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看不出來，赫爾辛基市中心這塊大花崗岩下面藏的是什麼。

這是芬蘭最有名的建築之一－岩石教堂，樸拙不花俏，堅固耐用又耐看，像它的國家。走進岩石，挑高透亮的教堂，讓人不自覺讚嘆。那時，坐在禱告椅上的荷蘭女子合唱團唱起聖歌，如沐天籟。

曾有芬蘭人說，生為芬蘭人，就等於是中了樂透。環境美、教育好、福利優，固然要繳很多稅，可是從政者又不貪腐，每一分錢都用在該用的地方。

父子兩代都是記者，亞諾思索芬蘭的未來，不知道是稱讚、還是埋怨地說，芬蘭人固執，當決定要走什麼路，就會一直走下去；芬蘭人總是形容芬蘭像一片平靜大海下的激流，默默努力前行，目標方性明確。那個目標，就是一個公平美好而又有實力的永續社會。

這個波羅的海的女兒，苦命了八百年，終成幸福國家的代名詞。台灣四百年勤苦，好不容易成就今天的繁榮。我們能像芬蘭那樣務實、謙虛，不斷學習，又聰明的學習嗎？我們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嗎？

芬蘭是歐洲人口老化最快的國家之一，近十五年內，將有四成工作人口要退休；根據芬蘭國家統計局統計，未來三年內，芬蘭六十四歲以上的人口會達到一七％，退休金相關支出，將會吃掉一一％的ＧＤＰ，這將反過頭來侵蝕芬蘭在腦力投資上的佈局。

歐洲國家都面臨老化問題，但在芬蘭問題特別嚴峻。在所有歐洲國家當中，芬蘭是移民最少的同質社會，佔芬蘭人口僅有二％。另一方面，由於賦稅高、勞力市場條件嚴苛，芬蘭成為外資眼中最不適合投資的國家之一，在歐盟二十七國中，排名倒數第七。也就是說，芬蘭要發展任何產業或是投資任何新計劃，都必須靠自己。

Just for fun

另外一個罩門，非關外力，而是芬蘭人「不愛錢」的率性氣質。

科技與工業協會創新中心主任亞拉亞斯齊剖析，芬蘭人很會做看得見的產品，卻缺乏生意頭腦，也不懂得行銷，對賺錢更不積極，「不愛錢或許是人的美德，卻不是國家的美德，」亞拉亞斯基搖搖頭，芬蘭人缺少創業精神，將損害芬蘭未來的發展。

新進被任命為國會監督委員會顧問的基恩德進一步剖析，芬蘭工程師不懂經商，開發新技術大部份是「just for fun」（純粹好玩），不是要發財出名。雖然芬蘭人在資訊科技有很多創新，專利數目也在歐洲名列前茅，可是，這些創新、專利大多賣給美國人。

芬蘭人賺到fun，錢卻進了美國企業家的口袋，托瓦茲就是最經典的例子。芬蘭出了一個電腦奇才，卻也失去一個大創業家。

話說回來，就像多數芬蘭人一樣，基恩德從不擔心芬蘭。人口老化是事實，但是芬蘭婦女平均一．八的生育率，比起歐洲、日本、韓國、台灣都高。況且，這幾年政府累積了豐富的積蓄，即使碰上幾年亂流，「也還支撐得下去」。

最重要的是，芬蘭人謙虛，不恥下問，總是在尋找新的標竿學習，從過去的瑞典、日本，到現在的愛爾蘭、新加坡，「不斷學習，而且聰明的學，才是芬蘭第一的秘方，」基恩德總結。方向明確

四十幾歲的芬蘭環境部司長尤蘇卡寧說，如果沒有手機，芬蘭人的生活幾近癱瘓。在芬蘭，手機滲透率高達一一○％，不論是搭電車、洗衣服，甚至是機場報到、劃位、登機，都用手機付款或通知。談話間，尤蘇卡寧拿出他的諾基亞手機示範，按幾個鍵，預付兩歐元，接著拿手機就可以上電車，「對芬蘭人來說，手機不是科技，而是生活，」尤蘇卡寧笑說。

即使是交通警察在路上開罰單，也是透過手機連線稅務機關，幾秒鐘內查出駕駛人的所得，立刻算出罰款。

Smart Future：芬蘭大未來

過去十年，芬蘭的穩定高成長，是先進國家的標竿典範，比起亞洲的後起之秀，也毫不遜色。

但是，鑽研創新的柯牧雷寧提醒，也許是永遠要為寒冬準備，芬蘭人總是會「先想一步」，對於現在的好成績，「高興一天就好。」

芬蘭人的未雨綢繆不是沒有道理。

今年，芬蘭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從去年的第二名掉到第六名，ＩＭＤ世界競爭力評比則從第十掉到第十七名。今年，芬蘭的經濟成長率預估將下降至三％。這對芬蘭無疑是個警訊，因為要維持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每年至少要有三％的經濟成長率。

費爾曼教授在赫爾辛基大學的辦公室，簡直是一座迷宮，已經刻意輕聲慢步，陳年地板還是嘎吱嘎吱響，左彎右拐的，一間不到兩坪的辦公室忽焉出現。辦公室堆滿資料、書籍，幾乎找不到可以站立的地方。

不能只有一個諾基亞

費爾曼研究北歐資本主義已二十餘年，在她的觀察中，芬蘭是所有北歐國家中，最容易受經濟危機影響的地方。芬蘭太倚賴資訊科技業，但是科技產業大幅成長的時代已經結束；更何況，芬蘭的科技業又太集中在諾基亞一家，中下游產業想在國際上競爭還很吃力。

「我們不能老是靠一個諾基亞，」費爾曼憂心地說。

芬蘭還有其他隱憂。

在麥肯錫顧問公司最新出版的芬蘭報告提到，芬蘭目前正處在十字路口，未來有兩大挑戰，一是產業的國際競爭，另外則是人口老化。

芬蘭建國五十年時，國會送給芬蘭民眾的禮物，是撥款一億芬蘭馬克，成立芬蘭國家創新基金（Sitra），投資創業基金給創新和高科技創業。二十一年前，芬蘭政府又成立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功能很像台灣工研院，統合產官學界，聯手研發高科技和通訊產業。

Sitra、Tekes和芬蘭科學院三大研發機構，負責研究、擬定並執行國家創新策略。芬蘭被公認是全球最有創新企業環境的國家，在歐洲科技創新指標（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ＥＩＳ）最新的調查中，芬蘭是創新能力的領先者，而美國、英國和愛爾蘭只能算是追隨者；在創新表現上，是全世界第一名。

擁抱新思潮與科技

任職Tekes的經濟學家柯牧雷寧指出，芬蘭每年的研發經費有五十八億歐元，新政府在未來四年的施政報告中，提了二十七次創新，連車廂和電視廣告都會講創新，「對芬蘭人來說，談創新就跟吃飯睡覺一樣，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在Tekes工作十年的柯牧雷寧說。

芬蘭或許不是最有創意的國家，卻最願意擁抱新思潮和新科技。芬蘭是全球第二個賦予女性投票權的國家，也是全世界最早擁有女性國會議員的國家。在現任內閣中，有六○％的部會首長是女性。

一百二十五年前，芬蘭的Finlayson 紡織工廠，率先在北歐地區裝設電燈。貝爾申請電話專利之後六年，芬蘭的主要城市就設立了電話公司。

芬蘭同時是全世界行動電話和網路的先驅，在芬蘭，有超過一半的家庭，只有行動電話，沒有傳統固網電話。美國《新聞週刊》曾預言，芬蘭既有行動通訊和資訊科技的技術，又有結合這兩種科技的遠見，「未來將是芬蘭人的天下」。

距離北極圈只有三小時車程的奧盧（Oulu），是芬蘭新興的高科技聚落，薈萃了八百多家科技公司，且是諾基亞產品研發的重鎮，在這裡就有四千五百名員工。一九九一年，全世界第一通ＧＳＭ（全球行動通訊系統）電話，就是從這裡打出去。

芬蘭三寶

芬蘭人說話總是三句不離：「芬蘭是個小國」。小？有九個台灣大呢！因為覺得自己小，芬蘭才鐵了心孤注一擲投資教育和研發。這兩筆投資所花的經費，每年佔去一○％的ＧＤＰ，是除了社會福利之外，芬蘭政府最重要的支出。

台大國際企業系教授湯明哲研究，芬蘭經濟在五十年之間，從比較利益（森林）到資本密集，最後是利用全球競爭優勢，用的正是「從樹木到樹人」的策略選擇。

有最重要經濟學家美譽的薩克斯（Jeffery Sachs）曾稱讚，芬蘭是全世界最會組織「腦力」的國家。遠在七○年代，芬蘭立定發展科技強國的方向後，隨即大幅改革基礎教育，為小孩提供免費且高品質的教育。在芬蘭讀大學免學費，大學生每個月還可領二六○歐元津貼、將近兩百歐元的住宿補貼，以及二二○歐元的低利就學貸款。

三十年算下來，政府這筆投資價值連城，不但中學生數理、閱讀、解決問題能力技壓群倫（詳見《天下雜誌》十一月七日出刊的教育特刊），高等教育也表現不俗，在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國際排名中，「高等教育人才與訓練」這項評比仍獨占鰲頭。

芬蘭投資腦力，並不是亂槍打鳥，而是專注將資源集中在幾個重要領域，尤其是資訊與通訊工程產業，芬蘭人就常自稱他們是工程師社會。

工程師社會

有一則芬蘭笑話：「換燈泡需要幾個芬蘭人？零個，因為芬蘭人全都是工程師，可以修好壞掉的燈泡。」

為了發展科技，八○年代芬蘭擬定了國家創新策略，大量成立以應用為主的科技學院。二七％的大學生讀工科，比例在經濟合作組織（ＯＥＣＤ）國家中最高。芬蘭每年為歐洲生產最多的工程博士，外國留學生到芬蘭，也有四成是學理工。

諾基亞企業溝通副總裁蘇密寧（A. Suominen）分析，諾基亞之所以能夠科技獨步全球，就是因為芬蘭的科技教育出色，總是能找到最好的工程師。

除了教育，芬蘭還專注投資創新研發，每年研發經費佔三．五％的ＧＤＰ，是全世界第三高。

總統的夏屋在漏水

在芬蘭，平等是一種生活態度，不是施捨的口號。外交部駐芬蘭代表處組長劉翼平還記得，一次在機場，看到前任總統阿赫蒂薩里自己拖著行李，和民眾一起排隊通關，他現在仍身兼要職，是聯合國派去塞爾維亞和柯索沃的談判特使。

現任總統也是沒架子出了名。去年被民眾票選為史上第五偉大芬蘭人的哈洛寧，曾經是激進的全國學生會會長，七年前就任總統，出入從來只有兩名隨扈，百貨公司聖誕折扣也會跟著去搶便宜貨。

九月初，《金融時報》特派員採訪她，哈洛寧特別選在她的夏屋，糗的是，那天下雨，會客室天花板漏水了，只好移到客廳見記者。

翻遍芬蘭報章廣告，看不到富豪名媛新聞，也鮮少奢華時尚的報導。就拿四十一歲的席拉斯瑪來說，儘管已經是億萬富翁，他的太太還是繼續在小學教書，沒有貴婦派頭。

最能展現芬蘭的平等價值，是在道路上。芬蘭的交通違規罰款是按照犯行輕重以及所得「累進」，賺得愈多罰得愈多。前幾年，某二十七歲網路創業家開著拉風的ＢＭＷ跑車，以一百一十公里時速飆過市區。

賓果！吃下一張相當於兩百三十幾萬台幣的罰單。

這哪裡是公平？芬蘭法律規定，既然犯法，有錢人受懲罰的「痛苦」程度，應該和窮人同樣平等。

這位科技新貴並沒有找議員關說或走後門銷單，而是發揮佔芬蘭八三％人口的路德教派誠信美德，把罰款繳清。也是科技新貴的席拉斯瑪不無驕傲地說，芬蘭是唯一把戰爭賠款全部付清的國家，「只要是責任，我們一定會完成。」

Smart strategy：投資腦力

那一年冬天，赫爾辛基苦寒如常，芬蘭建國後最殘酷的大蕭條即將來臨。二十一歲的托瓦茲窩在大學宿舍，埋頭寫他的程式。改寫全球電腦歷史、動搖微軟霸業的Linux作業系統，一九九一年從寒冷的芬蘭點火，燒遍了世界。

至此，「芬蘭三寶」全員到齊：聖誕老人、諾基亞和托瓦茲，三樣國寶都是芬蘭「腦力」的智慧結晶。

勞工經濟研究所所長基恩德（J. Kiander）也反思，芬蘭產業結構能夠從以比較利益為主的重工業，轉型為以競爭優勢為基礎的科技業，關鍵就在社會福利制度。

「好的社會福利讓人願意冒險；冒險，才能促進競爭力，」基恩德肯定，愈是靠知識吃飯，愈需要社會福利做後盾，讓人民沒有害怕失敗的無形焦慮。在芬蘭，失業後，有政府十八個月、七成薪水的保障，「冒險，不會讓你餓肚子。」

冒險不必餓肚子

凡出國演講，提到芬蘭經驗，哈洛寧必然不厭其煩強調：「競爭力和社會福利並不是互相排斥。人民不需要選擇，可以同時兼有競爭力和社會正義。」

二十歲就拿到博士學位、以《資訊社會福利國家》一書聞名的芬蘭學者海莫能（Pekka Himanen）特別以「福利國家2.0」，描述芬蘭夢的特質，就在於「大家都能住在一個既有創意又有照顧的世界」，曾參與擬定芬蘭「資訊社會發展策略」的海莫能形容。可以這麼說，上個世紀的美國夢是靠個人競爭努力圓夢，這個世紀的芬蘭夢則由個人努力和政府福利，小手大手相互牽成。

芬蘭的福利制度，是以眾生平等為基礎。不必要有富爸爸，也不必靠一次偶然的出生，芬蘭人沒有輸在起跑點的壓力。

芬蘭是歐洲唯一既沒有王室也沒有土生土長貴族的國家，原本就具有普世平等的思想。千年來，夾在俄、瑞典和德國三個時刻覬覦它的強國間，芬蘭團結意識一向強烈。一百四十年前，芬蘭又遇到罕見大飢荒，一口氣失去一五％的人口，芬蘭人深信「唯有團結平等才能生存」，一個芬蘭人都少不得。

平等的代價並不便宜。芬蘭所得稅率從三五％起跳，最高超過六○％。國家將近一半的ＧＤＰ是來自稅收，位居全球第六高。在各種國家競爭力指標中，稅賦過重通常是芬蘭表現最差的一門，總是拉低總成績。

同樣是課重稅，相較於其他北歐鄰邦，芬蘭人似乎繳得更心甘情願。

二十八歲的赫蒂在赫爾辛基大學當講師，她每個月只能領到一半薪水，另外那一半，她連摸都沒摸過，就直接扣稅進國庫。赫蒂從來沒抱怨過，為什麼要用她的薪水去養不願工作的人。「走在路上，我喜歡那種四周的人都過得很好的感覺。」談到她「消失的那一半收入」可以造福人群時，會說五國語言的海蒂，真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