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瑜慧 2007/06/15 
智利電影導演古茲曼成立五人的電影小組，為了人們知道美國情報局是如何顛覆智利合法選出的左派政府，如何以強大軍力攻擊總統府，人民是如何一次次走上街頭，吶喊著「阿葉德，別害怕，人民站在你身旁」，他們冒死拍攝「智利戰役三部曲」  
 
相對於美國的如數家珍，對於南方的拉丁美洲諸國，空白大腦映現的不是巴西嘉年華會上狂放的胸就是舞動的臀。氤氳熱氣中，慢慢擠兌出著軍服叼雪茄的古巴卡斯楚，還有指責美國布希總統為惡魔的熱門人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查維斯還說了，「要麼社會主義，要麼，滅亡」。

社會主義，這曾經在19，20世紀引領千萬人的革命信仰，卻在1989年蘇聯東歐垮台之後，被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譏諷為歷史的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被視為名存實亡的遮羞布。被唱衰的社會主義，卻未就此終結，反而重返大地，掀起紅潮，籠罩了80%的拉丁美洲，在巴西，智利，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厄瓜多，海地，祕魯，古巴贏得政權。

儘管對拉美無知，卻還是可以對這樣的政治變化，產生無來由的恐懼。懼共產幽靈的重返，懼拉美成為世界亂源，查維斯的反美言論，乍聽有點痛快卻又感覺直言挑釁姿態不雅。對於拉美這陌生難以理解的變化，冷戰時期長久薰陶的「污名化與妖魔化」反共宣傳，成為人們潛意識接收的詮釋架構。何須管拉美左轉的理由，帶來動盪就是不好；將領導人妖魔化為獨裁者，則將一切的變化簡約為獨裁者個人煽動的結果。污名化與妖魔化，製造的是簡單對立的厭惡與恐懼，排除的是對拉美社會歷史的脈絡性解讀，與人民作為行動者角色的閹割忽視。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拉美的左轉，是人民被當成駱馬使役，是極度貧富不均，是長久壓迫的結果。壓迫久遠，上溯自數百年新舊殖民主義；反抗持續，自奴隸先輩到後世街上貧童。看不見拉美人民的反抗，是因為有一種壓迫手段，就是淹沒反抗。在美國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全球廉價傾銷下，黃黑皮膚的人們自此從藍眼睛的視野認識世界，更看不見被殖民者對西方的血淚對抗。

被好萊塢消音，是因為拉美的社會運動掀起對抗好萊塢的電影運動。在1954年的越戰，1959年的古巴革命，1963年的阿爾吉利亞獨立，非洲獨立運動，學生運動以及拉美武裝游擊隊的激勵下，拉美的文藝工作者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以攝影機為槍」的革命影像運動。他們主張以反殖民反壓迫的「第三電影」，取代以好萊塢為代表宰制世界的「第一電影」，以及無能挑戰好萊塢，強調精英品味的歐洲「第二電影」。電影不是商品，而是革命運動的一環，是政治、經濟鬥爭之外的文藝戰線。

為了紀錄壓迫與殖民者的醜惡，這場電影運動的參與者，如同游擊隊員般，冒著生命危險。智利電影導演古茲曼成立五人的電影小組，為了讓後世的人們，知道美國情報局是如何顛覆智利合法選出的左派政府，如何以強大軍力攻擊總統府，人民是如何一次次走上街頭，吶喊著「阿葉德，別害怕，人民站在你身旁」，他們冒死拍攝「智利戰役三部曲」(the Battle of Chile)。

片中，記錄了一位攝影師儘管面對坦克威脅，卻拒絕離開，中彈之後，搖搖欲墜的身軀依舊持續拍攝的動容畫面，以及阿葉德總統在美國直升機的轟炸下，拒絕離開，決定就義的最後廣播道別，他平靜的說著：「雖然叛軍當前，以武力威嚇大眾，但他深信千萬智利人民的善良的意識將不會被摧毀；因為，社會的進程將不會被武力與罪惡所終止，歷史是屬於我們的，而它是由人民所共建的」。

若說拉美的左轉，是少數政客的煽動結果，其欺詐，就如同宣稱美國情報局未染拉美人民的鮮血；若說其變化是一夕發生，則是對拉美人民數百年鬥爭歷史的無知。沒有奧斯卡獎的鍍金與壟斷全球的行銷發行，智利導演面對美國支持的皮諾契政權恐怖虐殺的骯髒戰爭(Dirty War)，只有逃亡，分批偷渡膠捲，於異國等待會合，艱困籌資剪輯的心酸。古茲曼說，這一切，只為了讓後世人們，知道我們曾經是多麼努力的建立經營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拉美的今日左轉，是昔日無數人們的生命仆迭，是歷史的不曾忘記。

【2007-06-17 聯合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