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 2007.11.18 03:36 am 
 
台灣近年的政治發展，完全合乎「莫非定律」的預言：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全都出了錯。政治被化約到只剩下選舉，選舉被化約到只剩下撕裂，人民被貶抑成豬狗雞，執政者只剩下一張利嘴；這就是台灣的苦情民主。

近日來，四處此起彼落的嗆扁行動，可視為人民不滿情緒的大爆發。可惜這些聲音太微弱、也太零星，從扁蓮冷嘲熱諷地回嗆民眾的高姿態看，傲慢的新威權統治者對此根本無動於衷。藐視人民到這種地步，其實已是民主衰殘的最後一瞥；從不尊重體制、不尊重遊戲規則，乃至踐踏自己的承諾和理想，陳水扁一步步毀國殘民，台灣民主的質感已所剩無幾了。

當政治被化約到只剩選舉，政黨政治也已淪為機器戰警的殊死格鬥。最近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備受議論，提名過程透明度不足、詹啟賢遭排除的遺珠之憾，都嗅得出藍軍政治思維枯竭的氣味。不分區立委的原始設計，在廣納形象好、專業佳的人才，以平衡區域立委受制地方利益的狹隘格局；如今，藍營為了求勝，不惜將不分區當成區域立委的疏洪道，排除專業及清流，形同犧牲立院問政品質以求孤注一擲。如此捨本逐末，一如先前內部文件刪掉九二共識一樣，均是只有選舉考量，充滿投機意味。

國民黨的投機誠然可議，但若比起民進黨對不分區的全盤扭曲，恐怕還只是小巫。且看民進黨今年設置的「排藍」門檻，不只是推翻了不分區設計的初衷，更在實質上對黨內專業及清流造成趕盡殺絕，迫使改革派立委無處立足。尤其，將高志鵬、薛凌等已被起訴者列在安全名單，更不啻宣示民進黨已經毫無廉恥可言。當政黨政治被驅趕進入這樣的死巷，民主還有多少活路可走？

民主政治被化約到僅剩選舉投票，是台灣實施總統直選以來所產生的集體迷幻。許多人以為，公民能投票直選總統，即代表「人民當家作主」；以為締造政黨輪替，即代表台灣從此揮別舊時代。結果，人民選出的總統，不承認他元首頭銜上的國家；百萬人上街，無法讓他對自己的貪瀆無能稍感不安；憲政上的罷免設計，動不了他一根汗毛；司法女神的天平，甚至無法讓第一夫人現身接受審判。經過人民的選票「加持」，陳水扁搖身一變把自己化作了至尊皇帝，這就是台灣人民夢想的民主嗎？

現在，人民不僅必須繼續供養這位失德失政的總統，還得忍受他的誑語，領教他對民眾低俗粗鄙的叫囂。陳水扁把「人民頭家」踩在腳下猶嫌不足，還可以放話叫不滿的民眾離開本土；這幅「乞丐趕廟公」的世紀末景象，也該教台灣人民從這場變了質的民主春夢中驚醒了吧！

民主政治之所以容易受到愚弄，主要在一般民眾喜歡簡單、動聽的口號。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台灣十餘年來的政治，幾乎是一章續一章以滿篇口號寫就的發展史；狡猾的政客知道如何打動人民，他們卻根本無心完成自己的承諾。事實上，不論民主或專制，執政者最後的正當性都必須建立在滿足人民的需求與期待上；像扁政府這樣，光靠「愛台灣」、「肚子扁扁也要投扁」等簡單口號即能兩度奪取政權，說明台灣民主根基的脆弱不是沒有緣由。

回顧過去八年，台灣政治的議程無一不是根據選舉需要而排訂的；包括政策上要釋放送什麼利多、技術上要綁什麼公投、造勢時要發動什麼意識形態戰爭、戰略上需要製造什麼意外或醜聞，無一不如此。當權謀意識壟斷政治，當短線作手主導朝野政治思維，台灣的政治如何能有長期思考？更可怕的是，當主政者眼中不再有民生疾苦，更視自己的人民如草芥、如寇讎，台灣的民主招牌其實已可以拆去燒了。「官主」時代降臨，「民主」當然已名不副實。

中國時報2007.10.14■李丁讚

　近月來，報紙幾乎每天都有自殺的消息，而且，每天都不只一件。自殺的年齡範圍越來越大，從小學生到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家都在自殺。更令人膽戰心驚的是，很多自殺案都是家人相約自殺，或是長輩攜帶幼兒一起自殺。「父子燒炭自殺」或「母攜子投海」等不可思議的景象，已經成為國人的「集體驚聳」。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台灣人除了自己不想活之外，還忍心要他／她們的孩子也一起死呢？

　除了自殺之外，家人之間的虐待、暴力、甚至謀殺，也非常嚴重。前幾天就有一位學齡兒童，被母親的同居男友打到連骨頭都碎了，內臟也受到極大的震傷，終於不治而死。其實，這種毒打虐待的事情雖然程度不一，但卻相當普遍地存在很多家庭中。

　而且，除小孩外，很多婦女也經常受到丈夫的毒打，遍體鱗傷，甚至求助無門而精神錯亂。甚至連「兒子殺死父親」、「媳婦殺死婆婆」之類駭人聽聞的報導，也時有所聞。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台灣的父母可以對自己的小孩這樣的狠毒，讓台灣的先生可以對太太這樣的凶殘無情？讓台灣親人之間可以互相殘害？

　當然，這種虐待與暴力事件，不只發生在親人之間。很多公司行號、學校機關、工廠店鋪等，都可以看到主管對屬下的各種濫權或凌虐。很多雇了菲傭的「小老闆」，對其傭人的騷擾或虐待更達到讓人難與忍受的地步。台灣各個層次的社會關係中，到處充滿權力的傲慢與濫用。暴力滋生暴力，蔓延成社會的集體暴力。程度輕者，大家互不信任。程度嚴重的，互相廝殺。於是，各種精神症狀，如焦慮、憂鬱、躁鬱、分裂等，急速增加。

　不管是自殺、脅迫自殺，或是對親人之間的暴力、乃至對外人的凌虐，到相互廝殺、集體暴力等，在在顯示這個社會生病了。這是一種社會的病，需要公共政策才能夠解決。但，執政者卻對這種社會病視若無睹，認為這是個人的問題，與政府無關。因此，儘管社會病得這麼重，政府卻沒有提出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案。難道自殺、凶殘與暴力，真的只是個人問題嗎？

　社會學家涂爾幹指出，一個社會的自殺率與該社會的人際連帶與社會整合密切相關。當社會組織鬆散、人際關係疏離、信任度降低時，自殺率就會提高。

　台灣當前自殺率急速攀升，所反應的其實是人際關係的斷裂、甚至衝突。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尤其，一個人自殺還不夠，竟然還要讓自己的後代一起死，要不是對這個社會完全絕望了，要不是認為孩子以後永遠不會幸福，父母親是不會這樣做的。

　其實，這些要家人一起自殺者，通常都有失業與貧困的問題。這除了與產業結構的轉變有關外，資源分配的不公可能更是致命的關鍵。很多這種類型的自殺者，都留下充滿對社會不滿的遺書，認為這個社會對他／她們不公平。貧窮背後有關資源分配與權力濫用的問題，可能才是讓人絕望的原因。單純的貧窮，自己死就夠了。要孩子一起死，一定是對整個台灣社會的絕望。

　而這種「不公平」的絕望心裡，其實有其派系文化的源頭。中國國民黨過去一直都以「黨派利益」的邏輯在分配資源，整個社會的分配原則因此也受到極大的扭曲。民主進步黨執政後，變本加厲，用更清楚的黨派邏輯在執政，也造成更嚴重的權力濫用與資源分配的不公。尤其，兩黨相互熬鬥，權力濫用與分配不公的情形越發不能控制。於是，特定性的暴力逐漸擴大成普遍性的暴力。這正是社會集體暴力的根源。

　可是，面對這些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問題，執政者不只沒有補救性的安全扶助政策，更看不到積極的結構調整與改造，甚至本身就在濫權，創造社會的不公平，撕裂人際的連帶與信任，強化社會的暴力結構。反對黨對社會弱勢也同樣視若無睹。除了所謂兩岸三通之外，看不到其他更具體的社會經濟與產業政策。對惡劣的政治文化，更是積極參與強化。政客不仁，以蒼生為芻狗。

　可是，蒼生為何不生氣呢？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教授）

中國時報2007.10.09?林國明

　黨派對立、追逐私利，使我們社會普遍瀰漫對政治的憤怒、失望與冷漠。但誠如貴報「遭唾棄的政治」專題所指出的，「建立公民社會之網，才能打破惡質政治的輪迴。」○四年以來，在台灣逐漸推廣的，讓一般民眾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的公民會議，和其他模式的公民審議活動，就是希望透過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理性對話來提升民主政治的品質。

　最近幾年，政府機關針對代理孕母、健保、稅改、纜車建設、水資源管理、環保和勞動等公共政策議題召開公民會議。除了全國性議題和市政議題的公共討論之外，審議民主公民參與的實踐，也推廣到社區。透過學者、社區大學和地方社團的合作網絡，從北到南，從都會到農村，在基隆、宜蘭、北投、內湖、板橋、三重、淡水、苗栗、台南、屏東等地，紛紛就各種議題舉辦公民會議。

　公民社會的合作網絡，使得審議民主的公民參與，不但擴展到生活社區，模式也日趨多元。過去，審議式公民參與都利用公民會議的模式來討論具有爭議性的公共政策議題，近年來，願景工作坊、開放空間、公民對話圈和公民陪審團等多元公民參與模式，也紛紛被許多民間團體用來討論各式各樣的議題，甚至連族群與兩岸關係等困難的認同議題，也開始進行公民審議；○五年的縣市長選舉和○六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也引入審議式電視辯論會，由公民們經由審慎討論後提出集體關切來詢問候選人。

　公民社會的實踐，使得審議民主的理念逐漸萌芽，但也引來不少質疑。大部分的質疑是針對政府機關所贊助的公民會議。其中，最大的質疑是：公民會議的參與者有什麼「代表性」可以來「決定」公共政策？

　許多質疑來自於誤解。公民會議的參與者不到二十人，自然不可能在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或族群等人口變項上作為社區、縣市或全國母群體的「代表性樣本」。我們應該關注的，不是這種人口組成意義的代表性，而是「社會觀點的代表性」，也就是說，公民審議的過程，是否包容了不同的立場、利益和價值？

　公民會議的參與者不能替我們決定政策。審議民主的公民參與是要修正代議民主的缺陷，讓公民能更積極、直接地影響政策，也希望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有更多說理與溝通，但公民會議不能取代代議民主賦予立法和行政機關的決策權力。立法者或政府官員在制訂法律或政策時，參考公民審議所形成的集體意見，評估接不接受公民意見所要負擔的政治後果，並公開說明理由，但並非要全然接受公民會議的結論不可。

　公民審議的結論雖然沒有法定約束力，但如果能適當地運用於政策形成階段，將對民主政治產生重大的效果。

　首先是增強民主的正當性。在審議過程中，公民們透過相互說理和積極聆聽來形成集體意見。政府機構也必須在公民審議中，提出充分的理由辯護其政策方案。理性溝通可使公眾價值比較可能得到整合，政府對政策合理性的公開說明，也可以使公眾能夠建立對公共機構的信任。

　其次是提高決策的品質。公民審議帶進地方的智慧和生活世界的經驗，使決策不至於閉門造車，遠離民眾實際生活，而犯下嚴重錯誤，無法執行。

　除了政策影響之外，公民審議活動對民主政治的重大效果，在於公民德行的養成。目前，在各個社區角落推廣的公民審議活動，不見得能夠直接影響決策，但卻對參與的公民們產生轉化的效果。我們從台灣各地公民審議的實踐經驗中發現，公共討論往往使公民們更加瞭解政策議題，也使參與者能夠超越自利的觀點，更加關注公共利益。當民眾有機會可以參與政策討論而對政策議題有所瞭解，也就有了意見判斷的能力，也比較能夠主動關心政策訊息，強化參與的積極意願。提昇民主政治的品質，關鍵之處，就在於養成瞭解政策議題，關心公共利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德行。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