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審獲判無罪後，馬陣營今天就檢察官當初筆錄登載不實，對特偵組檢察官侯寬仁提出控訴。有些人對馬陣營的動作表示失望與錯愕，因為長期以來，馬已成功的建立了守法自持的形象，甚至連被起訴時，也能壓抑情緒避免惡言相向，使得他在政客的口水戰中更顯突出。但此一提告，似乎讓人覺得他和其他政客並無差別，一樣企圖利用司法作秀，把自己扯入選舉的泥巴戰。對某些死忠的支持者，提告或許讓人為馬感到有些不值。

但就捍衛民主人權的角度而言，馬的動作其實值得國人「含淚喝采」。

在民主國家，任何人覺得自己權益受損時，當然都有權尋求可能的補救，尤其以聲譽為第二生命的政治人物更是如此。但在當前台灣的司法環境下，我們恐怕會很驚恐的發現，如果加害者是檢調司法體系，相關的救濟管道竟是如此貧乏。這是為何馬英九在提告後表示，為了打造公平的司法環境，提告已是一個「必須走的方向」。

但身處現代民主國家，難道除了控告檢察官，我們的司法冤屈就別無可以洗刷的途徑？檢察官如果濫權，難道除了「以法抑法」，便再無其他方法可想？

在類似我國的權力分立憲政體制中，司法人員的濫權瀆職，往往可以透過民意機關以彈劾權加以制衡。故而美國立國兩百餘年，國會所成功彈劾的案例，幾乎清一色都是法官。但在我國，立法院的公信力在金權氛圍與不理性的對抗下幾乎蕩然無存，期望以立法權制衡司法，當然難以想像。馬英九必須以告止謗，難道不讓人感覺悲悽與無奈？

馬說，他曾任法務部長，對檢察官的濫權起訴，有必須加以遏止的使命感。未來，馬也可能是國家與第一大黨的最高領導人，我們更深深期盼，他除了重視立法威信的重建外，也不能忘記監察院的糾彈功能，使得司法檢調能夠受到一定的制衡。

以往檢討Ｍ型台灣的言論，可能被批為唱衰台灣。陳水扁元旦祝詞終於承認台灣是個Ｍ型社會，他能正視問題實乃國家之福，因為這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遺憾的是，扁為Ｍ型台灣把錯了脈，台商投資大陸竟成為他口中的禍首。台商何辜？台商何德何能？

約廿年前台商開始到大陸設立工廠，利用當地便宜的勞工與土地，製造帽子當中帽徽以外的部分，再從台灣進口經過設計、可搭配的帽徽，兩部分縫製成帽子後外銷歐美。台商利用這套靈巧、低成本的生產流程，創造利潤，也為兩岸創造工作機會。

帽徽屬於技術、資本密集部分，在台生產比較有利。帽子主體屬勞力密集部分，如留在台灣很難壓低成本，無法與人競爭。

相同的道理，現在的台商在大陸設廠製造電腦、手機，他們回台灣購買面板、ＬＥＤ、快閃記憶體。大陸下游產業越蓬勃，就創造越多對台灣半成品的需求。這是我們對大陸持續出超（並且因此不至造成台灣對外整體貿易入超），而且在台投資大眾賺到股利的基本原因。

扁政府指責台商投資過多，假想台商地位全被韓商取代，屆時大陸韓商會捨棄母國而找台灣進口半成品嗎？握有中國概念股的綠營政客們還能安穩獲利嗎？台灣的就業機會能比現在更好嗎？

台商赴陸投資設廠，對於台灣經濟具有替代與互補兩層效果。替代效果是指企業外移，以大陸勞工取代台灣勞工。互補效果則是兩岸產業的垂直整合，在台灣創造出原本沒有的工作機會。

理論上，兩種效果都存在。但在實務上，如果互補效果大於替代效果，我們就應以正面態度對待台商的投資，再輔以財稅配套政策，讓獲益部門的部分利益得以幫助受害部門。另外，赴陸廠商如留台也無法應付全球化衝擊，政府就更不該指責他們的外移。綠營不能只以投資大陸的負面效果誤導民眾，卻刻意模糊其正面貢獻。

扁批評台灣對中國投資的比重成長太快，但卻沒檢討近年來台灣民間投資環境的惡化，以及政府忙於烽火外交與入聯，公部門投資持續萎縮的窘況。到底是台商對陸投資促成台灣經濟沉淪？還是台灣投資環境低迷，逼使企業向外投資？至於不義的租稅結構，更與Ｍ型社會息息相關，扁卻隻字不提，寧選台商開刀。

基於地緣關係，美加互相大量投資，有何不可？同文同種之便，英商前往澳洲設廠，哪裡不對？同文同種外加地緣便利，台灣赴陸投資的比重如果不比他國高，不是台灣商人太笨，就是有人擔心兩岸整合刻意從中作梗。綠營常說國家發展目標不是只有經濟成長而已，證明台灣經濟的困境來自統獨因素的干擾。

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的「磁吸效應」，也都在討論Ｍ型社會。但是只有錯亂的台灣，把磁吸效應、國家安全、Ｍ形社會統統綁在一起。

「請給窮人家小孩一個機會！」家境貧困的嘉義女中學生羅心婷說出不少人的心聲。「我們真的被逼得很難過，請留一條生路給我們。」心婷的父母更說出不少家庭面臨的困境。

以筆者服務的學校而言，這學年度具有低收入戶證件的學生，以及提出申請合作社獎助學金的清寒及低收入戶學生也有數十人，家中經濟來源不穩定或父母受經濟不景氣而裁員的家庭都出現過，靠擺攤賣甘蔗或其他物品來養活一家的案例所在多有。學校老師及家長都會想辦法幫助這些學生度過難關。

面對台灣Ｍ型社會趨勢，拉大窮孩子與富孩子競爭力差距的現象，需要進一步關心。導師與學校行政同仁扮演學生的貴人，應主動關懷經濟弱勢學生的困境與需求，協助學生有尊嚴地接受獎助學金，並能安心讀書，鼓勵他們未來有成也能幫助別人，我想這就具有相當良善的教育意義。

國防部決定24日起暫時關閉兩蔣陵寢，大溪鎮鎮長蘇文生昨天表示，大溪鎮一年有多達4、5億元因兩蔣陵寢帶來的觀光商機，驟然關閉陵寢，等於斷送大溪鎮的商機。

他指責政府最近還說要斥資10億元讓觀光客倍增，如此意識型態的作法，根本是大走「觀光倒車」。

蘇文生表示，他對民進黨近來執政「只顧意識型態，不顧人民肚子」，很不以為然，陵寢貿然關閉後如果再不開放，他將發動鎮民到中央抗議。

他說，慈湖陵寢在地方32年、頭寮陵寢20年，對地方觀光發展助益甚多，他舉例大溪著名豆干，就是因為兩位蔣總統而名揚海外，根據慈湖陵寢管理處統計，每年光是謁陵人口178萬人次，平均每人在大溪鎮消費300元，一年觀光收益就超過5億元，「兩蔣陵寢怎能說關就關」。

桃園縣觀光發展局長陳國君表示，為發展縣內觀光事業，從前年起，縣府就積極與國防部、總統府商談撥交兩蔣陵寢周邊土地事宜，上月15日總統府行文把「後慈湖」7公頃土地撥交縣政府管理，縣府自編1000萬元、再結合交通部觀光局1000萬元補助款，正在整修後慈湖碉堡、隧道與五院院長辦公室，工程預計明年4月初完工。

蘇文生說，地方人士根本沒有意識型態的問題，尤其現在景氣不佳，人民最在意的就是「會不會餓肚子」，他身為鎮長不能不為鎮民發聲，他希望關閉陵寢只是暫時措施。

行政院在九十三年底，提出「再生能源電能特惠收購方案」，計畫在廿五年內，由台電支付二千五百億元收購再生能源發電，政府再另外編列三百一十七億元預算補助收購電力。再生能源業者搶食這塊大餅，政府也祭出各項補貼措施，讓業者各取所需。

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指出，再生能源若無政府補貼，其實是無利可圖，政府喊出二○二○年前要投資一千八百億元發展再生能源，絕大部分是透過補助，把經費移轉給特定財團。

研究能源經濟的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梁啟源直言：「再生能源設備進口商最肥。」他表示，以太陽能發電為例，要在短短幾年內拉高裝置容量，除了補貼業者設備投資，還要補貼電價；現在每度太陽光電生產成本約廿元，台電每度生產成本才兩元，中間的差價就讓進口商和發電業者賺走。

台電從事風力發電的工程師說，台灣這幾年投資於風力發電的上百億，絕大部分都被外商賺走。據了解，外商拿了設備和電價收購補助等好處，還要把乾淨能源減碳的「碳匯」據為己有，規畫出售賺取額外暴利。

高雄巿公車今年二月起全面添加生質柴油，並接受經濟部的一千六百萬元補助，業者表示，生質柴油若沒有政府補貼，根本不會有人用。

目前消費者到加油站加生質柴油，都由經濟部補貼油品業者每公升的差價，但並無保證收購價格。換言之，農民受惠程度有限，中間的油品業者才是最大獲利者。

全台有六成外籍家事勞工每周根本沒有休假，她們最近上街頭爭取休假權，出身社福界的勞委會副主委曹愛蘭卻說，家事勞務難以法律規範，且僱主家庭每月要為外籍看護付出兩萬五千元，因此家事外勞「不算真正弱勢」，政府不需給與「喘息服務」，不必動用國家資源解決其問題。

在主政者高喊「入聯」，抱怨國際沒有平等對待台灣之時，官員卻表現出把外勞當成「次等人類」的態度，實在是莫大諷刺。

以目前行情，若家中要聘請全職看護，本國籍勞工月薪高達六萬元，遠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因此民眾只好捨近求遠找廉價外勞來做這些苦差事。但就算「只要」兩萬五，已接近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加上老弱醫藥等開銷，普通家庭負擔不輕。

也因此，每次談到要改善外籍看護待遇時，反對最力的，往往是殘障團體等弱勢人士。就因為政府提供的太不足，弱勢家庭只好利用更弱勢的外勞，來維繫照護體系的運作；若沒有外勞，問題將嚴重到難以想像。

雖然引進外勞的原始動機就是「同工不同酬」，但這並不表示連最起碼的生活條件都可以犧牲。而現在卻是，高喊人權立國的政府、出身社福體系的官員，不但對照護體系維持主力的外勞欠缺感激，還根本不把他們的人權當一回事。試想，人誰能全年無止無休地工作，何況隻身在外？休假是最基本的權利，怎會認為是不急之務？

此處，也可看到近年政客反覆灌輸台灣悲情意識所衍生的可怕副作用：社會上有一群人，在討論任何問題是，都只以「自己人」為限；凡是非我族類，尤其我們利益無關者，其權利與感受都不需要考慮。所以，外籍幫傭能不能休假不重要，反正她們不是台灣人；更進一步，反對中正紀念堂改名的意見也不需考慮，反正那些人的票都不是投給我們的……

當這種思維成為政府主流意識，那才真是台灣的悲哀。

里民自力救濟抓賊並痛打對方，是否涉及刑責？屏東地方法院庭長兼發言人潘正屏昨天說，看到竊賊行竊，「抓到人交給警察可以」，打傷人就不對了；鄉民抓竊嫌又圍毆的行為，如果被告，會吃上傷害官司。

至於外界質疑警方未及時介入，屏東警分局歸來派出所長陳振文說，里民追竊賊廿多分鐘後才通知派出所，警方趕到時，發現現場昏暗，有人躺在地上喊痛；詢問里民才知道竊賊作案被抓，要求里民交由警察處理，再將手、腳受傷行動不便的嫌犯，用救護車送醫治療。

警方後來詢問三名嫌犯，是否要提出傷害罪嫌告訴，他們一致表示「不要」。由於傷害罪嫌屬告訴乃論，警方因此未追究里民可能涉及的刑責。

竊嫌之一的姚智化等人告訴警方說：「被木棒打傷的」，當時一再「拜託不要再打了」，對方還是棒如雨下，「只有用手護著頭部」，「不知道誰打的」。里民則說發現竊賊時，對方企圖開車撞他們，為了防衛，才持木棍防身、阻擋，竊賊下車逃跑之際，起衝突時才打傷了對方。里民說，他們沒有動私刑。

報載內政部考慮修正「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把一些新興的少年不良行為，如中輟、出席黑幫喪禮等納入，使少年不良行為的定義更明確。

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最早是在民國六十一年訂定，民國八十八年做第二次修正。綜觀這個源自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行政命令，有許多討論空間。

最應考慮的是，這種屬於「早期預警系統」的思考，在我們的社會中，很容易在無心操作中失掉原本的意旨。簡單的說，這個辦法是針對「少年不良行為」而定，但在現實中，往往容易變成所謂的「不良少年」。這其間之差別不可以道里計。

因為「不良行為」是針對「行為」所做的規範；而「不良少年」卻是對於人的身分認定、是一種標籤。

更重要的是，當這個標籤一旦上身，想撕都撕不掉。絕大多數民眾，大概都不知道認定過程；而認定後的影響卻又十分深遠，所以當然要慎重。

其次，以現有所列十五種少年不良行為的定義來看，嚴格說，絕大多數都是「概念」而不是「定義」。所謂概念，就是內涵並不固定，往往有隨人解釋的空間。例如「對父母、尊長或教師態度傲慢、舉止粗暴」，何謂傲慢？就很難有定論。這也是法學研究者，常以「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所做的批評。先不說中輟生應否列入，「無照駕駛汽機車」因屬於不良行為，從而使之成為不良少年，同樣會讓許多人錯愕。

其他如「深夜遊蕩」、「逃學或逃家」、「互相鬥毆未至傷害」、「持有猥褻圖片、文字、錄影帶、光碟、出版品」等行為，同樣有研究餘地。平心而論，幾乎多數青少年大概都有過上述情事，差別在於情節、頻率與程度。若主事單位稍一不慎，很可能便讓一個青少年賠上一生。

深夜遊蕩、逃學逃家，都如中輟一樣，行為的源頭可能是家庭與學校，卻要十幾歲的孩子負責，大人未免也太不負責任了。所以，請再仔細斟酌這個辦法與少年不良行為的定義吧！

時局不好，生活艱難，雲林斗六國中側門，每天中午有老人和貧戶去取用學生用剩的午餐。他們排隊打包，提走湯湯水水的食物，不只自己吃，還留一份給兒孫當晚餐。令人不忍的是，前來領取剩食的老人，從四年前的十餘人增加到如今的卅多人；學校剩餘的飯菜有限，僧多粥少，不免爭先恐後，甚至打起架來。

雖然任何盛世，都難免有弱勢者，需要社區、宗教機構、乃至政府社會福利協助才能溫暖。但斗六國中側門的場景，對台灣習於務虛不務實的政客，仍是寫實的教材。執政者必須自問：為什麼吃剩飯剩菜的人多了？是國民所得不成長？就業困難使貧富差距擴大？還是物價波動，使底層民眾難以維生？

全球像樣的國家都在致力發展經濟，提高國民所得，改善人民生活。國內的執政者也說要拚經濟，卻光說不練；政府與企業方向感不同，愈是有跨國布局能力的大企業愈被綁手綁腳，走不出去。而國內市場又因政商掛勾和政客貪瀆，難有公平競爭的環境，年輕人不僅創業機率大減，就業更四處碰壁。

相較於鄰近國家，台灣主政者忘情於政治鬥爭，於今尤甚。人的精力畢竟有限，國力亦然，用於此即竭於彼；政客又不放手讓企業自由發揮，造成今天國人就業困難，終歲辛苦，薪資卻不如廿年前。社會上富者愈富，奢靡風熾，貧者廚房揭不開鍋，淪為吃剩菜剩飯。

最近國際原物料上漲，國內物價波動，執政者仍不恤民命，一頭熱地搞政治運動搏選票，對民生基本需求一籌莫展。臨到事態緊急，就抬出恐嚇手段，祭出行政及司法手段查辦哄抬者，以為擺出查價的姿態，市況就會回穩。物價要那麼容易平抑，還需要金融、經濟、市場的專家嗎？

治國，並不是光靠ＬＰ。斗六國中側門，老人顫抖著雙手打包剩菜剩飯的景象，反射了政客的無能與「做衰」。台灣今天的問題，哪裡是唱衰的，根本是做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