研究，還有從事各種審查、評鑑、校外及國家考試出題閱卷等相關學術服務。

教授們還必須參與各種委員會，分擔部分學系行政作業。再加上一定別忘了隨時維護個人資料，以準備接受每五年一次的教師個人評鑑。故雖然授課時數只有八小時，許多教授們每周實際花在上述工作的時間是遠遠大於四十小時。

不只如此，為了確保教學與研究之品質，東吳大學對教授們超授鐘點數有嚴格的限制。校內超鐘點數每周超過四小時校方就不支付鐘點費。教外兼課必須先得到人事室同意，每周也不得超過四小時。甚至每學期指導研究生總量也有其限制。

在固定的薪資之外，鐘點費與指導費都是教授們額外的收入。教授們只不過是勤勤懇懇的利用自己的學術專長努力賺錢，學校為什麼這樣的擋人財路呢？原因還是一樣，為了維護教學與研究品質。

這樣的制度設計表示東吳大學要求教師們把工作時間與精力投注在教好這有限的三、四門課，並且做好自己的研究，這樣我們才對得起家長的付託，才能給年輕學生們真正的優質教育。

教授們當然和任何公民一樣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如果說限制的理由是因為較偏向某政黨的校友拒絕捐款，我個人也無法認同。政治隔幾年就熱鬧一次，但教育可是百年大計。每個人只能有一個專職，專任教授就應該放最多心力在教育專業上。如果真的有其他才華，如果在別方面可以對社會有更大貢獻，其實也可以思考是否要轉型成為專業政治評論家，而把教學當成兼職。

此事件本校仍在持續處理中，希望能訂出最恰當的規範。而「恰當」與否，應該是要從教育工作的本質來思考。

【聯合晚報╱社論】 2008.05.01 01:46 pm
  
「知識分子」是什麼？不管從中國「士」的傳統看，還是西方的歷史經驗看，「知識分子」最簡單、最清楚的定義都是：「以知識力量介入社會，影響社會的人」。一般用兩項條件檢驗知識分子：第一，他有理想「介入社會」，而非只在書房裡追求自己的知識精進而已；第二，他介入社會的方式，是靠他的專業知識，而非其他。

大學教授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背景，工作的主要內容也是吸收、研究、傳播知識，所以每一個大學教授都是「知識工作者」，但大學教授卻不必然就是「知識分子」。

台灣當然不缺大學教授。二十年來，台灣高教系統快速擴張，到處蓋大學，也就到處都有大學教授。大學教授越多，平均水準卻未見提高，社會對教授的敬意也就相對越少。又為了競爭有限的資源，在目前的制度下，大部分教授把時間都花在拚論文點數和爭取研究經費上，連教書都不見得足夠敬業，哪有精力扮演介入社會、影響社會的角色？所以，弔詭的是，大學教授越來越多，「知識分子」卻越來越少。

更嚴重的是，少數所謂「積極參與社會」的教授，他們的發言和對公共事務的表現，跟他們的專業知識沒有必然關係。幾位在電視政論節目兼差「名嘴」的教授，頂著教授頭銜，可是他們表達的意見，跟沒有教授頭銜、沒有知識工作背景的其他「名嘴」，有什麼兩樣嗎？他們真的是在電視上提供政治學、社會學專業知識，才被人認識、才廣受歡迎的嗎？

不幸的是，台灣畸形的電視生態和社會對立氣氛下，如果學者真的有知識良心，站在知識專業立場講話，恐怕觀眾幾希，根本就沒有機會成為「名嘴」，更不可能有一百四十四天內上一百零三次節目的機會。

找「名嘴」不難。沒有大學教授，電視製作單位一樣可以找到、甚至捧紅其他名嘴。「名嘴」不管是不是大學教授，對台灣社會大概都不會是什麼正面的影響。難的是找到真正的知識分子，來提供知識，影響社會改革社會。名嘴們在電視上講得天花亂墜造成的亂象，只有靠真正知識與理性來予以冷靜治療。但是，台灣的知識分子在哪裡呢？

【聯合報╱記者李順德／台北報導】 2008.05.02 02:52 am
  
準行政院長劉兆玄昨天表示，名嘴教授反彈東吳大學對上電視次數擬限制，認為影響言論自由，事實上這與言論自由無關；導向學術或言論自由，是在模糊焦點。

劉兆玄昨天接受華視專訪，華視記者指東吳助理教授徐永明認為，他們上電視評論，並未影響教學與研究，劉兆玄表示，東吳希望給助理教授少一點授課時間，多用來從事學術工作。

劉兆玄說，這個議題是很敏感，但應該值得討論。教授一個月內超過四個小時上節目，也是可以討論的。他進一步指出，整個核心問題，在於一位專職的教授，是否有必要花那麼多的時間上節目，既然教育部也有規範，還有人上了一百多天，該不該有個限制，與言論自由無關。

中國時報 2008.05.01　
劉競明／北縣林口（主治醫師）

    　近年來臺灣的電視媒體很偷懶，不想花錢、時間及精力來製作有社會教育意義與道德倫理核心價值的電視節目，反而利用簡單的桌椅、俊男美女主持人，再邀請幾位「名嘴」，展開最廉價的政論性節目。教授究竟該不該上政論節目？就言論自由的角度，大法官解釋令第五○九號講得很清楚，大法官林子儀教授更對言論自由用「多元價值論」來說明為什麼要保障言論自由，乃是促成個人實現自我、增進知識及追求真理、健全民主程序的決策參與、維持比較適應環境變化而穩定的社會。

    　不過問題的癥結在於，教授能否在節目中秉持公正客觀的角度來分析及闡述議題？同時為什麼總是那幾位熟悉的面孔？為何不邀請某些非政經領域的社會賢達人士或販夫走卒等基層民眾上節目呢？媒體的傳播與使用權，似乎應該更普及及更公平。連政治人物的寵物「狗」(馬小九)，在媒體的知名度可能比一位默默無聞在偏遠地區堅守工作崗位的公務員更有名？教授們在學校裡已經有太多機會發表言論、教學傳承及影響後學者，在空閒時間則更應戮力研究、深研學理，發表醒世著作以發聾振聵，方不負教授名位之價值；劉校長之言焉能會「侵犯」教授的「言論自由」，也不違背行政法之「比例性原則」，只不過要教授平日要比學生多「用功」一些，並多做研究罷了！

中國時報 2008.05.01　
林志成／特稿

    　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教授當然也有。但當這樣的自由，幾乎逾越學者教學及研究的本業，甚至造成負面影響時，就應自我節制。台大、台北大學、陽明、淡江、東吳及文化等大學長期有一共同困擾，只要一個「名嘴教授」在政論節目發言惹惱民眾，學校就可能被罵不完。

    　學者當然有言論自由，下班後也可自己安排活動，大學即使再不認同其言論內容，都不應做出限制。但是，在大學，即使是助理教授，每周上課時數也不超過十小時，如果不繼續鑽研學問，就有很多時間向外發展。一些名嘴教授每月薪水六、七萬元，但上電視增加的收入超過十萬元，學校「道德勸說」他們少上電視，成效必然不彰。

    　事實上，一些名嘴教授確實曾為了上電視，沒法準時上課或老是請其他人代課，影響學生受教權。

    　要教授自律不成，東吳大學於是改變方式，提出「限制」上節目的提案。但此舉「警告」意味較大；校方刻意點出此一事實，好讓社會公評。

    　試想，一位該在大學教書、研究者，一四四天內，竟有一○三天都在上電視節目，或者，忙著主持節目，不太過分了嗎？有哪位學術成就或教學風評極佳的學者，是這樣趕場曝光的？學生真沒有損失嗎？

    　東吳校方開了第一槍，雖有爭議，但如果教授願意自制，最後也可以不訂限制教師言論條款。關鍵在於，名嘴教授應多想想自己的本業是什麼，該不該自律。

中國時報 2008.05.01　
林博文／特稿

    　去年二月底以八十九歲高齡辭世的美國史學大師西瑟．施勒辛格，是個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是激進的自由派，但保守派的《華爾街日報》請他撰寫十餘年政治評論；他也為電影雜誌寫影評，同時偶爾上電視發表時評。然而，他在晚年後悔花太多時間「不務正業」，而一直沒有完成羅斯福全傳和回憶錄第二卷。

    　有些美國人教授和智庫學者，「行有餘力」之外，也會像施勒辛格一樣，為報紙和雜誌撰寫評論與專欄，或在電視台擔任客座評論員。如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曼，每周為《紐約時報》寫兩篇專欄，民主黨初選以來，這位自由派學者很明顯地偏向希拉蕊而常修理歐巴馬。

    　但一般而言，為文字媒體寫政論文案的學者、教授，遠多於上電視發表時評的學者、教授。美國大選初選以來，絕少看到學者、教授在電視上分析選情，這些工作幾乎全由專業媒體人士所包辦。

    　最明顯的例子是，ＣＮＮ和ＭＳＮＢＣ這兩家電視台新聞上競爭極為激烈，但他們在螢光幕上發表分析和評論的，清一色是專業評論家或是兩黨策士。為什麼在美國電視上罕見學者、教授的身影？首先是，美國政界和新聞界擁有許多一流的時評家，而學者、教授的看法和觀點不會強過他們，更重要的是，美國並沒有把上電視主持政論節目或發表時評當作second job的教授。

    　學者、教授如能把他們的學術涵養和卓見通過文字或電視表達出來，以發揮一介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對社會大眾具有正面作用，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能夠達到公共知識分子的境界與功能，而不致淪於披著學術外表，進行黨派傾軋的談話頭（talking heads），就不是每個學者、教授都能做到。

    　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兼政治學教授卡莎琳．霍爾賈邁遜（Kathleen Hall Jamieson）是少數例外。她除了教學著書之計，亦常接受公視（ＰＢＳ）訪問，剖析美國內政治與媒體生態，而其評論以客觀、深入著稱。

    　一般而論，美國大學教授和智庫學者都很尊重本身的專業，亦很愛惜羽毛，他們不會為名利、黨派和政治而在傳媒工具上玷汙學術。

【聯合報╱鈕則勳／文化大學廣告系副教授（台北市）】 2008.05.01 03:28 am
  
東吳大學打算對教授參與電視節目討論訂定規範，引起輿論譁然。雖然筆者認為學者作為知識分子，當然應該以其專業對社會提出建議，要以「入世」的精神走出學術象牙塔，關心社會，才能夠改革社會；而且教授參與節目討論，亦可提供特定領域中專業及多元的觀點。不過，教授參與節目討論，仍應掌握「四不」原則。

首先，「不排擠份內職責」應是最起碼的堅持。倘教授為參與節目討論，而致最基本的教學、研究、服務工作都無法落實，輕則影響自身的研究品質與升等，重則倘因趕通告而缺課過多，除會損及學生權益、影響學生競爭力外，更對不起為他們辛苦籌措學費、望子成龍的家長。

其次，名嘴教授應有「不參與討論」不符自己專業領域議題的認知。不能為了增加曝光或是出席費，對於節目邀訪來者不拒，因為學者針對不熟的領域發言，倘言論出現專業上的偏差，除會誤導觀眾，更有貶損自己專業權威之虞。

再者，「不能甘於被消費」，學者不應作為政黨或政客手中砍向政敵的刀。部分名嘴學者最為人詬病之處就是已經跳脫學者提供理性意見的專業層次，而淪為政黨的「御用學者」，不僅配合特定政黨操作議題，甚或扮演政黨「文宣部主任」的角色，著實作小了「學者」的格局。

最後，「不說政治語言」也應是永遠的執著。學者不能學政治人物以聳動的言論或選舉的權謀來討論議題，因為這等於將自己「類政治人物化」，模糊自己與政治人物之分際。學者之所以作為社會進步的動力或良心，就是因為其會針對社會現象提供專業、中立、客觀的建設性意見，這亦是「學者」品牌仍能獲社會好評之關鍵原因。是以學者言論要對得起學術專業良心，不然學校豈不是只要請政治人物來上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