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蕭君暉】 2008.12.12 03:01 am 
 
繼茂德向政府申請紓困後，力晶也希望政府入股旗下的瑞晶，以挽救該公司，甚至整個台灣DRAM產業，以對抗南韓。相對美國政府早就力挺美光，南韓政府要求銀行，砸大錢救Hynix，中華民國政府，永遠是慢半拍。

兩兆雙星的LCD與DRAM，在台灣發展也有十餘年光景，十年來雙D產業歷經五、六次景氣循環，每遇到一次景氣低潮，產業合併的聲浪就不絕於耳，但政府都僅止於口頭呼籲，卻一直拿不出實際的作為，來協助業者整併，還美其名為尊重市場機制。

看看韓國與日本政府的強勢作為，新力與夏普在日本液晶電視市場拚得你死我活，在日本政府強力主導下，卻可以攜手興建十代廠，共同對抗南韓；三星與LG兩大世仇，同樣在政府與輿論的壓力下，破天荒地互相採購電視面板。

再來看看台灣金控產業，也是十年來政府要求整併的對象，結果二次金改跑出一堆見不得人的貪汙爛帳。台灣金融業規模太小，跨不出台灣本島，十多年來改革進程，更是距世界級銀行的目標愈來愈遠。

不論是DRAM、LCD或是金控，我國政府每遇到產業整併，都說是尊重市場機制，就是坐在一邊納涼。這種好官當然最好當了，因為多做多錯，不做就不會錯了。

【經濟日報╱林淑媛】 2008.12.10 04:35 am 
 
沒有人在這個時候會反對政府紓困，但政府推動各項救經濟政策時，不能不顧及時空背景與現實條件。正如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雖不否定政府對汽車業紓困的短期效益，但美國汽車工業衰敗是全球競爭下的事實，紓困只是治標不治本。

也有體質好的企業需要紓困，只要協助它們捱過短期不景氣，春天將會再來，但能否在市場激烈競爭中存活，不是靠短期措施可以達陣。

民進黨在立院提出營所稅減半版本後，讓人驚覺在「苦民所苦」被奉為圭臬後，任何喊價都可以被合理化，才能符合當前氛圍。經濟部提出的經貿營運特區規劃，整項方案尚未出爐，思維卻有待商榷。

經貿營運特區概念存在已久，80年代提出是因當時兩岸未大三通，為突破兩岸經貿限制，圈地排除既定法令限制，讓廠商競爭力延伸，是不得不然的權宜之計。

如今，兩岸直航在即，不管是為回流台商設立專區或是經貿營運特區，給予放寬外勞比例、給予賦稅優惠，都是排除區外廠商，恐有變相懲罰根留台灣的本土廠商。

從桃園航空城、自由貿易港區到規劃中的經貿營運特區，都是排除現有法令，一國兩制的特例，如果以降低廠商成本思考特區設立，這項政策恐怕失之短淺，效益不大，且將遭物議。政府在年底端出規劃方案前，務必三思。

【經濟日報╱社論】 2008.12.10 02:37 am 
 
20年來，台灣出現過最有氣魄的政策，一定是十餘年前方今的蕭副總統任行政院長時提出的「亞太營運中心」。當時大陸經濟正快速崛起，東南亞各國也與大陸齊步，紛紛踵武台灣發展的軌跡，推出數量幾乎無限的廉價勞動，積極以加工出口業為經濟創造巨大推力。面對數量高達30億人的後繼者，台灣所累積的豐富經驗、人才、專業知識，以及無遠弗屆的行銷網路，加上發展加工出口業不可或缺的高效率、低成本中上游產業，台灣的確立時躍升亞太地區這30億後進者的先覺者、支援者與引導者，就這30億人所構成的廣袤加工基地而言，台灣當仁不讓，就是營運中心。

惜乎當時的李登輝政府自毀長城，硬是阻斷兩岸直航的進一步發展，更以「戒急用忍」強力鎖國，使兩岸往來險阻重重，交通運輸，論其時間與成本，猶不如遠在海角的新加坡；於是亞太營運中心這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就活生生被意識型態扼殺，台灣經濟也退居邊陲。十餘年來，徒賴私自逃出鎖國桎梏跨海掌握加工出口業商機的萬千台商，對台灣中上游高效率供應者源源不絕的訂單，而勉強維持4%上下的成長率。

沉睡了十餘年的台灣，終於靠著馬總統的勝選，從大夢中甦醒，阻絕了十餘年的兩岸直航工程，忽然如輕舟過萬重山，再過一周即將實現。被凍結了十餘年的「亞太營運中心」，終於具備了先決要件，只是時移勢易，今日的台灣，不分朝野，早已失去往昔的雄心壯志，倘若有人還敢重提「亞太營運中心」的舊夢，恐將被嗤之以鼻。

然而時光儘管空過了十餘載，亞太地區後進國家以大量廉價勞動創造成長推力的模式，除了中國大陸之外，絲毫未改；跨出艱難的第一步之後，反而後勁漸增，整個亞太地區做為世界加工出口基地的聲勢更勝以往。即使歷經十餘年，全世界擁有豐富加工出口發展經驗，累積充沛人才與專業知識，具備高效率、低成本中上游原材料、零組件供應能力者，除台灣之外，四顧也無餘子。情勢既大體如昔，如果我們把握兩岸直航、揚棄鎖國的嶄新條件，今天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機會，依然存在，只看我們的氣魄有多大而已。

儘管時移勢易、政權兩度易手，過去以為不可能的三通即將實現，我們的領導者怯懦一如往昔，可能還有過之。從一個實例即可窺其全豹。

在蕭前院長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中，有一個附帶的規畫：選擇適當的區位設置亞太營運特區，做為中心的中心、計畫的具體而微的精要版。當然在台灣劃定一個特區，更有實驗的意義；將一切大開大闔的擘畫，在一個切割出來的小區域內進行實驗，一邊嘗試，一邊修正，累積經驗，建立範本，做為將來全台成為營運特區的有效藍圖。

既然要成為亞太地區這30億人的營運中心，台灣當然必須高度自由、開放，不問行政效能、法令規章、基礎建設，都必須達到最高標準。在此區域內最足取法的，應屬新加坡，其政府效能在各項國際評比中都穩占鰲頭，自由、開放的程度、基礎設施的完善也備受肯定。但要整個台灣一蹴而達此一地步殊為困難；因而選定一個小區域先全力以赴，若能企及新加坡的高度，即可向全台推廣。

今天兩岸直航已將台灣推入一個新紀元，過去不敢夢想的目標如今已可企及，果真能讓營運特區美夢成真，將一個具體而微的新加坡搬來台灣海峽，其競爭力將提升到何等地步，簡直難以想像。

恰於此時，中國大陸愚昧地自毀長城，將20年來推動經濟高速成長的加工出口部門這個主力引擎熄滅，大批沿海台商慘遭屠戮、走投無路。如果在海峽此岸能出現一個新加坡一樣自由、開放、高效能、低工資的特區，加上台灣品牌的高附加價值與中上游產業鍊更密切的配合，萬千台商會蜂擁前來追求另一個春天。

蕭副總統顯然對重新開啟營運特區規畫，讓直航契機提前發酵，並藉此大幅提升台灣的自由、開放，有高度的重視。而馬總統更關心台商的出路，高呼為台商設一專區。但行政部門反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輕忽以視，或云並無專區規畫，或云將在加工出口區內劃一小區塊，享有與備受詬病的自由貿易區同等待遇。即使如此，何時可以實施仍在未定之天；即使實施，這樣小鼻子小眼睛的做法，又成得了什麼大事？

何不認真想想，將一個具體而微的新加坡搬來台灣海峽，其威力何等驚人！何不想想，若整個台灣在自由開放、行政效能上如同新加坡，台灣的威力會何等驚人！

【經濟日報╱社論】 2008.12.09 02:00 am 
 
金融海嘯狂掃全球經濟，美、歐、日等經濟強權紛紛傳出衰退噩耗。11月中旬，行政院主計處在事發之後四個月終於後知後覺地向社會大眾公布台灣經濟從第三季開始陷入衰退的真相，政府這才趕緊收起坐山觀虎鬥，看別人鬧笑話，卻自以為台灣經濟第四季會好轉、明年成長5.08%而沾沾自喜；急忙推出消費券、新十大建設等等救急措施，希望能夠扭轉險惡的經濟走勢，甚至以為，經此急救，台灣經濟到明年第二季即可好轉。

我們不以為然；因為直到目前已經火燒眉毛，府院高層卻仍弄不清導致台灣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只知人云亦云地高喊，都是金融海嘯惹的禍，於是便以為只要拿出若干公帑稍微支撐一下內需部門，挨到金融海嘯的威力減弱、全球經濟好轉，台灣經濟自亦水漲船高，可以順勢向上，擺脫頹勢。然而由於對於病因的判斷完全失真，病灶何在，也茫無所知，根本不能對症下藥；因此即使明年上半年金融海嘯波濤漸息，台灣經濟恐怕仍然是驚濤駭浪。

情勢愈來愈明顯，台灣做為國際經濟的一個成員，又高度依賴國際貿易帶動經濟成長，當然在金融海嘯肆虐時難以倖免。但這從太平洋襲來的波濤只是幫凶，真正的罪魁禍首則在海峽的另一岸；只要對岸的風雲持續險惡，不論金融海嘯是否止息，台灣的情況都不能樂觀。

中國大陸近20年來靠著幾乎無限的廉價勞動所創造的成本優勢，將價廉物美的加工品推向全球每個角落，也因爆發出驚人的推力，將無比巨大的經濟體以加速度向前推進，創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經濟奇蹟。當其貿易依存度遽升至65%，來自美、歐的金融海嘯當然重擊其出口市場，使經濟推力大為受挫，因而水落船低，成長率必然下滑。順此邏輯，一旦美、歐經濟恢復元氣，進口市場再度明顯擴張，則水漲船高，大陸經濟眼前的難題自會一掃而空。

但此推論其實失據；原因在於，大陸經濟從10月開始情勢快速惡化，並非金融海嘯為禍，而是自取其禍。遠自去年開始，中共高層即處心積慮要對其出口主力痛施殺手；理由是，中國大陸高速發展20年，仍然依賴以廉價勞動做為競爭優勢的加工出口業為其成長主引擎，似乎愈來愈不合時宜，必須快刀斬亂麻，果斷地痛加斬除，俾能騰籠換鳥，讓出空間來，給色彩更艷麗、啼聲更婉轉的高科技與重化產業接棒成為更雄偉有力的成長引擎。到今年年初，準備成熟，乃一舉以勞動合同法、取消出口退稅等雷霆手段全面撲殺沿海地區的加工出口部門，到了下半年方初見成效，令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業者哀鴻遍野，四處逃竄；到了10月出口新訂單衰退，11月更衰退45.9%，這項政策的殺傷力才明顯展現。由於這個部門受到全面屠戮，使出口的泉源涸竭，因此其後各月，情況將更加嚴峻，帶動大陸經濟成長率自年初的兩位數，直線下滑，據官員透露，10月已降至7%，明年保8已成為中共的第一要務。

這一個魯莽無知的壯舉闖下大禍，猛力將大陸經濟賴以前衝的出口戰艦鑿沉；因此若明年上半年全球經濟情勢緩和，以美國為主的進口市場復甦，絕大多數出口國都會水漲船高，出口恢復成長帶動經濟回春。但已鑿沉的戰艦，水漲得再高，又何能隨其沉浮？

台灣真是無辜受害；當中共屠戮其加工出口部門，台灣的經濟成長幾乎完全寄託其上，因而整個台灣經濟就一併被拖入水底，無力掙脫。於是即使明春世界經濟復甦，台灣也難再有春意，只要大陸加工出口的巨艦無法修復浮出水面，到明年第二季乃至更晚，台灣經濟也毫無好轉之望。

然而由於府院高層對此懵然無知，一味將眼光投注太平洋彼岸觀察有無起色，因此對台灣經濟的好轉乃全無著力之處，只能做些止痛麻醉的安撫工作。倘若真正找出病因，對治之道會全然不同。

既然是中共鑿沉加工出口巨艦，令台灣一同葬身魚腹，我們的自救之道，聽起來荒唐，就是設法與對岸共同以最大的力量拯救其加工出口部門；要伸手跨越海峽管別人家的產業，的確不是易事；何況雙方幅員相差如此懸殊，施力更加為難。不過眼前不論責任在誰，雙方唇齒相依、利害與共，只有全力以赴；以台灣在加工出口業半世紀的浸淫，經驗豐富、人才薈萃，配合對岸的豐富資源與高效率的公權力，必能早日令加工出口的部門脫困重展生機。利用這半世紀來頭一遭兩岸共同面對的挑戰，或許能讓兩岸經貿互動更上層樓，開出一個新局面。

【經濟日報╱社論】 2008.12.07 03:00 am 
 
政策問題最常見的爭議，是彼此的目標不同。但即使目標相同，達成目標的手段也有多種；這時候就應比較各自的成本效益來選擇最恰當的手段或政策。而且在大部分時候，各種目標也多不是完全不能被取代；因此政府也常可以把不同目標所代表的利益轉換成可以相互比較的效益指標，而將多種不同目標的不同政策，放到共同的基礎上相互比較其成本和效益，以選出最適當的目標和政策。然而政府最近有很多政策卻都忘了分析成本和效益，甚至忘了其成本，以致有些政策不只可能不是最好的政策，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政策。

例如，大部分公共建設總會有些人使用，有些人因而得到利益；所以若不考慮成本，各種公共建設都像是該做的事。於是當建設經費是包在大建設方案之內，或由別人負責時，各機關都會不管成本效益高低即盡力爭取。我們會有很多蚊子館和極少人利用的道路，原因即在此。

政府各種送錢給人民的政策更是如此。得到錢的人當然叫好，很多所謂肉桶政策或錢坑法案就這樣通過，而忽略了這些錢也許可以有更好的用途。近日政府為了幫助汽車業，不顧社會的批評而強力推出的補給換車政策，汽車業者並不完全滿意，但卻說有總比沒有好，因為業者和買車的人總是可以得到一些利益。然而政府這項補貼或減稅對購買進口車也適用，即使是購買國產車，現在有些國產車也使用了很高比例的進口零件；因此政府想幫助國內汽車業的經費，有一大部分竟是幫助了外國的汽車業。如果沒有成本的考慮，這種效益偏低的現象就沒關係，我們只要再花更多錢，國內業者得到的利益一樣可達到政府想要的水準。但若考慮政策的成本，我們即使決心要幫助業者，也必須要找出更直接有效的方法。

消費券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例子。這項已通過的政策確實會有一些增加消費和提振景氣的作用，而又是每個人都可拿到錢的肉桶政策，因此當然幾乎沒有人敢阻止。然而同樣這一大筆錢送給人民，只要使用的規範不同，對經濟和人民的幫助也會有很大的差異。政府卻沒有這方面下工夫，政策剛提出時甚至還要限向開立統一發票的商店購買，而可能對弱勢的小商家造成傷害。政府和許多人只看到這個政策的利益，未想到它可要耗費800多億元成本，也未考慮這像天文數字的錢，還可以有什麼其他用途。說不定政府只要用一部分的經費來辦理消費抽獎，民間消費就可以更為活絡；而這些錢若多發給較窮的人，不只是更有助社會公平，增加消費的作用也必更大。但政府沒做這些思考，因為這筆錢政府只說勿舉債就可得到，好像是天上掉下來的錢一樣沒有成本，因此也就沒有成本效益的觀念。

除了缺乏成本效益的觀念，政府有時候更忽略了成本的存在。馬總統不只一次誇讚政府全額保障所有銀行存款的政策，他說這使我們不像有些國家那樣要拿出大筆資金去挹注銀行。看來外國政府真是笨，銀行出了問題，竟要由政府提供大量資金來協助，而我國卻只要政府說一句全額保障所有存款，人民就不擠兌，銀行也不會倒，政府一毛錢也不用花，看我們的政府多麼英明。

但這並非事實。東亞金融風暴後我們也保障全部存款，結果是政府用包括減稅等方式，用全民近2兆的錢打消呆帳，存款才得保障。馬總統難道不知現在說保障存款雖不必花錢，將來若有銀行還不起存款時就要政府出錢嗎？外國現在就出資介入銀行，成本和銀行股東的責任一清二楚。我們空口保證，將來有多少成本，銀行的經營者和股東該有多少責任，保證存款的期間銀行經營者會不會有掏空等道德風險，卻都是未知數。我們把未知的成本當成沒有成本，當然不可能依合理的成本效益來做正確的政策選擇。

台灣人喜歡吃藥，為求速效，我們常忘了各種藥的重要成本，也就是它的副作用。結果我們有了領先世界的抗藥性，很多人的健康也因藥物的副作用而受害。我們的經濟政策不幸也常忽略了成本。我們的經濟本來不會太壞，但政府若太緊張，以為現在是把死馬當活馬醫，不管負債等副作用多大，有藥就拿來用，那一不小心恐怕會把活馬醫成死馬。

2008-12-03 中國時報 【林萬億】

    　當政府全力撒錢救經濟的時刻，談社會正義，一定會惹人厭。但是，當熱頭過去了，再回頭已來不及。

    　因於二次房貸造成金融風暴，先垮的是房屋貸款公司，接著銀行、保險公司，連帶拖垮股票市場，連累股票族與連動債投資人，進一步百業蕭條，最終反映在大規模失業潮上。一旦失業率升高，購買力更不足，生產部門更萎縮，關場歇業、輪休更多，這就是惡性循環。

    　對廣大勞工來說，玩不動產、金融遊戲的既不是他們，管理金融秩序的也不是他們，承擔末端後果的卻是他們。失業之後，三餐不繼，天寒地凍，投訴無門，只好燒炭、跳河自殺。而許多企業管理階層在冒險遊戲過程中吃飽、賺飽、玩夠，兩手一攤走人，留下爛攤子給國家、社會。你說升斗小民怎麼可能接受一些不正義的紓困方案？

    　各國政府所謂救經濟方案，往往先從上游下手，例如降息、減稅、紓困、擴大公共工程、消費券，以挽救銀行，振興房市與股市，降低生產成本，刺激買氣等。我國也不例外，不到半年推出「馬上關懷」、「近貧補助方案」、「青年租屋補助方案」、「購買節能商品補助方案」、「調降利息」、「政府挺銀行，銀行挺產業，產業挺勞工」、「消費券」、「立即上工」、「振興經濟新方案」、「98-101年促進就業方案」、「補助換新車」，也正在規畫救房市。這些作法除了調降個人所得稅、發放消費券與促進就業方案與廣大勞工直接有關外，其餘大多是為了救資本家與投資人。

    　馬政府似乎堅持「政府挺銀行，銀行挺產業，產業挺勞工」的線性邏輯，即所謂的雨露均霑法則，以為上游放流，下游捕魚。問題是台灣的銀行買了多少美國二次房貸的爛債權，及連動債，社會大眾根本不知道。在這種資訊不明的情況下，怎麼會相信政府挺銀行是挺對了。又銀行自己被爛債權嚇到了，還會真的不顧一切挺產業嗎？萬一又被套牢怎麼辦？何況哪些產業該挺？才能真正挺住勞工，也沒有共識。

    　馬政府的救經濟基調是經濟與社會分離。只要經濟救活，可以不顧財政平衡，也可不管社會正義。這是用昨日造成經濟蕭條、貧富擴大的元凶，來解決今日其所創造出來的危機。過去政府口口聲聲說沒有經濟發展哪來社會公平。於是，先發展經濟再談社會公平就成為主流價值。但是，經濟發展之後，就很少政府官員或經濟學者在乎社會公平了。

    　以消費券為例，主張排富，就被說成是社會福利。其實，社會福利也有不排富的啊，例如全民健康保險。消費券固然是為了刺激消費，也要考慮成本與效果，與是否為社會福利無關。所有的歷史經驗與理論根據都告訴我們三千六給富人增加的消費額度有限。但是，中下階層拿到這筆錢一定會全額投入消費市場。且發錢給富人消費的作法社會觀瞻不佳，只能證明政府效能不彰，便宜行事罷了。所謂的降低行政成本根本是託詞。

    　既然，富人拿到消費券的刺激消費效果不高，又必須付出社會質疑的代價；而中下階層的人民領到三千六卻不夠用，為何不把富人的消費券轉發給中下階層人民？既然消費券不是社會福利，最簡單的作法是發給勞工及其家屬消費券。額度可以提高到一人五千。而失業勞工則加碼，讓他們能度過寒冬。這樣一來既可以增加消費，又可縮小貧富差距，更可暫時救活這些苦難的升斗小民，這不正是政府要救經濟的終極目標嗎。如果說不可避免耗費行政成本，那就請把審查作業交給擴大就業的立即上工的青年失業者，不就是一舉數得嗎？

    　總之，為了救經濟而無限上綱到不理財政赤字，不顧社會正義，而成效又不一定顯著，就是最笨的政策。何況今天借錢救經濟，都是向子孫伸手。這一代不能如此不負責任的。

2008-12-03 工商時報 【工商社論】

    　金融海嘯把每個國家都打得七零八落，各國政府無不卯足全力亟思解決之道。不同的國家採行的經濟政策或有不同，但大致而言不外兩種方式，一為大量花錢，一為改變規則，前者著眼短期效益，快速重振景氣，後者則強調長期福祉，健全經濟體質。在總體經濟政策的思維上，二者互有驗證上的支持，但卻逐漸形成學派間意識型態的壁壘。只是，最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一席政府應「大膽舉債」的言論，似乎讓主張救急為重的凱因斯學派重新掌控了政策思維的主流地位。有此位經濟學大師的加持，各國政府莫不服膺其理念而推出各項花錢措施，大手筆的搶救經濟，我國亦不例外。

    　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恐慌造就出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凱因斯，其所提出的總體經濟理論更被稱為「革命」，顛覆了傳統的想法。凱因斯認為經濟蕭條係社會總需求不足所造成，只要社會需求能夠提升，透過交易活動的乘數效果，最終必能帶動整個國家GDP的成長。社會總需求的組成主要雖來自於民間消費與投資，但在經濟蕭條時期，民眾信心不足，期待民間自發性增加消費或投資的可能性不高，因此，政府利用財政政策主動刺激或創造有效需求便成為唯一可以依賴的法寶。數十年來，凱因斯經濟學深受各國政府的喜好，尤其是被當成經濟不景氣時的救命仙丹。雖然凱因斯也知道經濟運作其實是個有機體，市場機制具有自我恢復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但他仍堅持主張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因為如果不及時用短期的方法搶救經濟，即便市場機制會逐漸調整解決，但「長期，我們早都死光了」。這句話成了凱因斯學派的經典名言，且也直接點出了凱因斯學派的核心價值所在。

    　我國政府不論藍綠政黨，只要碰到了經濟衰退，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祭出擴大內需方案，其中最常見的又非擴大公共建設莫屬。日前馬政府所推出的消費券案雖為歷史上的第一次，但其政策思維如出一轍，都是凱因斯的信徒。就公共政策而言，我們對凱因斯學派並沒有成見，不管黑貓白貓只要能抓老鼠即是好貓，但從歷史經驗可知，草率出手的救急措施即使有效，社會因此而付出的代價亦甚為可觀。

    　其一，迷信權力，造成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活動。政府一開始雖言明僅是短期的救急政策，但事後卻常會沈迷於干預權力的使用，不知適時收手，讓政策效益發生過猶不及的後果，益增經濟的不穩定。尤有甚者，私經濟活動更常因過度依賴政府的協助，以致喪失自我負責的因應能力，一旦遇到困難只會要求政府救援，完全不知警惕與反省。

    　其二，惡性循環，政府常自己製造問題而後再來解決問題。經濟問題的發生常肇因於政府的管理不當或政策錯誤，但卻反而為政府找到更多擴增其干預程度的理由，惟一個無能的政府本身即為問題所在，賦予其更多的權力只會使事情更加惡化。

    　其三，投機短視，官員為升官保位只求急功近利。長期制度的興革對國家根本至關重要，但卻須要循序漸進、耐性累積方得克竟其功。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無法符合官僚體系求官進爵的考評要求，即時與短期問題的解決與表現遂成為多數官員決策的偏差心態。

    　我們不反對在此全球經濟危機時期，利用凱因斯的手段刺激短期經濟回升，但為避免短期作為傷害長期發展的基礎，政府不應將短期效益的追求無限上綱為唯一目標，進而脫韁失控導致更大的危機。我們何曾看到政府認真追究淘空國庫的責任？我們何曾看到政府認真檢討公共工程的弊端？我們又何曾看到政府認真思考未來的財政與租稅改革方向？遲來的正義固非正義，遲來的覺悟亦不是覺悟。畢竟，當嚴重的後果發生時都已經是「未來」的事了，而「長期，他們都走了」，我們又能奈何！

【經濟日報╱社論】 2008.12.03 03:35 am 
 
金融海嘯攻擊，各國無不陷入經濟衰退漩渦而力求自拔，政府紛紛投入大量財源振興經濟。台灣政府面對經濟衰退，出口減弱，物價上漲，失業率飆高，股市崩跌，人民財富縮水等惡象，自不例外，大量減稅、舉債、擴大支出，無視於債務大量累積；如今更受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大膽舉債」的影響，原已蕩然無存的財政紀律更是棄如敝屣。此種病急亂投醫的藥方，若不慎用，必然危及財政、債留子孫，甚至殃及經濟發展。日前綜所稅四項扣除額的大幅提高，稅收損失216億元，僅是滄海一粟而已。

這次全球性經濟衰退，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小而美政府觀點大受挑戰，沉寂多時的凱因斯大有為政府主義再度展現魅力，要透過「看得見的手」有效協助「看不見的手」。然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受選民之付託，面對危急情勢，必須展現魄力救經濟，絕非一味花大錢就能有效；除了寄望短期振興經濟外，長期亦應使後遺症降至最低。因此，政府介入一定要評估成本效益，妥善規劃，配合有膽識、睿智的推動，將是全民之福；若是認知與執行力不足，使「政府失靈」，恐將得不償失。

處非常時期仍然固執追求年度財政平衡，的確失之保守；然而無止境的舉債，更是禍延子孫。其實凱因斯所主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於追求經濟循環週期的財政平衡：景氣差時，減稅與擴大支出，透過赤字財政提振景氣；景氣好時，稅收增加，財政剩餘，整個經濟循環尋求平衡，問題是許多國家因舉債上癮而失控。一種折衷看法，平時「小政府」，追求財政穩健與平衡，調好健全的財政體質，非常時期擴大支出、減稅、紓困、救貧才有本錢與能力。

然而近二十年來的台灣，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平時就不斷減稅、侵蝕稅基，透過特別法及特別預算舉債經營，習以為常，完全不顧財政紀律；一遇到經濟不景氣，更是毫不思索的砸錢，未經周詳評估，未將人民血汗錢用在刀口，就一廂情願的認為有效；此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已經決定政府在振興經濟成效不彰的慣性。

回顧馬政府上任以來，先是推出583億元針對地方建設的「擴大內需方案」，由於發包作業延遲，至今提振經濟成效不彰；且因多屬綁樁性質，「蚊子館」難免充斥。最近馬政府又推出「振興經濟新方案」，由於四年4,000億公共建設計畫多屬中長期，也被認為緩不濟急，未能對症下藥；而其計畫決策草率，缺乏成本效益評估，又以舉債來推動，更是令人質疑。

政府為了短期振興經濟，也不斷提出各種減稅方案，包括證交稅率減半、遺贈稅率降至10%，綜所稅四項扣除額調高，五年免稅範圍擴大對傳統產業短期減稅，又對資產管理中心免遺產稅、利息稅，對汽車業減免貨物稅等，合計稅收損失超過千億元，財政惡化就更雪上加霜；然而不是效果有限，就是惡化租稅公平、敗壞稅制。

在移轉支出方面，「近貧補助方案」、「租屋補助方案」、「購買商品補助方案」等，由於應予補助對象基本資料無法正確掌握，能發揮多少成效，也令人質疑。至於國人引頸企盼、全民受惠的消費券，預計花上829億元，真能發揮多少刺激消費、帶動成長的效益，同樣令人質疑；由於未能將有限資源全部移給中低所得階層，發揮百分之百的增加消費的效果，就會因消費券取代現金購買之代替效果存在，而使刺激消費的功能大打折扣。此外，面對失業率大幅上升，政府曾推出短期促進就業方案，最近又推「大型搶救失業計畫」，以及對特定產業紓困；然其財源何在，同樣問題重重。

面對經濟不景氣，政府在財政工具上使出渾身解數，可說是琳瑯滿目、目不暇給，卻因陷入「砸錢救經濟」的迷思，未能對方案功能、限制、財源、後遺症做充分的了解，也未能集中力量、爭取時效，以致短期振興經濟效果有限；而其長期共同的後遺症，就是留下數千億的財政缺口，債務必將快速累積，政府卻不正視此問題。財政一旦潰堤，土石流如何阻擋，政府在大膽舉債同時，更應有所警覺與體認。在此時刻，政府應掌握改善執政體質的契機，包括平時應建立財產歸戶的正確資料，救貧排富才有可能；建立國家發展建設計畫之成本效益評估資料，方才不致於計畫草草上路；最重要的是，平時健全財政與稅制，非常時期才有應變能力。

【經濟日報╱社論】 2008.11.30 02:15 am 
 
全球金融風暴除了造成鉅額的資產損失以及景氣的衰退之外，也造成了許多價格劇烈的波動。不僅全球股價在大幅下跌的趨勢中，常暴跌又暴漲；有些產品的價格和某些國家的匯率，也大幅上下波動。

這些波動部分是實質經濟波動的結果，部分是投機炒作所造成，部分則可能是相關國家有意的選擇。但不管原因是什麼，這種現象都表示資訊和市場機能發生混亂，經濟效率可能因而下降。政府和廠商若未能仔細研判這些價格波動所代表的訊息，就可能做出錯誤的決策。

由於股價在國際間有連動的效應，我國政府和人民又特別重視股市，因此我們相當注意外國的股價；不只政府和媒體經常比較各國股市的漲跌幅，美國股價大跌時也常讓官員們不能好好睡覺。然而外國股價波動雖然會對我們造成衝擊，它的實質傷害卻可能不及某些貨幣的匯率波動。先進國家極少像我國這樣由政府直接進場干預股價，但卻常干預外匯匯率。我國過去也極重視匯率的問題，但最近似因大家太專注股價，對匯率問題的關心反而不足，甚至有些誤解。

國際匯率變動，其中對我們影響最大的，也許是韓元的大幅貶值。台韓產品一向處於競爭狀態，所以我們以前是很重視韓國的匯率的。然而在我國發展個人電腦和晶圓代工，韓國則在汽車和家電等產業得到成功之後，兩國的產品似漸有區隔，因此我們已不再那麼關心韓國的匯率。可是近年來除了重化工業之外，台韓在DRAM和TFT-LCD兩大產業又出現了劇烈的競爭；因此韓元匯率對我國的影響已遠大於11年前東亞金融風暴時的情況。韓元的大幅貶值可能使我國這兩大產業在成本上難以競爭，但政府想到的對策，卻是以填補虧損為主的紓困或由政府入股的政策。馬總統在接受媒體專訪時，甚至還對韓元貶值甚多而新台幣相對穩定的情況沾沾自喜，而不知產業界的困難。

這兩大產業雖是高科技且非勞力密集產業，但貨幣貶值不僅使人事成本用外幣來算時變低，也使既有之資本設備用外幣來算的成本變低。而這兩產業有極高的固定資本，因此韓元的大幅貶值就會給韓國廠商較大的削價競爭空間。而這兩產業雖為高科技產業，卻是標準化產品，我國因自有品牌和自有技術不如韓國，近年雖力爭上游，主要仍要靠成本和價格競爭。所以韓元的大幅貶值對這兩大產業的衝擊不容忽視。

另外，俄國傳統產業雖已大量外移，但仍留在國內的廠商經多年努力，不只已有升級的成果，同時也為基層勞工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但韓國不少傳統產業產業升級的成果更高於我國。因此韓元貶值也可能壓垮我國許多傳統產業，而造成難恢復的產業流失，以及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其他觀光等許多產業，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我們指出韓元貶值對我國產業和就業的這些重大衝擊，並不必然表示新台幣也該大幅貶值。匯率政策應該考慮許多因素再做決定，但產業競爭力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若像韓國這類主要競爭對手的貨幣貶值，但我們不能或不願跟進時，我們也要把這因素放進其他政策的考量之中。我們最好能有直接的對策來降低競爭對手國貨幣貶值對產業競爭力的傷害，但除了也讓貨幣貶值之外，其他政策並不好找。政府該好好和業者溝通並仔細思考。

政府須了解，若無法提升因外國貨幣貶值而失去的產業競爭力，對企業紓困可能是無底洞，擴大內需的效果也可能跑到外國去。我們一變再變的補貼購車政策，若真的實施，說不定韓國要發張感謝狀給我們的內閣。政府也須了解，有些國家貨幣的貶值是市場機能自動因應出口不振的效應，更有些國家可能是政策上故意讓貨幣貶值，付出物價可能上漲的代價，以換取不景氣時代中較高的出口、生產及就業。很多人都注意到30年代經濟大恐慌時各國為自救而採取了保護貿易，如今大部分國家也許受制於WTO而不能亂加關稅，但貨幣貶值和出口退稅都同樣有搶奪外國產品市場的作用。有的國家已有大動作，我們即使不跟進，也別掉以輕心，更別隨便就嘲笑別人護不住匯率。

【聯合報╱社論】 2008.11.30 02:15 am 
 
「拚經濟」的口號，已經變成「救經濟」。

國際慣例，各國視其資訊彙整及統計的效率，通常都在每季結束後四十至五十天發布季報。這也是十一月中旬迄今，全球經濟的負面訊息不斷，包括美日及歐洲諸國又一波不惜以財政赤字來救經濟，特別是救消費的原因。

根據各國第三季的季報，全球已可確定業已及正在進入衰退之中。而由各國生產價格及消費者物價的下跌，「通縮」這個比「通膨」更嚴重的字眼也已出現。通縮時代的到來，意味著過去將近廿年吹出的經濟泡沫已告破裂，需求大幅降低，生產及其設備與人力過剩，關廠關店及裁員已大規模出現。人們眼見負利率下存款愈變愈薄，也不敢隨便花用；加以失業大增，失業家庭畏懼消費，也阻礙了復甦。這乃是在通縮時代赤字問題益趨嚴重的原因。但萬事莫若眼前急，財政赤字這個將來的問題只好擱置一邊。

面對通縮，擴大公共支出，包括投資未來有用的公共建設以及推出短期不無效果的補助消費，殆已成了全球的共同趨勢；由於它是一種「政治正確」，儘管在學理及實踐上始終有爭議，但目前礙難反對。美國主要財經評論家法瑞蘭（Chris Farrell）在《通縮：當價格下跌會怎樣》一書中，且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見解，例如認為通縮時刻也是各國在困境中進行改革、俟機彈跳的時刻。而可能更重要的，乃是救經濟不能不以救社會為前提，必須在通縮時代努力進行「社會安定網絡」的完善，它可以讓一個社會有足夠的穩定力量來應付未來的挑戰；必須在通縮時代強化政府，特別是強化公司的「動力性格」（Kinetic），而這毋寧也是台灣最感迫切的課題。

當代無論政府及公司，都愈來愈缺乏公平、分享、榮辱及風險與共的特性。少數大官吏、公司管理階層享有極大的特權和利益，特別是在公司裡，他們坐擁高薪、高紅利，還有各式各樣的股票選擇權及其他報酬，公司縱使虧損破產，他們的利益也不會減少。而下層官吏及勞工則薪資微薄並任人宰割，每逢經濟形勢惡化，犧牲的往往是下層。這是一種沒有人味的官僚體制及公司管理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只要經濟衰退，立即就引爆失業潮，經濟問題很容易引發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

要強化「動力性」，則無論官僚體系及公司，都應更有公平性、分享性、參與性；特別是勞工所得必須更有彈性，公司利潤他們可以分享，公司虧損時他們也同樣分擔，而不是坐等被遣散解僱。公平、參與、分享，以及責任分擔的人性化管理模式，是平常時透過分享而創造認同、鼓勵創新的動力，艱難時，則大家同意減薪，苦撐待變，不至於動輒開除解僱，是使得風險能夠被管理所消化，經濟惡化的傷害也為之縮小的關鍵。

這就是「動力式的政府」和「動力式的公司」。最近新加坡政府面對經濟的緊縮，從總理、部長、其他高官，率先減薪百分之十一至十九，普通公務員也同樣酌減；可預見的是，新加坡的企業公司也必將相繼仿效。而在中國大陸方面，為了面對困境，已相當嚴格的要求儘量與員工分攤風險，而不宜解僱裁員。

無論政府及公司，從事這種「動力式的改革」，其實就是「救經濟必須以救社會為前提」的一種向人性化趨近的管理模式。大家共甘苦榮辱，共同分擔風險，而且上位者分擔的較多，而不可坐視失業潮出現。

此刻的台灣，通縮日趨嚴峻，失業率已開始急速攀升。在春節前後，真正的失業潮即可能出現。有鑑於此，我們更認為，無論政府、國公營事業及民營標竿公司，皆應開始考慮這種「動力式的改革」，以因應失業潮在台灣出現。田螺含水過冬，台灣已進入非共患難則不易度過艱難的階段，也是營造起這種共患難文化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