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廿九日的「台灣希望」專題報導社會貧富差距加大，使中產階級浮躁、產生動搖現象。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回應表示，當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社會離心力就會增加、人民幸福感降低，政府必須重視。

    　馬英九說，對於中產階級的感受，大家應該要有同理心，不能將中產階級變窮、價值崩解的現象指為「畜生問題」，他和副手蕭萬長不斷呼籲大家重視民生，正是為了這個原因。

    　馬英九指出，台灣家戶與個人所得差距從九十年代開始大幅擴大，民進黨政府執政七年來，貧窮人口越來越多。「到九十五年底為止，我國低收入戶數已增為九萬戶，低收入戶人口則成長為廿一點八萬人，創近十年新高，令人擔憂。」

    　馬英九認為，政府應該拿出具體措施如：縣市政府設置「緊急救助基金」與「急難低利貸款」，以協助所有不符合現行社會救助法規定、但實際上需要受到幫助的民眾；建立高風險家庭資料庫及緊急處遇機制，搶救「高風險家庭」；啟動脫貧方案，提供就業扶助、以工代賑、創業貸款等服務；簡化現行各種補助與津貼的行政程序，使其不至於過苛；對家庭列計人口的規定也應適度放寬，避免因不動產超過門檻，而被排除於救助體系之外。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陣營，對「徬徨的中產階級」專題，則表示不願回應。

    　最近，社會各界一再引用日本作家大前研一「Ｍ型社會」的用語來形容台灣社會貧富懸殊惡化，以及中產階級不復存在的事實，本報系中國時報台灣希望專題系列之八─徬徨的中產階級，更進一步用具體的數據及生動的故事，介紹了大量中產階級或者流失，或者出走，或者因為所得減少退居為貧窮階級的明顯趨勢，以及中產階級陷落後在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後續效應，甚至動搖了社會基礎，提醒執政當局強化施政，儘快挽回中產階級信任，重建台灣社會的穩定力量。

    　學術定義上的中產階級，可以依據所得、教育程度、職業的不同及高低來區隔，當然也可以訴諸個人的自身感受及體會，譬如每年收入、職埸上影響力量，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忠貞及負責程度而定。雖然，沒有統一而明確的定義，也沒有明確而統一的數據可以告訴我們，台灣的中產階級數量比以往減少了，但大多數國人都普遍感受到，做為社會中堅份子的中產階級數量逐漸減少，而且引發的社會效應也正在逐漸擴大中。中產階級外流的原因很多，但以下兩者應是主因。第一，從民國七十八年至九十五年止十八年間，每年因為政治、教育，乃至家庭因素而移民的人數，最少七、八千人，最多三萬五千餘人，總計約在三十三、三十四萬人之譜，也就是說，平均每年約有二萬上下的國人移民出去，而依據一般經驗，有志移民者大都屬於收入、知識水平，以及對家庭較負責任的中產階級。其次，因為事業、工作、求學需要而移居中國大陸的人數，一般估計約在六十萬人上下，海基會則估計約七十五萬人，有些台商則認為海基會嚴重低估。但不管精確的數字究竟為何，這些高達五、七十萬可以移居大陸，並在大陸安居樂業的台灣人，應是中產階級無誤。

    　除了以上兩者總和，保守估計高達一百萬人左右的外移人口屬於中產階級者外，我們相信在國內，也有龐大數量的民眾因為所得減少、負擔加重，乃至因為主客觀因素喪失健康或工作，而被無情地自中產階級除名，甚至淪落跌入貧窮階級之中。中國時報的民調即指出，高達百分之八十一的受訪民眾完全贊成「台灣的中產階級已慢慢消失，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看法。

    　中產階級出走、流失既然是不爭事實，我們所能關心，也必須關心的，自然是可能的後續效應及緩和、化解之道。在經濟上，我們認為中產階級減少的效應其實早就發生，目前正在擴大之中。眾所周知，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主要有二，一是投資，一是消費。台灣因為政治情勢不安，包括國內及海外投資已經明顯減少。消費方面，也因經濟主流的中產階級減少而每況愈下。近十年來，民間的消費年成長率由七．三％，一路滑落至二％上下，即證實了中產階級減少，國內消費隨之減少的現實。消費、投資同步不振，難怪台灣經濟相對其他國家低迷不振。

    　政治上，中產階級的出走、流失後續效應也很明顯。最近幾年國內的重要選舉，包括立委及總統大選，投票率明顯下降，主要原因之一即很可能是因為一向比較積極參與政府，為數高達一、二百萬的中產階級出走、外流所致。社會中堅份子的中產階級大量出走、流失，乃至不再對台灣的政治保持緘默、冷漠，雖然短期上可以造成某一特定政治族群的優勢，但長期下來，當然是台灣社會的一大危機。

    　至於如何制止、挽回中產階級的出走、外流？基本上，我們認為中產階級出走、外流原因錯綜複雜，而且存在久矣，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因素都有可能，並非單一藥方或短時間措施即可奏效。但如果朝野能夠凝聚共識，提振經濟、清明政治、改進教育、重建社會價值觀，由根本處消除中產階級出走、外流的肇因，進而化解社會的集體焦慮，重新指引國家的發展希望，中產階級數量上的回流，乃至形而上的恢復對台灣發展前途信心，當非難事，甚至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