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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論新常態九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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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趋势性变化促中国考量如何“主动适应新常态” 我要评论
2014年12月12日 16:11:15 来源: 新华网 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

    新华网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刘斐 詹婷婷 李云路)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地就新阶段中国经济九个趋势性变化进行了全面剖析。并在此背景下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也是中国当前执政集体治国理政新理念在经济领域的最突出体现。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等九个方面,详细剖析、对比了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

    会议指出,中国消费需求已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过渡到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占主流;投资需求重点由传统产业让步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出口拉动经济转变为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

    同时,供给不足已变为传统产业供大于求;劳动力要素驱动将转变为创新驱动;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缩小倒逼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新常态下发展环境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市场需求约束增强和成本压力加大。这些变化正在推动中国经济从低水平、低成本扩张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从“做得快、做得多”向“做得好、做得优、做得省、做得清洁”这样一个新模式转变。

    因应中国经济出现的这些趋势性变化,中央作出判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方面要从观念上转变认识,意识到过去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旧方式不再适用;另一方面要主动转变宏观调控方式,依靠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手段让经济增长更有质量和效率。”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主要任务,包括“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分析人士表示,经济体制改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转方式调结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民生保障、国际收支等方面,将会是未来一年中国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落笔重点。

    张立群说,中国将在新的一年中加大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推进相关方面的改革,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促进企业、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促进各个方面加快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实现中高速增长下就业形势平稳、企业效益改善、财政收入平稳、金融风险可控的目标。

    在即将结束的“深改元年”中,中国已经落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系列宏观调控举措。包括全面部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7大重点任务、分7批取消下放了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确定重点支持6大领域消费、2次定向降准及1次非对称降息以缓解企业融资难、推出支持外贸发展16条意见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目前来看,改革及宏观调控收效明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任务分解、时间表、路线图都是科学合理的,未来还将继续发力,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腾留空间。

    今年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更加重视预调微调、精准发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肯定这一思路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普遍认为,中国的财政政策会继续定位于民生改善,着力拉动内需,特别是支持能够推动创新的行业;而货币政策则会为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行业注入动力。

    张燕生说,近期中国央行降息,正是反映出了中国坚持稳健货币政策,以一定流动性的增加对冲美国量化宽松退出后中国外汇占款增长的影响,是定向精准调控、防范预期风险、注重松紧适度的举措。

    中国在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环境下,经济结构和增长质量出现了改善。前三季度7.4%的经济增长,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均衡等意味着,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

    根据会议精神,在空间布局上,中国将以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并围绕“一带一路”展开系列配套措施。

    丁元竹说,中国仍将坚持释放内需潜力,促进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同时防范拐点性变化,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性。

    2015年的经济工作已经部署,所有工作都将在认识、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大逻辑下展开。

    可以预见的是,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在保证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有序推进的基础上,中国将更加主动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更精准的调控为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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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校長劉偉: 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第三階段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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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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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51228/4042271.shtml

“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前瞻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首先代表学校欢迎各位校友在元旦前夕回到学校,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新年论坛。也欢迎大家经常到学校来走一走,看一看,也特别感谢大家对学校的关心,和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关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样一话题,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发生的问题和原因。

第三个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原因,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及其变化。

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达到了9.7%,超过了9%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开创这一纪录的是日本,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再创一个新的纪录。接下来是中国大陆。我们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一共36年的时间,平均每年9.7%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使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从总量来看,2014年底,中国GDP达到63.7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算,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高了近28倍。中国就总量而言,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

人均GDP以平均8.5%的速度高速增长。从人均GDP来看,2014年末,不到50000元人民币,比改革开放初期约提高了19倍,36年,人均GDP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8.5%左右。中国人口基数大,占全球人口22%,改革开放36年,中国人口总量增长了41%。在人口总量增长41%的前提下,人均GDP在36年的时间里平均以8.5%的速度在提升,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

我们人均GDP如果换算成美金,是7500多美金。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12476美金,高于4056美金,则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也就是小康社会。至2014年末,有54个国家属于此类。如果从这个划分标准来看,中国人已进入“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p="">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什么机会呢?

眼前的3大机遇

从发展历史来看,有70个国家现在是“高收入”国家,这70个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中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这70个国家,各国历史各不相同,但是还原它经济发展的历史,从它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高收入”阶段,实现这个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2年又4个月。这70个“高收入”国家中,有20个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人口大国”,它们实现这个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1年又9个月。大国经济,在起飞前的准备和起飞初期,它的发展速度会慢,但是到了起飞的中后期,特别是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时候,它比小国要快,因为它的冲击力强。

至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按照这个历史规律和趋势,给中国10年时间,中国能否实现这个跨越?中国2010年达到世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线,给10年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20年,我们能否实现这个跨越?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就经济来讲,它包含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我不去多讲,今天就讲两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GDP的总量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2010年,中国GDP总量不到41万亿,翻一番就是80多万亿。按照2010年的汇率换算成美金,也就是17.6万亿美金。美国2014年的GDP总量是17.4万亿多,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在2020年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中国经济的总量,达到了美国现在的水平。

第二个数字,我们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这里有一个分配因素,带有不确定性。我们将它还原成生产,就是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4000多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翻一番,就是68000多人民币,这算成美金就是12600多美金。刚才我们讲到,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金。也就是说,正好用十年时间,到2020年,我们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我们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经济增长水平来看,如果我们实现了该目标,就相当于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历史穿越。

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十三五”规划就是实现这个历史穿越的决胜期,最后五年。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机会,如果该目标实现,中国则登上了“高收入”阶段,再往下走,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中国GDP的总量超过美国。

中国GDP超过美国的意义有多大?在19世纪初叶以前,中国是世界老大。1820年之前,按照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总量曾经占到世界的30%多,甚至达到40%左右,比美国在当代占比最高的年份还要高。美国GDP占全球最高的年份是2010年,达到32%,这两年占比有所降低,到2014年降到了23.1%。

但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遇了,从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没有了,我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明,从经济发展来说,中国让出了帝国位置,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老大。到19世纪末,德国人曾经一度超过了英国。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待了整整一个世纪了,所以,如果到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总量能够超过美国,重新回到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在我们的民族发展历史上颇有意义,等于经过二百年的轮回,曾经的繁荣与沦落,不管怎样,我们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宝座,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拾具有重大的意义。

2050年,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

再往下,第二个百年,也就是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GDP的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现代化,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20世纪的现代化和21世纪的现代化的内涵是不同的。它不仅是个历史的范畴,更是一个国际的范畴,一定要在国际上领先,才叫现代化。也就是要赶上西方列强,赶上发达国家,这才叫实现了现代化。

这个目标回过头看,就是当年邓小平给中国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的具体实施。

1979年,小平同志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接见意大利共产党的书记,接见法共中央的书记等等这些外国政要,多次讲到,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

第一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1980年代,基本解决温饱。1970年代末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解决温饱的国家,直到1992年,中国840多个县市才取消了粮票和粮食的限价,宣告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是达到按世行的标准的“下中等收入”的起点。

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2000年,实现初步小康。当时提法很简单,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那时候中国的统计没有按照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在1987年之前,我们还是按照传统苏联的物质资料、工农业生产总值来统计,但是到十三大报告,就改过来了,不再讲工农业生产总值1000美元,而是讲GDP(服务业也放在里面)达到和接近1000美元,基本实现初步小康。

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统计学上,中等相当于平均数,所以,表述的更精确一点,就是“本世纪中叶,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民族在我们的发展历史上,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我们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终于把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带到这样一个门槛上:再给中国五年时间,中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中国1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有可能重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再给中国35年的时间,中国赶上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也很简单,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系统的变化,这个系统的变化大概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一个是需求(销售)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

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严重衰退风险

供给产生了哪些变化呢?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总成本概括起来是四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工资成本,人口红利在下降,工资、价格、社会保障福利在提高,更不用提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中国现在的工资上升说起来也是应该的。因为发展经济的最终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社保、公积金等等大幅度提高。现在2亿多60多岁以上的人,中国是“未富先老”,这和国际社会不太一样。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成本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价格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稀缺性导致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环境,环境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穷的时候,破坏环境没人在乎,也没人去管。但是现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宝贵,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它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度越来越强,甚至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秋天我去河南,雾霾比较严重,大家说是因为秋收之后,农民烧秸秆。再过几天,我去东北,雾霾,有人说,东北冬天烧煤取暖,所以导致雾霾。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过去河南农民就不烧秸秆吗?过去东北人就不烧煤取暖吗?为什么就没有雾霾?为什么现在有了雾霾?实际上,就是整个环境资源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稍有任何一个变化,都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的成本就是技术进步。穷的时候,技术进步主要靠技术模仿,这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技术进步方式。而且如果知识产权保护的不严,也是最经济的技术进步方式。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当你的技术总体进步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小,可以模仿的空间也就变小了,另外,随着立法融入世界,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也就不能随便去模仿了。技术进步越来越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自主研发和创新,在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投入最大、周期最长、成本最高。所以,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

这四个方面,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的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

那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从以往的主要靠要素投入量大、规模扩张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带动增长。如果不做这种转变、效率滞后的话,成本消化不掉,它就进入价格,形成这个社会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价格一旦起来,成本推上去以后,就社会来讲,就是不稳定,大家怨声载道,就经济来讲,这个国民经济没有竞争力,成本高,价格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性。没有竞争性就不可持续,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

从旺盛变成了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另一个变化就是需求,过去在穷的时候,需求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短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因为穷国的企业家只需关心生产就可,不用关心销路。只要将产品生产出来,有的是人在那儿排队抢购。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就发生了改变,需求从旺盛变成疲软。

投资需求疲软。投资为什么会疲软呢?按说居民收入提高,银行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银行可以把更多的钱贷出去,形成投资。这里其实有一个条件,就是看这个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力如何。如果自主研发创新力不足,那就糟糕了,情形变的很尴尬。过去,投资需求增长快,很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往你这里转移资本,转移技术,转移产品,因为你的劳动力更便宜,资源更便宜,环境便宜,成本低,你更有优势,所以人家来了。现在,这些都不便宜了,所以人家也就不来了。世界上总会有比你更穷的国家,那个地方的成本更便宜,人家就往那儿去了。人家旺盛的新技术、新产品,而你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上不来,这时候,银行拿着大把的储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找不到项目。如果银行楞投,那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就会形成泡沫,遇到经济周期的话,你逃也逃不掉的。所以银行大把的储蓄投不出去。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收入提高了,存款增加了,储蓄扩大了,但是投资能否旺盛的增长,很重要的看你这个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如何,如果自主研发和创新上不去,那是根本投不出去的,这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的疲软。

消费需求疲软。按理说,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提高,但是,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力是否跟着提高,它有一个前提: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两极分化,把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我们知道,人的消费是受生理限制的。越是有钱人,消费占的比重越小。如果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有钱人不怎么花钱。而大部分青年精英的收入增长迟缓,积累了贫困,他就是想消费也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对未来越没有信心的人越不敢花钱,他就会牺牲现在必要的消费,节衣缩食,增大储蓄。储蓄对国家来说是投资,是积累,但是对个人来说,是未来的消费。就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力普遍下降。

高失业风险。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加在一起,总需求不足。意味着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企业销路不畅,企业资金循环周转有问题。而那些欠银行的钱还不上的企业,则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停产、破产的企业增加,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失业。失业率就会上去。穷的时候,失业率高一点,不要紧,因为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那么,这部分人群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而他们有政治诉求,有组织能力,搞不好就会结党,这就很麻烦。

社会到了这个阶段,两个条件的变化,一是供给成本上升,消耗不掉,最后就会形成高通胀;另外一个是需求发生了变化,若是适应不了,就会出现高失业。高通胀的同时高失业,意味着这个社会遍地都是干柴,稍有摩擦,社会矛盾这个火花嵌上去,会燃出一个什么样的燎原大火,谁都不知道。

能否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之鉴

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一共116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个穿越的,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共有15个。这1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从不落下,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另外13个国家和地区,它穿越的并不完整。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穿越,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最典型的有三波。

“拉美漩涡”。第一波是70年代的拉美,一共有十几个国家,它们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之后,条件变化,它不适应,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所以长期停在这个阶段。一直到今天,算下来有40多年了,不仅这些拉美国家没有实现穿越,而且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危机不断。从70年代的墨西哥危机、阿根廷危机,巴西危机、秘鲁危机、智利危机、委内瑞拉的动荡,一路下来,人们将之称为“拉美漩涡”。

“东亚泡沫”。第二波,上世纪80年代,在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起飞以后,东亚几个国家跟在后边,被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带动,到1980年代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同样到了这之后,穿越不过去,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低水平扩张的经济规模作为过剩的劣质产能,被危机淘汰掉。就算到了今天,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人们把这个称之为“东亚泡沫”。

“西亚北非危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亚、北非动荡的这些国家,突尼斯也好,也门也好,利比亚也好,叙利亚也好,埃及也好,这些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济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它的政治是稳定的,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家族独裁,它的政治还是稳定的,经济资源是丰富的,拥有丰富的石油、矿山等等。它的资本是充裕的,国际社会对它是信任的,大量外资是进入这些国家的,所以它们有一段快速的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它们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特别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的经济遇到了障碍。过去固有的但是能得到缓解控制的一些矛盾,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军事的危机,和经济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动荡。算下来也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它不仅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而且它的危机什么时候能够完结,现在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人们将之称为“西亚北非危机”。

我们看到前面这三波,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形势都不相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它们总是穿越不过去。

我们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不用多说,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挑战也不用多说,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社会当中都存在。而且某些方面还很典型,所以当中等收入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当时还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最近,总书记的讲话里也在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结构失衡惹的祸!

宏观经济失衡致“双重风险并存”

国民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宏观就是总量,总量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总量失衡。无外乎两个表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在追逐不足的商品,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不足,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带来高失业。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两种表现,要么高通胀,要么高失业。

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运用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这个总量失衡的程度能够调整到国民经济运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一阶段:需求膨胀,供给不足(1998年以前)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年份,比如1989年、1990年等,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态。

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或者抢购风潮。回过头看,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每次通胀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

第一次通胀是在1985年。1985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3%,原因很简单,1984年秋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在那之前,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还没怎么推广。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这个改革的决定之后,城里人担心物价上涨,就去抢购,于是就形成了抢购风潮。

第二次通货膨胀在1988年。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做出重要部署: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既然经济改革、价格改革是早晚的事,那还不如一夜之间将价格放开算了。价格闯关的决定一经作出,老百姓抢购。又因为1988年的老百姓比1984年有钱,这次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8%。后来,中央政府被迫出来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通货膨胀这才慢慢地得以缓解。

第三次是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1%。原因很简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十四大召开,一系列的利好消息,形成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投资的热潮,需求膨胀。这种需求到了1993年之后,传导到物价上,1994年的物价就起来了,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1%。

这三次大的抢购,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供给不足,所以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担心预期值很强,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紧缩,收紧银根,控制财政赤字,减少财政支出,其目的就是把流通的购买力、需求管住,防止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二阶段:需求疲软,产能过剩(1998-2010年)

第二个阶段的失衡是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底,这十几年时间,除了中间个别年份,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乡镇企业上了纺织机,当时经济都缺,什么都没有,所以改革开放要激活生产力,上了很多传统工业。比如当时姑娘结婚的几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上了很多,很快,到1990年代末就饱和了。1990年代末,面临传统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和淘汰,要有新的结构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轮产能过剩就更严重了,是很多工业投资品的产能过剩。前些年一直高价运行的钢材、木材、水泥,到了2008年这一轮危机之后,开始出现过剩,这种过剩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黑色冶金,中国占全球产量一半以上,问题越来越严重。

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如果有出口支持,那还好办,但是恰恰不巧,我们在这个时期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都很猛,对出口国际市场的冲击很大。1997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作出了一个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就相当于两个人在练摊,人家在降价,你价格坚挺,等于将市场让给人家,为此我们赢得了世界广泛的尊重。但是,赢得尊重是有代价的。

2008年的冲击就更大了,2003年到2007年,每年出口增长平均在22%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一冲击,2009年中国出口增长负16%以上,这个力度就很大,给我们国内的经济增长带来了麻烦:增长动力不足,失业问题比较突出。

1998年,3600多万国有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98年5月提前返乡,找不着活,我们始终没用“失业”这个词,我们用的是“下岗”、“返乡”,其实就是增长动力不够,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

2008年金融危机的压力更大一些,经济下行,在这个阶段,我们采取了和前一段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是紧缩,而是扩张,特别是扩大内需。

1998年下半年,我们提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应对1998年的经济衰退。到了2008年,我们提出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的来刺激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其目的就是寻求增长的新动力。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三阶段:既通货膨胀,又经济下行(现阶段)

2010年10月,我们对外宣布,中国政府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从那开始,意味着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我们现在叫新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叫双重风险并存。

前两个阶段,虽然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个阶段就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第二个就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所以,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是扩张,政策方向很清晰,目标很清楚。

现在是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的话,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的话,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经济下行。

到底怎么办呢?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一方面是需求疲软,增长动力不足,高失业,同时,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滞胀一旦出现之后,政策就很难办,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虽然采取了很多调整的办法,效果不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虽然在短期上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长期累积的弊端非常严重。以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滞胀采取的政策调整所形成的政策积弊。

这次危机深刻到什么程度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次发生的周期性危机,没有导致出现全球的负增长,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这就说明,1970年代以来,为缓解滞胀,所采取的政策弊大于利。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发达国家遇到的,一直到现在它们还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用“滞胀”这个词,而是“双重风险”,但是,经济的内涵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

先来看第一重风险。它看起来是个总量问题,经济速度快、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失衡,是由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所导致的。

为什么我们治理的是通胀而不是通缩

从PPI看,中国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先来看通货膨胀。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非常低,PPI已经44个月为负,今年第一季度到第季度,PPI是-4.0多,从PPI来说,也就是厂商生产的价格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从CPI来看,中国也进入了通货紧缩。我们的CPI消费品价格指数从2013年以来,长期稳定在3%上下,很多时候降到了2%以下。2015年前三个季度,CPI为1.4%,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重点不应该是治理通胀,而是防止通缩。因为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胀是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值钱,通缩是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钱,通缩意味着市场萧条,降价,意味着企业活力不够,销路不畅,然后导致失业率上升。所以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坏,对劳动力大国来说更是麻烦,治理起来非常困难。

按道理,中国应该去治理通缩,但是宏观部门,特别央行,对于治理通缩非常谨慎。治理通缩,意味着要向流通里面注入大量的资金,活跃市场需求。为什么我们现实的价格这么低?我们的货币政策治理通缩这么谨慎?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潜在的通胀压力,虽然它没表现出来,但是潜在的压力非常大。主要是来自于结构失衡。

通货膨胀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动力:需求拉上,与成本推动。

从成本推动来看通货膨胀

为什么通货膨胀比较高?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50%多一点是来自于需求拉上,还有49%多一点,将近50%,是来自于成本推动。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时期。

先来看成本推动这块,成本推动主要是我们进入新常态以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要求投入产出结构必须改变,不能再用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经济增长方式了,过去那种增长方式有动力、有效益,是来自于那时候的要素成本的状况,要素成本结构低、便宜。现在到了现阶段,各种要素成本价格大幅度上升,如果还用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过去的低要素成本状况与之对应,那么根本就不适应,也就没有竞争力。可是要改变投入产出结构,就意味着要提高创新力,意味着要提高效率。

结构的改变是效率的含义,效率的改变是创新的含义,创新是长期的。

现在的问题是,要素成本结构迅速改变了,我们的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变滞后,对应不上,消化不掉,所以这些成本就进入到了价格。这是从成本推动方面来说的。

从需求拉上看通货膨胀

再来看需求拉上。所谓需求拉上,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不断地印刷钞票。M2货币存量现在130多万亿元,GDP2014年年底60多万亿元,这个比例很成问题。为什么现在不断印票子?排在第一的原因是外汇账款,就是结汇结成的人民币。我们国家现在外汇储备大概3万多亿元,是金砖国家外汇第一大的国家。

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是什么关系?它是什么机理?

企业和居民生产的产品卖给了外国人,从而赚回来外汇。这个钱是属于企业、属于居民的,它存在了商业银行,等到要用的时候,就从商业银行取出来,去投资或者消费。提出来的时候,要换成本币,因为外币不能流通。这个环节等于是将他的外汇卖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用人民币把居民和企业的外汇买进来。商业银行收了外汇,也没有用,因为外汇不能流通,那怎么办呢?于是就去找中央银行,因为是中央银行授权商业银行为境内的企业和居民提供外汇服务的,这样就形成了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所谓的定期结汇这个制度。

定期结汇就是央行给商业银行人民币,然后央行再把商业银行的外汇买进来,买进来之后,这个外汇就属于国家,入了国库。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公布的国家外汇储备。

各国都是这样,这没有什么特殊。但是,特殊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国家和一般其他国家很大的区别在于,央行结汇,买进外汇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资产,而是回去印钱给商业银行。结汇量越大,意味着央行印出去的钞票就越多。钞票印出去之后就进入了流通,形成了通货膨胀需求拉上的压力。要控制流通中需求拉上的潜在压力,就是要控制货币投放量,控制货币投放量就要控制结汇量,但是结汇量不是让你控制的。结汇量越来越大,不断地增加,国际收支领域里,长期是收大于支,结构失衡。

要实现再平衡,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限制出口。可是世界金融危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在为自己的出口商争饭碗、抢订单,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我们怎么能限制出口呢?不仅不能,还得扶持、保护出口商。

国务院这几年,每年关于外贸工作都要开专门的协调会。

问题是你保护、支持出口商,它赚了钱,拿回来钱,怎么办?要结汇,就得印钞,印钞就得增加通货膨胀。所以,为此很苦恼。

那就说明白,我扶持出口商,但是,你赚了钱,就不要拿回来了,你在外面花,买东西回来,增大进口。这样进出口之间就平衡了,也就没有多少外汇好结了。

想的很简单,实际很难。我们想买的,人家不卖,人家想卖的,我们不想买。人家想卖给我们的是一般的工业消费品,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工业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在总量上超过美国,质量另说。中国制造已经可以响当当地喊“中国制造”了,而且生产的比它还便宜。我为什么还要买它的呢?

我们想买高科技,还想买能源、油田、气田、矿山。但是想买的东西,买不回来。

钱花不出去,怎么办?它就得回来。回来你就得给它结汇,就得印钞。

中国通胀的问题,表面上看,潜在压力比较大,但是深入地看,压力之所以大,它不是总量的问题,不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需求膨胀,导致物价上涨,不是这个问题。它是深层次的结构矛盾。

从两方面看,成本推动,它是要素变化之后,投入产出结构不适应,形成了成本推动的压力,消耗不掉。从需求拉上来看,它是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导致央行不断印钞票,形成了需求拉上的一种威胁。真正要缓解目前潜在的通胀压力,实际上是要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另一重风险:经济下行,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再来看另一重风险:经济下行。经济下行看起来是动力不足,我们现在寻求新动力,一个投资,一个消费。

从投资来看,为什么我们现在投资需求疲软?其实不是说银行没有钱,也不是流通当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现在缺少有效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现在融资问题不大,它的直接融资,在境内境外都有上市渠道,它的间接融资,国有银行对国有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总体上是信任的,也是支持的,甚至是追捧的。问题出在哪呢?这些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创新力不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所以产业结构升不了级,它在现在这种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基础上,如果敢扩大投资的话,就是低水平的重复。而低水平重复的结果,就是加剧产能过剩。在中国目前普遍去产能的时代,加剧产能过剩的投资不可能维持。

消费需求疲软,看起来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在下降,但深层次的问题,同样是结构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是什么呢?国民收入生产出来之后,初次分配,在生产者当中进行分配,生产者包括:政府、企业、劳动者。政府是税收,企业是资本盈余,劳动者是工资。

中国长期以来这三个部分,分钱的时候,政府税收增长最快,平均18%以上,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这三个人拿到钱,劳动者的工资拿去消费,但是它的增速慢,而且比重在下降,这样,消费肯定就上不去。这是宏观。

中观上,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别非常大。发达和贫困,差距非常大,如果发展均衡,贫困地区都上来的话,中国消费规模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中国收入水平为什么会有地区差,会有这种繁荣和落后的差距呢?往深了看,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我们做过分析,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城乡,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3倍。哪个地方的城市化程度高,它的整体收入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农民多,城市化水平低,哪个地方总体上居民平均水平就低。

地区之间繁荣和落后这个差距首要原因,从发展角度来说,它是城乡差距导致的。

城乡为什么这么大差距?再往下看,来自于产业差距。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我们GDP去年63.7万亿元,这其中,农业占了9%多一点点,可是我们2014年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在32%左右,意味着32%的劳动力分享了9%的GDP,剩下的60%多非农劳动力分享了90%以上的GDP。这就使得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拉开了。

微观层面,劳动者之间,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开始公布基尼系数,到2014年,总共有12年的时间,这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

出现这种情况,收入分配差距的红灯线就开启了,需要加以注意了。高的时候甚至达到了49.1%,也就是20%的人分享了49.1%的国民收入。

这几年我们有所注意,有所调整,效果有,但是不大。到2014年,这个数据为46.7%,还是在警戒线之上。

这还是官方数据,民间发生的真实情况,恐怕还要更严重。这样的收入差距一旦扩大,它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于下降,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增长动力,所以,寻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整、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

这些调整都是很艰难的,不是短期政策能够奏效的。中国经济下行,来自于内需不足,内需一个投资,一个消费,投资上不去,是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消费上不去,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同样是结构问题。

这就是我讲的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出现了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深究一下,这个新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结构性失衡。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下行,都是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所导致的,因此中国现在要使得中国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政策的着力点、核心应该聚焦在调整结构,所以现在结构调整问题就成了“十三五”期间核心要处理的基本问题。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发生了什么问题,以及它的原因。

总理说,“我们的武器库里面有弹药”

最后一个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的政策调整,以及它的效率和变化趋势。

“稳中求进”,宏观政策体现“松紧搭配”的格局

针对这些问题,宏观政策方面,现在回到了危机之前的“松紧搭配”的格局,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说明财政政策还是扩张的,它的首要目标还是保增长,目的就是稳定社会的就业。

“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于前一个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言,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方向是从紧的,它的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

现在宏观政策两大政策与手段,方向不同,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稳健”的。目标不同,一个是首先保增长,一个是首先遏制通胀。

为什么不能把两个政策统一到一个方向上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呢?就是前面讨论过的,新常态下的新失衡,双重风险并存,它要求宏观政策在方向上刚好是相反的。

要遏制经济下行,总体上来说,就要扩张,但是一扩张,就可能激发通胀。

要遏制通货膨胀,总体上来说,就要紧缩,但是一紧缩,就会加剧经济衰退。

当这两个风险治理的时候,它要求的政策是相反的。这就很麻烦。

我们现在既不敢双紧,也不敢双松。若是财政、货币政策统一在一个方向“双紧”,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但是会激化经济下行的矛盾。若是“双松”,财政和货币同时扩张,它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会加剧通胀。

于是就搞了一个松紧搭配的组合,带来的问题可能是政策效果之间相互抵消,相互矛盾,从而降低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在双重风险并存的失衡状态下,现在宁愿损失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首先确保政策风险的可控性。

如果我们采取“双松”或者“双紧”的政策,就意味着在双重风险并存的情况下,我们为了治理一重风险,而置另一重风险不顾,宁愿加剧一重风险,来确保一重风险的治理,这个风险太大,我们不敢冒这个险。

所以我们既不采取双松,也不采取双紧,采取了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这样的组合,可能使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伤害,但是它能保证宏观调控的风险加以有效的控制,体现“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思想。

为什么要确保6.5%的经济增长速度?

松紧搭配的格局不能改变的话,现在能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松紧的力度。既可以朝“松”的方向倾斜,也可以朝“紧”的方向倾斜。松紧力度的调整,它的根据与核心指标是经济增长速度。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来控制财政、货币政策,

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怎么调?根据是什么?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段话,共两句,第一句,“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第二句,“还要联系国民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依据这两个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合理的区间。

第一句话,“增长速度的确认,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什么?就是下限,最低速度。国民经济至少需要增长多少,下限因素很多,核心因素是就业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率之间有一个稳定关联,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失业率相对越高。所以,在确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最低增长速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考虑这个国家就业目标的基本要求。

美国的失业率的红灯线锁定在6%,欧盟马约锁定在7%,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水平以下,政府就要干预,就要去刺激经济,扩大就业岗位。

中国能承受的失业率到底有多大?这个很难说,因为中国二元结构比较复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4.5%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数字(4.5%)看起来很低,但是稍加分析,那就绝对不低了。

有两个因素。

美国、欧盟的失业率,无论是6%也好,7%也罢,涵盖的面非常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很低。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约2.3%,欧盟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5%左右,因此,非农产业的失业率涵盖面已经非常广,涵盖了98%和95%以上的劳动者,农业那块很少。我们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农村还有32%的劳动力在农产业就业,每年还以几百万的速度向城市转移,冲击城镇的就业市场。

另外一点,政府要求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5%的话,地方政府会出现一些行为的变异,若是有人失业了,地方政府不让你登记,因为一旦登记,政策指标就完不成。1997年开始,搞了一个家庭入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真实情况比一般公布出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要高2个点左右,如果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5%,实际上的失业率在6.5%的水平。

要保证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5%以下,根据中国目前的技术和经济结构水平,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6.5%,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所谓下限。

“增长速度的确认,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可能”是什么,就是国民经济能承受的速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越高,一般通货膨胀率越高。所以,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上限的时候,一般要考虑在一定时期,社会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

我们测算了一下,今后这几年,如果经济增长平均在6.5%的水平,到2020年,就能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所以,6.5%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就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还是就当前的就业目标的要求,还是当前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的要求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

五中全会、经济工作会议,“十三五”规划纲要等等,就短期增长来说,6.5%的谈法比较多。

围绕着6.5%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低于6.5%的话,“松紧搭配”就要朝着“松”的方向去倾斜,要出台更多的刺激手段。如果高于6.5%太多,通胀压力加大,“松紧搭配”就要朝着“紧”的方向来倾斜。

总理说,“我们的武器库里面有弹药”

2014年两会期间,有人问总理,“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日子不好过,那就要呼吁政府放松,放松的话,你的武器库里有什么弹药呢?”

总理说,“武器库里的弹药还是有的。如果出现问题,还是有办法的。”

也许你要说,到这时候了,你给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手段?

目前看来,还是有手段的。一个是财政、一个货币。财政,包括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

就财政支出来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2.1%,欧盟马约的警戒线是3%,所以,继续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还是有的,继续举债的能力还是有的。

从财政收入来说,就是减税,总体减税不敢说,但是结构性减税的空间还是有的。特别是围绕降低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无论营改增也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属于地区性的优惠政策、特殊性的保障也好,减税的空间也还是有的,关键是下不下得了决心。

而且,中国政府手里还有一笔国有经济资产。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加在一起,差不多有50多万亿元的资产,还有大概120多万亿元的国有金融资产,60多万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几项加在一起,国有的财政可动用的资产有230多万亿元,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所以,要是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运用财政的手段还是比较丰富的。

货币政策,一是数量政策,二是价格政策。数量政策主要是信贷量,价格政策主要是利率。从信贷量来说,主要是准备金控制,中国法定准备金率在世界上是高的,降准空间还是有的。再一个就是价格政策,利率,我们利率还比较高,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实现零利率了,所以,降息的空间也是有的。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货币政策在运用的时候,降准和降息一定要同步,不能割裂开来,我们过去做的时候,有时候是单向来,单向来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中国的货币市场化程度逐渐在深入,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内在联系越来越密切。如果将它们割裂开,这个政策就很成问题了,降准不降息,降息不降准,达不到效果,今后一定要联系起来,一起来运用。

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政策的空间都比较大。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招数很简单,就两个字:反腐

回过头看,这些手段松紧搭配无论怎么巧妙,能否解决问题,我们说它实际上就是在对付,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能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但它本身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失衡,表面看起来是总量、速度快和慢的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失衡了,快也好,慢也好,问题是出在结构上。松紧搭配的政策等于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它缓解矛盾,不是解决背后原因。要解决背后的原因,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一系列的结构失衡。

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当然首先要创新,所以我们提出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其核心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结构的改变,没有结构的改变,就不可能有发展方式的转换。

技术创新自不待言,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

制度创新有两个,一是经济制度,一是政治制度。前面讲过,116个发展中国家,只有15个国家跨过了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剩下的都没有跨过去,而且尽是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虽然今天没有讲它背后的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腐败。这些国家都高度腐败,权钱交易,寻租。

首先,权力要关进制度的笼子

腐败背后是什么呢?制度!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要解决的是市场化的完善,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20年,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经济体制要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不完备,就意味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话,越是稀缺的资源配置,市场越不起作用,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扭曲,市场不能起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政府不能起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大量的政府越位替代了市场,企业要获得机会和资源,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而是要去找政府谈判,劝说政府官员将机会批准给自己。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大量的权力,同时这个权力也缺少约束。

市场化进程如果迟缓,政治体制改革肯定滞后,政治改革要解决的是两大问题:民主、法治,民主解决的是授权,法治解决的是约束。民主共和,监督约束。习总书记最近讲的最多的是,“权力要在民主的阳光下”,“权力要关进制度的笼子”,关键就在这里。

其次,保护私权,这是达到法治社会的标志

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有法律,但未必有法治,这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当年的一句名言。你要法治,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一个是,得有良法,法得好,法的贯彻成本低、公平、公正,这是一条。第二条,大家都得拥护它,得有法治精神,守法自觉,这才叫法治社会。

要达到法治社会,核心问题是私权(包括企业和个人的权利)一定要保护,公权一定要规范。这个社会是不是法治社会?重要的不是给老百姓定了多少法,而是给当官的定了多少法,对公权到底有什么法律约束?这才是真正的法治,也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政治制度改革滞后,民主和法治没有解决,经济制度改革滞后,政府和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企业要获得机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而是去找政府官员批,政府权力的背后,因为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权力既没有民主的监督,也没有法治的约束,可以乱用。这个权利的前面,堆着一群商人,整天拿着钱准备腐蚀你,你怎么办吧?有人整天要买你的权,想买,你卖不卖?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人啦,你不能老考验他。经得住一次两次的考验都很不容易,你还长期考验他。

经济学叫寻租,权钱交易,一旦腐败严重了,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是,既无正义,又无效率。钱权交易,哪里来的公正?资源配置不按市场竞争的效率,在竞争当中,谁的效率高就给谁资源,而是按照寻租的力度,谁行贿力度大,就给谁,资源配置根本不可能有效率。有什么效率可言。

所以,你看,但凡穿越过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也有腐败,因为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它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都特别强。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都是高度腐败,既破坏了公正,又瓦解了效率。

我们国家很有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时间表与路线图。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一个决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是2020年的法治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就像钉钉子一样,就像中国共产党的“三严三实”一样,“全面从严治党”,如果能够坚持下去,我们确实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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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為FT中文網撰文 中国崛起下一阶段面临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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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下一阶段面临的陷阱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4230?full=y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 薛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常在海外行走的中国学者们应该都有这个体会:中国的崛起真可谓全球瞩目,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国际会议不能没有中国人参会。而“一带一路”战略一旦获得成功,无疑将让中国在方方面面跃上新台阶。但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型国家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内外两方面都将面临众多挑战,其中有些挑战也可以说是陷阱。这里展示几年来的一些思考。

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若干总结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总体稳定,这取决于几个因素:经济绩效带来的政权合法性,或叫GDP-based legitimacy,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维持社会稳定上进行了巨大而强力的投入,问题是,维稳投入增长的速度与强度是有限度的,维稳经费已经高于军费了,再提升的空间有限;官方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摄纳,政治上允许入党、给予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资格、参加政府领导人的出国访问团等,经济上允许乃至支持其商业活动(吉利收购沃尔沃是典型例子);文化上给予一些权力与好处,这一点在知识圈中比较明显,一些知识精英获得机会从政或者给政府出谋划策,而且经济上可以有丰厚的收入;一般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存在的怕乱心理,觉得好不容易过上几天稳定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咱就不要折腾了,老百姓主要关心的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值得注意的两个社会现象

当下的中国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第一,普遍的不满意。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激进派、稳健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高级干部、中层领导、基层干部,无论是富裕的阶层、不那么富裕的阶层乃至比较贫困的阶层,似乎都对社会现状与自己的境况不满意,尤其是并不少见的仇富心态和仇官心态。

第二,普遍的不安全感。大小官员、大中小企业家、学者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工、农民,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某种不安全感:有的是因为财产,有的是因为官位,有的是因为思想表达,有的是因为医疗保障,有的是因为自己产业的发展前景,有的是因为在大城市的定居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孩子在大城市的教育权利,有的是因为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如此等等。

官员把财产与妻儿转移到国外、富人们把相当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一些企业家把公司注册地点放在境外,一些农民对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树林、草地、果园)进行掠夺式经营,这些都是不安全感的体现,一般人对此也比较熟悉。比较少被注意到的是,在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一些中产阶级的境遇。他们在这些大城市打拼十来年,有了孩子与房子,与老家的环境已经格格不入,除了户口,已经是城里人。突然有一天发现,他的孩子因为户口问题进不了好的小学与初中。特别是,孩子不能在本地上高中,因为必须回老家参加高考。他们的选择是:或者放下现有的工作全家回去呆几年,或者夫妻分居几年其中一方回去看孩子,或者让孩子自己回家单独上学,或者孩子凑合着上个城里的高中然后投考职业学院,如此等等。可对他们来说,无论哪种选择都代价巨大,他们内心的纠结,所产生的不满意、不安全感、乃至愤怒,是可以想象的。这些人绝对数量也许不大,但具有象征意义。这提醒政府:户口问题对于2.74亿农民工来说,已经成为他们痛苦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了自留地与宅基地。他们是中国真正城市化的试金石,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上述两个现象在八十年代是不存在的,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现在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病了,需要治疗。许多人会觉得,这些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可是,有的问题与经济发展关系并不大,有的则根本无关。

面临的挑战与陷阱

首先是环境污染,这是中国下一阶段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这一点已经逐步成为共识。有些地方依然持发展优先的理念,但已经有些地方宁愿在发展经济上做出些牺牲,也要治理环境; 有的地方虽然比较落后,也注意选择污染少的经济发展方式。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治理污染、恢复环境是可以做到的,但比较昂贵。这适用于“通过发展来解决”的范畴。

第二,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框架。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框架。经济方面,整体上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不当干预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股市依然有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近期的典型例子是前一阵子的暴力救市。遗憾的是,很快就有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不但效果并不好,还成为海外质疑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有力证据。好在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调整应对,新的应对很可能更为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虽然非公有制企业解决了大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贡献了大部分国内生产总值,但对非公有制企业的限制与歧视在一些方面依然存在,许多行业限制或者禁止非公有企业进入。公有制企业比重过大、效率低下、却受到特别关照(垄断地位、特殊补贴)的状况依然不少见,这既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也导致了经济资源的浪费与逆向流动。政治方面,各级地方领导人对于所管辖区域整体影响太大,一把手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领导人一换,经济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官员体系也出现大调整。地方债务的增长在本地缺乏制约机制则是另一个大问题,按照欧美的标准衡量,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

第三,缺乏官方与民间都普遍信仰并切实体现在行动中的一套核心价值观,或者说一套文化与政治信仰体系。金钱拜物教在中国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示,一个典型例证是,在神州大地的各个寺庙道观,民众大把投钱捐赠之外,还习惯于用投硬币来表达自己的各种宗教与非宗教诉求。于是,成堆的硬币在神龟背上、放生池中、佛像脚下,散发出闪闪的光芒,似乎在践行“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神仙也是可以收买的”等俗语。在商品经济的一定阶段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认为这是正常的。这种现象折射的是民众宗教信仰的缺乏与金钱拜物教的统治,外加中国人实用心理的作用。

从文化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展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族群凝聚力的源泉。从经济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影响族群的经济行为方式,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对此有很典型的展示。从政治角度看,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认同的主要来源,对于多族群的国家来说,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也就是说,没有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将影响一个国家的存在与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也缺乏坚实的根基。因此,建立一套官民共信的文化与政治信仰体系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也可以说很困难。但中国没有选择,只能面对,而且越早越好。只要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达成了共识,就有解决的可能。

第四,分裂势力。这与第三个有关但不完全一样。中国的分裂势力包括两部分:大陆的分裂势力与台湾的分裂势力。大陆方面以“疆独”与“藏独”为代表。香港的分裂势力,虽然是新现象,也难以成气候,但依然值得注意,中央政府应探索治本之道。关于“藏独”,或有必要抓紧时间与达赖喇嘛谈判,这可能对中国更有利,毕竟他与中国政府有几十年打交道的历史,互相比较了解,其主张比年轻一代要温和,至少没有公开主张独立。他已经80岁了。

关于“疆独”,中国政府过去几年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对于露头的“疆独”势力与行为,坚决打击;开展群防群治,把“疆独”势力消灭在苗头状态;强化边防管控,防止“疆独”势力非法越境,但采取措施便利普通民众正常的出入境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以弱化“三股势力”滋生的经济土壤,包括内地对口支援、设立经济特区、扶持民众的生产与经商、增加民众的就业岗位,等等;发展教育,提升民众的谋生技能与对“三股势力”的识别、抵御能力。

上述措施对于防范与打击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也要让基层注意,在打击“三股势力”时,避免给普通民众正常宗教活动造成不便。其他省份在打击“三股势力”时,也应避免给新疆民众的经商、旅游等造成不便。

现在的问题是,新疆的“三股势力”有向外省、境外发展的趋势,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地方,既有北京、广州、沈阳、昆明这样的大城市,也有温州等中小城市。一些分裂势力在东南亚国家出现,也是不争的事实。“三股势力”越境参加训练后回到国内实施恐怖行动的案例在增加。很显然,不大可能做到各个省份都采取新疆那样的防范与打击措施,境外更是如此。这些暴恐行为的“根”,大部分还是在新疆。所以,如何采取治本措施,是新疆与中央政府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这里不展开论述但值得高度注意的是,“三股势力”中暴力恐怖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因为他们所制造的一些事件而对媒体等影响比较大,但是,真正危及新疆长远稳定与发展的却是宗教极端势力:侵蚀维吾尔人的民族文化、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乃至世界观、还试图削弱地方政权。

“台独”无疑是一个挑战。马英九时期,两岸政治关系相对稳定,经济联系得到强化,但接替马英九的很可能是蔡英文。她的精神导师是李登辉,而李登辉属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台独气息”的人物。李登辉1999年提出“特殊两国论”,她这个“国安会”与“国统会”的委员谋划有功。陈水扁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作为“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更是功不可没。这是一个有知识、有韬略的人,在信仰并推行“台独”上,她将展示什么叫“不让须眉”。不能因为她的一些竞选言论而轻信其政治主张发生了改变。她如果上台,很可能利用一切机会推进“法理台独”。如果大陆因为经济形势不佳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就可能成为她推进“法理台独”的一个机会。从而触及大陆的底线。一旦大陆因而采取武力行动,美国与日本将会分别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与《美日安保条约》而涉入。战争范围的扩大将严重打击中国外贸,从而进一步恶化中国的经济形势。

第五,经济问题。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已经高速增长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在一定时候转为低增长、零增长或者负增长,都属于正常现象。而一旦出现,将导致多方面的连锁效应:既可能来自内部(如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也可能来自党内。苏联的案例表明,一些家财丰厚的党员干部一直在寻找机会实现个人财产的公开化与合法化,这种“国家不幸个人幸”心态在一定情况下将成为国家稳定的负能量,也可能来自外部(如被美国利用);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可能在大陆发生,也可能在台湾发生(如被蔡英文利用)。

现在的市场经济高度依赖虚拟经济,如证券、期货、金融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这使得经济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以前。这一点对于经济陷入麻烦的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另外,对于经济增长、GDP等也不能看得过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算出,中国2014年的GDP是1978年的293.57倍。可见,只要社会稳定、政府与民众一心谋发展,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1990年中国GDP是俄罗斯68.61%,1995年俄罗斯的GDP却变成了中国的54.77%,1999年则下降到中国的18.07%,2014也只是中国的19.81%。这说明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框架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减速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后果,未来十年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6.2%左右。但这只是一种看法。如果并非如此,而是开始走向通常的经济波谷期呢?该如何应对?这对任何政府都是棘手难题。

第六,外部威胁,主要是美国。西化中国始终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长期目标,把中国拉入现有的世界体系是中期目标,也是一种西化手段。信奉现实主义哲学的美国人,在中国经济形势良好时,并不把西化中国列为近期目标,而是努力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但在中国陷入麻烦的情况下,美国将会调整政策目标。当中国出现经济停滞、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大陆分裂势力膨胀、台湾推行“法理台独”、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情况下,西化中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挑战美国的能力等,将成为美国的现实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主流是“接触为主防范为辅”。但是,2010年左右转为“两手并重”,2014年以来,有变成“防范为主接触为辅”的势头。南海问题则成为美国观察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试金石。美国的南海政策,已经从“不持立场”转向“持有立场”,从“间接介入为主”转向“直接介入为主”,从“当导演”变成“既导演又当主演”。但南海不大可能成为美国西化中国的扳机点与主要抓手。美国采取上述行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遏制中国(就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而是旨在“通过平衡中国来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保持地区形势稳定、维护自己的利益”。为此,美国需要对中国的南海政策目标有比较清晰的判断,因而难以接受中国采取“模糊政策”。但是,南海不属于美国的核心利益,不大可能因此而与中国打一场战争。中美双方都没有在南海打一场战争的计划。南海争端处于各方有效管控之下。中国也在调整自己的南海政策,以便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美双方需要在南海问题上保持沟通以便达成更多的共识,避免误判。

总之,中国如果能成功应对上述六大挑战,就不会倒在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上,而会继续发展,直到成为综合实力全球第一的国家。这是中国复兴的指标。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有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路上的陷阱。

作者感谢王逸舟教授、林民旺博士、李开盛博士、薛江先生所贡献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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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何謂「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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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

    立足全局才能把握大局,顺应大势方可乘势而进。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是中央对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的正确把握,也是指导2015年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总体良好,各项重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为明年和今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不少困难。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这里有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使然的因素,也有全球经济增长恢复乏力的背景,呈现出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包含诸多新机遇、新挑战。如何看、怎么办?关键在于对经济规律的把握是否符合实际、对经济治理措施的贯彻是否坚决到位。

    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只有全面分析、正确把握新常态这个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大背景,把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正确判断上来,把行动落实到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去,才能保持从容应对各种情况的定力,增强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信心,扬长避短,积极有为。

    所谓新常态,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的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对新常态的认识理解深化了,才有可能主动适应新常态,进而有效引领新常态,巩固传统优势,实施创新驱动,确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动力源和制度支撑,充分释放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预期目标。

    行稳以致远,欲速则不达。主动适应新常态,首先需要放下对经济增速的纠结。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面貌深刻改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得益于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但无论是基于对高速增长产生、积聚的问题考虑,还是从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看,继续保持原有的高速度既不科学,也无必要。而适度调低增速并使之保持在合理区间,稳定经济运行,不仅有利于缓解资源、能源、环境的约束压力,也有利于为调整优化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拓展更大空间。从单纯关注经济增速到更加重视经济结构和增长质量,本身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增速换挡,是为了获得更大发展动力。新常态下,那种靠拼资源、比投资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超国民待遇政策优惠招商引资也日趋乏力,原有动力弱化趋势凸显。面对新常态,应当主动作为,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性、自觉性,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走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发展之路,走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结构调整有效的发展之路,发挥体制改革对于经济的重大牵引作用,靠改革出动力,以创新增活力。特别是面对新矛盾新问题,必须加大全面深化改革力度,以此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为创新拓宽道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新常态从“新”到“常”,是一个经济转型转轨的过程,新旧问题并存,新老矛盾交织,需要把握好发展的协同性、平衡点。既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有针对性地预调微调、精准调控;既要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又要积极发现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既要积极稳妥推进新“四化”同步发展,又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既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保障改善民生工作,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把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完成好。

    计熟事定,举必有功。看清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面,增强谋事而定、乘势而动的主动性,认真领会、坚决贯彻中央经济会议精神,以奋发有为、真抓实干的状态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定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交出新常态下明年经济工作的优异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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