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林新輝】 2007.08.10 02:49 am 
 
假如胡適也經常上電視參加叩應節目，他有可能成為新文學運動的領袖嗎？

知識分子關懷政治，古今中外皆然。在東方，康有為、梁啟超率數千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光緒皇帝的「公車上書」，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在西方，社會思想大師韋伯，在德國新文化運動重鎮慕尼黑發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透過歷史、道德價值層次的批判，提出對思想、道德與政治的關懷，更被喻為上一個世紀，知識分子關懷政治的思想典範。

台灣從威權時代開啟批判的學術風氣，解嚴後社會環境快速變遷，政論節目應運而生，提供了知識分子一條更便捷的途徑，於是吸引各領域的學者競相參加，有如過江之鯽。

學有專精的教授剖析時局，不僅談吐幽默，還能引經據典提出深刻的理論，成為感染群眾的「意見領袖」。弔詭的是，原本應採客觀立場的知識分子，往往卻因政論節目的政治立場而染上顏色。隨著藍綠惡鬥愈演愈烈，這幾年，「中立」的知識分子國內竟幾成稀有動物。這也是為什麼，當一些自命自由派的知識分子高呼「理性、中間選民」站起來時，卻有一些觀眾寧可轉台不看。

知識分子上節目論政最大的「負」作用，可能還不是他的「中立」原則模糊，而是這些知識分子──其中不乏大學知名教授，有成千上萬的學子等著他們給予思想啟蒙。試想，這些在叩應節目為泛藍、泛綠辯護的知識分子，卸完妝離開攝影棚，回到教室執教鞭，他們還能用什麼立場與身分跟學生談「理性與中間選民」？而學生又將如何評價他們？

尤其，其中不乏一天要趕好幾場叩應的教授，上節目至少要花掉半天，學生也會問：「老師還有時間作研究嗎？」

叩應節目造就了不少「明星」教授，也為教授帶來豐富的外快。然而，能引領風騷的「大師」，卻比以前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