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不拾遺」指路上看到他人遺失的錢，不會想要將錢撿起來。如果將他人遺失的錢撿起來，那就不再是「路不拾遺」，而是如何「物歸原主」的問題，這牽涉到物的權利變動，此時法律就須要介入。關於這個問題，法律可能的規範模式有三種：

第一種規定方式是：「路上撿到錢，可以不用還。」想必沒有人會贊成這種規定，因為這實在是太違反人民的法律情感及道德要求。

實際上，中華民國刑法對於撿到錢不還的情形，另外還有侵占遺失物罪的處罰。因此，將撿到的錢占為己有，不僅僅是不道德，而且是一種犯罪!

第二種方式是規定：「路上撿到錢，應無條件返還。」這最符合道德的要求，但這種道德條款的規定方式，就像是規定人要孝順父母一樣，會有什麼意義？

應強調的是，法律規範的對象是一般普羅大眾，其規範標準不應該是將人民一刀兩斷地分為不是君子就是罪犯(侵占遺失物是犯罪行為)，也應該為道德層級不是那麼高的人(事實上這部份才是屬於最多數)，有一個既能做好事又能得好報的合法選擇機會。

因此，現行民法才會採取第三種調和人性的規範模式，規定拾得遺失物的人對於物主有報酬請求權，以鼓勵人作好事。日本及歐洲部份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但既然是權利，所以是可以請求報酬，也可以不請求。

因為出現了大學生撿到錢而依據法律要求報酬的事件，有人據此即認為這是世風日下、社會善良美德式微的現象，事實上並不盡然。雖然沒有詳細的統計資料，但拿每年報紙上所報導之拾金不昧的新聞件數，與實務上我所接觸到之侵占遺失物的刑事案件數目粗略估算，兩者並無明顯的暴增或減少，而後者是前者的數十倍不止，換句話說，社會上撿到他人東西沒有歸還的案例(這還不包括沒有被發現或雖被發現卻沒有被移送偵辦的案例)，始終存在，而且與拾金不昧的事例兩相比較，呈現巨額的差距。一般人只會看到他想看到的事物，但沒有被看到的事物，並不表示不存在。現實狀況是，目前我們所處的世界還不是大同世界(很意外嗎)，且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將所謂的社會善良風氣式微的責任，歸罪於這次新聞主角的大學生，其並無根據。

在臺灣，相關規定，不是今天才有的，以前因為民智未如今日這般開明，人民不甚懂法或對法律抱持懷疑的態度，所以幾乎沒有人主張這項權利，造成這條法律等於是休克了。但我認為讓法律休克，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今天有人相信法律，依據相關規定主張權利，我認為不但不應該指責，反而應該趁勢機會教育，給相信法律者予以鼓勵，期能回復法律的生命與尊嚴。

道德主要應該是在對自己的要求，除對公眾人物的評論外，拿道德去評斷他人應小心謹慎，尤其不宜貿然地以泛道德的標準去評斷一個合法的權利行使行為。新聞主角的大學生撿到別人的錢，並沒有占為己有，他至少已達到道德標準的60分，相較於多數將遺失物占為己有的犯罪行為，這學生所受到的道德苛責並不公平。現今臺灣社會上，大多數的人喜歡隨著新聞媒體的炒作，拿著泛道德的標準去指責這些相信法律的人，在濤濤的道德口水下，使得依據法律去做的人反而變成是錯的，這對法律尊嚴實是莫大的打擊，誰還要再信任法律？

我想，商鞅倘若活在當世，他的「徙木示信」，恐怕也將會在口水中淪為笑話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