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殺人 政策殺人

繼九月台中發生菲傭比西塔拿菜刀刺殺僱主一家之後，台北市再度發生了越傭殺死僱主而後自殺的事件，這些事件與三年前國策顧問劉俠遭心神耗弱的印傭薇娜攻擊不幸往生，幾乎是同出一轍。外傭殺人的背後到底是什麼？同樣故事一再重複上演，正是不當外勞政策「結構殺人」的明確罪證。家門內的勞僱關係，已是主管機關勞委會必須嚴正面對的重大勞資與社會問題。  

家門內勞僱關係緊張

外籍家務勞動者與僱主的關係，其實是聲息相聞，唇亡齒寒的。這種綁在一起的勞動關係，讓家門內的勞動關係充滿了不確定，僱主怕遇到壞外傭，外傭更怕遇到剝削苛刻的僱主，鎖在家門內的勞動關係，顯得敏感而脆弱。

勞委會在15年前開放外籍家務勞動者，未事先洞悉這樣複雜的家門內勞僱關係，沒有相關法規的規範與保障來規範與導正這樣的僱傭行為，造成的結果是：放任傳統家奴的觀念潛植僱傭關係之中，「俗擱大碗」促使台灣僱主佔盡外籍勞動力便宜的便利，加以台灣民族優越感導致的社會歧視壓迫，最糟糕的是政府也自擁這些心態並設計了短期客工形式的外籍勞工制度、市場化的勞動力仲介制度，還有無法自由替換、綁死勞僱雙方的僱傭契約，這些制度都使得家門內的勞僱關係，成了炸彈，使得家庭內勞動壓迫與暴力事件層出不窮。

台灣的外籍勞動者無法自行選擇僱主，而僱主欲更換所聘僱之外勞也將造成強迫遣返的結果。這往往導致勞僱互相提防，在複雜多元的家庭關係中，僱主與朝夕相處的外傭竟然無法自由磨合，實在荒謬。尤有甚者，一旦僱主遇上了相契合的外傭，更另有最高六年的居留期限限制，於是即便與外傭相處融洽，一到六年期限僱主也只得忍痛辭退。這樣的外勞聘僱制度，欠缺人性，也欠缺考量家戶僱傭關係的特殊性。

更弔詭的現象是，這幾年，外籍監護工人數的成長節節上升，外勞政策意外的成為了台灣長期照顧政策的主軸。長期照顧體系的落後與缺乏規劃，使得外勞成了台灣家庭照顧的主要來源，成為家庭照顧替代市場中最廉價的商品，因為，高齡化的社會，台灣的家庭卻已越來越無法負擔高額的照護負擔。負責長期照顧政策的內政部，將責任丟給了個別家庭；個別家庭又能怎麼辦? 不幸的是，台灣外勞制度也確保了外勞的廉價，並迫使他們接受極具剝削性的勞動條件。 

不該讓勞動者擔惡果

世界各國，或有不同的勞動體制與傳統，但是其外籍家務勞動者或有來自團體契約、或有國家立法的保障，家務勞動者可在一定期限內自由選擇僱主亦可以選擇不與僱主家庭同住；聯合國也極力推動世界各國重視外籍家務勞動者的脆弱的勞動處境；鄰近台灣的香港外傭則沒有居留期限限制，也可享有離職二周內自由選擇僱主的權益，最近香港立法會還正研議要將兩周期限延長。

結構殺人，政策殺人，最是可惡之至。外籍家務勞動者的弱勢處境將與僱主家庭的家戶安全息息相關，營造一個適妥的家戶勞動場域，勞委會刻不容緩，不應該放任不當制度，讓全台灣13萬僱傭外籍家務勞動者家庭承擔惡果。 

作者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顧問、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中心台灣分會籌備會工作人員

 龔尤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