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9-12 中國時報 【沈雲驄】

　股市的短線起伏固然反映著投資者的心理，長期漲跌也與政府效能有關，但無論短線長期，股市都不等同於全體人民的心聲，也不能被當作照映國家經濟實況的鏡子，更不代表人民真實的福祉（見圖，本報資料照片）。
 
    　現在的領袖，治國喜歡看股市，喜歡聽股市專家的意見。一年多前，馬英九剛上任，大張旗鼓地接見了美國的投資專家羅傑斯；昨天，剛宣布內閣人事的吳敦義睡一覺起來，九點一到，也是轉到股市頻道看行情。

    　吳敦義的邏輯很簡單。看股市，他說，因為這裡是最直接的信心看板，是股民對未來信心的直接反映，也是觀察經濟興衰的指標，而且，「更能及時反映人民對經濟環境的感受」。

    　跟吳敦義有同樣想法的人一定很多；馬英九、李述德，大概也是這樣想的。畢竟，多年來大家都說，股市是經濟的櫥窗，這年頭理財當道，媒體也老在拿股市漲跌來評論政府效能。治國，好像真的跟股市的漲跌很有關係。

    　錯了。股市的短線起伏固然反映著投資者的心理，長期漲跌也與政府效能有關，但無論短線長期，股市都不等同於全體人民的心聲，也不能被當作照映國家經濟實況的鏡子，更不代表人民真實的福祉。

    　股市不等於全民對政府所發出的心聲，這點再清楚不過。吳敦義組閣這兩天，股市先漲後跌，請問，這意味著股民對吳內閣，到底是有信心還是沒信心？難道是因為新內閣兩天之內，就馬上由好變壞？

    　再看看主計處剛公布的國富統計，整體而言，今天的台灣人，的確與股市的關係更密切了。與前一年相較，所持有的股票等有價證券多了一一％，其他金融資產成長了兩成。但仔細看，真正持有較多股票與金融資產的，仍然是最有錢的那五分之一人口；中產階級的股票投資雖然在增加，但從持有金額來說，還是不夠看；至於最窮的那五分之一家庭，金融資產更是少得可憐。

    　換言之，手上掌握大量股票、足以左右股市漲跌的，還是比較有錢的人，窮人就算有意見，也無法透過股市發聲。治國者當然也就不可能從股市的漲跌中，真的理解「人民」對經濟環境的感受。

    　何況，今天我們都看到了，全球股市的短線漲跌與經濟長期基本面之間的關係，早就漸行漸遠。一年多來，人民的所得沒有起色，失業率還在攀高，股市卻已經漲了又跌，跌了又漲。回頭看看兩年前的亞洲股市，哪像經濟有問題的樣子？又哪知道原來有這麼多的馬多夫與貝爾斯登在其中興風作浪，扭曲了全球經濟實況？

    　面對經濟實況，治國者不但自己要把股市的短線漲跌放一邊，也要鼓勵人民一起這麼做。就像一個好的企業經營者，會專注於事業，而不是天天在意自己公司股價的起落；老想著把股價炒高，只顧著自己利益能落袋的老闆，絕不會是好的經營者。道理相同，老在擔心股市下跌，一心想推出討好股市政策的官員，也不會是好的治國者。

    　這並不是說，股市不重要。金融市場的活絡，的確能為經濟的改善帶來貢獻，當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越熱鬧，會吸引更多人前來投資；而更多人願意投資，通常也意味著整體經濟環境好；經濟環境好，當然是政府的功勞。

    　問題是，政府不能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很有功勞的樣子，而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把股市炒熱。二十年來，無論藍綠執政，財經官員們幾乎全陷在短線股市中難以自拔。只要跌太凶，就急著動用人民的退休血汗錢護盤；只要不利股市，管它政策再好，都晾到一邊去─還記得證券交易所得稅嗎？

    　執政者應該擺脫這種對短線股市漲跌的眷戀，著眼於經濟的長期前景──即便這麼做無法在短期內讓股價上漲，甚至會讓股市交易更冷清。比方說教育，不管什麼政策的推出，可能都無法讓股價上漲，但卻關乎我們經濟的未來。亞洲四小龍過去的經濟可以起飛，就是拜大幅改善的教育之賜；今天競爭力名列前茅的國家，也都擁有良好的人力資本。還有貧富差距的改善、重度汙染產業的規範等政策，鐵定不是股市所樂見，但，難道就因此不做嗎？

    　治國的人，又豈能老盯著短線的股市呢？

    　（作者為早安財經出版社發行人）

2009-09-12 工商時報 【本報訊】

    　新內閣成立，掌管國家財政收支大計的兩位首長－財政部長李述德與主計長石素梅，皆獲得留任。外界有些看法認為，此乃係李、石二人為馬總統市府團隊成員，深受馬總統信任之故。站在國家的立場，我們毋寧相信其二人的留任，乃因馬總統考核渠等過去這1年3個月的施政能力與表現，既符合專業要求又獲得民眾支持後所做的決定。近十餘年來，國家財政基礎薄弱，每年都是在捉襟見肘下，舉債度日。李部長能續被吳敦義院長重用，固然值得欣慰，但眼前這條佈滿荊棘的財政重整之路，對李部長而言，仍然是一項嚴酷的考驗與挑戰。

    　行政院甫完成改組，劉內閣時代送給立法院審查的9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該年度赤字為1,891億元，連同債務還本660億元，政府的財政缺口將高達2,552億元。若再加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99年舉債額度更高達4,000億元左右，這還未納入八八水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的金額。由此可見，即將到來的這一年，中央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困頓狀況是多麼嚴峻。

    　尤有甚者，財政部甫公布累計今年1月到8月稅收為9,956億元，與去年同比減少2,149億元，年減17.8％，創下史上跌幅紀錄。即使以預算數的達成率來看，雖然前數月累計分配預算數尚可達成90％以上，但1-8月的合計數達成率只有83％，短徵17％，相當於2,053億元。一般推估至年底決算時，中央政府實際收支短差可能高達3,000億元。

    　所幸經過社會輿論不斷督促與批評，再加上國際信評機構調降我國信用評等的警告，總算讓先前的劉內閣在下台之前提出了一套「中長期財政健全方案」。日前內閣突然改組，致使這個方案尚來不及對外公布說明。不過，還好李部長獲得留任，除非吳院長有不同的想法，要不然李部長應該會繼續推動這項方案才對，這或許也是李部長被留下來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

    　李部長提出的中長期財政健全方案，預計從今年至105年實施，時間長達8年，將透過加強財務、稅務與財產三大核心管理，推動十大策略，以完成創造7,000億至1兆元效益的目標。我們肯定李部長的努力與用心，但就改革規劃的高度與格局而言，其內容似乎尚有一些仍待加強與改善的地方。

    　其一，我國財政失衡的真正癥結所在，需要進一步釐清。政府收支短絀造成的赤字，可以分為結構性與循環性兩種。前者表示財政赤字的形成乃由於政府收支制度的改變所導致，而後者則表示財政赤字的產生乃係整體經濟的循環變動所造成。

    　我國財政失衡問題存在已久，惟迄今政府仍未能明確告訴國人到底我國赤字發生的真正原因為何。每次談到赤字問題時，政府都習慣性地將所有因素歸諸於經濟景氣不佳，讓民眾誤以為只要景氣復甦，財政赤字問題便即得以解決，此乃係一種不負責任的說法。

    　其二，提升財政管理效能，需要建立預警機制。我國雖然在公債法裡對舉債額度與未償債務餘額都有上限規定，但在年年赤字的狀況下，財務壓力日漸增強，破表的危機亦益愈增大。但財政問題的解決最需要的就是時間，政府應該為我國的財政狀況建立一套類似景氣燈號的警示機制，以便隨時提醒民眾國家財政的真實處境，並提高政府因應問題的警覺性。

    　其三，整體健全財政體質，需要區分施政項目輕重。前述中長期財政健全方案係分從財務、稅務與財產三方面著手，希望透過管理效率的強化，以達到開源節流的效果。這種規劃內容十足反映出李部長所宣示的理念，亦即「省錢、找錢和賺錢」。然而，「財政」的意義畢竟與「財務」的概念不盡相同，政府在思考各種開源節流方法的同時，更應該關心的是錢的正當用途為何，以及出錢的人之負擔分配問題。換言之，財政改革方案的提出應該是建立在政府功能的完整檢討之上，而在強化財政健全時，政府更不應該遺忘或忽略了租稅改革應有的公平性。可惜在李部長所提的健全方案中，我們卻全然看不到這些。

    　值此國家財政問題重重之際，新內閣的確責無旁貸，亟須將財政體質的強化與改善，當成是最優先的施政項目。而財政既為庶政之母，影響國家發展既深且遠，故對任何財政改革方案的提出，我們都要用最嚴格的標準來檢視。

2009-09-10 中國時報 【劉志宏】

    　近日內閣改組，除了對災後重建的工作必須加以延續順利外，在財經議題方面，我國政府也面臨了嚴重的考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信評公司惠譽在九月三日所發表的報告當中指出，台灣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舉債情形幾達極限。也因此，近日來新聞報紙社論也集中在台灣已陷入財政土石流的危機、台灣債淹腳目之論點的相關報導。

    　首先，我先針對國債的內容進行分析。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ＩＭＦ）經濟學家Carmen Reinhart在其論文〈不可承受的債務〉（Debt Intolerance）有提到，一個國家的債務可以分為四類：第一種是外債（external debt），亦即是該國政府向外國的債權人所借貸的債務，包括了外國政府、外國民間機構；第二種是政府的總債務（total government public debt），該國政府向國內和國外的債權人所進行借貸的總債務；第三種是政府的國內債務（government domestic debt），該國政府向國內的債權人所借貸的債務，而不論其國籍；第四種是政府的國內債務當中以外幣計價的債務（government foreign currency domestic debt），也就是不以該國貨幣為計價單位的國內債務。

    　在這四種國家債務當中，Reinhart等學者所進行的實證研究也發現，其中以第一種外債失控時，最容易導致一個國家的金融危機。而我國長期以來，因為政治因素，被排擠在國際組織外已久，因此不太容易得到外國債權人的融通；再加上亞洲國家人民的高儲蓄率，使得亞洲國家政府的舉債均能夠輕易地在國內完成。這樣的結構因素，使得我國政府舉債的內容均是以第三種債務為主，而外債的部分則是少之又少。這也是為什麼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當我們的主要貿易對手國韓國差一點破產，而我國能夠屹立不搖的主要原因，因為，韓國的債務結構當中，有很大部分的比例就是屬於ＩＭＦ認定的外債；而台灣的債務結構主要以國內債務為主。

    　其次，我們姑且不論債務結構內容，只就國家債務的存量管制而言，我國的公共債務法是規定三級政府的債務總和不得超過過去三年平均國民生產毛額的四八％；而歐盟的ＥＭＵ會員國的財政門檻，則是要求政府債務餘額占ＧＤＰ不得超過六○％。從這個角度觀察，我國政府的公債誠如惠譽公司所述，超過了ＧＤＰ的五○％，在整個歐盟地區，仍屬於模範生，因為有很多西方國家早就遠超過六○％的門檻，例如：二○○八年，比利時是八三％、法國是六一％、德國是六四％、而義大利、日本更是早已超過了一○○％了。因此，純粹就國家債務的存量管制而言，我國是「取法乎上」的自我要求，但是，不應該成為一種自我恐嚇的手段。

    　最後，我國政府面臨的其實不是債務危機，而是稅收不足的危機。在馬政府上台後，所成立的賦改會，本來對我國的畸型稅制進行一些非常有效的建言，但最後也成了政府、學界各吹各的調之結局。其中，最具爭議性的主題，就是「證所稅」是否開徵的議題。證券交易所得免稅，實在是造成我國貧富不均的最主要元凶，如果證所稅能夠順利開徵的話，不只我國的國民租稅負擔能夠提升、同時也可消除我國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問題。

    　因此，呼籲財政主管當局，與其擔心國際信評公司將台灣的主權評等調降，倒不如多用點腦筋去進行政策行銷有關「證所稅」復徵的工作，畢竟，建立一個均富、平等的社會，才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之道。（作者為淡江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

2009-09-09 中國時報 【本報訊】

    　行政院長劉兆玄九月七日請辭，一則擔起了八八水患的政治責任，二則止住了外界對內閣的批評，值得肯定。目前雖然閣揆與副閣揆人事底定、府院黨三長人選曝光，但台灣人民期待的，應該是內閣布局所帶來的新氣象與新視野。因此，我們對於周四即將公布的內閣人事還是充滿了期待。進一步言，雖然閣員異動傳聞最多的是國防部、外交部、文建會，但人民真正關心的，還是經濟的發展與民生的樂利。

    　觀察鄰近韓國亮麗的經濟成長數據、惠譽信用評等對該國的正面評語，加上其與世界各主要國家綿密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台灣人民心裡必然是一則以憂一則以懼。憂的是我們的競爭對手突飛猛進、布局完整、人事安排格局宏大，而台灣卻起步甚晚、因循既往、格局狹小，完全看不出精進之氣勢。懼的是全球經濟情勢競爭日劇，沒有一國一地再能置身全球化框架之外；台灣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更是不進則退。倘若我們無法在此次新內閣布局中掌握時機，則極可能在新一波經貿戰局中再次落敗。積重難返之下，要再迎頭趕上，就難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對於外界盛傳的「財經閣員不予更動」的傳聞就極感不安。事實上，如果最關係國計民生的財經部會首長全不更動，則單單撤換正副閣揆，就只是形式上追究了政治責任，實質上並沒有任何布局策略的轉變。現有的財經閣員表現真的很好嗎？他們因應金融海嘯的成績單真的漂亮嗎？恐怕不然。事實上，不分藍綠媒體、不分國內外民調機構與信評公司，都對目前的若干財經閣員有極為負面的評價。是否該趁此時機更換部分閣員，真的值得馬總統深思。

    　以經濟事務而言，目前與台灣經濟發展最關係密切的事，不外乎六大新興產業與兩岸ＥＣＦＡ談判兩樁，其中許多都需要主事者冷靜的智慧、深邃的視野、寬廣的布局方能竟功。但是部分產業推動方案在行政院一周一項推出後，並沒有確實的後續執行計畫，似乎是秀完了記者會就草草收兵。再以ＥＣＦＡ談判為例，其研議內容更需要前瞻的推演規畫做後盾，但目前也未見相關財經部會有效率地承擔起規畫的責任。如果新財經閣員依然是因循故往，則局勢難有新氣象，台灣經濟的前景恐怕難以樂觀。

    　再就政府財政而言，則台灣目前面臨的情勢更是嚴峻，不但租稅短收、稅基流失、負債破表、舉債逼近上限，更受到國際諸大信評公司降等的負面評價，幾乎是國內各大媒體一致抨擊的標的。財政是庶政之母，而財政健全才是一切政府建設的支柱。以目前公共建設需錢孔急、災後重建百廢待舉的急迫情況來看，台灣財政危機可謂迫在眉睫。如果完全不思調整，將過去十五個月醞釀今日財政災難的作法比照施為，則我們更難對台灣的經濟前景樂觀。

    　馬政府或許因為若干工商團體對現任者的支持而有所猶疑，但此中顯然有人民意志與財團意志的落差。台灣人民期待的是光明正面的民生願景，並不在意短期人事的異動。但財團企業則擔心閣員異動而產生的不確定性，更不願意他們好不容易摸熟的政策門路，因人事更迭而要重新來過。馬總統究竟要重視人民對民生經濟的願景，抑或偏信財團企業所期待的短期人事穩定，實在需審慎的斟酌、拿捏。

    　容我們再以韓國的例子提醒馬總統，也做為我們的期許。韓國大統領以首爾大學校長做閣揆，其對財經業務之不熟悉、對政治事務之陌生，挑戰恐怕絕不小於台灣。但韓國國內與全世界各大媒體都給李明博的新閣安排極多極大的掌聲，因為他們在這次的布局中看到了視野、格局、希望與野心。吳敦義換劉兆玄，就責任政治而言是該做的政治安排，但就一新觀感與期盼而言，則明顯尚有所不足。馬總統能不能在周四公布的財經閣員名單中有所補足，我們有深切的期待，人民也有深切的期待。上天究竟會不會佑護中華民國與台灣人民，就要看馬總統的抉擇了。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9.07 03:50 am 
 
20國集團（G20）財長會議5月在倫敦閉幕，會後聲明強調，各國將維持寬鬆政策至經濟穩固復甦為止，並將協調擬定透明、可信的退場機制，為本月下旬在美國匹茲堡的G20高峰會定下基調。這是去年9月金融海嘯發生以來，G20的第三次峰會；從第一次齊心合力的緊急刺激作為、第二次決議擴大國際貨幣基金（IMF）規模，到這次研究訂定退場機制，G20在全球宏觀經濟政策的主導與協調運作上展現了力量。當G20的退場機制上膛，我們也該有所準備了。

為因應金融海嘯而提升層級到領袖級會議的G20，值此屆滿周年的三度聚首，就能討論退場策略，再回首初次峰會的全球經濟惡劣之勢，應可為一年來努力獲致的初步成果拍拍手；但更值得肯定的是，G20願意討論刺激經濟政策的退場進程，有勇氣面對刺激措施解除時，可能引發的市場動盪。這正是我們不斷強調的：政府的極度刺激經濟作為是不可能持續的，終究要解除，甚且是成就可長可久的景氣復甦所必須；政府避談退場的隱晦態度，反而會誤導市場。在這點上，北京政府近來積極壓制信貸泡沬的作為，就展現了其為所當為的勇氣。

然而，一如最近歐洲中央銀行（ECB）總裁特里謝所強調的，制定退場策略不應與啟動混為一談。美國財長蓋納亦在出席G20財長會議前表示，各國財長應當開始說明，如何逆轉現有的經濟危機政策，因為這些退出戰略對金融市場信心的維繫非常重要；G20財長會議的會後聲明更明言，寬鬆貨幣政策將持續，但也將協調退場機制。這些訊息都顯示，何時及如何解除刺激措施的退場機制上膛了，同時強調了G20溝通協調的必要。

那麼，G20該如何制定及協調退場機制呢？明年的G20東道主南韓總統李明博，上周提出了一個值得參考的架構。李明博和澳洲總理陸克文最近聯名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表示，世界景氣仍面臨挑戰，其中之一即是如何處理從危機到復甦間的過渡；亦即各國非常規的財政、貨幣和金融政策，須隨著經濟趨穩而調整，但這將涉及到各國時機、協調和可信度等挑戰，G20必須主導溝通過程，使退場政策透明而清晰。

李明博建議：G20的退場機制既需合作，更要有靈活性；因為各國有其成長路徑，但各自為政可能導致失衡的風險。因此，G20應就一個三階段進程達成共識；即先制定本國的復甦策略、在年底前向IMF提出，由IMF審視其是否符合均衡、可持續的全球成長原則，並於明年峰會時商定。李明博的建議相當具體而有彈性，既兼顧全球化下的國際合作，也能滿足各國自身的特別需求；但他也顯露了一個深層的憂慮，即各國可能「好了傷疤忘了疼」，經濟面的復甦既可能成為制度改革的障礙，也可能降低各國經濟政策協調的意願。

無論李明博的建議架構能否在G20獲得共識，一個至少包含時機、方式及執行速度的退場機制，都是各國必須立即開始思考的事；至遲第四季，這就會成為各國普遍要面對的問題。事實上，在這波以最大力度搶救經濟的中國大陸，已在本季啟動新一輪趨向緊縮的宏觀調控。

至於台灣，只會拿全民資源討好民眾的馬政府，當然不敢談退場這檔事，深怕股市因此下跌，繼災民之後，又成為股民的出氣筒。但這是不負責任的，研究退場，不代表立即、全面地退場，更重要的意義是預警及誠實面對自己的問題。見賢要思齊，馬英九能有李明博的宏觀與膽識嗎？

【聯合報╱社論】 2009.09.06 03:57 am 
 
國際三大信評公司之一惠譽在九月三日所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台灣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舉債情形幾近「破表」。該機構預估，台灣政府今年總債務比率將占ＧＤＰ的百分之五十，創下歷史新高。這樣的趨勢再加上預估的一千兩百億水災善後支出，也使惠譽對台灣政府的債務結構極不樂觀，恐將台灣之信評降等。

當然，每次國外機構對台灣的評等不佳，行政院相關部會都會提出抗辯，或則說別人數據不對，或則歸咎於（金融）海嘯、水患等天災，反正都是別人的錯。但仔細檢視客觀證據，我們認為台灣債信債評的惡化不但證據確鑿，更是天災成分小、人禍成分大。以下試抽絲剝繭逐一釐清台灣債務評等下降的真實原因。

首先要問：台灣財政赤字惡化與即將支出的水災重建有關嗎？答案是「無關」。其實早在四個月前，國際上另一家信評公司標準普爾，就已經降等台灣的債信，可見今年五月以後所有風災水災所引發的支出，都不是台灣財政惡化的原因。其次，台灣債信債評惡化，與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有關嗎？答案也是「無關」。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倖免，而與台灣產經結構相近的新加坡、韓國、香港都受到幅度相當的衝擊。但不論是四月公布的標準普爾報告或九月公布的惠譽報告，都顯示其他同受衝擊國家的信用評等沒有下降，「唯獨」台灣下降；可見，我們也不能將債信下降的禍因，歸咎為金融海嘯與世界經濟不景氣。

第三，台灣債信如此難看，究竟是政府支出太高肇禍、抑或是稅收不足釀災呢？答案是「都有」。就支出面而言，愛台十二建設、因應經濟不景氣的擴大預算、八八水患的重建經費，確實加劇了政府的舉債壓力。但債信債評的好壞主要是看數年來累積的政府債務總和，並非一朝一夕的臨時事件而能瞬間改變。正如同每個家庭都有臨時性的意外支出，每個國家也難免有不可預期的災變支出需求；故國家財政收支管理的重點，在於平日的謹慎心態，不恃意外之不來，而要「恃吾有以待也」。如果主事者沒有這樣的認知，平時亂開類似「免費營養午餐」的大頭病支票，而財主單位又連一句警告的話都不敢說，那麼就自然會產生債信下滑的後果。

就稅收不足而言，則行政當局的責任更是無可逃遁。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原本就極低，但行政院從來就不敢有任何健全財稅結構的長遠計劃。表面上搞個虛應故事的賦稅改革委員會，實質上卻在一項一項的減稅；遺贈稅、所得稅、特區稅樣樣都降，但增稅則是連起心動念都不敢。主管機關經常吹噓降稅使得資金回流台灣，卻無法說服人民已經錢淹腳目的台灣再吸錢進來有什麼好處？於是，我們的稅收每季下降、租稅負擔率更是逐步走低，當然也是造成過去一年半財政赤字惡化的主因。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台灣的債信債評不佳是事實，且整個的財政惡化趨勢與國際經濟環境無關也是事實。簡言之，台灣的財政惡化絕對不是天災，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禍。經建會官員說，要學美國設置台灣的「國債鐘」；財政部次長說要研究「財政警訊燈號」；但這些都是不切實際、推諉責任的遁辭。國際客觀的信評原本就是警訊，主事者不知檢討，另外創造一個奇幻色彩的警示燈又有什麼用？至於行政院要求財政部長在近期提出中長期財政改革方案，則又像是要求「把財政搞垮的人再提重建財政方案」，不知所云。更何況，行政院的這項要求，簡直是把還在密集開例行會議、原本即責司財稅架構調整的賦稅改革委員會視為廢物。看到行政團隊對台灣債信債評危機的處理態度，真是令人擔心未來財政土石流的侵蝕危機。

再過一兩天，馬總統就要公布內閣改組名單了。馬政府是否認真看待台灣的債信債評危機，看新的內閣名單即知答案。

【聯合晚報╱記者楊美玲/台北報導】 2009.09.04 02:50 pm 
 
國外信評機構認為台灣舉債已頻臨「紅色警戒線」，財政惡化已嚴重打擊台灣主權評等，為解決財政赤字持續攀升，財政部已研擬出「中長程財政健全方案」，並提報行政院，預計最快可於今年9月底落實。據了解，此方案將自今年實施至民國105年，8年將可創造超過5000億元的效益。

惠譽信評指出，台灣主權評等仍為AA級負向，但由於政府舉債救災，導致財政赤字過高，加上整體經濟表現不佳，最快今年第四季，國家主權評等恐會被降級至AA-。財政部稅制會上午趕緊閉門開會，討論因應方案。

財政部常務次長曾銘宗指出，國庫署確實有委託學者研究「財政指標」，但絕非要仿美設置「國債鐘」。他強調，研究報告得等到年底才會有研究結果出來，至於是否會執行，一切都言之過早。

曾銘宗表示，「中長程財政健全方案」有十大策略，包括提升政府財務效能、強化債務管理、強化公共建設的財務規劃、強化公股管理和強化國有財產利用等，實施期間從民國98年至105年，長達8年。

曾銘宗表示，在強化債務管理方面，將會採行「借新還舊」的方式，以減少支出，而公共建設的財務規劃，例如愛台十二項健設，將儘量由民間來執行，此外，也將活化國有財產以開創財源，像是「賣小留大」，或是設立地上權、參與土地更新案等，積極增加收入。

曾銘宗預估，此機制之落實將可達到四大效益，包括租稅負擔率不要低於14.3%，與去年一樣維持不變；國有土地利用率不低於50%，目前為30%，因此可提高其效能；財務中長程流量不超過15%，以避免舉債過高；強化債務還本，有效降低赤字。曾銘宗強調，此方案推動後，將可使我國財政相對穩健，將有利於評等。

2009-09-03 工商時報 【本報訊】

    　H1N1的疫情節節升高，前衛生署署長陳建仁即指出：台灣的感染數從6月上旬的12例，增加到8月下旬的1.2萬例，短短10周內成長了1,000倍。換言之，新流感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嚴重威脅每一國民的健康與生命，並使台灣的經濟繼金融海嘯、八八水災之後，可能再陷入另一場危機。

    　台灣經濟究竟會因H1N1而受到多大衝擊？這是一項亟待探索的問題。鑒往知來，回顧當年SARS對經濟的影響，應可偵知H1N1將如何傷害我國的經濟。

    　2003年的3月初，台灣出現首例的SARS感染，當時影響不大，直到4月下旬爆發和平醫院集體感染事件後，疫情才開始擴大蔓延，社會也立即陷入恐慌。疫情緊張時，N95口罩被街頭藥局哄抬到700元一個，而且有行無市。所幸， 6月份疫情逐漸緩和，不再出現新病例；7月時，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將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疫情結束。所以，SARS直接影響台灣的時間只有三個月，也就是一季，亦即，2003年的第二季。

    　僅只一季的SARS，究竟帶來多少損失？根據台大徐世勳教授與中央研究院張靜貞教授的一項經濟計量研究，2003年的GDP因此下跌了0.84％至1.61％左右，損失的金額大約在新台幣890億至1,710億元之間。這項損失的平均數較「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所訂定的預算上限1,200億元為鉅。

    　上述研究亦指出，傳染性疾病對經濟的影響是透過需求面漸次傳遞的，當人人都畏懼公共場所和群聚性活動時，首當其衝的是服務業。所以，當年的旅館業、旅行業與空運業萎縮掉的銷售額均超過10％，其中又以空運的-15.14％最為嚴重。至於銷售金額下降幅度在10％以內的產業，則包括空運以外的所有運輸業、金融業、電影業、娛樂文化業，以及餐飲服務業等。相對的，與防治疫情相關的產品則獲益，其中醫療藥品的銷售金額成長了7.18％，而清潔用品的成長幅度則為6.29％。

    　比較H1N1與SARS，擺在眼前的是幾項嚴峻的事實：第一，H1N1的流行期將比SARS長；其次，H1N1死亡人數的估計值大幅超越了SARS的實際死亡人數；第三，H1N1是全球性大流行，而SARS僅危害亞洲地區；第四，SARS流行時，民眾信賴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與官員，而今這種信賴感似乎不復存在。這四大因素，可能擴大疫情對經濟的衝擊。

    　H1N1預計將流行到明年的3月，即便從今日算起，這波疫情亦將延續7個月以上，顯然比SARS的3個月流行期長得多。所以，H1N1所掀起的恐慌如果等同於當年的SARS，則其對GDP的不利影響，將較SARS為鉅。只要援引前述中研院與台大之研究結果，即可算出2009年的GDP將因疫情而萎縮1.12％至2.15％左右，此為SARS的4/3倍，因為今年的流行期是4個月，而SARS當年只流行3個月。至於2010年的降幅則與SARS相同，因為兩者的影響期間都是一季。所以明年GDP的降幅，預估將在0.84％至1.61％之間。

    　上述推估值，應隨恐慌之程度而調整。如果民眾對H1N1的恐慌甚於SARS，則經濟面所受的影響將會加劇；反之，則會舒緩，甚至歸零。不幸的是，H1N1的感染人數，根據專家之估計，數字極端駭人，縱便死亡率極低，死亡人數還是可能達到數千人，甚至萬人以上。照理說，「理性的恐慌」應該以死亡率為準，所以H1N1的恐慌指數，不應該超過死亡率極高的SARS。但是，恐慌就是不講理性，恐慌必然伴隨幻覺，就像貨幣幻覺一樣。群眾一旦聽到成千上萬人可能死亡的消息後，恐慌指數就破表了。既然如此，財經當局應該料敵從寬，必須從嚴估計H1N1對台灣經濟的可能衝擊。

    　另一個必須從嚴估計的原因是：SARS只肆虐亞洲地區，而H1N1則是全球性的大流行；SARS沒有影響歐美地區的消費需求，而H1N1一定會影響西方富裕國家的經濟。所以，SARS像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而H1N1則像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海嘯。當年台灣的貿易，受亞洲金融危機與SARS的影響輕微，而這次H1N1的影響將會如何，恐怕不應心存僥倖。

    　疫情威脅生命，恐慌造成經濟衰退，但是安全感可以化解恐慌。一個值得信賴的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和官員，能提供充足的社會安全感，減輕經濟所可能蒙受的損失。回顧SARS流行期間，當時的衛生署署長與疾管局局長，就扮演集體安全感提供者的角色，穩定人心，他們的作為，無形中化解了多少經濟向下墜落的力道。可惜的是，新人不如故。所以，財經當局在評估H1N1的可能影響時，務必從嚴估計，才能擬定出適當的財經對策。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9.02 02:47 am 
 
八八水災重建的1,200億特別預算，加上明年原編的4,660億預算赤字，政府單一年度的舉債額度將一舉突破5,000億元，再累計目前已經存在的5兆多負債，打破40%GDP的舉債上限乃指顧間事，我國的財政從未如此危殆。

但重量級的企業家郭台銘認為，這還不足以徹底解決治水問題；他強調8年800億治水遠遠不夠，必須將層級拉高到防洪、治水及國土規劃，而且不能再事遷延，應該以3年3,000億元的大手筆儘速從事。然而舉債已逼近上限，更將進一步降低政府的債信評等、損及國際形象，因此必須另闢蹊徑，他主張仿八七水災先例，課徵股市交易特別捐。

依目前證券交易稅千分之3，每年稅收大約千億計，如果股市交易不受加稅影響，則證交稅需加倍方可額外籌得每年1,000億的經費；但若股市因而受挫乃至一蹶不振，則加一倍還不足應付。就目前股價只是反映資金行情而呈現所謂「無基之彈」的現況，證交稅加倍打擊恐怕十分沉重，則額外的特別捐既難以如願，反倒賠掉股市勉強支撐的局面，可就要賠了夫人又折兵。

真要課徵特別捐，或許如專家建議，附加在加值型營業稅上衝擊會小許多。我國的加值稅率一直保持5%，遠較其他國家動輒兩位數要低，加稅的空間甚大，而且不會觸及高度敏感的股票市場。但加值稅最大的疑慮，就是具有高度累退性；在市井小民所得中所占比重甚大，但富商巨賈因為儲蓄與投資的比重高，加值稅提高反而不痛不癢，形成「劫貧濟富」的不公平後果。同時在油價、糧價蠢蠢欲動、通膨威脅迫在眉睫的此刻，提高加值稅會立刻造成物價波動、影響一般家庭的基本生活，也不是萬全之計。

財政赤字嚴重、舉債壓力沈重的窘況之下，財政部原本希望變賣土地銀行40%的股權籌措部分重建經費，其後在土銀員工及各方齊聲反對之下打消此議。然而這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祖產變賣，在一般家庭的確是不肖子孫為解決眼前難題卻斷絕子孫財路的短視做法；但就國家而言，即不可一概而論。眼前就有一個具體的例證。我們的近鄰香港，數十年來一直以輕徭薄賦聞名，但其公共建設與國政推行也從未落於人後，所仰賴者，正是變賣國產；只是所賣者並非祖產，而是持續填海造陸所新生精華土地，每年高價拋地，即可獲得滾滾財源。

台灣與香港相比，相去簡直不可以道里計；我們的公共設施及國政效率固遠遠瞠乎其後，土地面積則不止倍蓰。我們根本不必填海造陸，沿海低度利用乃至根本荒廢不用的土地，即不知有多少個香港，其中甚多只要稍事規畫，就立刻可與香港相比，甚至有以過之。因此，我們的政府若有香港政府的智慧，用手一指，更大、更好、更值錢的土地即成片生出，高價批售或租出，政府可有多大的收益？單單設想一個香港島目前總價多少，即知政府的收入簡直是天文數字；則又何勞衝擊股市、刺激物價籌措些特別捐呢？

如果不知從何下手，眼前就有兩個香港的候選者坐候；其一是剛剛開港尚未營運的台北港，以其雄踞淡水河口左岸、背靠八里與林口新市鎮的地理位置，只要政府同意，規畫出一個香港或新加坡，垂手可得，政府甚至不需花費一文公帑。其二是開港數十年的台中港，其廣大腹地迄今猶未充分利用，以其與廈門隔海相望的優勢，及背後中科與中部傳統產業重鎮的支撐，點土成金更是易如反掌。還有更多金飯碗捧在手裡，硬要討飯，又豈奈他何！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8.30 03:47 am 
 
全球不景氣是否已落底仍無定論，但各國已陷入政策的兩難。歐美各國對擴張性政策是否要退場有所爭論；中國大陸則一度說要結束寬鬆貨幣政策之後，又因股價下跌而緊急否認貨幣政策趨緊的說法。這種情勢不明和政策兩難的現象，部分來自大家拒絕承認全球經濟難再快速成長的事實，也有一部分來自各國想用泡沫經濟度過難關的心態。

如果不景氣只是短期現象，則個別國家就可以用短期刺激景氣的政策來提高所得與就業，以待國際景氣恢復；而短期政策中很方便的一類，就是營造和支持泡沫經濟。泡沫經濟雖然終將破滅，但只要政府能將泡沫撐到世界景氣恢復，偏高的股價和房價到那時候看起來也可能沒偏高很多，泡沫就不一定會破，破了也可能沒有很大的傷害。所以很多國家包括現在的中國和2001年之後的美國，都難逃泡沫經濟的誘惑。

然而外在的景氣若遲遲不恢復，泡沫經濟就愈來愈難支撐。但已維持一段時間的泡沫，必定造成偏高不少的股價和不動產價格；讓泡沫破掉會造成極大的震撼，甚至可能產生金融危機。因此各國政府在國際景氣遲不復甦時，通常仍偏好繼續支持泡沫經濟。而畏懼宏觀調控。泡沫的程度愈嚴重，政府可能愈堅持要繼續撐住泡沫。中國大陸現在可能已陷入這個困境。

政府支持泡沫經濟的重要途徑之一是放款。我國經濟在正常時期金融機構每年新增的放款不超過GDP的10%；每當新增放款超過GDP的10%，都出現泡沫經濟。1990年代我國連續多年放款增加超過GDP的10%，甚至曾達到30%，因此當時的泡沫經濟也就特別嚴重。泡沫破滅之後不僅造成將近放款20%或2兆的呆帳，經濟元氣也因而多年都在還債及高空屋率等壓力下難以復元。

中國大陸目前的情況也有點類似；上半年中國大陸放款新增人民幣7.37兆，以年增率算可能逾GDP的45%，比我國當年的30%還要嚴重許多。而中國廣義貨幣供給量的年增率也由近年的17%左右躍至今年7月底的28%。這暴增的放款和貨幣，有極高的比例流向投機市場，其所造成的泡沫經濟，即使全球經濟很快恢復快速成長，恐怕也無法支撐下去。

更令人擔心的，是這次全球不景氣極可能不易恢復到以往的快速經濟成長。未來幾年美國不太可能像以後那樣發行大量美金和金融資產來支持其鉅額入超。而美國貿易入超的減少將會使全球需求不足或產品供給過剩的問題擴大，全球的經濟成長率因而不易恢復到前幾年的水準。另一方面，全球資源日漸不足的現象，也限制了未來的全球經濟成長。再加上這次不景氣之前全球普遍有甚大的泡沫現象，這也表示那些泡沫留下的問題可能要較長時間才能解決，所以不景氣的時間可能要拖較久。最近包括我國在內所出現的景氣回升概念，多半只是下跌太多之後的反彈，或者是泡沫回溫的效果，並非恢復快速成長的預兆。

而全球經濟若真如我國和許多專家的研判未能快速回溫，則各國將很難成功把泡沫經濟支撐夠久，直到經濟繁榮到使高房價和股價變成合理的時候。因此現在繼續支撐泡沫，將使它在更大時破滅，而造成更大的傷害。中共目前是為了社會安定而想支撐泡沫經濟以支撐經濟成長率；但泡沫經濟和它的破滅都會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若泡沫吹更大之後再破滅，對中國社會安定的破壞力可能比低經濟成長率還要大。所以中國大陸、台灣以及各國都不該再支撐泡沫經濟，務實暫時接受較低的經濟成長率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