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 2010.10.23 02:06 am 
 
行政院主計處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可達8.24%，景氣復甦帶來的榮景，理當充滿樂觀，但仍有很多人擔心自己是窮忙一族，追不上經濟成長的繁榮果實；究其根源，民之所憂、所怨，正是來自高失業率、高房價，與愈拉愈大的貧富差距。體察民怨痛處，馬總統在今年國慶談話時宣告，建國百年將實現公義社會，強調追求成長之餘，不會罔顧公平。然而，「成長」可以來自全民努力，「公平」卻須靠政府維繫；成長帶來的所得果實，稅制是第一道檢視公平的關卡，量能課稅則是核心價值，政府必須展現實踐的能力，讓每個人繳出該繳的稅，是人民對公義社會最基本的要求。

稅制的平均社會財富機能，主要展現在兩種財富累積的型式上。一是流量收入，即每年每人賺取的所得，另一是存量財富，即畢生累積的財產，分別由所得稅、遺產贈與稅達成。這有如雙劍合璧，所得稅搭配遺贈稅的結果，會出現重複課稅現象，年所得一旦累積成為遺產，同一筆收入至少會被課二次稅，但這是稅制避免「富者愈富」所設計出的必要之惡。

特別是所得稅與遺產稅要能交互產生重複課稅的作用，必須建立在每一塊錢收入都被納入課稅的前提，反之就會影響其效果。但是，在現行稅制下，並沒有對每一塊錢課稅，尤其是最能推升財富累積速度的股票、土地與房屋，不是課稅價值偏低，就是完全坐享免稅之利。稅制長期傾斜失靈的結果，使去年所得分配的高低差距達到8.22倍的高峰。

從1980年起，台灣的所得分配差距就已擴大，30年來未見明顯改進，近年甚至迭創新高。但政府對縮小貧富差距所做的最大努力，卻只是積極發放社福津貼，而非從稅制改革著手。以去年為例，政府花了高達4,600億元，讓高低所得差距倍數縮小了1.88倍，屬於稅制的作用則僅有0.13倍，亦即稅制在改善所得分配的貢獻度只有不到7%，其餘93%都仰賴政府發放現金。

另一檢視國家貧富差距的指標是吉尼係數，當吉尼係數達到1時，代表全國財富集中在一個家庭，愈接近0代表財富愈平均。去年台灣的吉尼係數是0.345，僅次於2001年0.35，為史上次高，凸顯財富集中之勢；再比較國際間對財富分配不均的警戒值0.4，台灣也已須注意。

檢視財政收入結構更可發現，做為國庫財源主力的稅收，個人綜合所得稅約占三成，是現有17種稅捐中比重最高的稅目，受薪者則負擔了綜所稅收的75%；至於財富多數來自股利、營業盈餘或租金的富人，稅收貢獻度僅25%。它代表的意義是，在政府改善所得分配的資源有93%靠稅收支應的情況下，所謂的所得分配改善不過是「窮人互助」罷了。因此，除非政府降低受薪者的勤勞所得課稅比重，或提高非勤勞所得，例如證券、土地及海外所得的課稅比重，財富才會產生真正重分配的效果。

平均財富雙劍之一的所得稅，因減免籌碼集中於富人，已不具累進課稅的功能；另一項遺贈稅，在去年1月23日從最高50%的累進稅率制，轉變為單一稅率10%的超輕稅制後，重分配機制也已失能；所謂的租稅公義，隨著所得稅與遺贈稅的改變，已然漸行漸遠。納稅既是憲法賦予人民的三大義務之一，政府有責任保障人人都能獲得公平的課稅待遇。實現公義社會是馬總統對全民的承諾，實踐稅制的公義精神自是優先要務。因此，政府不能再放任輕稅的果實只由金字塔頂端的富人獨享；找回租稅正義，就要擴大財富課稅的稅基，該課的一毛不少，是讓失靈的稅制重回正軌的關鍵。

【經濟日報╱社論】 2010.10.16 02:52 am 
 
兩岸6月底簽署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9月12日生效，第一階段實現相互開放市場承諾的早期收穫清單就要在明年元旦生效。然而，市場大門將開，相應的配套措施卻仍不見執行方略，尤其是廣大中小企業關注的產業支援方案，令中小企業面對可能的衝擊心急如焚，政府的行動不能再似慢郎中。

中小企業一直是台灣經濟的骨幹；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以加工出口為主要任務的中小型製造業，不只帶領台灣高速成長30年，還一路向上游及下游延伸，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為今日台灣經濟躋身已開發國家之列奠下基石。更重要的是，占台灣企業98%的中小企業於逆勢中力爭上游，培養出成千上萬的企業家，與無以計數的各類專業人才，為台灣經濟培植雄厚的實力，在此創新主導發展、知識決定成敗的時代，尤其顯得彌足珍貴。因此，只要善加利用、充分發揮此一優勢，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台灣仍掌握了脫穎而出、穩操勝券之機。

可憾的是，數十年來，國家雖仰賴中小企業的發展而得以興盛，卻未給予中小企業應有的重視。尤其自1960年代政府推出獎勵投資條例以降，連同繼之而起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由於獎勵的門檻過高，真正獲利者多為大型企業與所謂的高科技業，傳統的中小企業未能雨露均霑，只能勉力掙扎求存。

20餘年前，國內經濟環境丕變，加上出口型中小企業驟然失去生路，一年之間急速凋零，僅有部分倉皇外移謀求出路。自茲以往，中小型製造業者走投無路，卻求告無門；直至今日，主管機關仍未多予聞問，為加工出口型產業量身打造的中小企業政策也始終一仍舊貫，未隨同中小企業的幡然轉變而有所調整。國內仍占98%的中小企業其處境如何，鮮有官員置喙，任其隨波逐流。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台灣中小企業體質羸弱、處境亦至為困頓的時刻，兩岸數十年的對立封鎖局面，近來急速轉變，並且簽署了以兩岸經貿往來正常化、自由化為主軸的ECFA。這樣的改變於台灣整體經濟有利，但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工產品也將由此排闥直入，攻占國內市場。首當其衝的，正是後天失調的中小型製造業。如果不及時伸出援手，這一大群中小企業的前景確然堪憂。

除了在市場攻防將出現激烈的爭戰，中小企業還有更可怕的隱憂。在廣大中小企業中，體質健全、潛力深厚者數以萬計，但因長期未受重視，其國際觀與經營眼光又抱殘守缺，少有進境，除了在一個封閉的市場中努力求存之外，既不敢輕易嘗試跨足海外、擴張版圖，甚至對運用台灣周邊產業已發展成熟的設計、行銷、品牌、電腦與網路等專業亦畫地自限，不敢越雷池一步。

因此，這數以萬計的優秀中小企業有如未琢璞玉，卻因久經埋藏，外部橫逆一至，一方面可能有慘遭滅頂之禍，其潛力永無發掘之一日；另方面，若有懷抱巨資而來、慧眼獨具的伯樂，精挑細揀許多純良璞玉並網羅旗下，甚而挾帶跨海發展，則可能發展出不計其數的康師傅。然而果真如是，中小企業潛藏的精英被羅掘一空，台灣經濟將成為失去靈魂的軀殼，未來又如何與人抗衡？

當政府在努力推動ECFA之際，由於在野人士憂心忡忡，恐怕中小企業難抗衝擊，乃矢言撥出950億元資金扶持弱勢企業；但具體實施方法迄難得知，能否真正發揮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的效果，更可存疑。然而時間急迫，須臾不可遷延，必須劍及屨及地立刻規劃出具體而有效的方法，完全展開強化中小企業能量的行動，方不致貽誤時機。

2010-10-13 工商時報 【本報訊】

    　馬總統日前的國慶談話，以「改革、開創、追求公義」為題，對全體國人做出承諾，政府未來施政的核心理念，就是「建立公義的社會」，只要涉及正義的問題，一定會採取積極行動，回應人民期待。政府以公義作為施政重心與目標乃是一項具有特別意義的宣示，因為這正好切實反應出台灣民眾目前所最關心的議題。近來，除了教育、環境與司法的不公引起激烈的社會抗爭之外，貧富差距的擴大更讓民眾產生許多抱怨與不滿。馬總統說的好，台灣今後的經濟發展策略，「一定要做到成長與公平並重」，但是，不久前我們才聽到財政部長李述德說，「改善貧富差距應先把餅做大才對」。這句話顯然與馬總統的理念不相契合，我們擔心財政部這種對稅改的態度將嚴重削弱民眾對馬總統施政績效的信心。

    　「先把餅做大」的意思是一切先以經濟成長為重，把社會的國民所得提高後，再來討論或解決分配的問題。然而，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台灣在民國50、60年代，不但經濟成長快速，把餅做的很大，而且還把餅的分配做得很平均，人人都能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甚至還因此被國際譽為「經濟奇蹟」，成為開發中國家的學習典範。由此可知，成長與公平兼籌並顧是可能達成與實現的目標，端看政府的政策與做法是否正確而定。其次，這種想法是不負責任的。台灣經濟發展歷經各個不同階段，從勞力密集產業、資本密集產業、知識（科技）密集產業、到創意（加值）密集產業，每人平均所得這塊餅從數百美元一路擴增到1萬8千美元，把餅做大一向都是我國經濟政策最重要的目標。只是，我們不禁要問，到底要「先」把餅做大到什麼程度後，才可以把重心放到餅的公平分配上？總不能無止盡的優「先」下去吧。而且，誰來做這個決定？

    　馬總統說得對，「經濟成長的果實，如果不能為全民所分享，創造再高的經濟成長率又有什麼意義？」經濟成長只是手段，建立繁榮公義的社會才是真正的目的。

    　財政部對於貧富差距問題的政策反應通常分為以下「三部曲」。首先是以稅改的推出應慎選「時機」為理由，不敢輕易提出強化重分配功能的改革措施；其次是用現行稅制已存在的些許量能課稅的機制做藉口，來淡化稅改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急迫性與重要性；其三則是強調租稅非縮小貧富差距的唯一工具，以減輕或轉移財政部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所有這些舉動都是因為「先把餅做大」這項偏差觀念下所導致的結果。所幸社會壓力不斷擴大，讓決策高層不得不正視此一問題的嚴重性，進而乃在行政院成立了專案小組，甚至總統府財經顧問咨詢小組還因此開會討論。既然決策高層對外都公開宣示為縮小貧富差距而考慮開徵「富人稅」，財政部只好立即見風轉舵、呼應上意，開始著手規劃類似「奢侈稅」、「空屋（地）稅」與「豪宅稅」等措施。但這些都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作為，財政部顯然是格局與誠意兩皆不足。

    　想要有大格局，財政部必須將「先把餅做大」的觀念徹底的從決策思維中拿掉。只要心中有此「邪念」，財政部就容易成為富人減稅的「勒索」對象。遺贈稅率的調降以及土增稅優惠的擴大適用等措施，即是活生生的例子。甚至迄今都還未解決營所稅率調降與綜所稅率差距擴大而產生減少發放股利的課稅不公問題。財政部為了要把餅做大，對富人要求減免稅自然就不會拒絕與排斥，然而，犧牲的卻是社會所得與貧富差距的擴大與惡化。

    　想要有真誠意，財政部則必須改變以往一些錯誤的稅改做法。首先，不應老是把對低所得的降稅當成是對富有者減稅後的「彌補」措施。財政部調降遺贈稅後，雖然也同時提高綜所稅的扣除額與調降低所得級距的稅率，惟其結果不但貧富差距未見有效改善，反而更造成政府稅收損失的增加，真乃得不償失。其次是不應寄望用間接稅來「取代」直接稅的重分配功能。任何學過簡單租稅理論的人都知道，間接稅累退與直接稅累進乃是租稅的屬性與本質。在間接稅中做點修正，區分富人與窮人間的消費稅率差異或許可以產生一些重分配的效果，但根本上並無法真正達到量能課稅的目的。財政部捨所得稅（直接稅）的改革不做，一心只想用「奢侈稅」（間接稅）的方式來解決所得分配問題，無異緣木求魚。

    　馬總統說得令人感動，「貧窮在那裡，政府的關懷與援助就要到那裡」。當然，改變產業結構、增加就業機會，都是政府該做的事。但這並不是財政部的職責，財政部要做的乃是維持租稅的中立性，進而發揮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至少，不要為了「先把餅做大」，自己先「製造」出許多問題，然後再疲於奔命的「解決」問題。

【經濟日報╱社論】 2010.10.12 02:48 am 
 
國際貨幣基金（IMF）上周發布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其中預估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將達到9.3%。此一成長率不僅遠超過主計處預測的8.24%，也高於其他國外單位的預測值。更早的時候，國內已有研究單位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可望超過兩位數。所以，國內外的看法相當類似，都認為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將相當亮眼。

不過，台灣並不是唯一成長強勁的地區。按照IMF的預估，今年中國大陸和印度的成長速度更快，成長率分別達10.5%和9.7%，新加坡的成長率甚至將達15%。此外，台灣的高成長率是建立在去年的衰退（成長率-1.91%）之上；中國大陸與印度的情況則不同，他們去年已有相當高的正成長，所以其經濟成長力道更為驚人。

從主計處已公布的數據來看，與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民間消費成長了3.9%，高於過去十年民間消費的平均年成長率（2.2%），顯示消費需求的動能已經恢復。民間投資則大幅成長超過五成，為20年來所僅見。受惠於經濟危機後的反彈，加上其他國際因素，今年上半年出口更是大幅成長，增幅高達36%。因此，主計處雖尚未公布第三季國民所得數據，但目前看來，各項目仍有相當大的增長。這些都是今年出現高成長率的原因。

此時政府與民間應該特別關注的是：在今年高成長的基礎上，明年將如何維持成長的動能？IMF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認為，隨著發達國家逐漸縮減財政刺激政策，加上歐洲國家主權債務的陰影揮之不去，各國金融體系仍然脆弱，明年全球經濟成長的腳步可能轉為遲緩。國外需求的不振，勢必連帶影響台灣的出口。此外，今年民間消費與投資水準已經很高，明年要再出現如同今年的高成長自然相對困難。

換言之，如果國內外因素都無法再出現今年的高成長，明年經濟成長率勢必大受影響。這或許是為什麼IMF會預測明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僅有4.4%，不到今年成長率的一半。對此，政府應該未雨綢繆，提早規劃未來一年經濟面的施政重點。

國外因素既不操之在我，明年的經濟成長必須仰賴國內需求的增加。如今民間消費雖已較為熱絡，但若希望消費還能順勢繼續成長，失業率一定要進一步降低。

主計處公布今年8月的失業率為5.17%，較一年前降低約1個百分點，但減少的一部分其實是來自政府的促進就業方案。未來不僅要繼續促進就業，還要設法使政府提供的公部門就業，逐漸轉為民間企業所創造的「真實」就業，讓民間成為經濟復甦的主要力量。這樣的景氣復甦，才能確保民間消費的增加。

未來民間投資的增加則可從兩方面著手。由於國際經濟情勢尚未穩定，台灣在製造業的投資可能趨緩，所以如何擴大吸引對服務業的投資，尤其是引進外資投入服務業，應是政府努力的重點。其次，必須善用兩岸經濟協議（ECFA）帶來的商機與想像，加強吸引陸資來台或台資回流。投資案都需要長期規劃，所以政府的當務之急是消除現存的投資障礙，並改善行政效率，讓已經規劃好的投資案能及早付諸實現。幾個成功案例所引起的連鎖效應，將可望持續為台灣帶來新的投資熱潮。

以上的討論，是由IMF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引伸而來，其目的僅是指出台灣未來一年在經濟成長上可能出現的瓶頸，以及努力的方向。政府或許也該考慮在每年年底時，由政府經建單位發布一份類似IMF所做的經濟展望報告，一方面總結當年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則評估未來的經濟情勢，並揭露可能的施政重點。這樣的評估報告，必將成為國內外企業與投資者的重要參考資料。

【經濟日報╱社論】 2010.10.06 01:22 am
  
國際信用評等機構惠譽上周表示，由於台灣的財政持續惡化，明年經濟成長無以為繼，成長前景弱於其他亞太國家，所以對台灣的主權評等維持為負向。這種負面評價，政府高層可能很不服氣，因為依第一季經濟成長率達到13.7%或全年預估可達8.24%，政府首長自認為經濟成長亮麗，遠勝南韓和香港。惠譽提出批評之後，馬總統也仍說今年經濟成長率可能超越中國大陸，是過去二、三十年從未有的。然而，高層官員若不急著宣傳政績，由官方的預測數字，即可看出經濟成長趨勢並非那般樂觀。

今年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雖高達13.7%，但這主要是去年經濟太糟、基期偏低所造成。依主計處的預測，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8.24%，相對去年1.9%的負成長，年成長率沒有比外國突出；且依同一預測，今年各季經濟成長率是逐漸下降，到第四季僅剩1.37%，明年一、二季也分別只有2.28%和3%，以台灣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程度，是頗低的成長。此外，明年的經濟成長率預估雖已降到4.64%，但這還是靠預測明年第四季成長7.46%才拉上來的，而一年後的成長預測卻是如此的遙遠而不貼切。所以，依主計處的預測，政府高層的樂觀並不符實際，甚而可能誤導人民和政策。

若更仔細分析，我國的情況可能比上述數據還差。主計處預測的今年成長率中，有1.68個百分點是存貨增加的貢獻，而這項增加是為補回去年大量減少的存貨，不是實在的需求成長，明年也不再有這項成長因素。

更不實在的是國外淨需求或順差的貢獻。主計處估計，我國今年順差將比去年減少1,638億元，這項總需求的減少，應會使我國國民所得減少約1.3%。然而，經濟成長率是按95年固定價格的資料計算，而這幾年出口物價下降而進口物價上升，使得今年用以計算經濟成長率的出口金額比實際金額高（例如同一產品的出口金額為100元，但經下跌的出口物價平減後會大於100元），而進口金額則比實際金額少，本為減少的順差金額因物價調整而變成增加，還對經濟成長率有1.91個百分點的貢獻，一來一往即差了3.2個百分點。所以，由人民福利或用所謂經貿易條件變動損益調整的國民所得來看，8.24%的經濟成長率扣掉這3.2個百分點大約只剩5%，即使不論去年負成長及今年存貨大增的情況，成長率也不算高。

高層官員不只忽視了主計處的預測及上述統計方法造成的高估，他們的樂觀也可能來自對民間投資的錯誤認知。財經首長近來常掛在嘴邊的，就是今年民間投資將破2兆元，是除2006年渣打銀行併購新竹商銀之外的最優表現，也將是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率的動能之一。但依主計處的統計，今年預估值僅略高於2004年，卻仍低於2006和2007年。官員只要願意看一下資料，就不會以為現在投資很高。

把渣打併新竹商銀當成是2006年民間投資較多的理由，則是觀念的錯誤。這種併購是購買既有的企業和資產，就購買的個人或企業來看是一種投資，但就全國來看只是產權的移轉而非國民所得統計中的投資或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所以渣打併新竹商銀的金額並不會出現在國民所得統計，而使2006年民間投資變高。官員若有這種基本統計和學理上的誤解，可能會誤以為外國人來台併購甚至買股票都是我國投資的增加，因此也可能會誤導招商的方式或高估其效益。我們不認為政府高層會故意曲解數字來欺騙人民，上述各種對經濟成長和民間投資過度樂觀的解讀，應是出於他們對資訊和學理認知的不足，政府應改正這樣的認知，以做出正確的趨勢判斷及相應的政策作為。

【經濟日報╱社論】 2010.10.05 03:30 am 
 
立法院已開始審議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立法院的審議，主要集中在總預算案歲出與歲入金額的變化，以及其中政事別比重的消長，也引領媒體聚焦於此。然而近年來，政府預算的籌編方式早已出現相當大的改變，傳統上只注重總預算的審查方式已經不合時宜。

為了提高政府在預算籌編與經費使用上的彈性，現行預算法在設計上包括了總預算、追加減預算、特別預算，以及特種基金預算。其中，特種基金能夠專款專用，也可以向銀行舉借，資金調度相對靈活，因此較其他預算籌編方式更受政府青睞。幾年下來，中央政府非營業型特種基金的數量逐漸膨脹；明年度的預算中，共有基金105個，若加計分預算下的101個基金，非營業基金的總數高達206個。其中，各種作業基金與特別收入基金的支出，分別為9,530億元及1,860億元，金額已經超過總預算案歲出總額的六成，規模不容小覷。

非營業基金既然日趨重要，檢視政府支出的規模與職能，就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總預算上，而應該將各種預算合併來看。總預算與各基金間的往來，只是資金增撥、收回及餘絀撥補的關係，這與母公司投資子公司的關係類似。但目前不僅總預算、特別預算與特種基金預算分別編列，立法院也分開審查。這種作法無法清楚呈現政府的收支規模，也不易查核。

從職能上來看，總預算支出按政事別，分為一般政務、國防、教育科學文化、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退休撫卹、債務、一般補助及其他等十類，其中對基金虧損的撥補也必須歸入。於是，總預算中填補非營業基金過去幾年所累積的虧損是一種政事支出，而基金當年度的支出卻不需做政事別的分類表達。但基金中，如交通作業基金、經濟作業基金、水資源作業基金、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等的支出，都是為了不同的政事。因此，目前的作法使得總預算無法完整呈現各種政事別的支出。我們若只在總預算上爭論收支規模或政事別支出比重的消長，其實並無意義。

所以我們主張政府應編製合併的財務報表，將各種預算納入；預算間的收支往來，只是政府內部的交易，則應予以剔除，以免重複計算，如此方能正確揭露政府收支的全貌。這就如同民間企業應依法網羅所有子公司的營收、資產與負債等，並剔除內部往來，編製企業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投資大眾才能根據這些報表，真正瞭解企業的營運績效和財務狀況。

在沒有合併財務報表的情形下，現行的許多指標，例如政府支出（收入）占國內生產毛額（GDP） 的比重、政府收支餘絀等，都將因收支的定義不清而失去意義。政府曾矢言要在十年內達到財政平衡；但財政平衡若只是指總預算平衡，則太過簡化。事實上，若無合併財務報表，靠搬動各預算的數字等作帳手法就能達到總預算平衡。

中央政府的財政揭露方式存在以上缺失，地方政府也有類似問題。因此，我國的財政統計不僅國內民眾不易掌握，國外專家也無從瞭解。但政府多年來積非成是，不願意面對財政揭露不足與不妥的問題。主計處負責總預算案籌編，同時發布政府會計公報，對此一問題應責無旁貸。

我們相信政府一定了解合併財務報表的重要性，也相信編製合併報表對政府而言絕非難事，關鍵只在執行的決心。政府除了推動組織再造，也應同時推動全方位的行政革新。政府的財政揭露是否清楚而完整，正是衡量政府進步的重要指標之一。

【經濟日報╱社論】 2010.10.04 03:29 am 
 
近月國內經濟利多頻傳，出口迭創佳績、企業投資熱絡、股市漲、房價揚、民間消費信心大增；但另一方面，國內就業情勢依然嚴峻、製造業對未來景氣看法日趨保守、所得分配持續惡化，因而政府在財經政策上拿捏不易、舉棋不定及政策自相矛盾的情況屢見不鮮。這種現象固然反映與日俱增的國內外經濟變數，但也凸顯出政府未能抓緊當前經濟的核心問題，以致讓經濟發展隨波逐流，逐漸迷失了方向。

台灣是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系，不能自外於國際經濟的潮流。在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變數愈來愈多，但總體趨勢已經形成：世界龍頭美國及歐洲將進入長路漫漫的經濟調整期，美、歐政府藉由匯率調整重劃世界貿易版圖的策略昭然若揭，這種轉變對台灣經濟的衝擊影響巨大且深遠。

一方面，美、歐市場需求減少及促升亞洲貨幣特別是人民幣的強大壓力，將衝擊長期維繫台灣經濟成長的出口動能及「以大陸為工廠」的出口成長模式，而且衝擊力道會愈來愈大，影響層面也愈來愈廣。

另一方面，美國聯準會及歐洲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全球游資愈來愈多，洶湧澎湃的熱錢大量湧入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讓各國資產泡沫的風險大幅升高。根據最近美林顧問公司發表的亞太地區財富報告，2009年台灣富人人數增加42.3%、財富總值增加49.6%，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三。在台灣經濟成長創下新低的一年，富人人數及財富的激增，正反映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暴漲及不可忽視的資產泡沫風險。

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情勢，政府財經施政須抓緊核心問題，並據以擬訂政策優先順序。我們認為，當前政府應列為最優先的核心政策作為包括：

第一，調整成長策略。在可預見的未來，台灣過於依賴出口及「以大陸為工廠」的經濟成長模式，勢必難以為繼。因此，政府必須下定決心改變經濟成長策略，調整過於依賴資訊電子產業出口及投資的經濟結構。鑑於台灣與大陸經濟日益緊密的互動及高連動性，政府也須將北京當局楬櫫調整經濟結構及產業升級換代的新經濟戰略規劃，納為重要考量因素，發展能保有台灣自主性、互利雙贏的兩岸產業分工新模式，以確保台灣經濟能夠健康永續成長，不致依附於大陸經濟。

第二，嚴防資產泡沫形成。股票、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雖有利提振消費與投資，彌補因出口動能可能減緩而出現的成長缺口。但是，資產泡沫化對經濟的巨大傷害遠超過短暫的利益，歷經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海嘯的痛苦經驗，政府須嚴防台商資金大量回流及熱錢湧入可能引發的資產泡沫化風險。上周央行升息半碼，對防止資產泡沫有一定的宣示意義，但採升息手段必須配合擴大匯率彈性，才能有效遏阻熱錢流入。另外，預防資產泡沫不能只靠央行雙率政策，財經相關部會也應有配套作為。若能降低資產泡沫風險，則貧富差距擴大問題自能舒緩，其遠比課徵奢侈稅、豪宅稅等枝節性政策更有效果。

第三，建立以「調結構」為核心的整體政策作為。改變成長策略及防杜資產泡沫是調整經濟結構兩大政策支柱，為利「調結構」工程能夠順利推動，包括就業、產業、環保、節能減碳、租稅及金融改革等各層面政策，都須與「調結構」緊扣在一起，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並避免政策相互矛盾及效果相互抵銷。

政府施政必須有穩定性與一致性，才能發揮加乘效果。掌握經濟核心問題，釐清政策優先順序是馬政府當務之急，也是提高施政滿意度的關鍵所在。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9.26 03:02 am
  
半個世紀後，台灣社會將浮現一幅老者眾、少者寡的人口圖象：台灣婦女一輩子平均只生一個孩子，而每二個台灣人，就有一個超過65歲。少子化與人口老化衍生許多問題，財政惡化將是最直接的一個。台灣在17年前進入高齡化社會，11年前起生育率逐步下降，迄今已是全球最低，但政府仍無因應少子與人口老化的財政政策。當人口結構改變的壓力飆升，政府該操心的何止是人民老得太快或生得太少，更該設法拆解隨著少子與老化而來的國家支出擴張、收入下降這二枚財政未爆彈。

主計處最近公布98年度中央政府決算報告，預警未來30年政府須 面對的潛藏債務總額達13.3兆元，與人口老化緊密相關的勞保與軍公教退休金給付就達13.1兆元。換句話說，政府應付未付的潛藏債務中，98%屬於退休給付，相當於現有4.9兆元國債的2.67倍；與即將破表的國債相比，兩者同樣棘手。其中，攸關900萬名勞工的勞保老年給付，98年起已經進入實質虧損，現行隨收隨付的財務處理，讓每個新生兒一呱呱墜地，就得合力扛起上兆元債務。當付款的孩子愈來愈少、請領的老人愈來愈多，勞保基金預估18年後就會面臨破產，而那時還不到 人口老化的最高峰，下一代所背負的這一老化世代引爆的錢潮壓力，已無可想像。

台灣人口的老化速度來得很急，民國82年9月時，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率已跨過聯合國對高齡化國家定義的7%門檻，之後每十年上升2個百分點，今年已達到11%。經建會推估，50年後，老年人口比重將達42%；也就是民國149年時，放眼望去，幾乎每二個台灣人之中，就有一個是老人。

人口愈來愈老的另一端，是新生兒人數愈來愈少。民國88年開始，台灣年粗生育率從千分之12一路滑落到去年的千分之8，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僅有1.03個，遠低於世代交替所需的2.1個標準。經建會推估，少子化造成人口負成長時代提前十年到來。屆時，人口紅利不再，每一個工作人口所需扶養的依賴人口超過一個以上，以年輕世代為主的工作人口，將面臨愈來愈大的經濟與納稅壓力。

老化固然不可逆，但也不是一天形成，政府早該為高齡社會提出財政調整之道，不能以拖待變，直到老化逼使國庫跳票、付不出為數龐大的老人年金那天，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從社會安全而言，近年政府在鼓勵生育與老人照護方面已有作為，包括實施國民年金、提供育兒津貼等，藉由社會福利與保險機制，緩和老化與少子的問題壓力；但就建構高齡社會所需的財政環境而言，政府卻是毫無警覺，例如放任稅收流失、大量舉債 及輕忽勞健保財務虧損。

日本與歐美比台灣更早意識到高齡社會下政府的財政責任，但因為租稅負擔率已高，多數國家沒有選擇加稅；改變年金給付門檻、延後退休年紀等，則成為歐美國家因應高齡社會財政需要的主流選項。與歐美不同的是，台灣的社會保險費率偏低、稅制面的長期缺失導致租稅負擔率僅有12%，合理增稅或加費仍有施行的空間，政府不應總是迴避；要求這一代付出合理的稅費，也是維護代際公平應有的表現。

追根究柢，少子的成因複雜，老化卻是自然現象；政府施政的責任 是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其不僅是基本醫療服務與設施、養育環境的投入，還要建構安全無虞的財政基石，不怕下一代被這一 代吃垮，人民才敢放心生養。半個世紀轉眼就到，政府有義務為下一代存夠老本，而非不負責任地要下一代收拾這一代的財政殘局。

2010-09-12 01:30 工商時報 于國欽

　自從主計處公布98年貧富差距的資料以來，總統馬英九在許多公開場合的演講總是強調一個概念，那就是只要經濟成長，所得分配即可獲改善，惟從經濟邏輯加以檢驗，這個論述很難成立。

　馬總統經常以民國90年經濟衰退，貧富差距擴至6.39倍，次年經濟成長回升，所得差距即降至6.16倍，來證明經濟成長可以改善貧富差距，這看似有理，然而自民國90年以來，不論經濟成長多高，這個五等分位的可支配所得差距總在6倍以上，永遠回不到十年前的5.5倍，而原始所得差距十年間更已由6.4倍急劇擴大至8.2倍，經濟成長有沒有改善所得分配？不言自明。

　原始所得差距擴大至8.22倍，反映的是全球化經濟的無奈，這是市場使然，但經政府社福支出、賦稅課徵後的可支配所得差距十年來依舊由5.5倍升至6.34倍，這便是政府重分配功能不彰所致，主政者難辭其咎。而重分配成效不彰的問題不在社福不夠多，而在於稅制近年來過度向富人傾斜，使得累進稅所要彰顯的重分配正義蕩然無存。

　全世界累進稅的重分配效果大概沒有比台灣還低的，政府近日以來一直以改善了1.88倍的所得差距沾沾自喜（8.22倍減6.34倍），其實，來自賦稅的效果只有0.13倍，創近6年最低，若以重分配的改善效果為100％，賦稅效果只占7％，另外93％是來自發放各式急就章的社福支出4,600億元。

　7％：93％，這是一個多麼扭曲的所得分配改善機制，非但不足以誇口，反倒值得警愓，因為這個比例告訴我們兩件事，其一，政府財政不久即難以支應社福支出，其二，經濟再怎麼成長稅收也難以增加，如此馬政府還能寄望經濟成長自然而然的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嗎？

　7％：93％這個比例還告訴我們一件事，政府的稅制是該好好檢討了，否則非僅會面臨財政危機，同時也將失去社會正義，最後難免步上希臘的後塵。

2010-09-11 工商時報 【本報訊】

    　今年以來台灣出口成長極為驚人，日前財政部公布8月海關統計時指出，我國出口創下金融海嘯以來的次高水準，出口前景相當樂觀；但同一天國貿局也發表看法，認為台灣今年1~8月的出口總額仍低於2008年同期，呈現1.48％的負成長，表現較韓國遜色。

    　我們要為國貿局的這篇貿易分析喝采，因為在當前各部會慣於說好話的此刻，國貿局願說真話，更顯得彌足珍貴。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就在幾週前，當貧富差距的倍數擴大時，相關部會迫不急待地解釋台灣的情況比其他國家輕微；而當貧窮線以下家庭創新高時，內政部也立刻發布新聞稿說，這是政府福利效應擴大所致。此外，各單位更是努力不懈地去尋找發掘台灣在全球表現優異的指標，日前經建會就從洛桑管理學院（IMD）的競爭力報告，發現台灣在「創業家精神國際競爭力」居世界第三，特別撰寫新聞稿對外發布。

    　我們認為，各單位最近如此熱中正面解讀經濟指標雖不算說謊，但所說的皆是「選擇性的事實」，而沒有說出「全部的事實」。例如台灣在2010年IMD細項指標排名，如服務貿易出口占GDP比率排名第30、財政赤字占GDP比率第22名，這些同樣是事實，但行政院何曾拿出來公開虛心檢討？再如幾年前台灣每人GNP輸給南韓，我們官方的解讀更妙，說這是匯率因素使然，若採用PPP（購買力平價指數）計算，台灣反而領先南韓。官方擅於發表選擇性的事實，擅於樂觀解讀指標的慣性，於此可知。

    　這次國貿局在各界對台灣外貿一片叫好之際，主動跳脫年增率的迷思，改與金融海嘯前的出口規模比較，亦即以2010年1~8月的出口與2008年1~8月進行比較，結果呈現衰退1.48％，反觀南韓卻成長2.85％，國貿局對此直言不諱地表示：台灣表現遜於南韓。事實上，若以一般所慣用的年增率進行比較，台灣是優於南韓的。今年1~8月台灣出口年增率44％，同期間南韓年增率僅32％，依當前各部會正面解讀指標的風氣，國貿局大可採用年增率進行台、韓比較即可，如此既不必花功夫去找歷年資料研究，又可以得出令府院高層興奮的結論，何樂不為？但國貿局寧可說真話而不說動聽的話，寧可說出台灣依舊不如南韓的事實，這種勇氣令人尊敬。

    　必須瞭解，今天台灣外貿仍潛藏許多隱憂，這些隱憂在2008年底的金融海嘯期間暴露無遺。在那段期間，台灣所獲得的訂單寥寥無幾，而製造業存貨率更史無前例地升逾100％。所以如此，是因為台灣過於仰賴代工，當景氣衰退時，自然就成為被抽單的主要對象。台灣今年以來雖逐漸走出海嘯陰影，出口已逐月回升，但那個導致台灣在海嘯期間訂單流失、存貨無處可銷的結構因素依舊存在。令人遺憾的是，這段期間政府除了天天沉醉在上半年13％的高經濟成長、逾40％的高出口成長之外，何曾見到主管部會針對這個長期結構因素，採取了什麼做法？這就是台灣經濟隱憂所在。國貿局在此刻發表這樣一篇報告，可謂是暮鼓晨鐘，值得再三省思。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也許還記得第九回的情節。那時董卓急於稱帝，忽聞漢帝準備禪位於他，並已築好「受禪台」，即樂不可支地啟程返京。途中車子壞了，他的幕僚解讀為：「太師應受漢禪，棄舊換新，將乘玉輦金鞍之兆也。」沒多久，狂風驟起，昏天蔽日，董卓又問幕僚這代表什麼意義？幕僚又正面解讀：「主公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進京後半夜聽到十多個小孩唱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歌聲悲切，董卓再問幕僚這是何意？幕僚依舊正面解讀：「這代表劉氏滅，董氏興的意思。」董卓就在幕僚們這些正面解讀引導下，一步一步走向滅亡之路而不自知。這段故事雖只是傳說而非正史，但對於那些只喜歡聽正面解讀資訊者，足堪為鑑。

    　這些年政府喜歡召開全國大會、辦理全球招商、規畫名稱響亮的計畫，然而細數近年大大小小的全國經濟會議、能源會議、工業會議、服務業會議，我們政府儼然已成為全球最會開會的政府。但會開得如此之多，勞民傷財之餘，決策者何曾聽進什麼真話？我們認為，面對今天台灣經濟的困境，決策當局與其年年開大會、訂計畫，倒不如鼓勵公務體系說真話。事實上，這些國家公務體系的成員，最瞭解台灣經濟的問題所在，只是在當前一片說好話的官僚風氣下，沒有多少單位願像國貿局一樣勇於說出真話。

    　我們相信，只要最高決策當局願意聽真話，並且以具體行動鼓勵各部會說真話，則公務體系在轉眼之間，就會變成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助力，而非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