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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中三邊關係的困局與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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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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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2007.08.05中時社論

台美中的三邊關係,這幾年一直呈現某種微妙的互動狀態。一方面,華府與北京不斷的藉由立場宣示,企圖將三邊關係框在某種「現狀」之下;另一方面,台北這邊的民進黨則藉由不斷的測試,企圖衝撞這個「現狀」。做為三邊中最弱勢的一方,台灣當然不可能有能耐片面的改變這個現狀,因而綠營躁動的戰略目標與其說是想「改變現狀」,還不如說是著眼於內部的選舉消費,這種模式已經操作了好幾次,今年當然也不會例外,但最近若干情勢的演變,卻讓整個局面變得更複雜,讓人很難預測下一階段的情勢發展會是什麼。

造成這種局面日趨詭譎的因素,在於台灣內部情勢最近出現了兩個過去所沒有的微妙變化:

首先,是綠營領導精英間在實踐目標的策略上出現了罕見的分歧,這種分歧與其說是路線理念上的,還不如說是為因應後扁時代所出現的權力競逐。照說,當謝長廷正式成為總統候選人之後,一切的操作都應以他為軸心,但實況卻是各個權力機制各行其是,彷如多頭馬車,譬如謝長廷才剛向美國表態不推動公投入聯,陳總統隨後就致函聯合國秘書處表達「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立場;而游錫◆所領導的黨機器則提出「正常國家決議文草案」,直接衝著謝長廷的「憲法一中」說而來,這種來自府黨的犄角之勢,迫使謝先後提出「現狀就是台獨」以及「五年後正名制憲說」的論述加以回應。

對謝而言,他當然知道「公投入憲」終將遭遇美國所在乎的「四不」底線,而「正常國家決議文草案」則旨在顛覆「台灣前途決議文」,兩者都清楚意味著「改變現狀」。關鍵在於這兩個議題都不是他主導發動,卻必須要由他概括一切後果。而接下來的進程,會是由扁游所啟動的激進路線在帶著謝跑,還是讓謝重新拾回他「和解共生」的主軸,真的值得密切觀察。

第二個形勢變化,則是藍營顯然已不願再充當台美中三邊關係裡的防火牆角色。與二○○四年不同的是,藍營領導精英自馬英九以降,不僅未再加以批判綠營公投入聯的相關動作,反而「拿香跟拜」,同樣宣稱要發動「公投重返聯合國」。甚至為避掉華府壓力,馬英九連美國都不想去了!藍營此舉同樣著眼於內部的選舉消費,旨在解消加諸在其身的詛咒,畢竟用心良苦的維持台海關係的穩定,代價卻是被扣上「不愛台灣」的大帽子,甚至輸掉大選,何苦來哉?所以不論綠營怎麼嘲諷,藍營都不照以前設定的角色玩了。

藍營操作模式的改變,當然會造成連鎖效應。過去每回綠營嘗試衝撞美中台三邊的「現狀」時,藍營最起碼還可在台灣內部擔任制衡的角色,如今藍營選擇「不玩了」,則原本做為美中台三邊的「緩衝」亦不復存在。如此一來,不僅華府的立場表述無法再有模糊的空間,北京的疑慮也會加深,當然最重要的是,它也讓綠營迴旋的空間縮小,畢竟如果藍營都在倡議「公投重返聯合國」了,綠營若是在美國的壓力下輕言退卻,那就不必選了。

這種新的變化,讓華府與北京都陷入兩難困境。華府的難題在於,他的任何強勢作為,不論是立場表述或是推遲軍售,甚至降低元首過境禮遇,都不一定能懲罰得了陳水扁,卻非常有可能直接衝擊到謝長廷的選情,這是華府所最不樂見的效應。同樣的,北京則焦慮若是再不表態,台灣「拚公投」的情況可能會失控,但又怕一旦衝動表了態,又淪為綠營免費的助選員,先前的所有忍耐也等於全部破功。也是這種兩難困境,讓華府與北京截至目前依舊沒有大動作,但也似乎不會全無動作。

可以說,接下來影響形勢走向最大的變數,還是陳水扁,從他最近在特赦、閱兵、浮動油價、批判司法人員、致函潘基文與王光亞等一連串動作看來,他想主導國內政局的意念依舊非常強烈。是不想跛腳也好,是尋求歷史定位也罷,在他任期的最後幾個月,他肯定是會「動作頻頻」的;他還有一趟「迷航外交」沒出發,他還可以致函給他任何想致函的人,他甚至還可再發動一次防禦性公投……,這些動作也都會與接下來的兩大選舉混雜在一起發生。

台灣的未來是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這不只是華府與北京的考題,也將是全體台灣人民的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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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愈複雜決策愈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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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2007.08.16林濁水

美國西太平洋二○○七年勇敢之盾的軍事演習,美軍在公開簡報中,說明三小時關島基地美空軍可以到達日本、四小時到北韓、七小時到達夏威夷,不過離關島最近的只要兩小時的台灣卻不介紹,且連兵力投射地圖上都找不到,後來又發現地圖上台灣並不是真的不見,而是成了淡淡的影子,而演習的地區又特別靠近這影子,這些奇異的訊息,大大引起神經敏感的台灣各種不同揣測,但不管揣測如何,在這次演習時,美國表示美國強化關島的目的是要明確地讓「潛在的競爭者」瞭解美國防止「侵略性」行為的決心。

美國既在軍事上防堵那「潛在競爭者」而把台海安全列為防衛重點,在兵力投射圖上略去台灣便是一個政治修辭學的作法。而為何政治上必須採取如此的修辭,則又是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整合上出現一定問題所致。

政軍關係本應是:經濟是政治的基礎,而外交是內政的延長,軍事則是外交的最後手段。依這說法,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利益和政策都應該是高度整合的。這種整合在冷戰時期,大抵沒什麼問題,美國固然如此,一心防範中國的東協組織也如此;但,冷戰結束後,東協仍在軍事上和美國維持合作,但在政治外交上則呈現一定的反美親中色彩,在經濟上則和中國出現以前不存在的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東協出現了政治、經濟、軍事上、政策上在結盟對象上的矛盾。

台、中、美關係和各自政策也同樣隨不同階段的國際政治格局而逐漸出現各種矛盾的狀態:一九七二年,美、中在政、經、軍事上是全然對立,而台灣在政、經、軍三方面都全面和美國整合;但先是冷戰進入後半段時,台美在經濟上維持高度整合關係,中美沒什麼經濟往來,但在軍事上,中美則形成了聯手制蘇的戰略伙伴,台美政治、軍事關係全落到谷底;等到進入後冷戰,歷經近二十年發展,台美在軍事上的合作大幅提升,中國則既是美國圍堵的「潛在競爭者」,又是在北韓及反恐等事務上的合作對象,在中東問題上,則成為美國應付西歐壓力時予以「中立化」的對象,關係空前複雜。這複雜關係導致了美國在整整九○年代迄今十年,在政治、外交上提升台美關係,以及○三年後重新壓低台美關係並和中國圍堵台灣的外交突破;至於經濟上,台灣產業以電子業來說,上游元件和終端市場在美,美國仍然是最重要的依賴,但由於在中國設廠的緣故,形成了三角循環更為複雜的互賴關係。例如,美廠商HP、DELL等壓迫台廠辛苦地到中國設廠,既使中國勞工得到大量就業機會,又使美國消費者有低價商品可以買,但使台灣失業率節節上升;又如,一旦美中出現嚴重貿易磨擦,美國本土工廠,尤其是勞工要求對中國低價商品加以反制,台商又和中國政府聯手向美國遊說等等…。

在政治、外交、經濟、軍事上,美、中、台關係形成了如此令人困擾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本來意味著此後擬定國家政策必須要有更屈折周密的規畫,但因為難度太高,反而激起了藍綠雙方厭惡複雜的人,形成了政策上「極簡主義」的極端派,如蕭萬長的兩岸共同市場和全台自由貿易區以及綠營民粹的反三通派皆是,在極簡主義下,彼此水火對立,而國家政策細膩的處理機會也逐漸地流失了。(作者為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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