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 2010.06.10 02:03 am 
 
新任經建會主委劉憶如上任後數度發下豪語，將帶領台灣邁向亞洲四小龍第一，並強調奪回第一絕非遙不可及；國際貨幣基金（IMF）4月間亦曾預測，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達6.5%，高於韓國、新加坡與香港，顯示出重登第一的可能性。台灣淪為四小龍之末久矣，如今有財經首長展現帶領台灣重返四小龍之首的雄心，令人眼睛為之一亮，更期望能真實的做到，而非空歡喜一場。

過去台灣能成為四小龍之首，並非存在於未知的預測，而是真實的經濟發展成果。預測會因人而異，例如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預測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只有5.3%，低於新加坡的9.0%及韓國的5.6%，僅高於香港的5.2%；這樣的比較也非僅限一年的經濟成長率，因單年可能是曇花一現，也可能是前一年度基期偏低的反彈。像經建會景氣燈號已連四月出現代表過熱的紅燈，但事實上當前景氣並未過熱，只因去年基礎過低，不能做為調整政策的憑據。因此，是否為四小龍之首，是較長時間、多項指標的綜合評比結果。

蔣經國執政時期，台灣被視為四小龍之首；因其執政最後八年（1980-87年）的平均年經濟成長率及出口增加率達8.2%與16.3%，都是四小龍第一；1987年出口金額537億美元，不僅是四小龍最大，並比第四的新加坡多了87%；同年台灣失業率為2.0%，只比香港的1.7%差，低於星、韓的4.7%與3.1%，台灣排第二；至於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1987年台灣為5,291美元，則僅高於韓國的3,101美元。在此五項指標中，台灣有三項拿第一、一項第二、一項第三，綜合評比之後，台灣是真正的四小龍第一。

但最近八年（2002-09年），台灣在上述五項指標的表現都是最後一名，淪為四小龍之末。而且，與第一名相比，去年台灣平均每人GDP16,423美元，還不及新加坡37,293美元的一半；出口2,037億美元，僅及韓國3,635億美元的56%；失業率5.7%，卻是新加坡2.3%的2.5倍；近八年台灣每年經濟成長率和出口增加率，則分別比新加坡、韓國低三成與四成之多，而且差距有擴大之勢。相對於新加坡在1980-87年間，五項指標有四項排第四，只有人均GDP排第二，整體敬陪末座；近八年則是突飛猛進，五項指標中的經濟成長率、人均GDP及失業率都拿下第一，出口增加率及出口金額則分居第二及第三，整體則躍升為四小龍之首。新加坡能在這20年間反敗為勝，應是馬總統日前指示劉憶如赴新加坡進行考察及學習之旅的原因所在。

台灣自20年前的四小龍之首，到近八年淪為四小龍之末，自是受到來自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等各層面調適的影響；例如在蔣經國執政的威權時代，多數財經首長有主見、有執著、說真話，發展策略與目標明確；施政是「經濟掛帥」，全力發展經濟建設與出口，政府效率高、決策果斷、執行力強，更具凝聚國人共同努力、向目標邁進的能力。相對的，在前總統李登輝執政後期，自1996年宣布「戒急用忍」政策開始，改以「政治掛帥」，及至2000年首次政權輪替，民進黨執政，更以意識形態治國，復施行形同鎖國的去中國化政策；再加上政黨惡鬥，挑起族群分裂、內耗、經濟怎不向下沉淪！

如今政權再度輪替，馬總統就任後改弦易轍，宣布「鬆綁與開放」的大策略，兩岸關係顯著改善，已改回「經濟改帥」，政策明確。惟政黨惡鬥依然故我，行政、立法效率還在原地踏步。如何能在未來四至六年內重登四小龍之首，就考驗執政當局的智慧、決心與魄力了！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6.07 02:14 am 
 
新任經建會主委劉憶如最近密集會晤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財政部長李述德等財金部會首長，並就引導超額儲蓄及龐大游資投入公共建設交換意見，劉憶如還倡議引進國外「政府民間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以將過剩資金導入愛台12項建設。

近年國內投資不足及超額儲蓄飆高，一直是政府頭疼的問題。依行政院主計處最新統計，去年國民儲蓄毛額達3.64兆元，但國內投資毛額僅2.18兆元，因而出現1.46兆元的超額儲蓄，占國民生產毛額（GNP）比率達11.28%；今年民間投資從谷底回升，但國民儲蓄也增加，更一舉突破4兆元大關，因而預估超額儲蓄僅略降為1.28兆元，占GNP比重仍達9.42%的高水準。超額儲蓄居高不下，導致國內游資泛濫，依央行統計，國內累計有高達8.6兆元的閒置資金沒有出路。是以，在過去一段時間，財經首長不時強調台灣超額儲蓄很多，民間並不缺錢，缺少的是投資機會，因而政府必須為民間創造投資機會，引導閒置資金投入國家建設。

從總體經濟學原理分析，超額儲蓄代表國民儲蓄超過投資的部分，在封閉經濟體系內，超額儲蓄若不能轉化為有生產力的投資，就會出現國內需求不足，生產過剩乃至國民所得下降等問題。但是，在開放經濟體系，內需不足及生產過剩問題可藉由出口的擴大，以「出超」形式轉化「超額儲蓄」。所以，在國民所得恆等式裡，超額儲蓄其實就等於出超；超額儲蓄愈高，出超也愈大。在民進黨執政八年間，國內超額儲蓄直線上升，出超亦持續擴大，並成為國內經濟成長的最大貢獻來源。從這個角度看超額儲蓄過高的問題，當然會有截然不同的診斷與處方。

追根究柢，出超的持續擴大，主因是國內需求不足，中央銀行為維持經濟成長，選擇採取抑低新台幣匯率政策，藉以擴大出口，勉強維繫經濟成長的動能。而為抑低新台幣匯率，央行長期在外匯市場買進美元，釋出新台幣，因而造成國內游資泛濫及利率長期偏低。這些資金很大一部分並非真正的過剩資金，而是央行雙率政策造成的結果。是以，現在政府若要減少超額儲蓄，首要之務當然是擴大內需，包括促進消費、增加投資及擴大公共建設等；但央行的匯率及利率政策若不能同步進行檢討調整，還是解決不了龐大的超額儲蓄問題。

要鼓勵民間將超額儲蓄及過剩資金轉化為投資，如果投資標的仍是以出口為主的產業，則因出口產能的擴大，對長期出超問題的根本解決，並無太大助益。要對症下藥，就須引導資金投資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或公共建設，近來政府積極推動服務業發展，若能有效落實，不僅有助於解決超額儲蓄問題，也可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減少因過於依賴出口導致長期資源運用扭曲的現象。

在政府財政日益困難下，劉主委積極推動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方向固然正確，但其效果仍待觀察。一般而言，公共建設的特色就是投資規模龐大，但報酬率相對偏低且回收期長，因而民間投資意願不高。過去政府鼓勵民間採取BOT（民間興建、營運後移轉政府）模式，再配合中長期資金挹注，完成了台灣高速鐵路、台北101大樓等舉世聞名的案例。但是，高鐵BOT案過程爭議不斷，明顯反映出民間投入公共建設的嚴苛限制。劉主委提出PPP模式，從國外經驗顯示，需要政府與民間的高度互信、嚴謹的制度規範及有利的政治環境，而這等條件在國內目前皆未完備，如何突破此一瓶頸，將是PPP模式能否在台灣成功複製的關鍵所在。

2010-06-04 工商時報 【本報訊】

工商時報14日舉行「海外所得節稅寶典」新書發表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公關副總卓長興﹙左﹚及工商時報副總編輯葉玉琪﹙右﹚共同推薦本書，讓投資人在海外所得課稅議題上獲得最正確的認知。（圖／顏謙隆）
 
    　報稅季剛結束，不少受薪階級在補稅傷財之餘，不禁要問：「為何有錢人節稅有方，自己卻一毛錢都跑不掉？是自己選錯行，抑或稅制本身就是劫貧濟富？」

    　先不提高高在上的超級有錢人，一般人周遭不乏以股票投資為業的殷實戶，就有人去年趁股市大好而累積出8位數財富，因為國內只課證交稅，不課資本利得稅，到了5月報稅季，他不僅不用補稅，甚至還可以退稅。而且在現行健保制度下，此人因名義上「無業」，連健保費都適用最低一級。問他：「會不會覺得自己繳稅太少？」此人回答得也妙：「多繳些稅也無妨，但既然政府不課，能少繳就少繳，何樂而不為？」

    　股市是經濟的櫥窗，為了以股市榮景烘托經濟發展，多年來「開徵資本利得稅」在台灣一直是禁忌，尤其現任經建會主委劉憶如的母親郭婉容，在民國77年財政部長任內建議徵收證所稅，卻因股市無量崩跌19天而被迫收回提案，此後只要當局研議開徵，反對者就會援引這段「慘痛」歷史示警，讓主事者知難而退。

    　「股市好的時候怕掃興，不好的時候怕雪上加霜」，是台灣遲遲不開徵證所稅的心理障礙。然而從美國的發展可知，開徵證所稅與長期大盤表現無關。目前美國投資股票、出售收藏品的資本利得稅率最高為28％，售屋所得最高稅率則為25％，但若有資本損失則可申報扣抵，並非只是一味從投資人身上拔毛。

    　當年郭婉容之所以主張開徵證所稅，除了開拓財源的考量，部份也是基於「電腦交易化後，稽徵技術已不成問題」。22年過去，連報稅都可上網，稽徵技術的精準性與公平性，進步何止千里，關鍵還是在主政者有沒有與時俱進的遠見與擔當！

    　證所稅推不動，軍公教免稅廢不了，加稅彌補財政缺口沒指望，這幾年政府反而力圖以減稅來擴大稅基。雖然一般受薪階級也是受關照的對象，但較諸富人受惠於遺贈稅、土增稅的大幅調降，庶民得利於綜所稅優惠之處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更有甚者，由於執政者在租稅政策上讓富人可以討價還價，因此有錢人得寸進尺，以比較利益為訴求，爭取更多租稅減免，也是天經地義之事。換言之，是主政者的租稅政策欠缺核心思想，讓稅制出現遊說空間，離公平正義越來越遠，慣壞了富人，也等於是制度陷富人於不義！

    　在「減稅擴大稅基」未見績效之前，出賣祖產、發債籌錢，便成了財政部兩大開源手段。但因出賣祖產引發助長炒樓之譏，又只好擴大舉債支應。由於年底5都即將升格，公共債務法修正案大幅鬆綁地方政府舉債上限，可以預見未來債留子孫的規模將有如滾雪球。稅改聯盟因此斷言台灣將成「希臘第二」，然而現任財長李述德卻以台灣舉債未達法定上限反駁，全然沒有危機意識。

    　從表面數字來看，截至去年底，希臘國債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15.1％，且有極高比例為外債，反觀台灣國債比僅38.58％，且外債不高，兩相比較，台灣成為希臘第二的機率確實不高。但別忘了，希臘是後段班最低標，贏過希臘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況且希臘國債比從60％膨脹到115％，也不過最近8年的事。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台灣若除了舉債支短，而不做其他稅制改革，難保中長期不會淪為希臘第二或日本第二。等到了像日本國債比高達200％，再來談改革，「民怨沸騰，內閣短命，政策腰斬」，就會成為無法逆轉的惡性循環，日相鳩山由紀夫執政不到9個月即黯然下台，只是最新的例子，不會是最後的例子。

    　若從富人逃稅的現況來看，希臘倒真的是台灣在內諸多國家的一面鏡子。希臘有錢人逃稅成習，國家有難各自飛，有錢人忙著把錢運到英國置產，忙著買帆布遮蓋泳池裝窮。在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之初，歐盟曾有人建議，只要希臘富人進場買政府公債，就可以幫國家解燃眉之急。但事實證明，希臘富人連稅都是能逃就逃，遑論自投「公債」羅網。台灣也有很多被慣壞的個人與企業欠稅大戶，要錢沒有，債多不愁，無異是希臘逃稅富人的翻版。

    　難道，有錢人真的都不肯多繳稅？其實並不然，前述股市殷實戶認為「多繳些稅也無妨」，國內外更不乏知名企業家公開主張富人應該多繳稅。股神巴菲特曾痛批美國稅制不公，並對政府喊話「我應該繳更多的稅」；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之父老蓋茲日前支持其設籍的華盛頓州提高富人稅，理由是「窮人與中等收入戶為這個國家付出太多，有錢人卻付得不夠多」；台灣晶圓代工教父張忠謀也曾公開主張「富人增稅、窮人減稅」。

    　這些有錢意見領袖的真情告白，政府聽到了嗎？比起少繳稅，富人更在意的應該是社會的尊敬，然而現行稅制卻製造了貧富對立。主管機關千萬不要再陷富人於不義了，趕快捲起袖子，認真研擬符合公平正義，且有助於財政健全的稅改大計吧！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6.04 03:05 am 
 
其實，早自2008年3月馬總統當選之前，馬政府便已注定要面對極其艱巨的經濟挑戰。2009年9月爆發的金融海嘯與此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海峽兩岸過去20年的經濟表現，台灣雖每下愈況，但近年尚可保住差強人意的4%上下成長率；對岸則無比亮眼，平均成長率達到令人咋舌的兩位數。不過，兩者的成長都共同繫於一個因素：大陸沿海地區加工出口業的超高速發展。

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台灣經驗向世人證明，加工出口業是開發中國家得以快速向上提升的捷徑。當1980年代後期台灣的加工出口業四散飄零到東南亞及中國大陸，所到之處紛紛締造速成的經濟奇蹟，更提出了充分的證據。究其根柢，不外乎大量廉價勞動藉加工出口，猛力將整個經濟向上拉拔。

中國大陸擁有最豐富的廉價勞動資源，復得地利之便，與加工出口業的先導如台灣、南韓、星、港乃至日本近在咫尺，因而推動力量也無與倫比，創造出超大的經濟奇觀。只是，「槍打出頭鳥」，領先同儕者固然是各方矚目的焦點，卻也是攻擊的目標，所得快速升高，更無可避免地拉高薪資，直接傷損加工出口業的相對優勢。因此，中國大陸循此捷徑快速發展的時間能有多長，原就受到質疑，而中共官方自「十一五計畫」起，過於早熟地要求產業升級，乃使此一捷徑提早斷絕。

在2008年初出籠的各項政策，如勞動合同法、企業所得稅法、削減出口退稅比率等全面圍剿下，加工出口業的出口成長率節節下降，至年中效果已十分明顯，中共中央心生畏懼，趕緊抽回若干打擊措施，如出口退稅的削減；其後忽遇金融海嘯，為積極「保八」，更不敢再造次。然而法令既出，木已成舟，毫無挽回餘地，衝擊仍持續累積及擴大，如勞動合同法等；同時，為了「保八」，遍地烽火地大搞建設，將大量資源與勞動力留置各省市，沿海加工出口業所需勞動力忽然枯竭，缺工問題愈演愈烈，導致工資竄升。深圳富士康12起自殺事件更雪上加霜，加工出口業的低廉薪資成為眾矢之的，各省紛紛調高基本工資，還要與物價水準連動；溫家寶總理更公開宣稱，將採取多種措施提高職工收入。大陸廉價勞動的優勢顯將點滴流失，加工出口業全面退出沿海地區，乃指顧間事。

失去此一「奇蹟發動機」，中國大陸將何去何從？許多專家樂觀地主張，將富士康與其他加工廠西移內陸，繼續運用更廉價的勞動資源，會一舉數得。台灣當年也有產業東移之說，但連區區中央山脈都無法跨越，則距沿海上千公里的內陸豈有可能！

更普遍的看法是，大陸大可以內需做為替代引擎，帶動下一波成長高峰。但內需不外乎消費、民間投資與公共支出，大陸消費占國內生產毛額（GDP）偏低，主要是結構使然，要改變結構與習慣，絕非短期可以奏功；何況為「保八」，中共以大規模的補貼刺激家電、汽車等消費，已非常態，目前補貼措施即將退場，消費將不升反降。至於投資，GDP四成以上的占比已偏高，未來宜減不宜增。另公共支出在「保八」行動中貢獻巨大，高達九成的經濟成長拜其所賜，但此舉不僅不可能長久，「國進民退」更壓縮了民企的空間，貽患久遠。如果這兩者均不可恃，又將何所期待？

當對岸加工出口業走到末路，台灣4%的經濟成長率將泰半消失，情況不會比中國大陸樂觀。如果找不到替代的成長引擎，台灣經濟會一敗塗地。這就是2008年馬總統注定要面對的挑戰。時至今日，大陸加工出口業的敗象幾已確定，目前正是圖窮匕現的關頭，馬政府將何以為計？

【聯合報╱社論】 2010.06.02 02:52 am 
 
馬政府正籌議推動修改「公共債務法」，要把各級政府的舉債上限予以放寬或調整。此案將在本周進行朝野協商，實已到了關鍵時刻。整體而言，修法後各級政府的負債總額占ＧＤＰ的比率，將由四十八％上升至五十一％，突破現行公債法的上限。

我們在此要鄭重呼籲政府：懸崖勒馬。若因財主單位觀念不清而貿然推動修法，這恐是台灣災難的開始。茲從幾個方向來嚴肅討論這個議題。

所謂政府公債，就是政府向人民借錢。政府現在透支借債，將來一定要還本付息，而屆時還本付息所需要的款項，至少有部分要向未來子孫去借。因此，自古典學者李嘉圖以降，每本經濟學教科書均指出：政府舉債其實就是「當代人向後世子孫借錢」。

既然公債是個當代人與未來子孫之間的借貸契約，照理說，舉債額度、舉債上限這一類的政策，都該由當代與未來公民共同討論決定。但由於許多未來子孫目前尚未出生，故若單純由當代人以國會多數決定未來子孫的負擔，顯然是一種跨代之間的不公平。如果當代人不充分顧及子孫福祉而濫行發債，則等於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子孫的痛苦上，這不但在哲學意義上不公不義，在心態上更是自私自利。

就跨代意義而言，公債問題其實是個永續發展議題。例如，近年來全世界各先進國家紛紛將環境保育列為憲法層次的權利，因為當代人往往以種種經濟發展的理由去排放廢氣、砍伐森林、破壞生態平衡，傷及未來子孫的福祉；所以要對環境保育給予最優先的保障，其部分原因是因為永續發展事涉目前不具發言權的未來子孫，容不得現代國民恣意胡為；如果不以憲法層次的高門檻予以保障，子孫輩的環境權就會被侵害殆盡。儘管當代人會以「經建也對未來子孫有利」以為遁詞，去合理化自己對環境的破壞；但諸多經驗顯示，多數人永遠是關心自己遠甚於關心子孫，對環境侵犯的事例也是罄竹難書。故若不將環境權的位階拉高，永續發展絕對做不到、未來子孫的福祉也絕難保障。跨代環保理念如此，在概念上，修公債法上限亦當有憲法層次的莊嚴性，即使是國會的簡單多數，也不可恣意施為。

更何況，即使從現實面來看，台灣也沒有變動公債法上限的道理。政府每年若稅收不及政府支出，就會有預算赤字，而公債法所列負債餘額，約略而言就是歷年所累積的赤字總和。例如，若每年有一千億的流量赤字，十年就會有一兆元的存量負債餘額。公債法所規範的公債上限是針對負債存量，但負債累積的真正緣由，卻是稅收不及支出、是流量上出了問題。

以家庭收支做比喻，若家裡每個月的收入不及支出，月月要靠借錢來勻支，則這個家庭的累積負債就會不斷增加。公債法上限所規定的，只是累積負債的一個臨界點，超越它就會受到懲罰。如果政府只想修改公債法上限，以使自己被懲罰的臨界點不斷調高，其唯一的後果，就是掩蓋了「入不敷出」的真相，讓問題不斷惡化。

一個國家若無戰爭或如金融海嘯般的偶發性災難，就應該要在每年稅收與支出之間取得平衡。如果每年稅收不及支出，則無論如何負債餘額就一直在累積，即使公債上限提高，只是將名義上的「破表」時間延後，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對於稅收與支出不平的問題，終究要從改革稅制或縮減支出著手，將流量的缺口止住，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如果政府始終不敢碰當代稅制，卻只敢欺負未來子孫，這樣做對嗎？五年十年之後，現任的總統與院長都下台了，問題都留給繼任者，災難都由未來子孫承擔。這是負責任的政府該有的作為嗎？

【聯合報╱社論】 2010.06.01 02:19 am 
 
台灣從半世紀前就採取「加工出口區」的發展策略，領先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走向國際市場；約莫三十年前，又在主要貿易對手美國的強大壓力下，展開了規模空前的經濟自由化行動；但實事求是而言，台灣現在卻還不能算是高度自由開放的經濟。

近二十年來，在李、陳兩位前總統主導的鎖國政策下，我們還有太多產業、太多商品、太多行業，受到政府或多或少的保護。也正是這一大塊躲在政府公權力庇蔭之下無法與國外生產者直接抗衡的雇主與從業人員，面對ＥＣＦＡ日近一日的簽署時程，心生惶惑，成為在野黨藉以杯葛、抗拒ＥＣＦＡ的主力。

包括農業、毛巾、寢具等弱勢產業的從業人士或許不知道，即使透過兩岸雙方政府的用心安排，在簽署ＥＣＦＡ之後的一段時期雖不致對他們產生難以抵擋的衝擊，但他們也不能高枕無憂；因為ＥＣＦＡ只是一把鑰匙，當台灣用它打開了大門，漸將進入一個逐次體現的自由經濟天地。未來，透過與主要貿易對手簽定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整個台灣會日漸全面開放；除了農業之外，幾乎不會有任何角落可以逃避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強勁競爭壓力，簡言之：台灣會加入全球經濟的主流，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自由經濟體。

然而，當在野黨可以輕易鼓動弱勢群體杯葛ＥＣＦＡ，而且將近半數台灣人民心中仍有深重疑慮，就表示有太多國人不但昧於台灣即將漸次全面開放的事實，而且不敢張開雙臂迎對開放、擁抱自由經濟。

半世紀前，當台灣一馬當先邁入出口導向的新紀元，加工出口區就是開路先鋒；在一個封閉的區域內，將我們的優勢充分發揮，讓台灣人民對這個陌生的領域從事初次的接觸、深入的體驗；然後，在體會其中蘊藏的無限機會後，進而將整個台灣都變成加工出口區。三十年前的「新竹科學園區」複製了這個過程，引領台灣進入高科技時代。

如今，當台灣將邁步踏入一個全新的，卻無從逃避的自由經濟新時代，而且不論我們歡迎還是抗拒，未來數年之間即將置身其中；我們似乎也需要一個像加工出口區或科學園區一樣的開路先鋒，讓台灣人民可以在一個封閉的區域內，先體驗及因應一下個中滋味。

鼓吹逾兩年的經貿特區，正要扮演這個角色；從南到北，選擇幾個具備優良的海港、空港條件，周邊有足夠腹地的寬廣區域，闢為專區，進行自由經濟的實驗，模擬快則一、二年，慢不過十年，整個台灣應可勇敢地進入的自由經濟時代。

在這個封閉的試區內，商品貨物除了安全與健康的顧慮，可以全無阻礙地自由進出；資金、人員也比照全世界最自由的新加坡，最大限度地開放；關稅與非關稅障礙降至最低；企業與個人所得稅儘可能向新加坡看齊；基本設施及行政效能毫不遜色，外勞政策也一概效法。既要自由開放，當然要取法乎上。

行政效能，整個台灣或許還難及新加坡，但在特定區域之內，透過單一窗口與特別法的運作，如新竹科學園區，其靈活性已較前者不遑多讓。營所稅亦足堪與星比擬，若給予特別優惠，所得稅也不致構成重大障礙；外勞政策在區內試行，只繫乎當政者的決心；而基礎設施等相關建設，只要政府一聲號令，企業、資金一擁而至，無需任何公帑，即可快速齊備。

經濟部長施顏祥宣示，要建設若干「自由經濟區」做為模擬二、三十年後台灣現狀的試點；我們要鄭重提醒施部長，二、三年後的現狀可能已將如是，再不加緊建設，現狀就要跑在試點的前面。

在進行實驗之前，先設想一下：一個近在大陸精華地區咫尺之地的「新加坡」，其利豈可勝計？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5.29 01:23 am 
 
經建會最新發布的4月景氣燈號，創下連四月亮紅燈的紀錄，並因去年5月基期較低，5月燈號可能繼續是紅燈；但在一片樂觀的經濟數據中，領先指標已連三月下滑，預示景氣走緩的警訊，惟經建會強調基本面穩固，尚無反轉跡象。紅火中透著冷調的景氣指標，正提醒著政府小心應對下半年景氣循環的嚴苛挑戰。

經建會編製景氣對策信號的主要作用，原是希望利用貨幣、金融、股市、生產、進出口及銷售等多面向指標，綜合判斷政府須相應採取的對策；當燈號為藍燈時，代表景氣衰退，政府應採擴張政策，以振興經濟；反過來，當燈號亮紅燈時，代表景氣過熱，擴張政策應踩煞車，以降低景氣熱度。但環顧現況，在燈號連四紅、甚至連五紅的預測下，現行的經濟政策不僅沒有一項屬降溫政策，政府還在許多政策如就業方面不斷加碼。

何以出現如此不協調的景象？由指標或燈號來看，實難找到答案，主因組成燈號的九項指標中，除金融及就業外，幾乎都亮紅燈，且連就業指標也是代表平穩的綠燈；但實況若是如此，從總統、行政院長、經建會主委到勞委會主委，又何必對失業率降不下來憂心忡忡？顯示去年的低基期效應，降低了景氣指標的指向性。

因此，對於燈號連四紅，不宜解讀為景氣過熱；而上半年的景氣紅燈既是低基期所致，下半年若不再亮紅燈，也不必大驚小怪，因為去年下半年所有指標都已翻升，這本是構成景氣循環的常態。因此，現今最令人擔心的是投資、生產及出口的擴張，能否在下半年持續。尤其，預示未來景氣的領先指標已連三月下滑，其他的調查如台經院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及中央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等，也出現指標反覆或成長鈍化，顯示上半年的熱況可能在下半年冷卻。

經建會對未來景氣，仍持相對樂觀的看法，主要是經濟部資料顯示，今年以來已有17個百億元以上的投資案在進行，這還不包括正新輪胎規劃中的彰化280億元投資案；此外，主計處大幅上修第一季及全年經濟成長率，也是因為民間投資大幅成長。根據統計，在第一季13.27%的經濟成長中，民間投資貢獻4.23個百分點，連同存貨增加貢獻的5.14百分點，兩者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比重高達七成，由於下半年存貨當不可能再大增，投資便成為支撐經濟成長最重要的要素。

日前蕭副總統即指出，目前推出的大學「四加一」及提前入伍方案，雖有助減少失業，但要實質降低失業率，必須提高民間投資，才能增加就業機會。蕭副總統並提示了五個方向，包括重大投資、都市更新、六大新興及四項智慧型產業、從國外「技術併購」，及引入民間資金注入基礎建設與公共投資等。

然而，目前許多重大投資案件，大都源於去年無門檻的五年免稅優惠申請案件，單靠這些重大投資，恐不足以支撐下半年、甚至明年所需的投資動能，政府還要加把勁；六加四的新興產業是重要的產業發展方向，但若沒有更具吸引力的配套措施，那就會再看到類似友達把最先進的轉換效率太陽能電池廠蓋在馬來西亞的案例。

至於都市更新及引民間資金注入公共基礎建設，則與行政院副院長陳提及應將游資引導至非貿易財的看法一致，而在全球化競爭下，搬不走的非貿易財確實是真正的在地優勢基礎，這是本報社論一再提醒的。如今，府院兩位副手都已看到確保長期景氣穩健擴張的關鍵所在及解決方向，倘若整個行政體系還是無動於衷，證明我們的行政效率在非貿易財的發展上還是不及格，無論洛桑管理學院（IMD）把我們評價得多好。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5.25 02:10 am 
 
馬英九總統於5月19日就職兩周年記者會致詞中，一方面總結了過去兩年施政成果，另一方面則提出「創新強國、文化興國、環保救國、憲政固國、福利安國、和平護國」六大主張，作為努力的方向。總統並期許將與國人共同打造未來的黃金十年。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同日下午正式發布「2010年世界競爭力報告」，其中台灣的國家競爭力排名大幅進步，從去年的23名躍升為全球第八。主計處隨後公布的最新統計顯示，今年第一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年增率超過13%，預估全年經濟成長率為6.14%，是近六年來最好的成績。由於已經事先掌握到國內、國外這兩項「期中考」好成績，總統在記者會中顯得從容自信。

在記者會的致詞中，總統強調政府過去兩年各種措施的正確性，使得台灣安然度過經濟危機。但是很遺憾的，總統卻未全面評價台灣在經濟危機中的表現，也沒有清楚勾勒台灣未來的經濟藍圖。

首先，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並未解消。最近希臘的債信危機，不僅直接衝擊歐元地區，也連帶波及美國與亞洲地區。而歐元地區中搖搖欲墜的不只希臘一國；未來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連鎖的金融動盪，進一步影響經濟的實質面。換言之，即使經濟成長的數字令人欣喜，我們其實仍身處「雷區」，還是可能因別人觸雷而受傷。

其次，這波經濟危機之所以在短期內得到舒緩，主要得力於各國同步採取的反衰退政策。擴張的財政政策固然避免了經濟緊縮產生的大蕭條，但也導致各國負債快速增加，財政惡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則在許多國家造成資產泡沫，更使得國際資金四處流竄逐利，威脅各國金融市場的穩定。而財政紀律或資產泡沫這些潛在風險，也是台灣無法迴避的問題。總統除強調經濟復甦的「光明面」，亦應說明政府將如何解決這些財政與金融上的「黑暗面」。

再從台灣的發展來看，我們更需要一份清晰的經濟藍圖。當大陸推出海西經濟區，允許特定對台政策在此先行先試，我們至今卻毫無反應與對策。當大陸觀光客大舉來台，大陸各省市領導率領的採購團及招商引資團在兩岸間絡繹於途時，我們也沒有規劃如何利用這些機會來壯大台灣，反而聽任民間企業各自發揮。

大家都看得出北京方面的處心積慮，籠絡台灣的招式更是綿密，而且招招到位。相形之下，我們的應對顯得單薄，一次就只有一招：先是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現在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但是卻鮮少人知道，伴隨著這份協議的經濟戰術規劃會是什麼？我們想要達成的戰略目標又是什麼？

在戰略目標上，總統應該明確宣示台灣在兩岸經濟競合中將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在戰術層面上，ECFA固然可以改變兩岸的經貿態勢，但它無法自動解決台灣的產業與失業問題。所以，總統應該清楚說明，台灣究竟需要有什麼樣的產業政策與配套措施，才能改善台灣的經濟體質，達到長程的戰略目標？大家更希望知道，台灣要如何在與大陸合作的同時，能夠進一步連結亞洲，加入區域經貿以及金融合作體系，從而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

台灣經濟經歷過沉鬱十年，其中最後兩年正是馬總統執政的前兩年；未來若能打造黃金十年，這十年的前兩年仍舊完全掌握在馬總統手上。因此，經濟或者沉鬱，或者閃亮如金，全繫於馬總統的決心與執行力。錯失了就職兩周年的機會，總統應考慮再一次明確的宣示，讓大家知道黃金十年將如何開始，又會走向何方。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5.24 02:36 am 
 
馬總統在就職屆滿二周年之際，正式提出「大步向前，開創黃金十年」的宏大願景；於此同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最近撰文指出，美國經濟可能陷入日本式的「失落十年」。台灣的黃金十年是內發性的經濟改造工程，與美國非直接相關；但以台美經貿關係之密及美國經濟地位之重，美國若真的進入失落十年，台灣的黃金十年亦難成事，這是政府擘劃十年經改路必須正視的課題。

台灣經濟高度依賴對外貿易，與國際金融市場的連動性亦高，因而深受國際經濟、金融情勢的影響。近月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擴散，造成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盪，從而對世界經濟復甦投入新的變數，很多專家甚至擔憂全球經濟可能二度衰退；知名的美國經濟學者克魯曼更預警美國，須嚴防步上日本式「失落十年」的後塵。日益嚴峻的國際經濟情勢對台灣經濟影響有多大？又將如何影響「黃金十年」的打造計畫？無疑已是當前國人最關切的問題。

短期來看，台灣面對的最大變數來自三方面，第一項就是歐債危機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雖然歐洲中央銀行（ECB）及國際貨幣基金（IMF）共同集資7,500億歐元協助歐豬五國（PIIGS），但因歐元區富有國家與高負債國家的根本矛盾難解，歐元危機迄未解除；如果歐元因而急速崩跌，不排除再次引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盪，並澆熄經濟復甦的火苗。

第二項是工業國家的需求萎縮。歐債危機將迫使歐洲國家及美、日等高負債國家緊縮消費及削減政府支出，導致全球需求萎縮，進而衝擊高度依賴出口的亞洲國家，包括大陸及四小龍等，一如金融海嘯在實體經濟掀起的連鎖反應，引發世界經濟雙底之憂。

第三是大陸市場風險急遽升高。在金融海嘯期間，大陸依賴房市熱潮及大量投資維持了9%的高成長，但也同時製造了資產泡沫及產能過剩問題。最近大陸持續緊縮貨幣及強力抑制房價措施已對金融市場造成強烈衝擊，加上人民幣升值壓力未除，整體經濟風險升高。

上述三大變數若持續發酵，對台灣金融市場及經濟的衝擊愈來愈大，去年第四季以來的高速成長可能曇花一現，新的考驗將接踵而至。就中長期而言，台灣面對的挑戰更為艱鉅。首先，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美國及歐洲現有依賴民間消費及高額政府支出的成長模式將難以為繼，確有可能進入克魯曼所預言的「失落十年」經濟調整期，低成長、高失業恐成常態。這勢必衝擊到目前眾多台商「以歐美為最終市場」，並「以大陸為製造工廠」的間接出口模式。

其次，由於美歐政府可運用的貨幣、財政政策等政策工具均受到嚴苛限制，從而最可能採取的策略就是逼迫人民幣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升值，藉以改善長期貿易失衡，並迫使新興市場擴大內需，共同承擔國際責任。此一趨勢很可能讓人民幣長期看升，並拉低大陸出口及經濟成長率，這也必然會對大陸台商及台灣經濟構成嚴酷的考驗。

面對美、歐可能同時步入「失落十年」的不利國際環境，台灣能否衝出難關，打造「黃金十年」，繫於兩大關鍵：第一是新興市場尤其是大陸的經濟發展，能否與工業國家的經濟發展脫鉤（decoupling），亦即該等國家內需的擴大，能否彌補對工業國家出口減少的幅度；第二是台灣經濟如何在全球產銷鏈上重新定位，並善用大陸市場創造新的成長動能。這兩者部分非可操之在我，但也有相當部分可透過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而達成目標；這正是現階段馬政府必須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台灣經濟十年大計。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2.25 03:17 am 
 
年後長三角到珠三角幾個主要加工出口基地紛紛傳出民工荒，一方面基本薪資大幅調升，另一方面嚴重缺工；據估計，廣東一省，缺工即可能上千萬人，一般台商普遍缺工三到四成。

一般人不明就裡，以為隔著台灣海峽，即使他們火燒屁股，干我們何事。卻不知，大陸沿海數萬家加工出口業，正是台灣的衣食父母。多年來，我們每年經濟成長4%上下，其中四分之三，都拜資訊電子、紡織等產業對這些加工出口廠商的出口快速成長之賜。金融海嘯前，台灣經濟開始疲弱，也正是由於對岸從2008年實施的「騰籠換鳥」政策、勞動合同法等傷及加工出口業的競爭力。幸好懸崖勒馬，從2008年中期反轉了緊縮出口退稅的政策，令情勢緩和。然而這個市場究竟已受到嚴重的扭曲，許多沿海企業轉向內陸發展，加上平衡內陸與沿海地區落差的政策，終演成目前困局。

大陸沿海的加工出口產業，原本就踵武台灣之後，藉相對低廉的勞動為其最大競爭優勢；如今工資大幅升高，甚至高於星、港等地外勞成本，優勢顯已不再，又出現令廠商不敢接單的嚴重缺工問題，更是雪上加霜。尤其後者，正是25年前逼迫台灣加工出口業出走的致命殺手。中國大陸靠廉價勞動快速推動加工出口的好景，恐怕已走到盡頭。

一旦沿海地區加工出口業凋零，內陸地區又受到運輸成本的嚴酷限制無法取而代之，台灣經濟成長賴為命脈的出口增長，也就煙消雲散；對於今日飽受國際經濟變局衝擊的台灣而言，絕不可等閒視之，更不能隔岸觀火，坐令情勢惡化。

台灣目前最大的困境在於，外需完全受制於對岸，而國內需求則委靡不振，消費能維持微幅成長已屬不易，投資則端看出口產業的興衰而定，就目前情勢而言，實在不容樂觀。馬政府上台近兩年，卻無任何建樹足以振衰起敝，不但使民調日益低落，更坐令國脈及2,300萬人民的命運陷入危境。

危機往往正是轉機；當大陸沿海數萬台商走投無路之際，台灣反可成為他們的庇護所。以今日台灣基本設施完善、專業人才薈萃、法令規章完備、中上游產業成熟的大環境，只要在稅負與基層勞力兩方面有所突破，上萬家優良的台商都會踴躍還巢。以東莞一地為例，具備上櫃以上資格的企業有上百家願意回台設置營運總部與研發及財務中心，其營業額合計高達新台幣2兆元，加上深圳、長三角地區，金額更令人咋舌。

然而正是稅負與外勞這兩項，構成無法跨越的門檻；財政部堅持不給租稅優惠，勞委會則矢言外勞薪資不可能與基本工資脫鉤，於是再好的機會都化為泡影。

不過，卻有一個惠而不費的出路，既無損財政部稅收，也不致掠奪本地勞工的工作機會；就是擇定台北港、台中港周邊低度利用區域劃為特區，區內實施17.5%的單一稅制，同時比照新加坡外勞制度決定外勞工資及數量。這個有如新加坡的境外特區，初期只容許來自國外的企業設置營運總部、研發、財務中心，以及若干與中上游產業高度結合且經過精挑細選的深加工部門。

只要有數百家這樣的廠商進駐，即能帶動國內投資、營建、服務業需求快速擴增，亦可彌補對岸沿海下游加工業萎縮的國外需求，更憑空在淡水河口變出一個足以媲美上海灘、超越仁川港的港埠。

馬政府只要一聲令下，即可立辦。但已經破釜沉舟、宣布不再連任的台北縣周縣長，若能在所餘十月任期中奮力一搏，成此不世功業，更將為全台灣留下無窮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