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王文玲】 2008.03.09 02:22 am 
 
不管接下來誰當選總統，不論台灣是否成亞洲第一個廢除死刑的國家，五月廿日後產生的新政府，都立即要面對是否執行廿九名死刑犯的棘手問題。

我國法律有死刑規定，法官也未拒絕適用死刑，但法務部已經兩年沒有執行死刑，堆疊出這道難題。

紀錄的締造，表面上是希望開創廢除死刑的先聲，實際上卻不是執政者有意的政策安排。因為，前年十二月法務部長還曾簽署當年第一張死刑令，其間並一度急如律令地催促執行，後來才猛踩煞車，那張死刑令效力何去何從，留下問號至今。

因非有意的規劃，被害人家屬和法治突然就被晾在一旁；突然間，未經修法，台灣就成了「死刑零執行」的國家。直到現在，法務部還在想，怎麼修法阻撓法官判死刑，卻不想想不執行也要有法源。廢除死刑前，可否不執行死刑，確實發人深思。因為，如果國家不能以公權殺人，那麼，任何時候都不應執行死刑，這也是廢除死刑聯盟極力干擾政府執行死刑的原因。

但對被害人遺族來說，死刑並未廢止。政府早以法律和人民簽有契約，當人民生命受到侵害時，不必自力救濟，靜待司法裁判即可。但當死刑判決確定，政府卻隨口一句謹慎，實質不備理由地突然喊停，豈不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死刑是否執行，離不開死刑存廢的論辯，也無法拋開民族文化的深層思辯。否則，東亞國家不會死守死刑制度，日本也不會在執行或不執行死刑間輾轉反覆。

文化傳統的改變，需要時間說服、沈澱、轉化，這不是菁英或庶民、好或壞之別，而是一種對群體文化和被害人人權的尊重。說服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民主的表現，否則，政府可以去法率意而為，和獨裁又有何不同。

五二○後，新政府如何處理廿九名死刑犯，如何端出有別於目前「反正就是不執行」的政策，做好「轉型」的配套，「廿九」將是檢視「國王的承諾」最好的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