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2008.02.01黃煌雄

　在戒嚴時代，國民黨為了裝飾政黨政治，長期扶持青年黨與民社黨，使其得以「合法」的生存，黃信介曾貼切地形容這兩個政黨為「國民黨廁所裡的花瓶」。黃信介這一傳神的說法，也間接指出當時國民黨在政治上唯一的對手便是黨外。

　二二八事件與戒嚴體制，創造了黨外的集體意識與政治空間。黨外在萌芽之初與發展過程上，並不專屬於哪一個人、哪一個團體，而係代表國民黨之外的「異議人士」，代表反對國民黨的聲音與力量。作為威權體制下的被統治者，黨外長期處於卑微的地位，屬於杜思妥也夫斯基所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但卻在苦難與被壓迫中淬煉出黨外精神──「民主、公義（道）、本土」。所以，黨外精神實是受傷的人民經過歷史的沉澱，所表現出一種低沉的、深厚的、焚而不燬的集體現象，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特定歷史集體意識，並已成為台灣精神與台灣歷史的重要成分。

　黨外精神的核心內容，在早期形塑的過程上，最凸顯的有兩項追求：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二為「反對特權、追求公道（義）」。追求「民主」與「公道」，可說是黨外在吶喊階段最強烈的共同音調與最大公約數，黨外也正因這兩大追求的正當性與神聖性，沛然莫之能禦，才能突破黨國體制枷鎖，逐步成長茁壯，組成民進黨，成為國內兩大政治力量之一，並終於在二千年完成政黨輪替的美夢。

　從歷史關係而言，儘管民進黨曾延續黨外香火，代表黨外精神，繼承黨外追求，兩者曾經是一體之兩面，一度可劃上等號，但黨外精神和任何特定政黨，包括民進黨在內，卻很難永遠劃上等號。由於權力本質所蘊含的排他性、誘惑性和腐蝕性，任何政黨一旦長期享有權力之後，除非具有高度的自律素養、思想準備和監督機制，很難不為權力所腐化。

　戒嚴體制下的國民黨即因權力的腐化，而在「人民的力量」審判下黯然下臺；民進黨中央執政以來，由於一些代表性人物活生生留下腐化的烙印，而與黨外精神漸行漸遠，因而也在「人民的力量」審判下遭到一月十二日立委選舉的慘敗。所以黨外精神，正如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先覺者」所遺留的精神遺產一樣，並不專屬於哪個特定個人、哪個特定政黨，而是超越黨派、超越時空、屬於所有台灣人民的、屬於台灣歷史的。

　黨外有如一棵活生生的樹，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自在萌芽，不僅洋溢著濃濃的本土氣息，更帶著一種無可取代的生根，所以「本土」不僅是黨外精神三大核心內容之一，更可說是黨外的本質。當台灣社會還處在「反共的跳板」、「復興的基地」、「歷史的支流」、「中原的邊陲」的氛圍時，黨外基於智慧與勇氣，對「本土」的堅持與推動，終於改變了形勢；今天，當「台灣主體」、「台灣認同」逐漸蔚為主流，甚至已成為朝野兩大政黨的共同主張時，從一九二○年代以來，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所推展的本土運動，可說發展到空前落實的歷史階段。

　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選民都與繳稅有關，自然包含有疆界觀念，因此，定期由臺灣人民依法直接選出的新總統與新國會，不管是哪一個人、哪一個政黨，當然屬於「本土」政權。所以「本土」政權也不是專屬哪個特定個人的、哪個特定政黨的，「本土」政權是民主政治的產物，是台灣民主已告建立的見證，也是作為國家主人的台灣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本土」選民以選票展現的意志，不管是哪個政黨取得多數，所組成的政府就叫「本土」政權。

　一九八一年我主持宜蘭縣縣長的輔選，喊出一句有力的口號：「打破國民黨三十年縣長專賣局面」，那一年縣長「專賣」局面被打破了；從黨外演變而來的民進黨，對於黨外精神與本土意識，曾付出過，奉獻過，但卻不能「專賣」，尤其不能成為一些失德又無能的當權者及依附者，假維護「本土」政權之名行違背黨外精神之實的「專賣」。

　當美國聯邦參議員歐巴馬以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的身分參與民主黨總統初選，並展現出磅礡氣勢之時，民進黨內有志之士，不管自覺或不自覺，還能懷抱著排他的態度，以「本土」政權獨一無二的「專賣局」自居嗎？還能陶醉在支持與掩護這種「專賣」立論的掌聲中而怡然自在嗎？當台灣總統直選已進入第四次，國會全面改選更已完成六次以後，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全國人民都應謙誠地共同接受：黨外精神與本土意識是超越黨派的，是屬於全民的、是屬於台灣的。

　（作者為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