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朱雲鵬】 2010.07.04 02:08 am 
 
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經濟整合協議，通常會產生所謂的「貿易替代效果」，也就是原來從經濟協議以外國家所進口的物品，改由參加整合的國家進口。當然，也可能有「貿易創造效果」，也就是因為協議的簽署，而增加彼此的貿易往來。無論那一種效果大，對於沒有參加協議的國家，都會是焦慮的來源。

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出現區域經濟整合的「骨牌論」，或「傳染論」。也就是，只要有一個重要的自由貿易區成型，其他經濟體會陸續跟進。在亞洲，從東協形成自由市場開始，這種骨牌連動的效果十分明顯。中國大陸、南韓、日本似乎都是搶著和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區的協議。南韓最近幾年的動作更明顯，除了東協之外，它還試圖和美國、歐盟、印度簽自由貿易協定。在兩岸密集談判「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同時，南韓總統李明博於今年四月間在青瓦台召開了「緊急經濟對策會議」；據報導，知識經濟部長崔炅煥在會上表示：南韓將研究推進南韓和中國大陸有關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條件，以便於讓南韓企業確保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

從這次兩岸所簽署協議的早收清單來看，產品偏向於下游而非上游，偏向於中小企業而非大企業。即使韓、日輸出的許多商品屬於上游產品，或大企業的品牌產品，他們還是會擔心在不久的未來，終究會成為貿易替代效果的受害者。所以，他們會加快腳步，落實了骨牌理論的預測。最近美國歐巴馬總統似乎又對已簽署但尚未由國會通過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產生興趣，也代表了另一種骨牌效應。

台灣在此時刻，應當把握東亞經濟整合骨牌效應中的「空檔」，趕緊發展自己的產業，豎立新的里程碑。這是兩岸已簽協議，但日、韓等主要競爭對手還沒有跟進之間的「機會櫥窗」，要好好把握。利用這次所簽的協議，台灣應當快速推動三件事，就是就業、投資和市場。

早收清單裡的紡織及成衣業，目前雇用了十五萬人；石化下游的橡膠和塑膠製品業雇用了十六萬，機械業和汽車零件業加起來雇用的員工超過廿萬。如果這些行業都能因為貿易替代或創造效果，增加百分之十的就業，加起來就是數萬個就業機會。對岸新開放的十八項農業，和十一項服務業，也有機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在投資方面，兩岸經濟協議可以帶給我們什麼呢？由於台灣會成為貿易替代和創造效果的受益者，外商對來台灣投資的興趣會增加，一如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對於成員國的促進投資效果。台商方面，現在許多廠商面對轉型的挑戰，大陸沿海地區的工資也在上漲，相較之下，台灣降低營所稅以及遺產稅等措施，使得投資環境大幅改善，相信會有許多台商因此把台灣當作全球營運總部，並甚至將若干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放在台灣。

在市場方面，最重要的是品牌的培養。一方面應當加強中小品牌的出線，像食品、連鎖店等；康師傅、鼎泰豐、85℃等都已經是成功的典範，而且已漸漸由小變大。另一方面是電子資訊業，應當由代工轉變為品牌；這個難度高，但看看宏碁和華碩的例子，似乎仍有可為之處。

下一波骨牌效應何時來到，現在很難說，但寧可相信其會來得快，而不要恃其會來得慢。所以動作要快，無論個人、廠商或政府，都要快。這是東亞經濟整合骨牌效應中出現的難得良機，稍縱即逝。

（作者為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7.04 02:08 am 
 
在我們的呼籲下，馬總統上周四公布了後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時代的經濟發展戰略。這個戰略的核心，一是成立兩個高層次小組，一是招商與自由貿易協定（FTA）雙管齊下的推動計畫。但這些規劃，好像都還不到戰略的層次，而只是戰術的運用。在政府用成立幾個小組、增加幾件投資案、洽簽幾個FTA這些量化指標來評估成效的同時，更需要眼觀未來的布局、清楚的長期目標以及逐步實現的方法。

先談這些戰術。招商小組與經貿戰略小組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遠的不說，光是這幾年的天網計畫、愛台12建設的海外招商，乃至於「促進投資聯合協調中心」等，吸引外資政策已不知幾凡。確實，在亞洲地區中，台灣外人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一直落後，甚至低於馬來西亞等國，使招商引資成為重要的工作，而後ECFA時代提供了吸引外資的新誘因。但是，我們看不出這個新招商小組有那些如魔術師劉謙般的能耐，可把招商帶到新境界。

再談全球經濟戰略小組的成立。十餘年前，行政院就已成立「國際經貿策略聯盟布局小組」與工作分組，且其目標比全球經濟戰略小組還宏觀：策略、布局與合縱連橫，無一不缺；但近年此一任務編組的實際運作層級不斷降低，總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長幾乎不再主持，連經濟部等部會首長都鮮少出現。又經濟部負責FTA談判的「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迄今仍是個黑機關，而在行政院組織再造規劃中，其定位與存廢也尚無定論。我們建議，在這些高層次的小組運作前，應先整合、活化現有機制，確定執行架構，否則戰略還沒見到成效，就已出現疊床架屋、隊形不清的問題。

再談經濟戰略。借用日本策略大師大前研一的說法，ECFA是個維他命，所以不是保命丸。這句話的背後意義，在於一國經濟的自由度與制度現代化，才是成功的關鍵，而台灣還有許多改善空間。依世界銀行2010年經商難易度指標的總排名，台灣在183國中名列第46，遠遠落於新加坡(第1)、香港(3)、泰國(12)、日本(15)、韓國(19)與馬來西亞(23)。在各種國際評比中，台灣鮮有如此大的落差，而這些競爭對手中，大都已與中國大陸或美國、歐盟簽有FTA，所以在後ECFA時代，台灣充其量只能算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更何況ECFA給予台灣的競爭優勢中，還有不少可能被內國體制落後所抵銷！

這些用同一指標進行跨國評比的排名，除凸顯對本國與外國企業，台灣在經營環境上還有許多障礙與限制外；也代表從競爭對手的經驗顯示，這些限制與障礙都有解除的可能。

經濟障礙的解除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法規的鬆綁與革新，一是自由化及政府與經濟活動互動關係的調整。這些方向，或許才是不討喜但關鍵的經濟戰略內涵。在法規鬆綁上，經建會曾扮演過積極的推手，但近年的法規革新內容，都是因應兩岸經貿正常化的小變革，並無體制面、躍進式的大革新，更無制度化的檢討及革新機制。再如民營化這個評估政府角色調整的重要指標，幾已被人遺忘；在金融、電信與能源等產業中，仍有許多政府實質控制的公司在與民間企業競爭，電力自由化更拖了十年未決。上述排除經濟障礙的作為，政府也曾有過多次規劃，但能真正實現的政治機會不多。如今，機會來了，兩岸簽署ECFA的深遠影響，不僅在於兩岸經貿關係的制度化，更為政府帶來前所未有的改革契機與環境，以推動這些關鍵卻未竟的工作，馬總統一定要把握住。

2010-07-02 工商時報 【本報訊】

馬英九親上火線總統馬英九召開中外記者會，說明後ECFA的台灣新契機。他表示簽訂ECFA讓台灣突破經濟孤立，會中並承諾，「未來每年都會有新的免減稅項目」。圖/顏謙隆
 
    　馬英九總統於昨日召開記者會，針對後ECFA新經濟情勢，表示將在國安會下成立「全球經濟戰略小組」，積極研擬戰略以開創黃金十年。馬總統的用心，值得國人加以肯定，但從這些年台灣經濟社會的停滯可以發現，今天我們的困境不在於經濟計畫不夠多、不在於金融資本不夠雄厚，而在於彼此互信的社會資本正快速流失，倘不能重新恢復這一社會資本，即使再高明的經濟戰略亦將無用。

    　大家都知道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推崇市場那一隻看不見的手，但其實在此之前他所出版的《道德情操論》一書，曾以極大的篇幅陳述人們的習慣及社會的風尚，深深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歷史學者法蘭西斯．福山也從歷史興衰中發現，創造一國經濟繁榮的最重要力量是人們彼此的信任。這個看不到、摸不著的社會互信力量，對經濟影響之大，不言可喻。

    　其實，社會資本也沒有那麼抽象。從二戰結束後，亞洲四小龍、前蘇聯、南美的經濟表現可以發現，光有金融資本、人力資本未必能促進經濟繁榮，只有在一個充滿信任的社會網絡裡，才能使各項資本全然釋出成長動能。這個充滿信任的社會網絡，即是社會資本。

    　台灣早年能創造經濟奇蹟，確實是依靠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前賢的前瞻眼光，著手改革外匯制度、設置科學園區、訂定獎勵投資條例所致。但是大多數人都忽略了這些經濟政策所以能夠成功，隱隱然還有另一股力量，那就是社會彼此互信、文官體系積極任事的社會資本。換言之，經濟政策的成功仍是建立在一個充沛的社會資本之上。

    　社會資本形成的關鍵為何？我們要引述論語的一段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話道出執政者上自總統，下至各級文官，對於社會資本的建立具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回憶196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也正由於那些居上位者夙夜匪懈，認真任事的態度影響了整個社會風氣。尹仲容曾因揚子案辭官歸隱，但在歷此挫折復出後仍不改積極任事的態度，他常鼓勵部屬：「擔任公職絕不可存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理。應該抱有多做事不怕錯的勇氣，只要不是存心做錯。」

    　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的積極任事鼓勵了那一代的文官，帶動了積極任事的風氣，同時也建立了一個互信安定的社會資本。但反觀今天，政府部會首長年年調動，尹仲容、李國鼎這樣有大臣之風的大員已不復見，如此文官體系遂又流於因循舊例，不事積極進取。由此而下的各級官員紀律鬆弛，加上社會詐騙橫行，所引起的民怨多不勝數，社會互信的資本也正因此快速流失中。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年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看到新政策不斷地提出來，但泰半是新瓶裝舊酒，執行的政策經常無疾而終。何以致之？政府大員裡缺乏尹仲容這樣有擔當者，於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心態瀰漫文官體系。國土規劃喊了多年還在紙上作業，服務業發展推動多年還在整合座談，許多政策口號看似宏偉，實則毫無新意；這些方案大概都可以從三、四年前的舊檔案裡，找到相似的計畫。這種氣息進一步擴散，則非但無所作為而已，更將擾民而引發民怨。前年南部一位老農買下法院拍賣的農地，繳了保證金與尾款後，法院突然通知農地被別人買走了，氣的這位老農說：「想不到法院比路邊攤還沒信用」。另外北部有一位重度智障青年在便利商店拿了麵包吃，到場的員警想聯絡家屬並代墊麵包錢，派出所主管卻指示：「現在績效欠這麼多，反正辦他也不會起訴。」此外，今年以來高等學府更傳出多起老師以學生當人頭詐領研究經費的案子。凡此種種，不勝枚舉，若要再舉社會詐騙的案例，那就真是罄竹難書了。如此則社會資本怎麼不流失？

    　除了因為文官體系的因循而造成社會資本流失之外，造成台灣社會資本流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藍綠的統獨爭議。意識型態對立讓原本平靜無波的台灣社會近年衝突頻傳，在政治人物煽風點火下，每逢選舉就撕裂彼此的互信，朋友、同事甚至夫婦因政治立場而反目者，時有所聞。如此社會資本又豈能不流失？

    　台灣這些年也並非全然沒有令人感動的故事，去年九月兩位客運司機侯文田、蘇勝裕犧牲自己，拯救了全車旅客，這就是社會資本的積累。這一事件雖經本報社論籲請當局以實際行動表揚，但終究馬總統也僅在國慶演說中寥寥幾語帶過，殊為可惜。

    　社會資本的建立極為不易，但摧毀卻只在彈指之間。政府大員的不當言行可以摧毀、文官的因循怠惰可以摧毀、政治爭鬥可以摧毀、法院的錯誤判決更可以摧毀。我們再度籲請馬總統正視社會資本。規劃經濟戰略固然重要，但是社會資本若不能恢復，台灣經濟恐怕只能繼續空轉下去。

【聯合報╱林建山／環球經濟社社長（台北市）】 2010.07.02 03:22 am 
 
馬英九總統昨天下午舉行中外記者會，宣示台灣將以「壯大台灣經濟、加強兩岸合作、落實全球布局」作為當前政府施政願景。希望這宣示，傳達的不止是台灣經濟的「轉骨」變身，也是馬總統國家領導格局的「轉骨」變身。

關於在行政院層級成立「全球招商小組」，是把實施多年、吸引台商回流投資的「鮭魚返鄉」計畫，提高到面向全球資本與技術，特別是歐美先進國家企業與投資人的招引與促進，一方面對於既往十五年間台灣經濟「投資低盪落後」，甚至經濟海嘯之後，就業機會不振，藉吸引國際企業，來壯大與補足；另一方面，亦充分利用台灣近兩年在大小環境的改變，加強對全球招商引資，實質上也是一種擴大台灣產業產品市場空間的有效策略。

這種國家型「攻擊性策略」，更可以促使過去規劃的「亞太營運中心」等六大區域經濟中心計畫，有敗部復活的機會。

另一項重要宣示，是在總統府國安會成立「全球經濟戰略小組」，由馬總統親自督導重要經濟戰略的擬定與執行，可謂立意良善。

不過，這種機制的設計，讓我們恍然猶見經國先生「財經小組」復活重現，也不免想到日本前首相鳩山就任第一星期所宣布成立的「國家戰略局」，或更早於二○○二年，英國布萊爾政府設置的「國家戰略小組」，到了卡麥隆執政後，已予改制併入的「內閣辦公室」。

國家經濟戰略小組型態的「國家級規劃機構」，基本上都是先進國家行政權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在英日兩國推動超部會「國家戰略局」不久之後，終皆歸返行政部門，應當是一個國家體制正常化的必要作法。

在台灣，我們已有「經建會」之設置，也許讓經建會真正回復到傳統既有「小內閣」的精神和運作地位，應該就可以作好，馬總統所冀盼的凝聚統合戰略思維與策略行動，讓馬總統可以站在制高點上領導，而不至於直衝第一線，甚至成為衝到最前線的戰地司令官或變成科長總統，並不妥當。

【聯合報╱本報記者李明賢】 2010.07.02 03:37 am
  
馬總統曾形容政府因應美中台三角關係，猶如「同時下三盤棋」，既要處理美中，又得應付在野黨；在後ECFA戰略布局，棋局再清楚不過，就看能否拚出一盤經濟好棋。

後ECFA財經布局，馬政府把創新、招商列首要目標，包括政院成立招商小組、國安會增設「全球經濟戰略小組」，將創新與招商提升至國安層級，讓馬總統站上第一線。

王毅提台灣洽簽FTA可「合情合理對待、務實妥善處理」，馬總統回應「法理情三方面，大陸都要理解的」，「法」就是依WTO架構，台灣本來就有此權益，王毅講「情理」，馬講「法理情」，也代表兩岸某種角力。

兩岸關係終究有其敏感性，尤其牽動國內朝野互動，兩盤棋局又相互影響，包括馬政府將ECFA比照條約、賴幸媛提出「兩岸進入實質互不否認階段」，也等於站穩立場，預設防火線。

ECFA仍需闖過立院這道關卡，隨後還有在野黨發動遊行、公投，若要發揮如馬總統所謂「裝上翅膀、讓台灣經濟起飛」的動力，就要讓經濟效益儘速發酵，減緩在野黨一波波政治攻勢。

簽ECFA，某種程度上已代表兩岸暫時擱置政治爭議，卻讓藍綠衝突升高，拚選舉優於拚經濟，這才是弔詭之處。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6.24 02:47 am 
 
日本民主黨政府22日推出長期財政改革計畫，承諾要限制發行公債、改革稅制，在十年內平衡總預算；本月初，德國也通過四年內削減逾860億歐元（約新台幣3.3兆元）的預算計畫，政府撙節規模堪稱二戰以來最大。日、德兩大經濟體相繼展開財政革新進程，凸顯歐洲債務危機後，工業化國家已開始控制擴張性財政的風險，並省思舉債救經濟、挑戰國家財政承受力，未必是場必贏的賭局。目前已集「輕稅」與「重債」於一身的台灣，應知所警惕並因應，不讓債務危機上身。

台灣的政府官員一直是擴張性財政的信徒，金融海嘯的危機期間如此，編製中的建國百年政府預算，預估仍要舉債2,000餘億元，整體未償債務餘額逼近5兆元，初估政府1年期以上累積債務餘額占前三年國民生產毛額（GNP）的比率，明年將來到接近38%的歷史新高，距離公共債務法所訂的舉債上限40%，只有一步之遙。換句話說，政府現有4.6兆元的負債，以一年還債600億元的速度，仍得花上77年才能還得清，且期間不能再舉債。不必國際比較，也毋需強辯，依照台灣自己訂下的債務標準，台灣就是一個高負債國家。

台灣近年負債上升有其不得不然的時空背景。前年9月的金融海嘯，迫使馬政府暫拋稅收短徵2,600億元的危機，在二年內舉債總額近1兆元，讓負債比率一路跳升，且迄今看不到回降跡象。然而，台灣是一個小型經濟體，經濟發展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擴張性財政帶動的乘數效果，難與內需型國家相比。因此，舉債能不能救經濟，答案未必是肯定的；但可以確定的是：台灣沒有本錢坐視負債比率持續上升。

對於政府負債的警覺，40%只是紅線，現在舉債未破表，不代表財政結構沒有危險；因為政府已連三年以逼近臨界值的方式大規模舉債，也連三年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大規模減稅，近兆元的新增債務、破千億元的減稅支出，讓國家財政宛如築於沙堡之上，再有海嘯來襲，就有瞬間崩解坍塌之虞。

馬政府曾向國人強調幾個驕傲的數字，包括去年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只有12.2%，是亞洲甚至全球最低；台灣的政府債務餘額占GNP比率仍在40%的債限內，且每年正常還本付息。馬政府認為，讓人民繳最少的稅、做最多的事，台灣的財政算得上是全球模範。然而，以「輕稅」搭配「重債」檢視一國財政結構時，卻恰是兩個互相矛盾的指標：輕稅代表國庫富足，願意藏富於民；重債卻表示國庫收入不夠，須靠舉債支應。台灣輕稅的背後，藏有重債的隱憂。

用數字說話，民國80年時政府收入是6,000億元，未償債務只有2,647億元；20年後的今天，政府歲入規模增為1.7兆元，但債務暴增為4.6兆元。所謂「財政健全」的事實，竟是20年來政府收入只增加二倍，債務卻激增了17.4倍。龜速增加的收入，早已趕不上音速竄升的負債；而政府以擴大舉債換取經濟成長的政策，顯然也沒有達到豐實國庫稅收的預期效果。面對財政赤字及負債問題，政府已須有另一套劇本：停止減稅、檢討支出，不能再遲疑；集中資源提升產業競爭力，必要時增稅調整收入結構，更是執政者發揮智慧的重要考驗。

台灣不會是希臘，也不會成為西班牙，但不代表同樣揹負高額債務的台灣，可以因此免除隨時可能引爆的本土版債務危機。建國百年值得歡慶，但更需要反省，財政惡化的警鐘正在倒數，重整財政、改革稅制，將是歡慶建國百年之際，台灣有沒有信心宣示打造黃金十年的關鍵課題。

【聯合報╱東京特派員陳世昌】 2010.06.18 03:36 am  
 
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
陳世昌／攝影

>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應我國工商事業協進會與聯合報系邀請，廿二日將在台北舉行一場專題演講，對世界的金融危機局勢及兩岸關係提出見解。

台灣企業須升級

大前研一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他非常支持兩岸簽署ECFA，而且「愈快愈好」。他說，現在台海兩岸都是市場經濟制度，已是「兩國一制」，兩岸的合作讓南韓非常擔心在中國市場輸給台灣。但他也提醒台灣，最近鴻海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反映出製造業在中國逐漸面臨瓶頸，台灣企業必須升級，提供更高階層的專業服務，取代現在由香港在中國獨占的地位。

大前表示，以後的世界是國家領導人帶頭進行市場開拓的世界，中國現在的地方市長就扮演這樣的角色。中國有兩百多位市長，有如一個大企業下面有兩百個事業部，兩百個主管在全世界招商，這是中國近年發展迅速的原因之一。

南韓已有危機感

他說，現在大家都不太會去注意中國的共產主義了，現在完全是市場經濟，所以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已不是「一國兩制」的時代了，兩邊都是市場經濟制度。

南韓對台海兩岸「兩國一制」這個情況最有危機感。大前指出，現在看南韓的新聞，幾乎每天都有「Chi Wan（中國加台灣）」的名詞出現，認為中國有今天的繁榮，是託台灣之福，Chi Wan在電子業的優勢，南韓是趕不上的，台灣擁有中文、英文與日文的優勢。

莫放棄中國市場

不過在中國很成功的富士康最近發生了問題，大前認為富士康的員工跳樓風波和大幅加薪是「鴻海衝擊」，對所有企業都造成了影響。中國政府現在偏偏又打出「所得倍增論」，一下子漲一倍對外國企業來說壓力很大，所以現在很多企業都開始到東南亞另尋生路，中國的勞工薪資，已逐漸達到泰國、印尼的兩倍了。泰印現在的工資大約每月兩百美金，中國南方都已超過這個數目，現在還要談所得倍增，月薪若達到四百美元，企業都要出走到東南亞了。

大前說，台灣企業當然不能到越南、印尼去設廠，那就失去了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優勢。台灣要繼續耕耘中國市場，應該要放在專業項目的服務業上。中國市場這類專業服務（professioal service）項目，包括金融服務、法律律師服務、工學技術系統設計等，現在都是香港在做，但是人數不夠。

籲快點簽ECFA

對兩岸簽署ECFA，大前表示他向來都贊同，而且愈快愈好。他說，雖然號稱有四成台灣人反對ECFA，但實際上贊成的企業居多，反對的只占百分之二。台灣政府也應該打出更鮮明的開放政策，幫助還有能力的企業到中國去打拚，不然許多企業都私下出走，像頂新、旺旺就到中國另外成立公司，台灣什麼好處都沒有。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6.13 04:08 am 
 
政府經常在喊要吸引台商回台投資，但成果不彰。最近由於富士康事件，吸引台商回流又成為流行的政策口號。日前馬總統說將設置「經貿營運特區」鼓勵台商進駐，行政院也提出吸引台商五大策略，但這些政策仍缺乏新意，以及真正可以吸引投資以協助台灣經濟發展的利基。

經貿特區的想法已經談了十多年，但近日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政府應該告訴業者，特區的「特」是在那裡。事實上，政府至今仍講不出特區會有什麼對投資者和台灣經濟都有利的特別政策。行政院提出的吸引台商五大策略，包括單一窗口服務、降低遺產稅、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通過產業創新條例及低價出售工業區土地等。其中，除單一窗口外，都是既有且非專門針對台商所需的政策。這樣的五大策略若不講出來，人民還以為政府有什麼絕招妙計，但講出來只讓人覺得漏氣。

政府吸引台商和外商來台投資成效不彰的主因，是沒有從國家正確的利基來思考。政府似乎以為台商或外資來台投資就是好事，而只要給一點點好處，台商、外商就會蜂擁而至，因而政府的政策思考重心都是在降低企業的成本。然而，在目前全球競爭的時代，要吸引投資，不是讓投資者得到比外國低很多的成本，就是高很多的效益。我們若只是用減稅和補貼等手段，把目前台商在國外的生產活動吸引回台灣，它們在台灣能高於國外的利益頂多僅限於政府所提供的這些，能吸引到的投資自然也有限；而且，當工資和匯率等因素稍有變化時，這些活動又將無法在台灣做下去。這是我們昨日指出台商回台須做不一樣的生產之主要原因。

能讓廠商有誘因長期在台灣發展的生產活動，必須是台灣能具有真正國際比較利益的活動，而不是靠政府降稅、補貼或給予特權才能存活的活動。吸引和發展這類有國際比較利益的活動，也才是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整體利益的策略。可惜的是，政府的產業發展政策及吸引台外資政策很少注意到國際比較利益；我們的政策常常是什麼產業都想要而沒有重點，或者是盲目追求流行，看外國發展什麼新產業，政府就跟著喊。目前吸引台商回台投資的政策若把重點放在吸引外國不要或做不下去的生產，則結果很可能比沒有重點還要糟糕。

政府應該研究，目前國外台商有什麼特別的能力值得拿回台灣來應用，以及台灣能有什麼特別的能力得以和台商的能力結合，進而形成更高的國際比較利益，並以這些項目做為吸引台商回台政策的重點。粗略來說，至少有三種模式很可能符合這個原則。第一是我們一再提到的台商量產能力和台灣研發設計能力的結合；這種模式要台商回台投資的可能不是全部生產，而是配合研發活動及新產品試產所需的高階小量生產，政府要配合的重點也不是降低和勞動成本，而是提供研發設計設施及服務。

第二種模式是海外產業和國內產業結合的新產品，特別是電子資訊技術和各種消費品的結合；這種模式最需政策協助的是促成合作所需的資訊，以及公平分享合作利益的法律制度。

第三種模式是相關產業聚集在一起或垂直整合，以形成群聚效益。例如我國的半導體和面板產業已有世界級的技術和規模，我們若能在台灣發展更多中下游相關產業，不只可因相互支援而得到更高競爭力，也可降低產業為配合下游廠商所需的外移壓力。像郭董事長有意建立液晶電視由上游到下游一條龍的生產，政府就應具備將這種「龍」爭取來台灣的政策支援能力，吸引台商才不會只是口號。

【聯合晚報╱社論】 2010.06.10 02:32 pm 
 
「富士康事件」驚動國際，郭台銘在危機處理的股東會上講了幾個重點，認為自己「背十字架」；關於員工宿舍、員工生活負擔的問題，希望中共政府能接手責任；還強調碰到這樣的事，他考慮要將工廠遷回台灣。

郭董的說法，輿論評價不一，有人同情，也有人認為過度精於算計。倒是我們的經濟部立刻有了反應，表示歡迎台商回台設廠，還特別提出了外勞薪資可以比基本工資低2500元的特殊誘因。

召喚台商回流，當然是政府一貫政策，但經濟部馬上提出特優待遇，會不會太快太積極了些？

富士康的問題，不是技術水準不足，而是勞動條件不佳，否則也不致如此快速加薪。中國大陸都嫌勞動條件不佳的工廠，要遷回台灣，表示台灣可以承受比大陸更低的勞動條件嗎？不可能吧！這樣的工廠要在台灣存活，唯一的方式就是引進廉價外勞，所以最近才會一直出現「外勞薪資可否低於本地基本薪資」的話題，在經貿特區的構想中一再討論，勞委會也持續抗拒。

仔細想想，這樣台商回流的工廠，如果只為雇用廉價外勞，怎會有助於台灣本地勞工就業？將一大堆外勞「關」在廠區裡，那又是什麼樣的工廠？能保證不出狀況、不出問題嗎？幾十年前加工出口區女工雲集的景象，若複製於今日台灣，能帶來又一次經濟奇蹟嗎？

政府應認識清楚台灣經濟的強項，既非天然資源，也絕對不是廉價勞力，而是能創造附加價值的社會與文化環境，是設計合理製造流程、降低成本、多元彈性的應變管理能力。台灣應善用這些長處，讓經濟體質持續升級，而不是走回頭路，靠引進廉價外勞的「血汗工廠」，或靠出賣環境換取成長。

國光化工廠要設在濁水溪口，台商的廉價勞動力工廠要回台，都不是有助於台灣產業升級的做法。令人遺憾地，政府部門，尤其是經濟部，只急著歡迎，而未站在審慎把關的立場。資本家可以只看自己的利潤，政府不可以，沒有遠見、沒有長期規畫的經濟發展，有時比不發展還更糟！

2010-06-10 中國時報 【孫一信】

    　私立高中職學費全面補助政策跳票，引起社會嘩然。未來各項政務的跳票、倒退或補助資格嚴審，其實都是預料中的事，不過人民再怎麼嘩然，最終還是徒然，因為兩年下來的稅制和財政政策方向已經命定了這個結果。

    　財政部國庫署的中央政府公債統計，納入《公債法》法定舉債額度九八年是一六五○億、九九年是二二八七億；而未列入《公債法》的特別預算（消費券、振興經濟、莫拉克等）舉債九八年二五二五億、九九年是三○五○億。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特別預算的舉債高過年度總預算，縱使行政院已經投機的將許多非緊急性公共建設和搶救失業的經費納入不受公債法規範的特別預算編列，但光計算納入公債法年度總預算的法定舉債額度存量，已經高達四兆六千億，是我國ＧＤＰ的三五．○八％，逼近公債法四○％舉債上限。

    　去年因為景氣不佳造成稅收短徵二千六百億，這姑且視為是短期現象可以不怪政府。但是兩年來營所稅、綜所稅、遺贈稅、期交稅調降，還有增加特別扣除額、保留促產研發抵減，在還沒有估算企業大幅增加未分配盈餘而增加的綜所稅損失，林林總總的減稅案合計每年稅損就高達二○九五億。據財政部估計促產落日第一年不過回收三四○億，也就是說，明年各級政府法定稅收將短少一七五五億。九八年我國國民平均稅賦負擔率來到十二．二％，有媒體預估未來還會探底到十一．三％。

    　國家舉債已經沒空間，稅收又急速下降，除了造成標準普爾和惠譽等公司持續將我國國家主權信評調為負向外，這樣的財政現況已經開始嚴重影響到基層民眾的勞動再生產。舉例來講，九十九年度中央政府社會福利預算扣除補助北、高及各縣市政府勞健保欠費補助，實則減少了九十六億；各部會在籌編民國一百年預算，也被主計處要求統一減列五％；最攸關民眾的社會救助法修法，因經費無著落，仍躺在行政院。且台灣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還要面對軍公教退撫基金、勞保、國保、農保在民國一一八年以前相繼破產。（破產指基金歸零，每年支出大於收入；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第四次精算作業期末報告；勞保基金將於民國一一六年破產）

    　從這個角度看，公私立高中職學費補助政策還算是一個民眾還沒享受到福利的新政策，這個政策跳票算起來只是一陣落石而已，更大的財政土石流還沒來。當土石流真的來了，極有可能全面淹沒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社福、醫療和教育基礎。台灣應有渺茫的機會做好財政邊坡和擋土牆，不過我們有一個認為台灣財政狀況很好，認為舉債不達上限是笨蛋的財政部長；最近又多了一個企圖取消《公債法》債限、舉債度日的主計長。人民能不擔心嗎？

    　（作者為公平稅改聯盟發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