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 2010.09.11 02:24 am 
 
行政院前副院長、國民黨提名台北縣長參選人朱立倫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提到他對於地方政府舉債建設的看法。朱立倫指出，「舉債度日」與「舉債建設」不同，他不贊成前者，但認為舉債建設才是「硬道理」。他以桃園縣為例，他接任縣長時縣府負債為一百多億、卸任時負債為三百多億。雖然負債增加了不少，但同期間資產也由一千三百億增加為三千四百億。朱立倫認為，這樣的舉債建設並無不可。

朱立倫所指稱的建設包括增修四十五所學校、擴建四十所校舍、開闢二百七十條道路、八十八座公園、闢建三百四十公里的自行車道等。這些建設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但若要以這些事蹟合理化「舉債做建設」，則恐易滋相當的誤導。再怎麼說，政府「舉債」絕對有其複雜的負面學理顧慮，而舉債做政府建設也絕不是什麼放諸四海的硬道理。若要更進一步以此論點合理化上調地方政府公債上限，那就是嚴重的誤導了。

也許朱前副院長所想說的是：政府舉債只適合用於長期的資本性支出﹙如橋梁水庫﹚、而不宜用於經常性支出﹙如公務員加薪﹚；這一點，我們完全同意。以中長期債務融資中長期建設、以經常性稅收融通經常門支出，當然是個正確的理財原則，不僅適用於政府，也適用於企業。然而我們也要指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有一點與企業截然不同：企業的每一筆投資、每一項廠房設備購買，都是為了賺錢，故這些投資背後也都自然隱含了衍生收益；若是一筆投資經評估無法在將來衍生足夠所得，則根本就不會被董事會通過。但是，政府的資本支出，卻完全沒有「未來衍生所得」的內建考量；沒有收益創造能力的建設，有時政府也不得不做。

以桃園縣建設事蹟為例，公園、道路、校舍、自行車道，有幾條是能夠自行產生縣府收入的？恐怕很少吧！若是投資砸錢卻無法產生收入，那麼這些支出雖然列為資本門、也許分多年折舊，但花出去的錢就是花出去了，對於每年的預算流量，其與經常性支出根本就沒有差別。

為什麼特別強調資產衍生收入的重要性呢？讓我們舉個例子為讀者解說。假設縣政府原本預算收支平衡，每年稅收與支出均為五百億。今年，縣府舉債三百億做建設，修了些馬路、蓋了些校舍。這三百億公債當然得付利息，假設年利率是百分之五，則每年利息支出就是十五億。又假設這三百億本金要分十年償還，則每年本金支出就是三十億。這三十億加上利息，就使縣府每年固定要支出四十五億本息。由於道路與校舍不能產生收益，故前述四十五億本息支出必須由原本的每年五百億稅收支應。換言之，政府舉債即使是做資本建設，但由於這些建設多數沒有衍生收入能力，故舉債越多，將來的本息支出就越多，其所排擠的其他縣政支出就越多。

前述舉債所延伸的支出排擠效果，可不是什麼新鮮論點，而是全世界所有國家、所有財政學教科書、所有財稅專家都了解的事。民進黨片面指責朱立倫在桃園縣長任內的公債額度當然是以偏概全；但若要反過來聲稱政府舉債用於資本支出有什麼硬道理或軟道理，外界也恐難以完全認同。舉債的所有道理，不論軟硬，都寫在財政學教科書裡。

政治競爭可以火辣，但是學理是非卻不能模糊。朱立倫過去七年是桃園縣成績斐然的好縣長；對於他政治上的努力，我們也寄予誠摯祝福。但是對國家財政而言，我們唯一必須要講清楚說明白的就是，政府舉債做建設，仍應謹慎為之。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9.04 02:30 am 
 
經濟部本周提出「當前經濟情勢概況」，強調當前台灣經濟形勢是「高度成長、物價低穩」；但也同時指出，這波經濟復甦主要由電子資訊工業帶動，凸顯出台灣產業結構的多元性仍不足，並可能累及國內所得分配不均，加上企業加速全球布局，海外生產比重攀升，可能牽制國內就業動能，因而衍生高失業率、貧富差距及產業結構多元化不足等三大經濟隱憂。這意味，雖然台灣經濟成長快速，但仍存在產業、所得及就業等三大結構性問題；亦呼應我們一再強調的，今年後續經濟施政的重點，要從「追求成長」移向「調整結構」。

當前台灣經濟成長來源、所得、產業、就業及區域等結構問題，有些是個別原因造成，例如所得結構惡化，就明顯與稅制結構有關；也有些是關聯因素引起，例如產業結構多元性不足及海外生產比重等產業及區域結構因素，進而造成了就業及所得結構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得真正釐清這些結構性問題的根源及相互關聯性，以免產生政策誤導，例如所謂產業結構多元性不足，其核心關鍵為何？政策上又是否可以推論為台灣產業結構應是遍地開花？

台灣電子資訊業夠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有其背景及努力，包括研發經費占全產業七成、匯集台灣過半的資金及優秀科技人才等，才造就了電子資訊產值雖僅占整體國內生產毛額（GDP）11%，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卻能超過30%以上。更重要的是，在經濟發展階段上，當脫離依賴資源發展，進入技術或創新導向發展階段時，產業的發展及擴張效應都需奠基於核心技術，例如日韓是以視聽及光學技術為核心，再搭配新興的通訊技術，進而捲動了其資訊通訊科技（ICT）產業的發展。至於台灣，以往真正稱得上核心技術者，僅有半導體製程技術，台灣產業也由此衍生發展出與此相近的製造業，包括液晶面板、太陽能面板等；但也因為如此，台灣僅有製程的核心技術，沒有原創及系統技術能力，使得下游產業只能代工拚成本，成本拚不過，當然只得外移。

這樣的情形不僅出現在電子資訊產業，也發生在金屬及石化相關產業上，只不過這些產業的處境更慘，連類似半導體的核心技術都沒有，所以上下游都得拚成本，上游產業甚至以苛扣外部成本投入，作為獲利的基礎，當然成不了經濟成長貢獻的主要來源。因此，精確地說，過去台灣產業結構的問題在於，在核心技術上，只靠單一製程技術，在製造上，只發展出資本技術密集的中間財及零組件產業，以致台灣GDP雖然增加了，但大部分分配給了設備折舊，可以分配給薪資及利潤的份額自然受到壓縮；至於不用提撥設備折舊費用的下游總部經濟，雖然營業收入受惠於海外事業成長，但這也與台灣勞工無關，自然也無法分享其利益。

以目前台灣資金淹腳目及積極推展貿易自由化的環境，在外部成本仍無法內生化的情形下，資本密集產業將更顯比較優勢，並因其投資金額龐大，自然成為政府政策的重心；但這類大型投資，若其設備大都來自進口，所生產的原物料及零組件也大都出口，那麼對台灣的就業、薪資甚至利潤的增加都微乎其微，倘若台灣再賠進環保等外部成本，那就更得不償失。

所幸，對於產業結構優化的思維，已逐漸獲社會認可；台灣的核心技術也在機械領域看到曙光，電子資訊產業則已開始從事下游系統及服務示範，並將電子技術嘗試應用於其他產業，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努力，並希望看到政府在政策面展現更明確的決心。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8.22 03:01 am 
 
最近有三個新的統計數字，同時指出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低收入戶人數由97年第二季的20.9萬人增加到今年第二季的26.3萬人；家庭收支調查中，所得最高20%家庭的平均所得是最低20%家庭的8.22倍（未計入政府移轉收支影響），是歷來最大差距；97年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則顯示，所得最高5%申報戶的平均所得，是最低5%申報戶的65.95倍，遠高於兩年前的58.61倍。影響貧富差距的因素和對策很多，今天先討論國際經貿往來的影響。

包括我國在內，高所得國家普遍面臨貧富差距惡化的問題，其首要原因可能是全球化。大量開發中國家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加入國際競爭，只要他們會生產的產品，就能藉低工資而把高所得國家的生產搶過去，高所得國家的勞工就會失去工作。除非高所得國家能持續創造出更多讓失業者繼續工作的產業及就業機會，否則失業率就會提高，整體工資水準也難以上升，甚至下降，所得分配也就會因此惡化。全球化或經貿往來自由化的程度愈高或速度愈快，勞工和產業愈難調適，進而使問題愈嚴重。

國際知名學者如克魯曼（Paul Krugman）和梭羅（Lester Thurow）都曾指出這種力量的嚴重性，香港則提供了明顯的經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香港雖因為和中國大陸經濟的結合而得到不少利益，但製造業幾乎都移到中國大陸，有些人甚至常去深圳消費，結果很多低技術的工作外移，以致香港所得分配惡化；在聯合國的報告中，香港貧富懸殊程度是已開發地區最大。

然而，政府似乎仍在逃避這個事實；部分政府官員在面對香港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時，竟以各國所得差距的統計標準不同、不能直接相比來回應。但只要學過一點點經濟統計的人都知道，兩國指標的定義即使略有不同，各國指標本身時間數列的變化方向仍具相似的意義，可用以比較。因此，依香港指標顯示出的貧富差距惡化現象，仍有其參考之處，政府切勿逃避。

政府在簽訂兩岸經濟協議（ECFA）之前，也許擔心這種現象會助長反ECFA的聲音，因此不願正面討論。但現在ECFA已獲立法院三讀通過，預訂9月就要生效，台灣不能、更不該拒絕全球化，所以政府應誠實面對自由化的衝擊，仔細核算其可能傷害的對象，而趕緊發展這些人可以重新得到工作的產業，並提供他們必要的訓練；但是，除了分年編列950億元輔導預算外，我們並未看到政府在這方面有具體的規畫及行動。

針對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經建會主委劉憶如提到擴大內需、經濟部長施顏祥說要創造優質的工作機會；這兩個方向看似正確，但都太不具體，甚且可能犯錯。

以擴大內需為例，若偏向鼓勵或縱容不動產及股票投機，對民眾的傷害更大；再者，政府推動的投資多為資本密集的大企業，招來的外商中有不少是競逐國內既有市場，這類投資和招商對失去工作的勞工幫助也有限。相對的，民進黨執政時曾規劃發展照顧服務等內需產業，以提供低技術勞工新的工作，應是較值得政府努力的方向。

也有聲音主張台灣不要只重視出口，應讓新台幣升值以提高購買力，進而擴大內需、縮小貧富差距。這是很不周全的主張，因為它未考慮升值可能促使產業減產或外移、使更多勞工失業，造成所得分配更惡化。升值即使可提高人民購買力，但用在外國產品的部分可能增加更多，短期最可能帶動的內需反而會是擴大貧富差距的股市和房市繁榮。由這種主張也可看出，貧富差距的對策仍需更多討論。

【聯合報╱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2010.08.20 02:32 am
  
行政院主計處昨日公布，最新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將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上次預測的百分之六點一四，上修至百分之八點二四，調幅高達二點一個百分點。僅僅三個月竟然會有如此大幅度的修訂，也反應出經濟情勢波動極大，而對明年經濟成長率則預估百分之四點六四，幾乎是今年的一半，可見情勢「不穩定」程度有多麼的大，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不久前所說的「非比尋常的不確定」名言，差可形容。

所以，對於這麼高的成長率預測值，不但不值得高興，反而應該要好好的探究其背後的玄機，而各國「印鈔救市」政策也需認真檢討。行政院經建會的景氣對策信號到六月已亮出連續第二個月的「黃紅燈」，且綜合判斷分數卅七分是紅燈邊緣，這也告訴我們金融泡沫、通貨膨脹的「過熱」是有必要注意，以防患於未然。

在此吊詭情況下，行政院主計處昨日發布家庭收支調查，去年所得最高百分之廿與最低百分之廿家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的倍數，由二○○八年的六點零五，擴大到二○○九年的六點三四倍，貧富差距擴大幅度不可謂不大，僅次於二○○一年的六點三九；若將社福、稅負等政策移轉收支扣除，二○○九年的高低所得家庭貧富倍數高達八點二二倍，不但高於二○○八年的七點七三，也高於二○○一年的七點六七，創下史上新高。官員表示，去年受到金融海嘯影響，衝擊就業市場，失業人數驟增，影響家庭收支情況，導致家庭所得差距攀升。

這種說法是有幾分道理在，但受僱人員薪資報酬已十多年沒增加，實質報酬甚至還減少，而經濟成長率近十年雖有兩年呈現負成長，但平均也在百分之四以上，這幾年「M型社會」甚囂塵上，「誰A走成長果實」也成為街頭巷議，加上一九九六年以來失業率向上攀升，尤其中高齡弱勢的失業特別嚴重，更加深貧富差距、所得分配不均的感覺。這是長期現象，不是金融海嘯可以解釋的。

雖然一九八○年開始，台灣所得分配才由趨向平均反轉為走向不均，而且M型社會現象也非台灣獨有，但少數富人擁有高比率財富總是為人側目，何況台灣是由成長率高、失業率低、所得分配平均的「經濟奇蹟」落入M型社會行列，相對地令人難以接受。

全球化「要素所得均等化」、「委外」盛行等等可能是全球共同原因，而台灣「產業外移」特別嚴重，以及稅賦不公，對高科技大企業優惠和減稅等是否應該仔細檢討。特別是，近年來盛行的「三角貿易」、「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方式更是助長所得分配惡化、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主因呢？

必須提醒的是，分配不均本是常態，能力高、貢獻大者獲高報酬是天經地義的，怕的是「制度不公」，讓少數特權永遠是富者，而且愈來愈富，這也才是我們應費心檢討的重點。此外，在此貧富差距惡化程度相當驚人的時刻，兩岸簽訂ECFA，有些人擔心的「香港化」，亦即二○○三年香港和中國簽訂ECFA之後，房市炒作，金融泡沫、貧富懸殊拉大會不會發生在台灣，讓所得分配更不均，失業更惡化，恐怕更是朝野上下應該正視並極力避免的呢！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8.20 02:32 am 
 
行政院主計處昨天公布今年第二季國民經濟初步統計，經濟成長率自5月預估的7.66%，大幅上修為12.53%，直追第一季的超高成長率；由於第一季成長率也微修調高，使上半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3.1%，加以下半年情勢與原估相當，因而全年的預估經濟成長率自5月估測的6.14%號一舉調高為8.24%，寫下21年來最高紀錄。在全球景氣動向陰晴不定、美國復甦轉趨緩慢、中國大陸高速成長前景也蒙上陰影的大環境下，台灣能有這樣的表現彌足珍貴，也讓高成長的維繫更顯重要。

如此佳績，得來不易。上半年乃至全年經濟成長率大幅調高的關鍵因素，主因是雙成長引擎發動。首先是出口，由於第二季原估淨外需的貢獻不高，只有1.59個百分點，但第二季出口表現出乎意外地亮眼，單月二位數的高速成長，使其貢獻率升高到4.52百分點，較原估數高出近3個百分點；另一是民間投資，上半年實績明顯優於5月預估，對經濟成長率貢獻了4.26個百分點，成為第二大成長來源，讓經濟成長「內外兼修」。然而，這樣的卓越表現能否持盈保泰、步步高升，顯得更為重要，不僅將決定全年經濟成長率，還會延伸到明年乃至往後更長的期間。

從主計處對下半年經濟成長率的預估，乍看會讓人心頭涼了半截：第三季僅成長6.9%，與第二季相比，幾乎腰斬，第四季更只有1.37%，大約是上半年的一成，這正是上半年成長13.1%，而全年只會有8.24%的關鍵。但是，下半年偏低的成長率是因去年基期較高，已在預期之中；特別的是主計處微幅上調了第三、四季的經濟成長率，顯示儘管下半年以來全球景氣復甦的腳步並不齊一，但主計處仍認為台灣可以有優於預期的表現。

不過，出口情勢還是不宜過度樂觀，除了歐美經濟情勢，大中華市場的變化更值得關注。中共當局壓制加工出口業的態度日明，不但既有不利政策已產生影響，牽涉更廣泛的負面政策，例如競爭性企業薪資五年內加倍、須建立勞資各半的集體協商機制等，似乎已成定局。因此，大陸加工出口部門很難再如過去20年一樣，成為吸納台灣中上游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由於這是一條不歸路，任何預測機構都必須將此納為觀察台灣經濟走向的重要參數。

至於上半年民間投資大增的原因，許多人歸結出幾個因素，諸如ECFA的簽定、營所稅降為17%，乃至陸資來台快速增加等。前二者由於到6月方才定案，無法解釋4、5兩月的情況；陸資來台，即使快速成長，6月份仍猶不及億元，顯然都不足以闡釋第二季民間投資大增37.48%的驚人成就。主計處則強調主要是國際半導體大廠擴大委外代工、釋單給民間廠商、帶動國內高科技業者投資所致；但其影響究竟多大、多久，尚須深入探究。

不過，倘若下半年乃至更往後，對大陸出口不能再倚為台灣經濟成長的命脈，我們所能依恃的，就只剩下民間投資的增長。因此，政府與民間必須更認真而嚴肅地研究有利於民間投資的各項政策與措施。兩岸簽署ECFA的初期影響，在未來數年之內，將集中於800多項早期收穫清單；但若只限於此，則在五分鐘熱度過後，投資成長就會逐漸冷卻，除非我們可以不斷推陳出新，提出更持久、也更有吸引力的號召。

其次，營所稅降到17%，加上ECFA的簽定，為台灣打下一片很好的基礎，可以藉此快速推動自由化，至少在部分區域，與對岸乃至更多貿易對手建立高度開放自由的貿易互動，據以吸引大批國內外投資者收割兩岸「和平紅利」。當這個號召令人信服，又有具體的行動支撐，民間投資不但會躍升，而且如長江大河之源源不絕，才是最大保證。

【經濟日報╱記者徐碧華／台北報導】 2010.08.19 03:43 am 
 
中華經濟研究院昨（18）日發布2010政策白皮書，點出升息應是相當有效的抑制房價手段；建議財政政策應儘速退場；調降個人所得稅率並對資本利得課稅；並鼓勵延後退休，將公教人員退休金改為確定提撥制。

在各界沈浸在兩岸經濟協議（ECFA）的利多中，中經院指出，台灣將面對中國強悍的談判，必須做好談判人才的訓練，指揮機制的建立等。台灣在簽署ECFA後，真正艱苦的談判旅程才將登場。

中經院指出，未來國內將面對七大財經課題，包括後金融海嘯退場機制、國債危機、世界通膨、國內就業、國內產業政策，以及兩岸更加緊密帶來的機會和挑戰。

行政院院會今天預定通過民國100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是個加碼的預算，歲出成長4%。中經院卻認為財政政策退場應儘速進行。

中經院指出，我國目前公共債務高達國內生產毛額（GDP）33%以上，景氣燈號顯示經濟已邁入穩定成長，財政政策應儘速退場。貨幣政策的退場可以比財政政策晚，考慮物價、房價、經濟復甦、匯率和競爭對手國情況，再做考量。

但這並不表示中經院反對升息。中經院指出，金融海嘯期間，重貼現率累計調降9.5碼（2.375個百分點），有相當大的緊縮貨幣空間，尤其面對國內北部地區房價明顯上揚，升息應是相當有效的抑制房價手段，加上今年第一季成經濟強力成長13%下，已提供央行採取緊縮貨政策的條件。

改善公共債務方面，中經院還建議降低個人所得稅率，對資本利得課稅。中經院指出，降低薪資所得稅的稅收比重，可以增進工作誘因。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8.18 01:55 am 
 
拚經濟至少需要兩個互利共榮的元素，一是資金，一是稅制。有投資機會，沒有資金不行；空有資金，沒有誘人的租稅條件，也會讓資金打退堂鼓。「輕稅、簡政」是投資人心目中的稅制聖經，政府要在兼顧稅收與吸引投資間取得最大公約數，需要的是眼光放長、布局精準。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宣告台灣決定走向更開放的道路，但投資總稅負仍較星港高出一到八倍的包袱，無疑將使後ECFA時代拚經濟的力道打折。遺贈稅、營所稅雙降後，吸引資金長駐台灣的下一步稅改計畫在哪裡，需要政府儘早籌劃。

香港2008年取消紅酒稅，二年後超越英國，與紐約並肩站穩全球兩大紅酒交易市場的地位。香港政府損失約港幣4億元的紅酒稅收，換來紅酒進口值五倍的成長，更多國際拍賣會在港舉行，人潮、消費與就業機會倍增。被犧牲的紅酒稅成了帶動香港紅酒市場的領頭羊，港府坐收的不只是數倍於紅酒稅的收入，創造商機及雨露均霑的經濟利益，讓人人是贏家的本事，才是光芒所在。

降稅，有人看到損失，有人則看到機會。高價紅酒是富人才能擁有的財產，香港取消紅酒稅，也曾面臨連酒商都質疑的公平爭議，但執政者義無反顧的改革擔當，驗證改革稅制必須放大全局衡量，才能看出得失；只要目標明確，例如讓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紅酒交易市場，取消紅酒稅的經濟效益，就不會只由財團或金字塔頂的貴族獨享。

馬政府推動不少租稅改革，最受關注者，莫過於去年大降遺贈稅率為10%及今年起營所稅率調降為17%。遺贈稅與營所稅先後調降，看似不同的兩件事，卻存在環環相扣的關係，都是為爭取國際間流動的龐大資金，願意選擇台灣做為停靠站。

然而，台灣實施兩稅合一，採用股利設算扣抵法，企業分配給股東的股利，個人綜所稅才是最終稅負，目前最高稅率是40%；香港及新加坡也施行兩稅合一，但採取更有利的股利免稅法，星港綜所稅率分別是20%與16.5%；香港不課遺產稅，台灣與新加坡各課10%。投資人會把資金放在那裡？簡單比較稅負，假設有1億元資金同時投資三地，各自獲利1,000萬元，試算三地遺產稅及所得稅後，台灣的總稅負是新加坡的1.14倍、香港的8.85倍（台灣是所得稅400萬及遺產稅1,060萬，新加坡是所得稅200萬及遺產稅1,080萬，香港僅所得稅165萬）。資金會向那裡移動，稅制決定了一半。

後ECFA時代，稅制必須相對提供開放的籌碼，才能支撐經濟起飛的力道。調降遺贈稅或企業所得稅，確實能夠引起國際資金的青睞，但不足以讓資金選擇台灣為其祖國。台灣的租稅競爭力仍然不及星港，吸引資金停泊台灣還需要臨門一腳的此刻，稅制改革卻似劃下句號。政府必須要有警覺，香港紅酒稅能夠以小搏大，重點在不拖泥帶水、一步到位，台灣要拚經濟，稅制改革又豈能只做半套。

星港台的經濟發展利基各不同，但同處亞洲，都希望把握中國崛起的機會。在外資眼中，星港都是能夠提供友善稅制的地區，台灣要抓住外資的目光，還需要對稅制做更多努力。調降遺贈稅與營所稅只是入門，在國際間流動的資金仍會觀望，如果不能激發資金長期投資台灣的意願，兩稅雙降只會誘使資金來台短期炒房、炒股。

迎接後ECFA的黃金十年，執政者提出許多經濟願景，卻獨缺稅制配套。貿易自由化連帶掀起的全球租稅競爭力大戰，政府不宜等閒視之，更沒有條件在此刻歇手。稅制是領頭羊，還是絆腳石，繫乎當政者一念之間。

【聯合報╱社論】 2010.08.16 02:04 am 
 
一場全球性金融風暴，不僅重創台灣經濟，國家財政結構的脆弱面貌，也在金融風暴吹襲下，一夕現形。做為國家財政穩健基石的稅課收入，供應政府政事支出的比重，去年跌破賦稅依存度六成的警戒線，只有百分之五十九；換言之，政府運作需要的財源，有多達四成必須靠其他收入支應；不幸的是，能夠及時挹注的財源卻僅有舉債一途。稅、費、捐、債是構成政府財政的四大支柱，但實際撐起台灣財政的卻僅是稅、債的消長；值此建國一百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之際，財政結構的良窳要比赤字更值得國人關注。

在政府經常性收入中，稅課收入向來居首。稅課收入占政府支出的比重稱為賦稅依存度，比重愈高的國家，財政穩健度相對愈高，歐美國家加計社會安全捐等社會福利財源後，比重多在八成以上。反觀台灣，賦稅依存度受景氣榮枯的影響甚深，景氣大好的年代，可保持在七成左右，景氣萎縮時，賦稅依存度可能低到五成以下；加以各社會捐、規費及罰鍰收入及財產收益等非稅課收入所占比率不高，拉升又不易，竟讓舉債成為不景氣時期的「穩定財源」。如此不穩定的收入結構自然限制政府的施政能力，反成經濟發展之累，更帶來負債激增的連鎖問題。

金融風暴如果算是「天災」，則政府財政結構失衡即屬「人禍」；而稅課收入比重的下滑，絕非「不景氣」可以籠統交待。長期以來，政府缺乏財政改革的魄力，不僅坐視稅制的結構性缺失不聞不問，「只推減稅、不許加稅」的政治操作，更讓稅收禁不起太大的景氣波動，以致形成稅收短徵、舉債暴增的惡性循環，甚且快要成為常態。

歷史如鏡，猶記得九十年網路泡沫化的衝擊拖累國庫，當時政府成立財政改革委員會，提出多達卅七項的健全財政方案，還訂下十年（今年到期）達到財政收支平衡的遠大目標。然而，由於內閣更迭頻繁，執行力不彰，加上二次政黨輪替，財改會的改革建議最後多以跳票收場；於是，在網路泡沫化後的第七年，全球金融海嘯再度擊垮國庫，賦稅依存度不但失守六成大關，藉由吃老本（移用歲計賸餘）及舉債的融資收入更突破一成，今年還將進一步升上百分之十三的高峰。

過去十年，政府收支不但沒有平衡，負債還節節上升，十年財改計畫等於交了白卷。然而，要將稅課收入拉回到安全水位，已不可能期待在民國一百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實現；但人民也不會允許政府將財政結構敗壞的的責任，全放在看天吃飯的經濟景氣。事實上，政府並非無計可施；政府收入既然包括稅課與非稅課財源，而非稅課收入與景氣的關聯性較低，捐費更具使用者付費的外部公益性，人民相對剝奪感較小，但其財政貢獻僅百分之五，顯有提升空間；此亦九十年財改會的重要建議之一，十年來比重卻近乎停滯。

政府十年前許下的今年財政收支平衡目標已確定跳票，但財政結構失衡的現象不能無解，此時更需多管齊下。調整國家財政結構，當然不能缺少稅改這塊最大的拼圖，由於賦稅依存度的下降，主要來自稅基的嚴重流失，擴大稅基自是鞏固財政結構的不二法門；在保住稅基的同時，政府還要有創造稅收的能力，例如國家上兆元的土地資產，可結合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既降低舉債建設的財務壓力，合作開發衍生的租金、規費等非稅課收入也能源源入庫，甚至帶動財產、所得與消費等連串稅收，創造國庫多贏。健全財政結構不等於全民加稅，輕稅率、擴稅基、活化國家資產三管齊下，財政穩健的願景仍是可以企及的現實期待。

【經濟日報╱杜紫宸】 2010.08.11 04:15 am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書中，有一段頗具深意的文字。馬可波羅描述拱橋，他一塊一塊石頭地仔細講述著；「到底哪一塊才是支撐橋樑的石頭？」忽必烈大汗問道。「橋不是由這塊或那塊石頭支撐的，而是由它們所形成的橋拱支撐。」馬可波羅回答。忽必烈靜默不語，沉思良久後問：「為什麼你跟我說這些石頭呢？我所關心的是橋拱。」馬可波羅回答：「沒有石頭，就沒有橋拱。」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簽署，有機會開啟台灣服務產業黃金十年，坊間多有論述。但大河橋拱樣貌雖已形成，關鍵石磚的設計與打造，工程尚未開始。

面對以中國大陸為首的東亞新興市場，台灣服務業國際化的突破，基本上可有五種類態：首先是台灣企業最擅長的連鎖加盟，透過品質標準化管理與在地資源連結，形成通路規模優勢；其次是擇定區域或利基族群，發展特殊品牌稱王；第三是以產業水平群聚（婚紗一條街、台灣名品城）方式集客共利；而增加觀光客入境消費則是第四類服務貿易型態。最後是創建非典型顧客關係交易平台，晚近在大陸竄紅的淘寶網、富士康集團擬議中的萬馬奔騰計畫，均嘗試由傳統商業銷售，演化成客戶服務平台。

連結一個比台灣大50倍的消費市場，有機會讓台灣領域拔尖企業發展成為國際領先品牌，進而產生服務產業「母雞帶小雞」的形象外溢效果。

大潤發、85 ℃、自然美、鼎泰豐，均已在大陸市場略具雛形，未來以十倍速的規模成長，猶有可期。

這些商業市場利益果實，不但可以透過關係企業投資利得在台納稅、經營知識交叉匯集的「總部經濟」效果發酵，並可降低集團企業營運風險、提升企業在台服務深度與品質。同一時間，大眾更可透過資本市場運作機制，直接享受獲利分紅。

未來五年大陸地區服務市場，成長最快速的將是二線重點城市，也就是所謂省會城市與計畫單列市，如長沙、成都、寧波、南京、青島、瀋陽等30餘座重點城市，人均年所得超過7,000美元，人口可達2億，將是2020年前台陸外三資決戰大陸市場品牌與通路關鍵所在、兵家必爭之地。

台灣企業管理能力細緻與策略靈活，是未來在大範圍市場取勝的優勢，但近年來部分大陸企業敢冒創新風險的作為，仍是不可掉以輕心的勁敵。日、韓、星、馬虎視眈眈，策馬中原，加速投資通路及挖掘拔尖人才，更是令人驚心動魄。

面對如此快速成長與變動的市場，掌握消費偏好與生活型態資訊，將成為未來市場致勝關鍵。過去20年，台灣資訊產業所以能在世界市場立足，企業與研究機構頻繁分享趨勢資訊，實為關鍵要素。未來此種機制的快速建立，大河橋拱之支撐石塊也。

常有學者及民間團體，憂心兩岸貿易依存度增加，將導致產業外移與潛在受制風險。但一般而言，不似製造業的生產地理集中，服務企業需要接近市場與消費者，故其國際化業務拓展，較無由母國連根拔起的產業外移缺點。

易言之，統一超商不會因為大陸市場未來展店的擴大，降低在台營業規模與服務品質。

面對即將展開的後續服務貿易談判，台灣實應透過精細資訊蒐集與反覆產學辯證，篩選優先爭取產業類別與樣態，俾能迅速建構經濟發展的關鍵石塊，早日讓全民獲益。

當年馬可波羅「橋拱意象始於石磚建構」的務實提醒，豈能不慎省之。

（作者是商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經濟部兩岸智庫諮詢小組主任）

2010-08-06 工商時報 【本報訊】

圖為經濟部長施顏祥。（顏謙隆攝）
 
    　經濟部長施顏祥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台灣今年經濟情勢依舊樂觀，經濟成長率依然有「坐六、望七、上看八」的潛力。不過隨著近日中科三期、四期開發案的紛擾以致民間投資卻步，復以美、歐、中等全球景氣領先指標快速滑落，這兩項變數似乎在提醒我們：台灣今年經濟表現恐怕已無法這麼樂觀。

    　先談全球景氣走勢。其實多數預測機構原本並不看好今年的景氣，去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2010年的全球經濟成長率只有1.9％，台灣甚至被認為零成長。但隨著景氣復甦超乎預期，IMF一路上修，月前已將全球經濟成長調高至4.6％，至於台灣更上修至7.7％，一年多來上修幅度超過一倍。對於IMF如此高度評價台灣，包括經建會、經濟部的樂觀也跟著達到極點，施部長於是發表了「坐六、望七、上看八」的看法。

    　我們當然樂見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能如施部長所言。但是從總體經濟環境而言，全球經濟在上半年擴張的過程中已露疲態，包括七大工業國景氣領先指標的升幅連續十個月放緩、亞洲五國也已連續三個月走跌，中國大陸更已連續四個月下滑。至於台灣的景氣領先指標（六個月平滑化年變動率）也已連跌五個月，並且平均每個月以3個百分點的速度向下滑落。這些數據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不論全球或台灣的景氣擴張力道，已接近強弩之末。

    　其實，景氣領先指標所以會連連下跌，並非無跡可循。近期歐盟的財政危機、中國凌厲的打房政策，皆是影響領先指標降溫的主因；另外，美國勞動參與率驟降、失業人數比金融海嘯前多出570萬人，當然也是導致景氣走緩的原因。試想，美、歐、中這三個「全球經濟引擎」出現如此疲勢，全球經濟豈有不趨緩之理？而以台灣外貿依存度如此之高，豈有可能自外於這波全球景氣降溫的循環？

    　也許有人會說，領先指標固然下滑，那麼何以預測機構一直上修台灣的經濟成長？我們觀察近二十年來的預測歷史可以發現，全球經濟預測機構在展望經濟情勢時都有個毛病，那就是樂觀時過度樂觀，悲觀時又過度悲觀，以致每每無法在關鍵的時刻掌握景氣的轉折點。對於這些多變的預測數字，決策者參考參考即可，不必盡信。另外，負責GDP編製及預測的行政院主計處即將在兩週後公布最新數據，由於其公布的資料向來會左右各方的看法，影響決策者的判斷，值此景氣轉折的時刻，主計處自應審慎從事才是。

    　如前所述，台灣今年的經濟走向，除了繫於全球景氣的變化，更取決於政府能否給予企業可預期的經濟環境以吸引民間投資。近期國光石化及中科三期、四期開發案受挫，已嚴重打擊企業的投資信心，也為下半年的台灣經濟，乃至於明年的經濟投下變數。

    　我們認為中科開發案的受挫，不只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爭議而已，而是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的衝突，這個衝突已使得企業無所適從，不知道誰是真正的政府。沒有人會反對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該重視環境保護，但問題在於誰才是環評通過與否的最終裁決者？是環保署？還是行政法院？政府必須給企業明確的方向，否則今天行政部門核准，明天行政法院撤銷，豈非視投資為兒戲。一個動輒百億、千億的投資案，誰禁得起這樣的折騰？

    　政府這些年經常以降稅、優惠貸款、工業區土地租金打折來吸引企業投資，其實給企業一個可預期的前景，比起這些降稅、貸款更重要。台灣昔日所以不惜代價要加入世貿組織（WTO），就是因為WTO能提供台灣法理上的保障，使台灣外貿環境可預期性提高；此外，ECFA文本第五條關於兩岸投資保障協議需於ECFA生效後六個月內完成磋商，其目的同樣也是要讓兩岸企業的投資，能在一個可預期的環境下進行。

    　展望今年台灣經濟，外有全球景氣走緩的壓力，內有中科開發案的爭議，可謂內外交迫，「坐六、望七、上看八」的樂觀情境已然愈離愈遠。我們認為政府當務之急是重新審視全球經濟走向，並儘速釐清環評法理上的權責歸屬，如有必要也可考慮提請大法官會議解釋，無論如何務必給企業一個可預期的投資環境。果能如此，則經濟或可轉危為安，否則即令有ECFA這帖靈丹妙藥，復以台星洽簽FTA，也難以讓台灣經濟雲散月明、否極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