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 2009.07.15 02:56 am 
 
面對金融海嘯襲擊，政府採取一連串擴大支出、減稅、舉債救經濟政策；如今經濟尚未明顯復甦，財政危機卻接踵而至。

財政部統計今年上半年稅收較去年同期負成長18%，其中營所稅、營業稅、貨物稅、關稅影響尤重，預估全年稅收減少超過2,000億元，財政赤字也即將擴大至3,500億元。此固與經濟不景氣及擴張性財政政策有關，然其更根本原因，在於長久以來稅制不健全，持續擴大減免稅範圍，包括促產條例、兩稅合一等，以致租稅負擔率長期偏低。

財政快速惡化，國際信評調降，已引起行政院長的重視；然而日前財政部所提出的「中長期財政健全方案」，包括賦稅改革、關務革新、國有土地開發、加強公股管理、提升財務效能、健全地方財政等十大策略，洋洋灑灑，卻是花拳繡腿、不痛不癢的紙上談兵；不但未能掌握核心問題，更未提出追求財政平衡的時間表，無怪乎劉揆要求財政部提出更具體辦法。

當政府支出占GDP比率約為20%，稅收占GDP比率卻只約14%時，已概見財政惡化的本質。因而租稅負擔率若提高1個百分點，稅收將增加約1,200億元，對財政改善自然可觀。行政院會中多有閣員直擊此點，為何身為國家最高財政主管卻不敢直言，顯示問題並非簡單算術，背後涉及利益重分配；然而財政部總應拿出擔當與魄力，提出具體改革方案吧！

先進國家無論政府支出規模是大是小，均以稅收為其正統財源；財政部若迴避問題根本，只賴出售國有土地、國營事業股票等權宜方式融通財務，不但杯水車薪、不能持久，其實也非正途。因此，寄望財政部未來提出具體改善財政方案時，理應從提高租稅負擔率、增加稅收所得彈性著手。而租稅負擔率為綜合性指標，若能同時改善租稅結構、增進稅負公平分配，更是釜底抽薪之策。

所得稅收接近總稅收的一半，對現行稅制體質之不良，難辭其咎。台灣整體所得稅負過低，看似租稅天堂，其實只適用於部分人，包括資本所得者、受獎勵企業等，薪資所得的稅負其實很重；再加上地下經濟活絡，使得稅收大量漏損，均為造成稅收彈性偏低原因，也是稅負不公源頭。既然現行稅率過高且減免浮濫，稅負不公又缺乏稅收彈性，政府就應拿出魄力大刀闊斧改革；例如改採足以保障基本生活費的單一免稅額搭配15%-17%單一稅率的均一稅制，完全取消高所得者所慣用的減免項目，真正輕傜薄賦，豈不皆大歡喜？若然則租稅負擔率達到18%至20%的健康水準，指日可待。至於所得重分配功能與產業扶持手段，則可交由救貧補助及直接補貼制度扮演更積極角色。

其實，OECD國家改善財政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提高加值型營業稅率。行政院2003年提出的財政改革方案，就有提高營業稅率1至2個百分點的主張，恰可與上述單一稅率搭配。由於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可增加約500億元的稅收；且因其稅收彈性大，必然能夠大幅改善財政。至於其累退性疑慮，藉加強對高所得者消費的財貨及勞務課徵特種消費稅（俗稱奢侈稅），即可緩和。此外，開徵新稅亦是提高租稅負擔率的方式，政府適時開徵能源及環境稅，不但可以節能減碳，亦有助於改善財政。

最後，我們不反對非常時期舉債投資，卻擔心租稅負擔率太低無法還錢。故而負責任的政府平時就應逐年縮小赤字缺口與債務餘額，提出財政平衡時間表，選擇適當時機逐步漸進或調整制度提高稅負；執政者有擔當的推動，反而可以贏得更多選票。

2009-07-13 工商時報 【本報訊】

    　寬鬆的貨幣政策一向被詬病為經濟泡沫發生的元凶，惟一旦面臨經濟不景氣，卻往往又是被最優先採行的政策，古今中外皆然。原因在於貨幣政策從決策到執行的時間落差（time lag）遠較財政政策為短，只要央行理事會通過就立刻可以執行。至於財政政策的執行，以台灣而言，單是政府採購法的規範，就使執行的時程延宕許久。然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執行效果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不論是學理上或實證上，都存在許多分歧的看法。

    　最知名的看法首推凱因斯的「流動性陷阱」理論，認為利率降低到一定水準以下，再也無法刺激投資的增加，因此貨幣政策無效，必須採行財政政策，以擴大政府支出來填補民間投資的不足，好讓經濟體系回到正軌。去年金融海嘯發生，全球經濟由通貨膨脹劇轉為經濟不景氣，歐美國家還發生嚴重的信用緊縮（credit crunch）問題，各國政府一方面在第一時間積極採行寬鬆貨幣政策，以致全球各國的利率幾乎都達到空前的低水平；同時，又大量擴增政府支出，避免「流動性陷阱」的羈絆。如果就傳統理論與過去的經驗來看，這是「治亂世用重典」，避免回到1930年代經濟大衰退的不得不然之舉，而且也應該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從去年下半年金融海嘯發生，至第四季似乎惡化到最嚴重的地步。然而，今年以來某些國家（尤其是亞洲以中國為首及鄰近國家）的經濟指標似乎顯示有脫離谷底的跡象，依月變動率或季變動率來看，均有比較改善的情況，因此有些專家學者就據以判斷，經濟已經在去年第四季落底，現在已經朝向復甦之途邁進了。

    　我們暫且不評論這樣的看法是否過於樂觀，先就凱因斯理論與現在的經濟環境做個比對：在凱因斯理論裡投資是利率的函數，而所謂投資是指對機器設備、廠房等資本財等的購入，資本財存量的淨增加才算是投資增加；利率是投資的資金成本，因此利率越低投資越多。然而，在經濟前景黯淡時，即使利率再低，廠商也不會增加投資。值得注意的是，凱因斯的年代裡，金融性投資例如股票、期貨的買賣，都不算是「投資」，因為這些交易在本質上只是公司所有權的移轉，並沒有任何實質資本財的增加。惟實際上，在當今每日的全球經濟活動中，金融交易在資金的流量上卻較實質投資高出許多，對全球或個別國家的經濟都發生巨大影響。

    　因此，我們發現由於寬鬆貨幣政策導致資金成本偏低，自從今年三月以來，幾乎全球各主要國家的金融市場成交量與股價均呈現快速成長。許多國家的股票市場，其最近的股價指數與去年第四季的最低點比較，漲幅都在3成以上，其中上海、台北的股價，漲幅達6成左右。原本交易量劇降的不動產市場，也因資金成本偏低而熱絡許多。如果有人在去年第四季勇敢逆勢操作，現在應已獲利豐厚，正如老子道德經所云「禍兮福所倚」。但上述現象是否就顯示景氣已經復甦了呢？我們持保留看法。

    　一個經濟體系是否已經復甦或邁向復甦，只看金融面中的一部份是不夠的。金融業在本質上只是「服務業」，要能提供實質經濟活動所需之資金才算是提供金融服務。在直接金融方面，股市之所以存在，一方面要提供資金的流動性（現有股票的買賣），另一方面要幫助企業籌資（例如：現金增資股票的發行或讓企業IPO增加籌資管道）；間接金融方面，銀行體系收受存款，提供放款，以利企業有足夠資金從事產銷活動。從上述功能觀之，最近幾個月以來，現金增資股的發行或新上市公司的數目有限，而銀行對企業放款年增率則逐月下降，到五月底之年增率已降至0.96％，央行彭總裁擔心到下半年可能呈現負成長。換言之，金融業在發揮其金融服務的功能上，仍受限於經濟實質面的成長。

    　前述現象顯示實質經濟體系並未呈現具體的復甦跡象，尤其是五月份失業率5.82％，失業人數達63.3萬人，六月份失業給付請領人數達13萬人，均達歷史新高，與股市走向相反，應值特別關切。政府當局千萬不要以股市、房市的「無『基』之彈」為滿足，也不要因為六月出口金額為近八個月最高而沾沾自喜，因為六月的出口年增率仍是負30.4％（整個上半年的出口年增率則為負34.2％）。相較於中國、韓國等鄰近國家出口年增率的負值都不到3成，顯示我們的經濟復甦力道明顯仍然不足。

    　總之，金融海嘯帶來經濟的大幅衰退，各國政府採極度寬鬆的政策，帶來股市的快速反彈，及房市的恢復熱絡，這是「禍兮福所倚」；然而在實質經濟尚未復甦之際，一則仍應戒慎恐懼，再則尤宜未雨綢繆，防範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在景氣復甦後常是巨幅通貨膨脹的導火線。再加上這段時期政府擴大支出的財政收支失衡，欲以加稅或增發公債彌補，事實上將面臨政治面的壓力與法律面的限制，若因此改由央行融通，則如火上加油，超級通貨膨脹勢將在景氣復甦後接踵而至。如此做法，豈不是「福兮禍所伏」-用新的泡沫去挽救舊的泡沫呢？

【聯合報╱社論】 2009.07.10 04:13 am 
 
財政部長李述德在四月底立法院答詢時指出，今年第一季稅收較去年同期短徵五百多億。再從五月、六月的統計數據來看，目前的經濟情勢只能算是觸底，各項出口衰退幅度與前月相比減緩，但與去年同期相較仍然是大幅衰退，迄無反彈跡象。果然，日前公布的上半年稅收短徵達一千七百多億。此外，七月份後畢業生失業潮將來襲，不論是政府擴大就業方案的支出、或是受畢業生排擠的失業人口請領救濟金，都是另一筆政府支出。最近，地方政府升格案通過，也會在不久的將來增加直轄市的人事費用。再加上劉揆隨興答應的全面營養午餐每年一百六十九億，以及先前立法通過的遺贈稅減免、所得稅寬減額增加、營所稅率調降等一籮筐未來稅收減少，這樣明顯收支不符的窘境，我們政府究竟要如何因應，恐怕已經到了瀕臨攤牌的時刻了。

前述種種稅收減少與支出浮濫，都尚不是最嚴重的問題；我們最擔心的，是因為政府收支失衡的財政壓力，而影響到真正有益的國家政務推動，進而拖垮了台灣的競爭力。以行政院一周一案推出的六大新興產業為例，每項都是需錢孔急。生技產業要在未來數年籌資六百億，而政府即佔兩百四十億；精緻農業案要由政府在四年投入二百四十餘億；健康照護升值白金方案四年內要投入八百六十四億；文創產業四年再由政府投入二百一十三億；觀光產業要募集三百億「觀光發展基金」；而綠能產業也要在五年內由政府出資兩百五十億，並投入研發經費兩百億。這六大產業支出即使扣除語焉不詳的部分，未來數年政府就得砸進兩千億元。這些錢要從哪裡來？倘若經費不夠，政府一長串、即興式、幾乎未經評估的支出項目，其優先順序為何？行政院的副院長、主計處、財政部、經建會等單位，是不是該有人點出問題的嚴重性？還是官員都只敢做鴕鳥，即使政務有問題也佯裝不知，準備讓長官去出糗？

克魯曼教授在來台演講時即明白指出，此次的經濟大蕭條與一九三○年代一樣，都是由金融面所引起；這與兩千年時的網路泡沫不同。克氏指出，網路泡沫來去匆匆，但大凡由金融面所引起的經濟泡沫，因其潛伏醞釀期間較久，故其牽連較廣，而一旦發作則衝擊持續甚久。一九三○年的蕭條即使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強力政府支出擴張，也要歷經廿年之久經濟數據才回復舊觀。今日世界各國雖然已累積若干因應蕭條的經驗，但此次衝擊既深且大，要經濟重新回到二○○六年的水準，恐怕最少也要四、五年的時間。換言之，未來數年台灣的經濟活動難以過度樂觀，而我們的預期稅收也就注定會持續短少。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經費要從哪裡來，恐怕就必須要嚴肅面對了。

國民黨現在已經完全執政，心態有必要做些調整。競選時濫開支票四處討好，或許選民不以為意，但當選之後作為國家的掌舵者，就必須要以負責任的態度面對問題，不能閃躲、不能迴避、更不能拖延。既然稅收與支出之不平衡情勢已如前述，當局就必須要召開財經緊急會議以為因應。劉內閣必須要列出各項施政的急迫性與優先次序，或許可將不必要的支出（如營養午餐一百七十億、老年照護八百六十億）計畫先予暫停，也順便給自己一個台階下。如果經此刪減還不夠，那就要對今年預算做追減與明年預算做重編。當窮盡這些努力之後，政府才可以動腦筋發行公債，而且一切都得依預算法、公債法走。財主單位一定要開大門行大路，千萬不要用「融資平台」結構債，來迴避國會與人民的監督。

最後，我們要提醒當局：馬總統與陳水扁最大的對比就是誠信。誠信不但是馬政府重要的資產，也是去年五月人民以七百多萬票付託的原因。人民相信馬總統會誠實處理自己的錢財，當然希望內閣能誠實面對台灣財政的艱困局面。今日台灣的財政窘境已如國王新衣，所有誠實的人恐怕都無法再視而不見了。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7.10 04:13 am 
 
台灣有一個公開的秘密：我們是全世界國民租稅負擔最低的國家之一，連一向號稱輕徭薄賦的新加坡，稅負都比我們重。但是，新加坡既以輕稅出名，吸引各國投資者蜂擁而前，為新加坡的經濟自由、投資天堂，增添無比的吸引力。但租稅負擔更輕的台灣，可有人自覺稅輕？

相反地，「中華民國萬萬稅」反而常被拿來訴苦，歷久彌新。這樣完全趨向極端的認知與事實，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或者說，一般人民的稅重，但某些特定人等幾乎完全減免，兩者平均之後，才出現了如此低的平均租稅負擔率？就像將一隻腳放在水溫75度的燙水中，另一隻腳則置於接近零度的冰水中，平均而言，恰與體溫相同，是最舒適的狀態？

實情很可能正是如此。我們的所得稅累進稅率最高可為40%，事實上只要達到一般所得水準，30%以上的稅率即很難逃避。尤其薪資所得者，先從薪水單中扣繳，一毛錢也少不了。除了所得稅，還有林林總總的營業稅、房屋稅、貨物稅、土地增值稅等數不清的稅加總起來，稅負確實不低。

但懂得門路者，或者有財有勢可以僱用會計專家代為操作者，或者是政府慷慨扶持的產業的經營者，就可將一切稅負完全免除，甚至反過來還伸手向政府要求各種補貼。近年來為了讓台灣的產業向政府選定的若干明星集中，許多企業儘管躋身國際頂尖行列，照樣從企業本身到其重要的經理人員，該報的稅卻少得可憐，令人艷羨。

於是，台灣的稅制出現了各種巧門，老老實實的受薪者繳稅相對偏多，但精悍多金的特定人等，享受到的輕稅福利，連星、港等號稱低稅的投資天堂都望之興歎。

這種不公平、不合理，而且嚴重壓榨所得偏低的固定收入者的偏差，讓台灣兩頭落空：既未因而爭取更多投資者給予同樣的青睞，也沒有讓弱勢者享受輕稅的便宜；政府更因為稅收嚴重低於政府支出，而年年爆出巨大財政赤字，要靠舉債來寅吃卯糧，真成了一個大笑話。

最近由於金融風暴影響，稅收大減，預估全年會下降16.5%，創下有史以來短收金額最高的紀錄；行政院殫精竭慮思索從那裡找出財源來彌補虧空。經建會主委建議將目前比新加坡還低的租稅負擔率14.3%略為提高，只要高出1%，稅收即可增加上千億。只是在百業蕭條、實質薪資不升反降的比刻，奢談增稅，完全是天方夜譚。

不過，若政府真有極大魄力，倒可好好參考一下真正輕稅的國家如香港與新加坡，看看他們並不比台灣低的租稅負擔率何以能夠有效維持政府的行政，同時又能讓國內外共同認知其輕稅的德政。

說穿了，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將稅率儘可能簡化到極端的地步，只有一個相當低的稅率，如15%，然後將種種優惠、減免一概取消，因為已低到此一程度，實在沒有再予減免的必要。只對一般家庭的基本生活費給予一定金額的寬減，讓人人都能過像樣的生活。至於政府要獎勵、扶持某些產業或行為，就直接編列預算，逐案給予補助，其效果更能立竿見影。

這樣的稅制在許多國家早已行之有年，東歐各國近來實施成效也頗可觀。如果政府一聲令下，全國所得稅率都降到15%，除了享盡優惠的企業，沒有人會反對；而這樣的形象傳到國外，不知會迎來多少投資者。15%既高於目前的平均稅負，我們還有加值型營業稅等其他財源，則政府的財政負擔也可能減輕，豈不皆大歡喜！

2009-06-29 工商時報 【本報訊】

    　立法院本會期於日前結束，許多重要的民生法案未來得及通過審查。但一如往昔，執政黨將責任推給在野黨的無理杯葛，在野黨則將結果怪罪於執政黨的議事粗暴，反正又是一場狗咬狗一嘴毛的戲碼，不值識者評論。倒是我們原來擔心被草率通過的「產業創新條例」，反而因禍得福，由於本會期來不及討論此案，讓我們還有機會提醒政府與立委諸公，再重新仔細考量一下初審的決定，以免破壞國家租稅體制的完整性。其中，最為可議的即是，產業創新條例中，租稅優惠不再有「日落」條款的限制。換言之，如果立法院照章通過，則條例中的減免稅未來將可能成為「永遠的」租稅優惠。

    　綜觀我國以促進經濟發展或產業升級為名所採行的租稅優惠，在法律上皆會同時給予實施時間的限制，亦即日落條款。1960年代開始的「獎勵投資條例」固然如此，1990年代採行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亦復如是；每一次租稅優惠的實施期限皆訂為10年。這次會有產業創新條例的研議，即是因為促產條例的減免稅將於2009年12月31日到期的緣故。訂定日落條款的好處有二，一為事前明確告知企業享受租稅優惠的時間，減少企業對租稅優惠的過度依賴，並方便其做投資規劃；另一則為給予政府一個重新檢討減免稅政策良窳的機會，提高減免稅的實施效益，增加政府的決策彈性。雖然從歷史經驗上得知，一旦政府開放了一項租稅優惠，便很難再收回來；相關的利益團體，必定會想盡辦法施壓政府繼續給予減免，以維護其利益。我國減免稅政策實施迄今近50年，從未斷過，即為明證。但無論如何，法律上對日落的要求，對政府而言，總是一項政策檢討的護身符，而社會上對日落的監督，對企業而言，亦是一種不可過分逾越的警惕。是故，我們主張，任何租稅優惠的給予都應該有日落條款。

    　其實，租稅優惠如同一種具上癮性的商品，享受了以後，便很難戒掉。更糟糕的是，這個商品常會被誤認為是一帖可以治病的藥方，且其藥效更常被過度誇大。為了避免嗜服此藥上癮之後再來思考解決之道，徒然增加事倍功半的困擾，最好的方法應該是事前慎做決定，不輕易服用此藥。亦即是說，政府對待租稅優惠的政策態度，與其消極地用「日落」的方式來減輕其可能造成的負作用，還不如積極地用「日出」的方式來提高其可能帶來的正面效益。

    　根據研究，企業投資與設廠地點的選擇通常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一稱非租稅因素，包括政府的政策態度、社會基本設施、勞力素質、經濟條件、政治風險以及環境管制標準等；另一則是租稅因素，包括稅率高低、減免稅優惠以及租稅協定等。驗證的結果告訴我們，所有非租稅因素對企業的投資決定，皆具有明確而顯著的影響，唯獨租稅因素的效果卻是不確定的。這表示政府若欲提升企業的投資誘因，首要的工作乃是改善所有的非租稅因素與條件，而不是一味地只將心思放在租稅減免的給予上。

    　尤有甚者，如果將非租稅因素用一個稱為「政府效能」的綜合指標來代表，研究發現，在所有的國家中，政府效能高且稅率低的國家吸引外資的效果最好，政府效能高且稅率高的國家效果則次之。值得注意的是，殿後的兩名，一為政府效能低且稅率低，另一為政府效能低且稅率高，但二者的效果相差不多。由此可知，政府效能的高低才是影響企業投資的關鍵因素，稅率高低並未如想像中的重要。當然，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同時具備政府效能高與稅率低兩項條件，則其競爭力自是最佳。我們一再不厭其煩地提醒政府，租稅減免不是不能用，只是它只有「錦上添花」的效果而無「雪中送炭」的功能，政府千萬不可過度誇大其成效而便宜行事。

    　基此，我們期待立法院下會期重新審查產業創新條例時，不但要將租稅優惠的「日落」規定放回去，更應該考慮訂定一「日出」條款，以「政府效能」為條件，限制政府在一定期間內先達到效能提升的標準，而後才能啟動租稅優惠措施。我們相信，透過「日落」與「日出」的搭配，現行浮濫不當的減免稅才能受到有效的控制。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6.29 03:19 am 
 
2009年過了一半，各方有關景氣復甦的型態，不約而同地在上周獲得了共識：這波不景氣的谷底已過，目前在回升中，只是力道微弱，而且可能進程緩慢。確認方向是好事，可以讓目標一致、行動齊一；但這顯然不夠，因為這只是預期；要實現預期，甚至優於預期，政府更要拿出推動景氣穩定復甦的對策，用行動實踐它。

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上周明言，快速的V型復甦不可能，比較可能是漫長的U型；做為景氣氣象台的經建會主委陳添枝在發布5月景氣指標後直斷，台灣景氣復甦會像U型，雖然力道弱，但谷底已過；轉任教職的行政院前政務委員朱雲鵬創造了「魚鉤型復甦」的名詞，亦即開口較大的U型，代表短期難以回到2007年時的景氣高峰；寶華綜合研究院則以「半V型」形容，即景氣回升後走平，意謂復甦力道不強。這些不同的用詞其實共同的意思就是：景氣已從谷底爬升了，但爬得很慢。

不只國內景氣走勢如此，國際間也彌漫類似的氛圍。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上周發表最新經濟預測，指全球已經避免了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蕭條，但將面臨大衰退。大蕭條與大衰退的不同，主要在於大蕭條是全球經濟連續三年的大幅下滑，大衰退則是避免了持續性衰退的災難，但強勁復甦不會出現。也因此，OECD建議，應繼續實施以提供低成本資金為核心的積極政策，創造景氣復甦的環境。

在這樣的共識下，上周美國、中國大陸及台灣的中央銀行不約而同地宣布了方向一致、但力度有別的貨幣政策；即三大央行都決定維持現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官方利率不變，以提供民間復元所需、可合理預期的廉價資金；但相對的，三大央行也依其本國經濟特質及不同的政策目標，採取了同中有異的補充性作法。

以美國聯準會（Fed）為例，它以維持購買國債既定規模消除加碼的預期，力護貨幣政策的公信力，長債殖利率因而回落，舒緩房貸戶資金壓力，以免扼殺對美國經濟復甦至為關鍵的房市回升生機。亟思振興消費的中國人民銀行則明確宣示，下階段貨幣政策重點在發展消費信貸，以鼓勵民間借錢消費；其創造內需、調整經濟結構及改善國際失衡的政策意圖不言可喻。在台灣，央行在最新的理事會決議文裡表示，有彈性的匯率可減輕未來衝擊，新台幣匯率的動態穩定對總體經濟至為重要，幾近向市場明示，匯率政策重於利率政策，但將是在提振出口與穩定物價間力求平衡。

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是，台灣央行的行動主要在維持總體資金環境的穩定，為景氣可能的再探底提供阻擋機制，屬於U型復甦的底部支撐者，其景氣刺激效果的強弱，是以實質需求為槓桿；也就是說，要讓景氣穩定爬升、甚至爬升得快一點，形成堅實有力的U型上升型態，政府必須更努力地創造需求，央行的貨幣政策才能發功；如若景氣復甦緩慢，政府更應妥適分配資源，避免後繼無力。

在三大需求中，國際需求最為直接，但可操之在我的是產業實力的增進，目前雖可依賴大陸採購維繫，但非長久之計，政府及民間都應善用景氣不興之際釋出的空間及時間，持續精進產業升級。政府需求的延續，則有賴擴大財政政策的落實，問題在於執行力，且規模有限。民間需求的指標性最強，但也是目前最低迷的一環，政府應利用目前景氣迷霧漸散的時刻推動促進投資對策，不能將賭注全押在陸資開放及陸客來台的政策上。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6.28 02:26 am 
 
當前面對的物價問題，有人擔心是通貨緊縮，有人擔心是通貨膨脹；行政院主計處則說，台灣離通膨太遠，也已脫離通縮現象。若依教科書上的定義，也許我們現在既不算通縮，也不算通膨。但這卻不表示我們能不管物價問題而高枕無憂。比較可能的情況是我們整體來看雖不算通縮或通膨，但兩者會造成的傷害卻可能同時出現。

這次金融海嘯不是一個單純的景氣衰退，它背後同時有幾個重大的結構轉變在進行。首先，美國儲蓄率可能增加而使貿易逆差縮小，以致其他國家難再藉對美國的出超和出口成長來達成快速經濟成長。其次，新興國家已蓄積增加生產的極大能力，但其內需的發展卻仍相對遲緩；而且內需發展的內容並不見得恰巧與美國需求減緩的產品相同，因此無法抵銷美國需求減緩的衝擊。這兩項趨勢相加，使許多國家可能以降價或貨幣貶值等方式促銷其產品，也可能以貿易障礙和產業政策試圖把國內市場留給本國廠商。這就可能使若干產品出現市場萎縮而價格下降的通縮現象。

但另一方面，第三個重要的結構轉變，即自然資源的不足，卻可能造成某些物品價格的上漲。過去二十多年全球快速的經濟成長，已讓一些自然資源供應不足，金融風暴前各種物資價格已暴漲。當金融風暴過去而景氣翻升，這些價格很可能又要回漲。尤其許多自然資源儲量固定，因此當出口這些資源的國家認知其價格將可能長期上漲，而美元的長期價值卻不太確定或不太樂觀時，這些國家將更想藉減產來抬高這些資源的價格。

簡單地說，由於全球經濟和產業結構將有甚大的改變，因此產品的相對價格也將有甚大的變化。於是在不景氣使整體物價也許不能大漲的情況下，我們很可能會看到某些部門價格大漲，而帶來類似通膨的損失，但另一些部門卻受到需求不足和價格下降的通縮之傷害。統計學上有個笑話說，若某人把一手放在冰箱一手放在火爐，某些統計學家會說這個人平均而言感到很舒服。物價問題也一樣，我們不能把上漲很快及下跌很多兩類物價平均，然後說平均而言物價穩定，沒有通縮也沒有通膨。

政府不能只看平均的物價上漲率，而應針對價格上漲甚多及持續下跌的部門，分別採取必要的對策。特別是當工資下跌而一些生活必需品價格卻上漲時，政府應特別注意照顧勞工的生計。而當產品價格下跌而原物料價格上漲時，政府也應注意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 。最近油電價格的調整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中鋼的定價更受到下游產業的批評。這些問題都值得政府更仔細思考，不要簡單地宣稱反應成本或整體物價仍然穩定，就決定政策，以免重蹈去年油價匆促調漲政策的覆轍。

政府更該注意的是其振興景氣的政策，如果我國甚至很多主要國家振興景氣的對策都集中在少數部門，這些部門的價格將很可能相對上漲。若這些部門恰好是和自然資源較相關的部門，則前述部門間相對價格的變化將會更大，造成更多結構調整和人民生計的問題。

如果政策振興的部門和泡沫經濟有關，甚至以塑造泡沫經濟做為振興景氣的手段，則價格的相對變化將對弱勢者更為不利。勞工、窮人以及許多中小企業，可能面臨賣的東西跌價而買的東西卻漲價的困境。泡沫愈大、持續愈久，這種不公平的傷害愈大，而整體經濟看起來愈像通膨。但泡沫也很可能把一些價格哄抬上去之後就破滅，而留下更多價格必須下跌的通縮現象。所以政府鼓吹泡沫的任何結局都是不好的。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6.21 04:09 am 
 
政府積極想發展台灣做東亞的資產管理中心，上個月金管會提出了方案，但相關部會有不同意見，我們也提出質疑。上周政府再度開會，討論有爭議的項目。然而，主管單位並未提出新的方案或解決爭議的辦法，相關部會仍持不同意見，我們的質疑也未得到回應。

先就租稅減免的爭議來看。金管會的方案是一定期間內將海外資金匯回存入OBU（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者，個人免徵利息所得稅、免計入遺產總額；停留八年以上首次辦理移轉的資金，免贈與稅；OBU銀行業者免徵營業稅和印花稅；OBU資金轉入DBU（外?指定分行）投入愛台12大建設，可給優惠。要這麼多優惠才能把資金吸引回來，等於是否定去年政府說遺產稅降至10%即可吸引資金回台的主張；而停留八年以上要給更多優惠的做法，也將使稅務行政極為繁複。我們上個月即指出，這麼多優惠不只是對資金留在國內的人不公平，要這麼多優惠才辦得成的業務，從學理上來看就是不值得做的事。但主管單位似乎未能提出有力的答覆，也未提出辦法，財政部當然繼續反對。

再看資金進出的問題。上月各部會討論時中央銀行已指出，資產管理中心帶來的大量資金進出將破壞新台幣的穩定，從而傷害出口產業。我們也指出，我國若在近幾年真的成功吸引進大量資金，它所造成的升值壓力可能會使我國景氣比外國更慢恢復。這個問題政府部門似乎也仍無適當對策。

18年前我國想發展國際金融中心時，即想以新加坡為模範，因此很多人早已知道新加坡模式。若新加坡模式可解決我們的問題，各部會應早就可學習新加坡而提出可行的方案。18年來，國際也有很多經驗，除了邱正雄副院長提到的南韓危機，亞洲金融風暴時香港受到的投機客狙擊，以及去年冰島幾乎破產的經驗，都是國際金融業務可能帶來的重大風險。

所以，政府不要只看相對較成功的新加坡，更應該充分研究這些危機的經驗，然後具體告訴人民，說這些危機不會發生在我國，或同樣危機發生時我們將有的對策。

各種對策都是有成本的，有時候成本甚至可能比利益還大。例如我國近十年有大量外資流入購買股票，常識的看法是我國得到這些資金來發展我國的股市和投資。但實際上，我們幾乎可說沒有得到資金。由於我國儲蓄率甚高、資金甚多，我們不必甚至沒有能力把收到的這些外資用掉，它們大部分成為我國的外匯準備。為防止這些外資流出時造成匯率劇變，我們也不得不把流入的外資保留做外匯準備。於是，流入的外資大部分又用外匯準備的形式借給外國人，整體來看我們也就沒有真正得到外國的資金。我們得到的乃是外資帶來的信心、冒險精神，還有炒作股票的動力而已。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管理的資金多要用於外國投資，那些資金本來就不是留在國內或我國的外匯準備中。但當那些資金忽然要大量撤出時，卻可能要由外匯準備來支持才不會發生危機。換言之，我們不只可能沒有真正得到資金，還要多些資金擺在外匯準備以防止危機。我們希望政府瞭解，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並沒有為國家真正吸引資金的功能，政府應正確評估其他利益及配套措施，再決定要不要積極發展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6.16 04:10 am 
 
八大工業國（G8）財長上周末發表公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IMF）研議各國政府撤出經濟刺激方案的退場機制，主因全球經濟已出現「穩定的跡象」，但「局面尚未明朗」。這項聲明來得比預期早，但確實到了該思考的時刻了。

去年9月由雷曼兄弟聲請破產掀起的全球金融海嘯，促使各國採行歷來最大規模的市場干預及經濟刺激行動。當以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為首的各國中央銀行聯手降息、印鈔救市，以及美歐中等大型經濟體紛紛擴大財政支出之後，滿室柴木只待需求點火的通貨膨脹原是預料中事，而製造通膨以抗擊通貨緊縮，甚至是不少國家挽救經濟的險招；但出乎意料的是，這個通膨警訊竟然來得這麼快、這麼早；依IMF預測，這次二次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最快明年才會復甦，而且還充滿變數，如今第二季尚未結束，卻已須關注通膨的隱憂了。

目前通膨警訊主要出現在兩方面，一是包括原油在內的重要農工原料價格飛漲，國際油價已衝到每桶70美元以上，比2月12日最低點的34美元漲了一倍；二是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走高，恢復到風暴前的水準，反映了對美國赤字擴張及通膨的憂慮。但另方面，相對去年此時處於100美元以上的高油價，整體物價水準仍呈下跌，失業情勢雖未再惡化，但就業、薪資並未解凍；最重要的是，實體面需求沒有出現明確、強勁的升溫訊號。方向紛雜的經濟指標，令決策者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決策者的兩難顯而易見，一是各項刺激方案若過早退場，可能景氣還沒復甦，就回到深度衰退的循環，以日本經濟十年衰退為鑑，目前是一動不如一靜；但對赤字經濟懷有深度恐懼者，則是擔心通膨的火苗一旦產生預期心理，更會傷害初露嫩芽的景氣，抑制通膨與刺激經濟間的政策擠壓，可能招來停滯性通膨之禍，因而不能輕忽近期警訊，須有退場之計。這樣的兩難，正是G8財長公報所要釋放的訊息，同時也在向市場拋出做好政策退場準備的預警；退場之議的提出更在提醒世人，當前激進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終將逆轉，問題在時間及方式。

此外，各國經濟結構及情勢不同，退場時間及方式亦須自行拿捏。以台灣而言，由於央行的貨幣政策相對溫和，考量目前名目利率相對他國為高、兩岸關係和緩吸引熱錢湧入、台灣經濟成長主幹在出口、內需依然低迷等因素，當前貨幣政策應是管量重於管價，即應加強公開市場操作，調節市場過剩資金，暫不動用利率籌碼。

至於財政政策，具即時刺激效果的消費券，9月期滿即應退場，無須再發第二次；對於各項社會救助及機動降稅等減稅優惠等，應做全面檢視，以救急為優先，列出逐步取消時間表；在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方面，考量全球景氣尚未回穩，在外需不足下仍是維繫國內需求所必須，但應落實可行性及必要性評估，以有利於未來的生活及生產；此外，對全體金融機構提供的存款全額保障，是潛在的國家財政風險，已無再延長必要，應於年底到期時退場。最重要的是，政府要誠實面對財政安全課題，畢竟實施短期財政刺激的前提，是具有長期信用的國家財政，這既是台灣足以應對這次危機的憑藉，更是未來發展的本錢；經歷金融海嘯的蹂躪，應要思考重建財政的長遠作法了。

值得一提的是，一如每次危機都會改變某種經濟運行的模式，這次改變的可能是「速度」，全球化及資訊通訊的發展，讓訊息的傳遞、政策的傳導都更為快速，各種政策的應變自得跟著加速，不能再照著舊節奏走。

2009-06-07 工商時報 【本報訊】

    　5月份所得稅申報期間剛過，實際徵收狀況尚未統計出來，故我們無法得知今年相較於去年的稅收變化如何。但是，依據財政部統計處的資料可知，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經濟情況急速衰退，連帶造成政府稅收大幅下滑，今年1至4月的稅收徵起數較去年同期就減少了800億左右。由於所得稅的課徵反映的是去年的國民所得狀況，而去年下半年正是金融海嘯最強烈的時刻，因此可推知，今年所得稅稅收的徵收實績將比去年更為減少。此對早已困頓不堪的國家財政而言，無異是雪上加霜的噩耗。迄今為止，我們還看不到政府對此危機的重視，更看不出政府有妥善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與準備。

    　在現今全球經濟正陷入一片衰退的特殊期間，不斷提醒或要求政府注意財政收支失衡問題，無異是一隻令人討厭的烏鴉，很難獲得執政者的青睞與傾聽。但是，誠如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柏南克日前提出的警告，「除非我們展現決心，能夠長期維護財政的永續能力，否則我們將無法獲得金融穩定或健康的經濟成長」。面對美國今年的預算赤字將高達1.8兆美元，柏南克甚感憂慮。他當然知道在全球性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威脅下，政府有必要採取及時與強大的行動來應付這個嚴厲的挑戰，但「我們不能永遠靠借錢來支付未來需求」，這是一句發人深省的話。當政府忙著用短期工具救火的時候，有沒有因此而疏忽了對未來長期經濟發展的關注？

    　我們從來沒有反對政府用擴大支出的手段來創造所得乘數，搶救經濟。這些短期急切的財政需求固然會造成政府財務上的壓力，增加政府債務負擔，但它卻不是我國財政問題惡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綜觀我國近10餘年來的財政狀況，年年赤字，舉債快速攀升，稅收占GDP比重嚴重下跌，在在顯示出遠在這次金融海嘯發生之前，我國財政失衡問題既已存在。每次外界對我國財政惡化狀況產生質疑時，政府老是喜歡以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來淡化或隱藏問題真相，毋寧才是我們無法接受的政府態度。政府不應將救急措施所造成的財政壓力，當做是掩飾或混淆早已存在多年財政失衡問題的藉口。只有先承認與面對我國財政問題的存在事實與嚴重性，我們才能期待政府有進一步改善的作為。

    　台灣的兩大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在財經政策的主張與施政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這種情況與一般民主先進國家的狀況，不甚相同。以美國為例，有民主黨與共和黨兩大政黨，前者的意識型態傾向自由派，後者則傾向保守派。因此，二者的財經政策理念完全不同，民主黨主張大政府，強調政府功能，支持對富人課重稅，具有「社會性」的左派思想；共和黨則主張小政府，強調解除管制，反對對富人課重稅，擁有「資本性」的右派思維。民眾透過選舉表達對不同財經政策理念的偏好，經由政黨輪替，將民意落實於實際政策作為中。大政府須要更多的政府支出，故須要配以對民眾加重課稅；小政府無須過多的政府支出，故可以對民眾減輕課稅。但無論如何，其理念反映在政府支出與課稅政策上的邏輯是一致的。支出多，課稅重；支出少，課稅輕，從而政府財政可維持應有的平衡與穩健。

    　反觀我國的情況則不相同，兩個政黨的財經政策理念根本沒有左右之分，選民無法以其財經政策主張的不同做為選擇的標準，兩個政黨都習於用非財經議題來取得民眾的認同。因此，同樣是政黨輪替，在我國，選民卻無法感受到財經政策的重大變革，充其量只看到執政黨與在野黨的頭銜互換而已。更糟糕的是，為了討好選民，兩大政黨在選舉時都競相濫開支票，增加政府支出負擔，同時卻又胡亂減稅，侵蝕政府課稅稅源。在此一增一減的夾擊下，國家財政自然容易陷入破產的危機，此亦即近年我國財政持續嚴重惡化的主因。換言之，我國二個政黨的共同特徵是，以「左傾」的態度決定政府支出，但相反地，卻用「右斜」的觀點面對政府的課稅。是故，不論何黨上台執政，倒楣受害的都是國家財政，而被犧牲的就是租稅公平。

    　我們不斷呼籲政府不可輕忽財政危機的嚴重性，尤其是在全球化與老人化的社經情勢變化下，未來這個問題必定益愈難解。我們衷心期待政府不但能面對現實，更能展望未來，從財經政策理念的根本改革著手，則國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