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2008.03.31本報訊

　藍綠對立已主導了台灣所有的政治議題，這在十年前是無法想像的，如果對比這幾年來民心的變化，這樣的對立更顯得弔詭。

　和政治對立相反的，民眾的政治態度反而是趨中的，依據本報的民調，將近六成的受訪者希望兩岸關係永遠維持現狀，若再加上目前先維持現狀將來再決定的受訪者，比例高達七成。

　再來看所謂的族群矛盾，在地理、教育、甚至工作的隔離都消失後，所謂的外省人本省人，其實已快失去客觀的意義，只存在於認同的想像中，學者王甫昌更用「族群想像」來取代省籍的差別。

　李廣均更進一步，他以「ethnic without group」（去群體的族裔）來看台灣的本省外省之分，當文化融合如此明顯，只要我們不再只透過政治來看台灣，本省外省的界限，其實就消失了，對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更是如此。

　看到這一副民心地圖，國家領導人會怎麼做？一個政治家應該會化異求同，尋找共識；但若如美國歷史學者亨利．亞當斯所說，「政治總是有系統的組織仇恨」，一個社會有再強的共識也不堪承受。

　當然，不只政客有責任，媒體也未完全盡責，如果多點認真的調查報導，政客說謊、製造仇恨與恐懼的空間會少很多。

　同樣的，台灣的學術社群、公民社團努力空間也很大，成大教授陳美霞二○○五年就提出南部民眾因十大死亡疾病死亡的比率，遠高於北部，但這樣攸關生死的議題，卻從不見深究，讓南北差距淪為選舉中的口水戰。

　台灣社會是有希望的，在各種公民社團努力下，許多年輕人投入社會運動，他們面對的不只是我們這一代製造出來的對立，還包括我們上一代的苦難。

　如何在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不激化社會對立，確實是個難題，現代國家不能如法國學者雷南所說，「建立在遺忘之上」；但一個現代的國家同樣不能建立在過去的仇恨之上。我們這一代應該要更努力，共同處理這些問題，而對國家元首來說，消弭社會對立，更是不可巧卸的職責。

中國時報2008.03.31本報訊

　二○○七年十二月十日在台灣人權景美園區，一位白色恐怖冤獄受害者老伯伯，掌摑一位為樂生阿公、阿嬤請命的學生。這一巴掌打出「人權」的弔詭：同樣是受壓迫的雙方，「我的人權」與「你的人權」是否受到相同尊重？是什麼原因，讓同樣訴諸人權的「我們」，被區分成你、我？

　「是什麼樣的處境與迫害，使您要在其他的弱勢者為自己發聲時要他噤聲呢？摑掌伯伯，可以讓我們瞭解您嗎？」摑掌隔天，當天在場幫樂生請命的女學生張馨文寫下這段文字投書報紙。

　在作家林世煜的安排下，蔡焜霖、胡子丹等老政治犯，在陳文成基金會辦公室和一、二十位大學生展開跨世代對話，蔡焜霖當晚分享，年輕時因為愛讀書，對社會懷抱熱情，追求理想，沒想到，就這樣被抓到牢中，一關就是十年，「難道愛讀書的青年有錯嗎？」不少大學生當場聽了為之動容。

　林世煜說，這樣的對話經驗，對老政治犯很重要，「他們以為自己的故事沒有人要聽」。

　對話是理解的開始。支持樂生的台大學生廖家弘、林經堯親自走一趟台灣人權景美園區，在保留下來的政治犯審訊室、光線透不進去的牢房裡，以及寫滿冤獄者名單的牆壁上，他們讀到跟樂生阿公、阿嬤一樣的被壓迫史。

　「冤獄者留下的遺物讓我怵目驚心！」林經堯無法忘記在園區裡看到一張泛黃的手繪卡片，卡片中央畫著一隻被關在籠子裡的公雞，籠外是一隻母雞帶著一隻小雞。他說，「母雞跟小雞一直看著公雞，但牠們不能相聚，因為牢籠隔開了牠們。」

　「什麼樣的心情，才會畫這樣的卡片？我感受到畫者的無奈。」林經堯說，以前只覺得白色恐怖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但透過這張卡片，他能體會戒嚴年代裡，天倫被拆散的悲哀。

　他說：「政治犯不能說話，一說話，就會被懷疑；他只能不停地、無聲地畫，藉由作畫抒發思念家人的心情。」

　樂生支持者在人權園區裡感受到老政治犯承受的苦難。林經堯說，「白色恐怖冤獄者與樂生院事件發生的年代差不多，他們都是多年被歧視的一群。」

　立志作人權工作者，廖家弘也提醒自己人權工作者應扮演的角色，他說，「一定要到現場，面對樂生阿公、阿嬤或被冤枉的老政治犯，要謙卑地與他們一起坐下來，聽他們生命的故事。」

　樂生青年開始了解白色恐怖受難者，老政治犯也開始了解樂生。蔡焜霖透過上網查資料，瞭解樂生支持者的訴求，甚至透過電子郵件，想要和年輕人持續互動。

　蔡焜霖說，景美園區的掌摑事件只因為世代彼此不了解，缺少對話機會，這些年輕人都和他們同樣關心台灣的發展，「樂生院民與白色恐怖冤獄者本來就不是對立」。

　十二月下旬，立院審議漢生病相關法案，林世煜特地邀請了十位政治犯到場聲援，老先生們都很開心，因為，老政治犯們發現，他們不再只是國家體制的受害者，他們也有能力幫助人。

中國時報2008.03.31本報訊

　在二○○四年總統大選過後，社會對立衝突加深的時刻，時報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和公視曾合辦「面對族群與未來：來自民間的對話」族群工作坊，挑選不同政治背景和族群的民眾參與對話，這一場兩天一夜的生命奇航，讓他們從原先的成見，到最後接納彼此的差異與生命經驗。

　從陌生到熟悉，這些學員原本是準備要來辯論說服對方的，最後卻學習傾聽與尊重。當天晚上電影欣賞時，一部介紹外省人返鄉探親的鄉愁紀錄片《山有多高》，另一部則是介紹二二八事件，學員在漆黑環境中，心情隨著光影晃動，有時哭有時笑，都是滿心的感動。

　一位出生自湖南的外省老伯陳永麟當場更難過為二二八事件道歉，他十五歲就來到台灣，還娶了本省老婆，「我是最愛台灣的人。」

　陳永麟語氣激動地分享說，他們並非有特權的大陸人，其實不必為過去這個政府的作為道歉，但他看了電影很感動，「我既然是大陸人，今天這件事情是大陸人做的，不管它有任何理由，我覺得我要道歉。」

　一位閩南籍的學員劉小蘭也分享一個小故事，在政府開放大陸探親那時候，她曾在西門町遇過一個賣茶葉蛋的外省伯伯，省吃儉用辛苦賣茶葉蛋就是為了存錢返鄉，她看了不捨自掏腰包，甚至還號召同事幫老伯伯完成返鄉夢想，沒想到，後來老伯伯返鄉後竟又回來賣茶葉蛋，看到她就嚎啕大哭，一問之下才知道老伯伯跑回大陸卻受騙了。

　年輕學員殷壽銑則回憶陪爺爺第一次回到江蘇探親的情景，爺爺看到僅存的家人就相擁而泣，他當時年紀小，不知道為何要哭，但也跟著哭了，他希望以後重新回顧這些時代悲劇，就算會掉眼淚，但也可以帶著微笑。

　陳永麟也難過地說，他和母親相隔四十年未見，當初返鄉時還特地請假，很多的老兵把全身的積蓄一次在大陸用光，最後只剩下身上的衣服回台灣，因為感到對不起大陸家人，沒有奉養父母，跑到台灣來了，「可是這是我們的錯嗎？」

　學員相互分享敏感議題，包括國家認同、族群衝突等，有時候甚至爭得臉紅耳赤，僵持不下，歷經兩天對話衝突、激辯，最後學習傾聽包容，彼此更自許成為和平種子，消除族群的隔閡。

　活動總召集人簡錫?說，這是仿效北愛和以巴和平團體的和解工作經驗，透過開放空間的自由討論，促進對立族群的理解與對話，這也是台灣首度嘗試的族群工作坊，希望未來可以推廣到各角落。

中國時報2008.03.31本報訊

　▲總統大選後台灣各族群是否能不分族群藍綠，相互團結守護台灣，已成為台灣社會面臨的重要課題。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今年二月邀請研究東南亞華人的國際權威學者王賡武教授，以「中國人？華人?東南亞版的華人認同」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在總統大選前的午後，藍綠陣營廝殺難分難解，街頭電視機此刻正播放候選人辯論會畫面，在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舉辦的一場座談會，學者和民眾所關心卻是南非族群和解的經驗，會中沒有激烈互槓炮火，透過對話省思，一點一滴凝聚台灣公民的新願景。

　這是近年來蟄伏而起的社會力縮影，悄悄進行一場族群和解的寧靜革命，儘管不是選戰動員的焦點，也吸引不了媒體鎂光燈，卻是一步一腳印從事社會和解工作，縫補政治人物撕裂社會的傷口。

　公民許願別再挑撥族群對立

　外省台灣人協會等團體曾經發動社團連署，呼籲選後民主對話的和解工程應從「中正紀念堂/台灣民主紀念館」爭議做起，他們憂心「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引爆藍綠族群對立，選後又將捲土重來。

　公民社會更推動一波波族群和解的運動，從校園課程，一直到社會基層的公共論壇或族群工作坊，處處可見自主性和平力量的蓄積，網路興起的「台灣希望地圖」許願公民運動，首願就是希望政治人物都不要再挑撥族群對立。

　外台會秘書長黃洛斐也說，族群和解必須先打破刻板印象和偏見，他們舉辦關心眷村文化與外省族群生命經驗的寫作班或紀錄片訓練班，都出現了跨族群的現象，突破族群藩籬，共同關心台灣的文化資產。

　民間對話透過傾聽相互了解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二○○四年曾經仿效北愛爾蘭與以巴地區的經驗，推動《面對族群與未來：來自民間對話》族群工作坊；公視也在隔年推動七年級生說族群故事的專案，選定中央等六所大學合作，由七年級大學生訪談各族群的生命故事，透過傾聽與對話，也讓族群多元文化運動透過校園逐漸傳遞。

　參加公視專案的輔大學生陳家豪出生於省籍通婚家庭，他父親是閩南人，母親則來自外省公務員家庭，他的外公多次返鄉回中國，最後竟發現自己出錢蓋的房子，沒有地方可以住，加上年紀已大，最後就不再回去。

　陳家豪回憶，大陸對外公只是家鄉，他也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外公當初剛換新身分證時還笑著說：「我是台灣人，領台灣身分證，可是我後面出生地還是寫著湖北省。」

　接納多元凹與凸拼出新世界

　來自不同背景的七年級生說出了台灣族群的故事，透過訪談與分享，也看見了台灣更多元的族群風貌。他們拒絕政治操作的族群對立，如同其中一位女學生所說：「我們就是一片片的拼圖，凹與凸的地方巧妙地彼此能夠互相接納；每放一片新的拼圖進來，不但看得更完整，整幅畫也更漂亮了。」

　青年學生不僅厭倦炒作省籍族群的政治議題，也逐漸擺脫台灣內部對立糾纏，他們的視野更擴大到跨國區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族群議題。

　龍應台基金會在今年二月下旬舉辦的國際名家私塾講座，邀請研究東南亞華人的權威學者王賡武來台與青年對話，就算台灣選舉再激烈，來自北中南的大學生卻是關注東南亞的華人認同議題。

　拉高視野從國際看族群問題

　當天也參與的台大國企所研究生丘珮君曾經擔任系上的足球隊經理，也接觸許多僑生，她去年暑假曾去中國的台商企業實習，隨著全世界人口移動，她覺得，台灣可以從更高的國際視野來看族群問題，而非老是陷在內部的糾結。

中國時報2008.03.31本報訊

　▲少年時代因為喜歡看書，加入老師推薦的讀書會，卻因此遭到拘禁的蔡焜霖，翻閱枉死的獄友資料，至今仍覺得不能接受。

　年近八十歲的老政治犯蔡焜霖仔細翻著過去判決書影本和相關資料，他眼睛頓時停留在遭槍決的難友照片，難掩感傷激動，「他們臨死前都面帶笑容，好像解脫一樣，他們都和我一樣只是熱血青年。」

　蔡焜霖回憶白色恐怖時期的經歷，說不盡的感傷與悲憤，一九五○年，他才剛從台中一中畢業，不到二十歲竟以「參加叛亂組織，並曾為叛徒散發傳單」的罪名判刑十年。

　最離譜的是，當時被列為台北電信局支部叛亂案，但其他同案的犯人卻沒有一個認識，「我被判刑前只到台北一次，連電信局在哪裡都還搞不清楚？」

　蔡焜霖高中時期喜歡閱讀，後來參加老師籌組的讀書會，沒想到只因愛看文學和哲學書籍，就這樣被關了十年，「我哪知道學校老師的讀書會不能參加？我只是愛讀書，又沒有加入叛變組織。」

　不懂世事的蔡焜霖被抓到當時的保密局拷問，一心只想回家，在威逼誘騙下，糊里糊塗就承認散發傳單，從此不但回不了家，還以為會被判無期徒刑，甚至死刑，他苦笑說：「還好最後只有宣判十年，真的是要充滿感謝。」

　一場讀書會，改變了蔡焜霖的命運，不僅失去了十年光陰，他也離開了從幼稚園就一見鍾情的青梅竹馬，以為人生就此分隔兩地，他在綠島勞動時，還會隔海唱著義大利歌謠〈歸來吧〉，寄予思念給無緣相見的意中人。

　蔡焜霖的癡情還是感動老天，儘管相隔十年，最後還能與意中人共組家庭，只是他出獄後才知道父親竟然因為想念他而自殺，一度讓他痛不欲生，現在還是難以釋懷。

　蔡焜霖出獄後還是繼續受到監視，「彷彿從小牢換到大牢」，考上台北師專也被迫退學，後來仍以第一志願考取淡江文理學院，總算在刻意隱瞞「底細」的情況下有校可讀，不過卻已經成為同學口中的「歐吉桑」學生。

　蔡焜霖以優異的中、日文能力加入出版業，也待過廣告公司，曾經創辦半月刊兒童刊物《王子》，還有不少綠島難友共同協助辦刊，這份刊物隨即成為當時中小學生最愛的刊物，陪伴四、五年級生的成長，當年還義助紅葉少棒隊傳誦一時，不過，最後因為經營不善倒閉。

　走過悲劇傳奇的一生，蔡焜霖只希望，隨著民主化腳步，過去不當的政治壓迫事件都能陸續揭露重見天日，同時追究相關責任，因為這是建立公義社會該做的事情。

中國時報2008.03.31本報訊

　胡子丹是一九四○年代台灣第一批政治犯，當初因為海軍同學的一封問候信，無端被控涉入海軍叛變案，出獄後還受到特務監視騷擾，他以外省人身分，隻身來台，舉目無親，二十歲的青澀年紀就此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

　「跟我同期的政治犯，有三成是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人，叛變是很多人被抓的共同理由。」胡子丹說，很多外省人跟著國民黨來台，離開家鄉和親人，「我們跟著國民黨從軍、報國、反共，最後竟被國民黨抓起來判罪。」

　胡子丹感嘆說，許多外省人因為沒有保人，又不想連累其他外省朋友，常常是刑期已滿，也出不了監獄大門，有些人就這樣關了一輩子，他也因此多關了三個月零七天。

　一九四九年中秋節前夕，胡子丹從中國隨軍艦來到高雄左營港，年僅廿歲的海軍上士卻因《懲治叛亂條例》被捕，罪名是「為叛徒蒐集軍事機密」，起因竟是海軍同學宋平曾寫信給另一位同學陳明誠，隨信向他問好，這封從未看過的信，讓他坐了十年的冤獄。

　在宣判前的拘禁中，胡子丹只有兩次開庭審問，其餘被毒打、被羞辱的「談話」倒有四次之多，就連自白書都不是他自己所寫，他是在審訊過程被人打昏後，手指硬是被抓去打印。

　出獄後，白色恐怖全面的監控才正要開始。離開綠島後，胡子丹拉三輪車、做攤販，在台北士林、重慶北路一帶賣衣服、當家教，也曾在南陽街戲班子演過戲。國民黨特務陰魂不散，不斷到胡子丹工作的地方散播他是政治犯。誰敢雇用政治犯？他只能不斷換工作。胡子丹最後走投無路，只好憑著綠島十年自修的知識創業開出版社，四年後轉型為國際翻譯社，是國內老牌翻譯社之一。

　胡子丹表示，台灣最早的四家翻譯社都是政治犯開的，因為靠著一台打字機就能設法餬口，出版書籍卻要全部送審，屢遭刁難，他翻譯出版《西城故事》，新聞局懷疑該書影射對岸大陸，甚至幫民眾翻譯申請移民文件，也被懷疑洩露國家機密。

　胡子丹認為，政府應該不能只是「補償」打發，至少要「賠償」平反，不然受害者家屬無法原諒的情緒永遠都在，永遠都有機會被操弄。

中國時報2008.03.31本報訊

　台灣走過威權統治年代，戒嚴時期不當審判的政治事件迄今仍塵封在歷史角落，單單軍法審判的受難人數就有十四萬人，這段白色恐怖的年代，不分省籍族群同樣遭殃，堪稱台灣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深埋在歷史的傷口仍隱隱作痛。

　研究戒嚴時期政治檔案的文史工作者曹欽榮指出，二次戰後的台灣經歷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無差別屠殺，對國民黨從熱切期望轉為絕望，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進入戒嚴狀態，國民黨為打壓異己，一連串搜補、整肅、殺害、監禁，全面性迫害中共在台地下組織成員，執行「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恐怖政策。

　一九四九年後的白色恐怖年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言論思想箝制整肅，思想犯和政治犯不是槍斃，就是囚禁，受害人數早已超過所謂的「中共地下黨員」，造成無數家庭災難。

　曹欽榮指出，當時知識分子懷抱改革理想，結果卻遭到整肅打壓，違反人權的事件層出不窮，不僅刑求、栽贓，特務嚴密監控，以獎金制度羅織罪名，就連判決幾乎都要經過總統府批示，經常被要求發還嚴審，加重其刑。

　根據法務部的資料，當時軍事法庭所受理的政治案件有二九四○七件，受害人數約有十四萬人，甚至有民間推估可能高達六、七萬件，受害高達二十萬人。

　鑽研白色恐怖的民間學者藍博洲說，當時台灣籠罩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中，不分省籍同樣受害，達到全面性社會鎮壓效果，外省人受害更非少數，外省人通常隻身來台，缺乏社會連結，尤其在韓戰爆發前，幾乎都是屠殺外省人。根據檔案統計，一九四九年底到韓戰前，槍決二十人，全為外省籍，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更是槍決高峰，每年都高達一、兩百人，槍下冤魂不在少數，其中還不包括遭到祕密逮捕殺害的人數。

　外省台灣人協會執行長長黃洛斐說，過去白色恐怖的時代，受害的記憶是不分族群的，但在簡單的政治操作下，「外省族群很容易成為政治上的代罪羔羊。」

中國時報2008.03.31本報訊

　總統大選落幕，轉型正義議題卻亟待解決，民間發出呼聲希望新政府能夠還原白色恐怖和重大政治檔案真相，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更向新總統喊話，陳文成命案和林宅血案是轉型正義的兩大指標案件，應該早日公布真相，並提出完整的白色恐怖時期調查報告。

　民進黨政府將轉型正義視為施政重點，但八年執政下來，不但陳林二案真相未明，甚至未針對白色恐怖提出完整的調查報告。選後，檢討反省的第一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就建議新當選的總統馬英九信守承諾，繼續追查三一九槍擊案、陳文成案與林宅血案真相。

　社會已分裂成兩張判決書

　「一個社會不應有兩張判決書。」長年在陳文成基金會擔任義工的作家林世煜說，陳、林兩案長期真相不明，社會目前分裂成「被害族群」與「加害集團」二元對立的看法，一邊認為永遠不可能破案，另一邊則質疑這是他們自己同夥人所為，為了製造衝突和悲情，「台灣社會猶如分裂成兩張判決書，互相指控對方為罪人。」

　一九八○年代台灣社會連續爆發兩起政治離奇案件，一起是美麗島事件受難者林義雄的家中爆發謀殺案件，母親與雙胞胎女兒慘死家中；另一則是旅美學人陳文成因為曾經從海外捐款給《美麗島雜誌》，返台時曾被警備總部約談，最後竟意外陳屍台灣大學校園，迄今依舊真相不明。

　重查陳林兩案為轉型標竿

　一九九四年，立法院曾舉辦陳案公聽會，監察院也調查過，林世煜認為，這些調查工作仍不如刑事調查嚴謹，諸多疑點仍未釐清。他強調，雖民進黨高層也曾下令重啟林案調查，但民進黨政府不夠認真，專案小組也敷衍過關，最後竟以一份才數頁的報告，僅稱相關檔案已因颱風淹水毀壞交差了事。

　他呼籲，新政府可以透過公開方式由專業團隊進行調查，在全民的注視下，就算最後調查失敗，至少政府也盡力了，才可能讓台灣社會從對立的兩張判決書中解脫，免於持續的內戰狀態。

　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吳乃德指出，陳文成案與林宅血案，並非體制上的迫害，而是謀殺案，新總統應該要成立小組重新調查林宅血案，並盡量授權，讓小組可訪問相關當事人及調閱資料，這是轉型正義的標竿。

　應完成白色恐怖完整報告

　他也說，過去二二八雖然有官方報告，但是，白色恐怖到現在都沒有完整的報告公布，只有零星民間訪談的口述故事，未來新政府應該成立委員會，還原白色恐怖人權壓迫的歷史真相。

　吳乃德感慨的說，現在是轉型正義的過渡階段，下一代對蔣介石已無感覺，我們這一代是兩個極端，因此在進行轉型正義時，必須顧慮雙方的感受。他表示，出版白色恐怖報告，最大的意義不在報復，而在教育意義，不讓同樣的悲劇重演。

中國時報2008.03.31本報訊

　▲周奕成

　▲陳芳明

　前年以來，痛批民進黨執政喪失理想的社運及學界人士，談到國民黨時，咸認國民黨完全未改革，「我這一票實在投不下去」。

　陳芳明說，民進黨結構壞，國民黨結構也壞，國民黨因為有包袱，因此交出政權，但是睡了八年後，再回來，當選的人還是過去那些人，國民黨改革在那裡，黨產沒改，黑金也沒改，和民進黨可以拚，「國民黨可以贏得選票，都是扁的德政」。

　陳芳明說，不管入聯還是返聯公投，看不到國民黨的願景，公投是很有神聖性的，但社會看不到國民黨的誠意，陳芳明擔心，以後若創制複決的管道都封閉，台灣的民主真的會倒退。

　立委選前籌組第三社會黨的周奕成表示，國民黨有一些新的人，但有很多還是舊的力量，有大中國的意識形態，不願接受本土，但周奕成認為，這一部分應可隨時間改變。

　周奕成擔心，國民黨過去是唯發展政黨，對公平正義、環保等問題都不重視，將台灣搞得那麼醜，今天有機會再執政，這方面一定要採取不同的作法。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錫?表示，國民黨的政黨文化看不出有改變，政治領導人都還是原來的班底，沒有換血，看不出改革的跡象。他認為，國民黨在國會雖然一黨獨大，但台灣的民主已發展到這個進程，在媒體、公民團體的監督下，台灣不可能容許國民黨回到威權體制。

　但是他擔心，國民黨在國會的一黨獨大，很可能會回到過去保守的右派傾向，他指出，不管環保、性別平等、勞工權益，國民黨現在這些人，向來是不具相關的進步性概念，將來立法如果也呈現保守性，社運團體與國民黨多數國會的對立，恐難避免。

　不過，對於台灣政黨版圖的發展，簡錫?並不完全悲觀，他表示，為了和民進黨競爭，國民黨愈來愈本土化，當國民兩黨統獨差異變小，二大政黨才能在公共政策上，進行良性競爭，民主也才能深化，屆時那個黨能真正代表Ｍ型化社會的弱勢者，那個黨才是贏家。

中國時報2008.03.31本報訊

　▲陳長文

　國民黨在立法院和總統選舉中贏得了空前的勝利，但是由於國民黨遲遲未處理黨產，讓國民黨重返執政的正當性受到質疑。曾在二年前提出「黨產歸零」構想的律師陳長文，再度呼籲國民黨將黨產全數捐出，如果無法捨棄，國民黨將得不到人民的尊敬。

　九十五年十月，陳長文以非黨員身分，接受當時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的邀請擔任黨產處理監督委員會的委員，並被委員們共推為召集人。在第一次會議時，馬英九即宣示黨產處理原則為：依法處理、完整交代、交付信託、退出經營。當時，馬英九強調，「如有不當黨產，立刻回贈；有爭議黨產，透過司法解決；合法取得黨產，依據憲法保障，本黨得自由處分。」

　陳長文表示，從「交付信託」及「合法財產…得自由處分」等主張，顯示國民黨仍認為可以繼續擁有處分後黨產及其孳息。雖然馬英九已主張，處分後的黨產，會撥出一定比例捐作公益，比起以前的國民黨，這已是難得的進步，但對全國的人民來說，是不夠的。

　因此，陳長文在黨產處理監督委員會一開始時，就提出「黨產歸零」的建議；他也指出，民進黨公元兩千年時並無黨產，陳水扁卻仍能選上總統，這應可給國民黨啟示，國民黨應該果斷的拋棄黨產包袱，以政見和優秀的人才去爭取人民的支持和尊敬。

　國民黨認為只要合法取得的財產就可繼續保有，陳長文認為法律上固然如此，但講情說理，卻很難說服人民。雖然國民黨曾從大陸帶來了約計拾億美金價值的黃金，並且以合法方式經營事業取得更多資產，但那畢竟是黨國不分的時代，而國民黨帶來的錢還是國家的錢，國家的錢回到國庫或社會應該是當然的結論。

　如何歸零？陳長文認為，除了黨工的退休、資遣等必要費用以及其他債務外，黨產（包括追回不肖黨工背信處分的財產）應悉數捐給國家或移做公益。否則，以國民黨黨員當選總統的馬英九如何面對人民？如何處理眾多政府在法院中進行的黨產案件？陳長文認為，具國民黨員身分也是全民總統的馬英九要協調國民黨，貫徹「黨產歸零」，這是國民黨邁開改革的關鍵大步。

　陳長文認為，國民黨黨主席吳伯雄以令人讚許的魄力與領導能力打贏了總統與立委兩場選戰，他期待在「黨產歸零」的問題上，吳主席可以扮演黑臉，繼續改革，成為國民黨改革的火車頭。

　陳長文指出，國民黨必須體認這次選得好，不完全是因為國民黨好，絕大部分是因為陳水扁和民進黨政府表現不堪，他提醒國民黨，既已選勝就沒有理由不丟掉黨產這個包袱，進行徹底的改革，否則，下一次選舉，黨產仍將會是國民黨揮之不去的「歷史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