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02 中國時報 【?林騰鷂】

    　立法院積案甚多，而前不久更不適當的處理了兩個法律案，其一是三讀通過了「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另外一個是由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了「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文修正草案」。

    　首先，中央選舉委員會被框架了一個與其他獨立機關非常不同的組織建制，致與當前憲政法制產生重大歧異。

    　例如，其所有委員均須經行政院長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民主代表性，遠遠高於未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內政部長；但號稱國家最高選舉機關之中央選舉委員會，卻只能處理事務性之選務工作，而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等相關政策之主導，則仍歸由民主代表性間接又間接之內政部掌管，實是一種立法胡亂。

    　又委員中之主委、副主委是有給職，其餘委員則為無給職，也不知其立法理由何在？以選舉事務涉及國家元首、地方政府首長及各級民意代表產生之重要性，遠遠高於只是掌管通訊傳播事宜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又同為重要國家獨立機關，何以兩者之委員待遇要作不同的規範。另無給職之中央選舉委員究竟是專職，還是兼職，其所應負之責任為何？

    　原本希望透過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之制定可以導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四條第一款，監察院受理總統、副總統、各級民意代表財產申報之異常規定，乃因依現時憲政體制，監察院對於總統、副總統、各級民意代表並無彈劾與懲戒之權，則這些人員之財產申報，本應改由授予這些人員當選資格之中央選舉委員會來受理，比較妥適，也比較能與現時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四條第三款，關於受理「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之規定相一致。因為各級公職候選人之財產申報受理機關，現時既然規定為各級選舉委員會，則何以這些公職候選人當選後之財產申報，反要周折的改由監察院受理？對這些立法疏失，筆者建議行政院劉院長與馬總統依憲行使覆議權？以免中央選舉委員會成為一個專業不足、獨立性不強之獨立機關。

    　至於被輿論所訾議的「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文修正案」之初審通過，除了有圖利立法委員地方樁腳之肉桶法案嫌疑之外，更是有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立法胡亂行為，且與大法官釋字第五五○號解釋意旨有重大違背。因依該號解釋：「法律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於制定過程中應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與。行政機關草擬此類法律，應與地方政府協商，以避免有片面決策可能造成之不合理情形，並就法案實施所需財源事前妥為規劃；立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律時，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此類立法程序表示意見之機會。」此次立法院對「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修正草案」之審議，似未依照大法官釋字第五五○號解釋之意旨辦理，有可能在將來被宣告為違憲。

    　（作者為東海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2009-05-12 中國時報 【黃長玲】

    　對於近來各方強烈反彈的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媒體報導馬總統親自出面協調，希望法律朝寬鬆的方向修正。馬總統的努力是否能化解外界對於民主倒退的憂慮，還有待觀察。筆者想指出的是，民主倒退的情形，往往由小見大，不只表現在白紙黑字的法律文字而已，也包括施政風格及掌握公權力者的心態。

    　母親節前夕早上，婦女新知基金會在龍山寺前舉行記者會，希望爭取單身以及同性戀女性收養小孩及人工生育的權利。當天在場的工作人員加上媒體採訪的記者，沒有超過二十人。在熙來攘往的龍山寺前的這場記者會，除了吸引少數好奇民眾停下詢問及觀望外，只不過是民間團體進行的簡單活動，對於民主社會而言，應該是稀鬆平常的事。然而，當天早上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接到萬華分局警員的電話，想知道活動的性質、可能參與的人數、以及是否有政治人物出席等等。不僅如此，十點鐘記者會開始時，也有一位警員到場。筆者在現場參與記者會，不但同情基層警員的辛勞，也對於警政高層企圖全面監控所有的集會遊行而感到荒謬及憤怒。

    　從去年十一月陳雲林來台，引發群眾示威與警方執法過當的爭議後，社運界強烈瀰漫台灣民主倒退的感受。這個感受，筆者相信馬總統、劉院長、乃至於在立法院掌握多數席次的國民黨團，要不然是毫無所覺，要不然是毫不在意。然而，這樣的感受，並非空穴來風，都有真實經驗的基礎。上述婦女新知基金會的經驗，是過去這半年中許多社運團體共同的經驗，只要有任何群眾性的戶外集結，無論是示威抗議或僅僅是個記者會，都會接到警方詢問的電話。這種關切，不但引發人民的反感憤怒，也增加基層警員的工作負擔。

    　問題的癥結其實非常清楚：目前政府仍然抱持人民需要管理的威權心態。這種對於人民集會結社監控態度，要說是對人民基本公民權毫無影響，顯然自欺欺人。

    　馬總統上任前及就任以來，有過不止一次談話，表明對人權價值重視。然而，不止是王卓鈞署長統領警政系統對待集會遊行方式，與他揭櫫的人權理念背道而馳，有些部會首長在決策過程中，也完全缺乏對於人權價值體認。最近台灣景美人權園區改名事件就是最好例子。文建會在決策過程中，有明顯的行政疏失。雖然文建會對外宣稱曾開五次諮詢會議，然而不但會議缺乏人權團體及政治受難者的參與，在會議記錄中也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出席者建議改名。文建會逕自改名的決定，在人權團體及政治受難者抗議後，文建會除了敷衍性的表示會將人權二字放回園區名稱外，不但沒有停止藝文團體進駐的徵選作業，也對於園區相關規畫是否確立以人權歷史及教育為核心，沒有具體回應。

    　除非馬總統的人權價值是打算光說不練，否則像文建會黃碧端主委這樣，在決策風格及過程上可以如此漠視國家元首所認肯的價值，就民主國家的運作而言，實在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所有的民主政府都是民選政府，但是並非所有的民選政府，在民主價值的實踐上都能贏得人民或其他國家的尊敬。美國在小布希總統任內的民主倒退是舉世公認，不但使得美國在自由世界中喪失領導威信，也備受歐洲盟邦的輕視。

    　台灣只是個年輕的民主國家，嚴格來說，還在持續民主化的過程中，民主的實踐不進則退。在這樣的情形下，如果政府還以威權監控心態來對待人民集會遊行的活動，如果國家元首信誓旦旦強調人權價值的同時，政務官的施政卻明顯表現出對這些價值的無知與漠視，那麼台灣人民終究只是有個民選政府而已，並沒有真正成為民主國家的主人。（作者為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

【聯合報╱社論】 2009.04.26 03:57 am 
 
台灣政治的聒噪程度，在全球絕對屬於高分貝群；但要論它解決問題的能力，卻似無可恭維。台灣民主為何變成一個高速空轉的漩渦，有待更深刻的討論，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出在「嗆聲文化」的喧賓奪主。

環顧我們的政治，每天都充斥著以發洩情緒為目的的叫罵和指控。李慶華連珠砲般的挑激言詞，聽在一般人耳中也會覺得難以忍受；而邱議瑩的巴掌，亦把自己推到失態又失控的情境。兩個人的粗魯爭執，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卻帶給社會更多的煩躁與不屑。

遺憾的是，這種嗆聲式的手法，近年已成為台灣問政的基本模式。立法院的質詢，多半不在爭辯政策是非，而以羞辱內閣官員、製造糾紛為能事；也因此，賴幸媛才會三赴國會卻上不了台。再看「雙英會」的問題，朝野都聲稱邀請對方晤談，卻又故意公開說一些刺耳的話，結果當然是誰也不想踏進對方的場子。包括成龍的失言，也見政客咬牙切齒地叫囂要取消他代言聽奧的資格。由此看，所謂活力充沛的台灣政治，其實不僅是野性未馴，也是自信心漸失，以致不知如何朝深化民主的方向推進。

「嗆聲」作為「異議」的一種表達形式，對普羅大眾而言，原具有「政治除魅」的意義。但當嗆聲文化以沛然莫之能禦的姿態喧賓奪主，取代了異議政治及反對政治，遂使民主政治中一些比較嚴肅的價值和一些確有必要的辯論，也就隨之消失不見了。一個異議者提出論點時通常會說：「我反對這種作法，理由是……。」「我認為，採取ｘｘ方式會比較好。」但嗆聲者只要喊：「去你的！」「賣台！」「不愛台灣！」「下台！」「走狗！」請問：哪一種方式更有助於思辨？

更糟糕的是，嗆聲原不失為庶民對政治不滿的直覺表達，現在卻反過來，以政治為職業的人物利用這種手法來作秀，把殿堂上的政策議論變成市井中的即興呼喝。如此一來，辯論過程不僅變得淺薄化，也因為夾雜強烈情緒而變得非理性化了。最明顯的例子是，近年台灣始終在抽象的主權議題上打轉，對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反而粗率以對，連扁家弊案也無法平心討論；近年台灣國力下降、經濟不振、官箴敗壞，這不是淺薄的嗆聲政治之害嗎？

諷刺的是，嗆聲文化的大流行，包括「嗆」字成為台灣的常用詞彙，其實是公元兩千年以後的事。亦即，台灣已完成政黨輪替，政治人物反而開始大肆歌頌「嗆聲文化」，這正是異議精神劣質化及空洞化的開始。威權統治年代，異議人士猶能建構強大的論述去抗議統治者，及爭取支持者；相形之下，今天在野黨只要信口謾罵，就自以為盡到反對黨言責，這難道不是對民主政治的輕薄？

的確，台灣的民主政治近年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瓶頸，而把嗆聲文化帶進政治的民進黨如今也遇到了它發展上的撞牆期；這正是我們重新思考民主異議的時機。二○○一年的一個事件，也許有助於我們釐清一些思緒。

那年，民進黨推出一個徵求「嗆聲新世代」的廣告，畫面中將希特勒和卡斯楚、李登輝、甘迺迪並列為勇於嗆聲的時代英雄，結果引起德國和以色列等國的抗議。這反映了其兩個思維盲點：第一，身為執政黨，卻鼓勵新世代向在野黨嗆聲，這完全是煽惑民粹的操作，也有違民主政治在野監督在朝之精神。第二，將希特勒和甘迺迪並列，顯示其歷史認知的淺薄，以及對民主價值缺乏真正的理想。

的確，目前台灣民主的困境，不在反對的語言不夠豐富，也不在批評的情緒不夠辛辣，而在彼此失去了溝通的能力和對話的善意。民主需要比嗆聲更深刻的語言和思路來激盪思辨，粗暴的嗆聲文化只會讓台灣政治在騷動中日漸淺薄。

【聯合報╱李丁讚／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2008.12.30 02:53 am 
 
兩岸關係是馬政府施政的主軸，甚至是國家治理的核心要素。馬英九一直認為，只要改善兩岸關係，台灣的經濟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其他社會問題也都會逐漸改善。就職半年多來，兩岸關係的確是馬政府著力最多的面向，也獲得不少具體成就，初步地實現了他對兩岸政策的政見承諾。但是，台灣的經濟、社會、政治等各個面向的問題，並沒有因為兩岸關係的改善而有進展，朝野對立的關係甚至更糟。這除了國際經濟大環境的因素外，馬政府對兩岸政策的執行方式，可能也是重要原因所在。

馬英九上台後不久，吳伯雄馬上訪問中國，再度啟動「國共論壇平台」。在跟中國各界的接觸過程中，吳伯雄一直以「馬先生」稱呼「馬總統」，以「中華民族」代替「中華民國」等，這些名稱上的問題，牽涉到主權的敏感問題，綠營開始擔心馬政府「主權自我矮化」，一種「台灣會被出賣」的恐慌感開始萌生。抑有進者，這種黨對黨之間的合作，繞過政府，甚至立法院也無法監督，反對黨和一般民眾更無介入的空間，很像獨裁的作風。綠營對此充滿焦慮，但又無力。於是焦慮與恐慌慢慢變成憤怒，終至於轉變成隱約的暴力。

不久之後，江丙坤以海基會董事長的名義訪問中國，與海協會進行雙邊會議。這是準官方的會談，雙方也簽訂多項協定，包括允許陸客來台觀光，開放定點包機直航等，對兩岸的交流是一項實質的貢獻。但是，兩岸實質交流後，大陸觀光客的人數大不如預期，通航的效果也很有限。一般民眾開始失望，懷疑靠向中國的處方是否真的有效。但更根本的問題是，海基會代表台灣夠嗎？她除了有明顯的政黨屬性之外，更有清楚的階級屬性。除了大型企業和大商人所界定的利益之外，她對一般市井小民的利益是不敏感的。兩岸的談判往往被化約為大企業之間的談判。這也是很多人對兩會之間的會談不放心的原因。

「張銘清事件」是一種爆發，是擔心台灣被出賣的恐懼、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的憤怒、以及因此產生對政治的無力感等因素所累積而成。但這個暴力的發生，引起警察治安單位的高度緊張，因此，陳雲林來台時的維安工作，警察大大地逾越了維安的適當尺度與範圍，進而造成了警民衝突的暴力事件，也造成了野草莓學生的靜坐抗議。這些事件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相生相成。但追根究柢，馬政府在執行兩岸政策過程中的專斷獨行，可能才是主要原因。以「黨」或海基會為主體的談判形式，很明顯不能滿足多數人的參與需求。

兩岸關係攸關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生命與福祉。執政黨雖然有權力主導議題和方向，但也不要忘了，這是民主社會。反對黨、乃至一般公民的聲音仍然要給予適當的尊重。如何納入適當的管道與機制，讓多元的聲音能夠進入決策過程，讓中國看到更真實的台灣，兩岸政策才能更真實地反映整個社會的需求，這種政策才是好的政策，兩岸關係也才能夠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前進。兩岸關係和藍綠關係，是一對孿生子，必須同時解決、同步處理，才能同時達到平衡狀態。任何單一、不同步的處理，都很難成功。

民主，是一種「共治」，只有透過大家的共同參與，協商合作，共同體的想像才能夠逐漸成形。這樣，台灣才能慢慢擺脫藍綠惡鬥的格局，也才有真正穩定健康的兩岸關係。

2008-11-15 中國時報 【許家馨】

    　「野草莓學運」如野火般燒遍全台；陳水扁以及其他綠營地方首長被羈押繼續引爆藍綠爭議。這場十一月份在台灣輪番上演的民主大戲，彼此間注定有著千絲萬縷的糾葛。基本人權、國家認同、弱勢發聲，凡此議題皆同時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何謂民主？」在政治喧囂中，十一月下旬即將訪台，享譽全球的法律與政治哲學大師朗諾．德沃金（Ronald Dworkin），正好將以「民主是什麼？」為題，發表公開演講，值得所有關心台灣民主的公民，認真聆聽。

    　德沃金的民主理論，對當前台灣的政治困境與民主發展，有深刻的啟示。他問道，若說民主的意涵就是「人民自我統治」，那麼「人民」是什麼意思呢？「民之所欲」是千萬個人偏私喜好「統計式」的集合嗎？若是如此，憑什麼一群好似萍水相逢在一起的人有權以多數決定要求少數服從？他指出，唯有當「人民」是一個「社群」（communal）式的概念，唯有個人在道德上認同社群整體，把「我們」的決定，當成是「我」的決定，「我們」的「成敗榮辱」也成為「我」的成敗榮辱，這種社群經過民主程序產生的多數決定，才具有道德正當性。

    　然而，打造具有道德正當性的社群，不能靠洗腦，不能靠愚民。德沃金的社群觀建立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之上，強調人性尊嚴之無價。所有人都應被當作目的，而不能僅被當作集體的手段。正如納粹德國時期的猶太人，以及種族隔離下的南非黑人沒有道德上的義務服從壓迫他們的多數。社群內的每一位公民必須受到「平等的關懷與尊重」，沒有結構性的歧視或限制，貶抑其個人價值。民主公民彼此之間，因而構成值得彼此服從與認同的「夥伴關係」，德沃金稱之為「夥伴式的民主觀」（partnership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因此，在「人權」這看似抽象的理念背後，其實預設了一個視彼此為夥伴，彼此關顧，彼此尊重，彼此信任的政治共同體。台灣當前根本的問題在於大部分藍綠政治菁英以為透過民主程序（甚至不一定有「多數」支持）掌握關鍵國家權力位置後，可以粗暴地遂行或藍或綠的政治議程。陳水扁一意孤行推動公投入聯及挑釁族群神經固然是最壞的示範，馬英九把兩岸降格為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也僅五十步與百步之遙。國家認同爭議之所以如此具有爆炸性，正因為究其根本是一個深刻的道德問題。

    　中國認同者在歷史記憶中對於肇建現代中國而拋頭顱灑熱血的先人負有道德義務；台灣認同者對於被中國政權屠殺的二二八受難者也負有道德義務；那麼現在台灣島上的公民又互負何種道德義務？衝突的道德義務如何調和？有無可能發展出容納各方的歷史與道德論述？台灣人需要講述共同的故事，共同的歷史，而其背後需要一個自由主義式強調個人價值與共通人性的道德框架。政治菁英的責任是在公共領域中，基於對所有公民與族群的關顧，思考、實踐、打造共同的道德基礎，而不是單方面操縱國家政策與象徵符號，強加其記憶在其他族群之上。粗暴抹煞任何族群歷史記憶與認同價值的政府，即便是多數決程序產生的民主政府，仍然缺乏完整的道德正當性。這是德沃金給我們的啟示。

    　德沃金的政治法律哲學深深植根於其尊重人性尊嚴、相信理性價值的啟蒙道德哲學中。面對布希執政時期美國政治逐漸走向極端化，公共論述日益貧乏，他秉持信念，相信真正體現「民主政治」的場域，不在於爭逐國家權力，透過國家權力搞小動作，而在於公共領域中的聆聽、論證與說服。

    　他語重心長地說道：「對於我們所有的公民來說，政治乃是吾人生命歷程中終極的道德實踐場域。」因為，對同黨關懷寬容不稀奇，對敵對意識形態者寬容且有溝通的耐心，才是公民政治品格的真考驗，這也正是自由主義哲學的精髓。政治文明之高下，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把所施予自身所屬小群（本省人、外省人、藍營、綠營）的同理、尊重、關懷與說理的耐心，擴及更廣大的群體，甚至是所仇視的群體。因此，隨著德沃金訪台，讓我們一齊聆聽、思考、實踐，認真地看待我們彼此所負的道德義務，回應台灣民主的挑戰。

    　（作者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中國時報 2008.05.26　
南方朔

    　全世界有無數可以傳之久遠的政治演說，但這些演說在講的時候，其實都沒有那麼重要，它的重要性是靠著說的人用後續的政治實踐而附加上去的。這也意謂著對人固然要「聽其言」，但更重要的乃是「觀其行」，言行相符，行多過言，乃成事功。

    　從「五二○」之後，新的執政者業已就職上路，目前已滿一周。由南韓李明博短短三個月，即由全球超人氣的政治明星跌成群眾惡評的不適任元首。由這種民意如流水的現實，也足以提醒新政府治理國政之不易。台灣的新政府站在陳水扁壞政府的肩膀上，對比之下而產生的超人氣其實是短暫的，此後當沒有了對比，這個政府能不能證明自己，才是成敗的關鍵。而由新政府上台一周後的表現。如多名閣員的凸槌與支支吾吾；由府內只是在大車換小車這種習慣性的「人格特質」上做文章，由行政院首次端上檯面的乃是一千多億補貼縣市這種短線式的策略。我們可能已需要收起那種對新人新政動輒捧場多過鞭策的態度了，台灣股市對新政府好像不怎麼捧場，儘管股市枯榮不是真正的指標，但它有所保留，畢竟還是反映了整體社會一部分的心情，這個新政府將來還有得拚啦！

    　今天這個新政府以二百多萬票的差距勝出，從比較長程的角度來解釋，可以說是台灣民眾對過去十餘年來以「民主化」為名所產生的亂象及倒退，已「受夠了」的心聲之顯露。這也就是說，在歷史的時間點上，這個政府有著撥亂反正，為民主治理再造新模式的歷史任務。所謂的「優質民主」，不只是個空洞的口號而已，它有著太多內容有待填補。

    　台灣過去十餘年來，和所有新興民主體制相同，都視「自由化」和「民主化」為神聖的符號，於是許多惡劣的事務遂在民主化的掩護下進入了歷史的日程表內，甚至影響到過去十餘年來的整個政治與社經發展。總結這些亂象，我們可以歸納成下列幾個大項：

    　一、類似於台灣這種社會的民主化歷程，當民主化開始啟動，整個體制從最高的憲法起，幾乎每個領域都會衍生出一個鬥爭場域，在工具性較強的領域如司法、教育、媒體等最為明顯。它造成了意識形態的激烈鬥爭。如何讓司法的公正得以恢復，如何將意識形態扭曲的教育恢復，乃是新政府不得閃避的課題。

    　二、民主化通常也是「會吵的小孩有糖吃」，社會在民主化過程裡會讓強者得到利益，行政官僚體系則在壓力下被迫被動。台灣過去十餘年裡，財政與金融失去了正義，強者莫不以反特權、反壟斷、民營化為名政商勾結，取得利益，成了新特權。而在高科技和傳統這「兩軌產業」結構裡，對傳統產業毫不理會，再加上政策上親資本，台灣賦稅與金融正義也告失落，乃是台灣經濟惡化與社會兩極的主因之一。

    　三、民主化的過程裡，由於強者具有操弄民意的資本，因而遂使得整個行政系統出現階段性的癱瘓，一切都等到民意沉澱後才敢決定俾贏得掌聲；而在台灣的政黨競爭下，甚至出現動輒向民意加碼的耶誕老人政治。這種政治風格在經過多年後，造就政治上「搶短線」的習性。這種習性在兩大政黨間皆無異。

    　四、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裡，由於長程的見解得不到掌聲，而短程的又跟隨民意而搖擺。於是領袖人物的競爭遂被導向到「表演政治」上。今天陳水扁已成下台的過街老鼠，可是別忘了他在崛起前可曾有過超人氣偶像的階段，與扁有關的商品也都賣到不夠。政治人物耽溺於表演作秀，務虛不務實，兩黨只是表演的題目不同而已，本質上則都一樣。

    　五、民主化過程由於和媒體的擴張同步出現。由於媒體創造出了一種「健忘」文化，於是給了善變的政治人物最好的舞台。古典時代要求公眾人物必須前後一致，必須言行一致，這些標準已完全不重要。明暗兩手，反覆善變，鬼扯硬拗則成了常態，甚至還會得到人們的佩服。過去十餘年來，台灣權謀機詐當道，奸巧者反而能得到利益。這情況不也是兩黨皆然？

    　六、上述民主異象，在陳水扁任內可謂已到了集大成的地步。扁政權的表現在準革命政權裡經常可見，這種政權具有「國家機器私有化」的特性，認為政權最大，超過了一切司法立法監察和民間清議。貪腐與權力濫用都在「國家機器私有化」的前提下可以得到解釋。

    　也正因此，今天台灣的這種民主乃是付出了慘痛代價的。如果新政府只是和扁政府比清廉比節儉，那其實並無太大的意義。台灣從李登輝時代起，就在民主化之名下，使得劣質民主一步步加速走進了日程表。台灣的政治權謀、特權、政治風氣重奢華，大批的新貴都在吃著國家，財經政策失去了公平正義，政治人物也喪失了誠信。所有的這些都開始於國民黨時代，而到了陳水扁時代總其成爆發。如果新政府不能對過去十餘年做出徹底反省，並在領導方式，決策思維，用人策略等方面展布新氣象，那麼這個新政府在貪腐濫權上肯定會比扁政權時好很多，但在其他部分則並不必然。特別是台灣在過去十餘年裡，經濟體質日趨惡化，也意謂它抵抗通貨膨漲的能力日趨脆弱，目前通貨膨漲問題尚未引爆，許多漲價因素還隱藏在成本價格和生產價格增長率大過消費者價格成長率的差距中。

    　這也就是說當油氣電等調漲後，才有可能引發更大幅度的通貨膨漲問題，到了這時候，真正的問題才會開始。這也是人們對新政府過分捧場之際，必須格外要有所保留的原因。

    　也正因為新政府繼承了台灣過去十餘年來民主化過程裡所付出的龐大學費，為了未來四年，是對整個民主化的負債問題加以反思釐清，並想出全新的治國方略的時候了。至少在新政府上台的這一個星期裡，我們尚未看到這種可能性！

中國時報 2008.05.13　
葉國豪

    　民進黨將巴紐的外交醜聞定調為「詐騙案」，試圖將事件的衝擊與損害控制在行政與政治責任之內，而力圖撇清貪瀆的任何可能關係；其背後的思惟邏輯是民眾「可以」接受建交的失敗，但是「不能」原諒官員假借秘密外交之名中飽私囊。然而，此一事件已經再次地羞辱了民眾的智慧，並且使我們對於民主的發展產生信心的危機。

    　質疑「我們距離真正的民主有多遠？」並不是一個虛假的命題。儘管「自由之家」在二○○七年仍將台灣評為「自由」的國家，然而台灣關於「政治權利」的評分實際上已經因為政府的貪瀆而退步。在制度的發展上，作為新興民主國家的台灣擁有代議制度、定期選舉，有結社與言論的自由；在政治參與上，歷屆選舉的投票率一直頗高，公共議題的高度「泛政治化」甚至使民眾擔憂，然而這些指標似乎並不能滿足我們對於民主實際運作與品質的期待。

    　事實上，僅僅擁有民主選舉並不能夠避免貪腐、保障民權或是約束政客遵守憲法，這一種被政治學者稱為「非自由主義式」的民主，發生在祕魯、巴基斯坦、菲律賓、乃至伊朗、俄羅斯等許多國家。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缺乏監督與制衡的憲政傳統，以及平等深厚的公民社會底蘊，所以政客往往透過選舉取得「合法性」之後卻大肆擴權、忽視民意、侵害人權，民眾被迫只能在選舉期間透過選票在整個劣質的政黨競爭結構環境中繼續「民主」的選擇。

    　台灣民主的發展必須警惕滑入「非自由主義式」的民主，因為我們面對著內外更嚴酷的民主考驗。過去二十年的民主化過程中，台灣產生了最有群眾魅力的政治領袖（李登輝、陳水扁乃至馬英九），但是這一些政治人物在上台之後卻往往缺乏對憲法的謙卑，或是本身就根本地否定這一部憲法；他們以狂熱的話語直接訴求於群眾打造民主的後果之一，就是民主的劣質化以及對權勢者缺乏制衡。李、陳兩位總統對於台灣民主的貢獻備受爭議，正是因為政客上台之後濫用國家機器、貪腐與瀆職事件不斷，然而民眾卻對此無能為力。

    　台灣在邁向民主鞏固中對外存在著國族認同的爭議；對內則缺乏憲政制度有效的運作與監督，而這兩大困境在短期內都看不到解決的可能。北京對於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打壓，以及台灣社會面對產業外移的憂慮，使得妖魔化中國以及怒恨的集體情緒似乎找到了相對的社會基礎，於是政客從不了解、敵視中國到作出短視的兩岸政策；國內憲法的正當性屢次備受挑戰，過去十多年修憲、行憲的教訓，只是驗證了憲法工具化、鬥爭化、分贓化的結果。

    　巴紐外交醜聞的荒謬性並非偶然，這正是台灣民主政治運作對內缺乏透明的監督制衡、文官缺乏行政中立與依法行政的紀律、對外面對打壓與國際不公正對待的扭曲結果。而政客們卻是一而再地利用這一個機制運作的空隙，以達到卸責的目的。

    　今日國民黨的上台，既是民眾對於民進黨的憤怒與失望，卻也是無力的選擇結果；沒有人對於國民黨能繼續台灣的民主鞏固抱持太多樂觀的情緒。事實證明只有選舉的民主遠遠不夠，台灣社會必須要嚴肅地面對思考墮入「非自由主義式」的民主風險，並且重構制度中的制衡力量。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聯合報╱蕭衡倩】 2008.03.23 02:37 am
  
總統大選結果，馬英九以超過兩百萬票獲勝，台灣出現二次政黨輪替。這不應只是馬英九的勝利，而應是台灣選民真正做自己主人的開始。

這次選舉的意義，一方面是台灣民眾用選票終結陳水扁總統的貪腐政權，想求變求新的意願，其實是超過對馬英九的正面支持的。但另一個更重要的意義是，經過這場選舉，從藍軍的各種狀況也見識到，馬英九其實也是位隨著選舉進行各種操作的政治人物，馬英九也是凡人，不再是完美的政治偶像。

台灣的政治，從民國八十五年首任民選總統開始，就陷入偶像崇拜中。不管選民是因為省籍、意識形態或是其他因素，都給了政治人物操弄的好戰場。李登輝如此，陳總統如此，到昨天結束的總統選舉，依然如此。這些政治人物口中喊著人民當家做主，背後卻把人民當成玩偶，不斷地用各種方式，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操弄著。

相對於陳總統的貪腐政權，馬英九是乾淨的，馬英九是可以給人願景的。但馬英九不是完美的。回想選舉過程，馬英九也有家人的問題，馬英九也有說法前後不一的時候，甚至發生西藏事件時，馬英九也在選舉考量下打出民粹牌，訴諸非理性的情緒。這些在過去八年來，似曾相識的議題和作法，也會發生在馬英九身上。

經過選舉，馬英九已經落入凡間，台灣最後一位聖人政治偶像也該隨之結束。

總統選舉一路走來，勝負已經揭曉。不管是輸家或是嬴家，不管是悲是喜，選民應該要讓政治人物知道，手中的這一票投下去，只管你做得好不好，而 不管帥不帥或是那裡人，不管嘴上有沒有說愛台灣。馬英九也不用高興，做不好，四年後一樣換掉他。

政權終會過去，勿悲勿喜。但台灣人民不能再被政治人物挾持，要真正當家，做自己的主人；拿出對政治人物該有的檢視、鞭策態度，不要給政治人物任何藉口和機會，以為只要靠自己的魅力就可以應付人民。這樣台灣才可能真正的改變，才有真正的希望。

中國時報2008.03.21賀德芬

　總統選舉已到了最後關頭，雙方人馬各擁其主，戰況激烈。那麼多站出來表態的人，跨界呢喃著政客創造出來的簡單口號，跟著搖旗吶喊。企圖以學術或專業的光環，或者個人魅力，想以權威來影響選局。這可真是小看了台灣民眾多年來身經百戰所歷練出來的政治智慧，披露自己對民主的一知半解，還真是反民主的舉動，成為讓台灣民主往下沉淪的共犯。其中，激起人民對「一黨獨大」的恐懼，正是目前最愚民反智的伎倆。

　我曾在一月立委選後，對香港媒體說過，國民黨是否能乘勝追擊贏得總統大選，端看在立法院占絕對多數席次後，能否在大選之前展現出負全責、開新局的鐵腕魄力。果不其然，立法院舊習難除，國民黨從醞釀休會、技術操控土城市長的補選、多人因賄選被偵查起訴、副院長大車的驕奢、委員會的分派不顧忌民間利益迴避的要求，乃至陽光法案的杯葛，無一不令人厭惡反感。等到演出踢館的鬧劇，更彰顯了立法院多數的狂妄濫權，讓民間對一黨獨大的恐懼達到頂點。

　立法院的惡質，其來有自，此所以當初匆匆的、不計後果的讓立委減半的緣由。然而，立法院一黨多數，其實和所謂的「一黨獨大」，及因此而引伸出的「獨裁、專制」是不搭嘎的兩碼子事。卻因國民黨在立法院的表現太差，才被做了最惡劣的誤導。

　在民主漸進的過程裡，就是由於統治權的獨霸，人民只有被宰制欺凌的份，才發展出權力分立和制衡監督的理論。然而，行政權在民主體制內，它仍舊獨攬資源，完全掌控國家機器，擁有軍憲警和全面的人事權，更有責任積極主動的執行公權力，為人民謀福利，所以也對執政的成敗負完全責任。相對之下，立法權只不過行使質詢、預算和法案的消極監督權力。都是國家統治高權的邊陲，是不能和行政權相提並論的。

　國民黨執政時如此，政黨輪替後，亦然。民進黨從核四停建復建，走馬燈式的閣員更換，貪腐無能等等荒誕的行政措施，立法院除了杯葛的消極行為外，連行政院長的同意權都被拿掉，又哪能有絲毫積極作為？三一九的真相調查委員會雖有法律授權，到底不是其本身的職權，最終也是徒勞一場無功而退。

　這次，立法院玩弄文字，以會勘為名，直搗對手競選總部，就是分際踰越的濫權，當然難掩人民對之不恥與憤怒。可見，人民很清楚，立法、行政應各司其職，有所逾越，自會以選票給予制裁。所以，以行政權的本質而言，執政就有權力，無所謂「少數執政」之說，更不能將執政無能的結果推責於權力完全不對等的立法機關。人民選出的立法院，只能由人民來嚴加監督，強力制衡，努力揭發他們的不法行為，讓立委們付出司法責任或政治前途的代價，換取他們的自律自制。豈能本末倒置，由行政來制衡民意，可真是荒天下民主之大稽了。

　更何況，國內法政學者包括林濁水在內，強力推動憲改，主張行內閣制，由國會多數黨領袖出任內閣總理，形成行政和立法的合一，才是解決行政、立法對峙、以利政策的推動，扭轉八年來政府的空轉虛耗的辦法。內閣制，以倒閣和解散國會相互制衡，最後回歸民意。

　立法院一黨多數，是很正常的民主現象，談不上是隱含獨裁專制意味的「一黨獨大」。行政、立法合一，對人民負全責，更是民主的常軌，也是民主政治最被推崇的典範。簡單化約立法院的多數，為「一黨獨大」是民主的衰亡，真正是欺世盜名，為勝選昧著良知來蠻幹了。

　（作者為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聯合報╱柳中明／台大教授（台北市)】 2008.03.06 04:07 am
  
近年來，國際學者紛紛提出國家發展的Ｊ型曲線特徵，其特點是：集權國家無民主可言，但是國家非常穩定；而當邁向民主發展時，會因各族群相互衝撞，反出現社會穩定度下降的情形；但是隨著各項議題的公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意識提升，反而會自動找出磨合之路，而出現國家穩定與民主發展同步前進的情形。更有甚者，市場自由化與國家經濟規模也會同步成長，而出現人民財富也同步提升。以上的情景發展，恰好是倒著筆劃順序來寫英文字母Ｊ的型態。

李前總統公開提出「民主倒退說」，民進黨提出「一黨獨大說」與「挽救台灣民主說」等，恰恰正顯示我國仍處於Ｊ型曲線的下緣：國家穩定度與民主發展以及經濟成長前景正面臨最艱難挑戰的時刻。我們可能倒回去走向強人政治嗎？還是我們將愈來愈邁向民主與穩定的狀態？還是我們仍弄不清國家的未來方向？這三個走向，按照世界各國發展規律，恰又影響人民實質所得以及我們未來子孫的命運。

國家發展抉擇的關鍵要素是什麼？是「資訊平等公開」。許多從商或理財者，都有深刻體會：資訊不對等是市場自由化的殺手。或許少數人會因取得獨家寡占資訊而獲得暴利，但多數參與者反會因資訊不足，而作出錯誤投資決定。所以，無論是正面或是負面的資訊，只要人人都可取得，則在客觀理性的思維下，才可能作出適當抉擇，市場也才會穩定成長發展。這個情景，恰恰正是近年來許多弊案無所遁形的寫照。當然其發揮的極致就是八卦盛行，扒糞當道。未來，無論是誰掌權，資訊平等公開已是無法迴避的趨勢，更是全民的護身符，所有事件發展都將受到嚴苛檢驗。

近日，秘密運作成立的鐽震公司曝光，國防部長下台，然後被迫關門，應是相當典型的案例。但是，這類事件僅屬短期的人謀不臧，尚未達影響國家經濟、環境、人民生存威脅等程度。

前陣子，中研院前後任院長加上內部專案研究小組，強力推銷「未來五十年需使用核能」概念。近日，蘇花高興建竟在看守內閣手中，突然過關。這類議題，才真正影響台灣人民未來五十年的子孫生存安全與發展。其中，權威式的強力保證，或閉門式的密室協商，少數精英、權威、自認高明者，就要影響台灣人民的未來，這也是資訊未能公開平等分享與討論的例證，更是Ｊ型曲線發展所想擺脫的束縛。

有趣的是：士、農、工、商的等級分野，以及學者權威的建立，乃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逐漸成型的儒家思維中心。但是，在這個世代，我們必需調整思維：專家學者負責提供客觀數據與意見，真正決策者應是人民。更且，這是共業的時代，人人平等共享資訊與決策，而無論成敗，也都必須共同承擔後果。我們再也不可能回到少數人來決定多數人命運的時代，無論是以行政集權、立法威脅、專家恐嚇、媒體運作等方式來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