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時報2008.01.03【工商社論】

　一九八七年元月，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預告，政府將於一年後正式宣告解除報禁，包括可以依法登記自由辦報，以及不再做每日印刷張數、售價甚至印刷地點的規範限制。一九八八年元月一日，台灣迎來了解除報禁後的新紀元，於今剛好屆滿二十年，毋寧是檢視台灣媒體產業發展轉折與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是否真正落實以及是否出現偏差的恰當時機。

　在報禁解除逾二十年的今天，回顧當年的這項政策宣示，顯然決策者並未能預想到這一看似單純的政策決定，竟然會帶動這麼翻天覆地的改變。不只改變了原來相對單純的媒體生態環境，也全面性的影響了這二十年來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每一個層面的運作風貌，交織成一個全新的新台灣。

　首先就媒體生態環境的變化來看。事實證明解除報禁不只是對台灣的報業市場產生直接的衝擊影響，一時之間不只原有的報紙紛紛增張擴版，以更充裕的版面滿足讀者知的權利，以及強勢報紙紛紛投下重資在中南部分設印刷廠，讓讀者可以得到更新、更完整的訊息，也讓報業間的競爭更為全面化。同時新報紙更是風起雲湧，令人目不暇接，也讓整體的報業市場出現前所未有的熱鬧景況。

　但是解除報禁，影響的層面自然不只限於報業市場的量變與質變，這個政策事實上意謂的是管制時代的結束，開放時代的來臨。一方面解除報禁並非單一孤立政策，就在一九八七年下半年以迄一九八八年上半年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台灣除了宣告解除報禁，也先後宣告開放人民赴大陸觀光旅遊，以及解除戒嚴和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無疑的，台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這一連串開放性政策的宣告，乃是在累積社會上多年來對自由民主改革開放的鼓吹訴求下執政者不得不爾的回應，其中報業無疑扮演了敲邊鼓甚至推波助瀾的關鍵角色。而一旦改革開放的閘口開啟，自然不會只有解除報禁這一個層面，跟隨而至的則是廣播頻道的分批釋出，以及包括無線電視、衛星頻道、有線電視的相繼開放與引進。

　台灣媒體開放的大潮，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波瀾壯闊的湧現，固然是事勢發展之所必然，但是傳媒科技在這一段期間的突破性發展，同樣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包括光纖傳版、傳真機、呼叫器、手機、ＳＮＧ、網路等等，幾乎都是緊隨著解除報禁開放大潮的勢頭，在不到十年間一一呈現，致使整體媒體生態變得更為多彩多姿，對閱聽眾的影響更為直接全面，同時也使媒體市場重新洗牌，競爭更為尖銳、全面。媒體在享有完整的新聞自由的同時，不免令人質疑台灣的媒體已然失控，媒體亂象的指控既傷害了媒體界，同時也成為社會亂象的幫兇或推波助瀾者。

　除了媒體因開放帶來了百花齊放與失控亂象交雜的場景之外，檢視台灣媒體的整體表現是否因為政策禁制的解除，就能因完整的新聞報導自由而保障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並進而發揮媒體做為社會公器所應扮演督促政治民主、社會進步的應有功能時，顯然社會各界的觀感與評價並非如此。這其中，部分媒體對自身角色的定位與認知與社會期待有落差，不當看門狗而只當哈巴狗或咬人狗；缺乏媒體應有的公共性角色而只會在八卦羶色腥中找刺激，凡此自然是有虧職守，糟踏了新聞言論自由的本旨。

　不過，媒體全面開放以來，雖然表面上已不再有法規、政策的有形限制，但距離實質的百分之百言論自由其實仍有一段距離。實際的情況是政治力的直接控管雖然在解放大潮下逐漸退位，但是當權者不論政黨輪替前後，其實從來沒有放棄想要干預、影響媒體的運作與報導，包括行政手段更包括行政資源，意圖介入、左右媒體可以說是斧鑿斑斑。除外，由於媒體大開放導致媒體大競爭，對廣告的期求更殷，因此除了政府行政資源足可發揮影響力，企業界動輒以廣告投放施壓媒體更是屢見不鮮。因此，綜括來看，二十年前的報禁解除，誠然開啟了包括媒體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改革開放新紀元，但開放不必然帶來進步，今天的媒體亂象、政治亂象，其實帶來太多值得省思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