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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倡导者
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之路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之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制度的优势何在？这需要我们作出自己的回答。
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走向哪里？又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7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这说明毛泽东是有自主性、自觉性的。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里，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断。
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并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追赶。这是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要超越西方。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没有成功，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和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社会主义因素是实现现代化追赶的“加速器”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一穷二弱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改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即使是按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8.3倍，急剧缩小为2.06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时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也是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第一；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
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从全球GDP总量增长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发动机。2007-2012年间，不论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还是汇率法计算，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都显著超过美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2倍和3倍（见表1）。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第一大发动机。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5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已经从最大的“世界工厂”变为最大的“世界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减贫方面的成就。1981-2005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6.56亿人，其中中国减少6.24亿人，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为95.1%。减贫是过去30年中国对人类发展最大的贡献。
影响世界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
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老路”，突出表现为“两个凡是”，这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就被否定了。另一条是“新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们过去30多年的历程。还有一条是“邪路”，就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轨迹。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很多知识分子曾经热衷于宣传推广西方的“普世价值”，他们既是社会主义大厦内部的定时炸弹，也是国家解体、历史倒退的受害者。现在他们中有不少人痛定思痛，已经在反思反省；也有不少人非常羡慕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避免了走上邪路，而且成功开拓了社会主义的新路。
2012年我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谈论中国道路的话题，他特别强调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辟出社会主义道路。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称之为“人间正道”。2011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了《人间正道》一书。该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性，旨在打破一百年来国人对西方文明和制度的迷信，树立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季塔连科还特别谈到，中共党内的确有西方“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但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及思潮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强不息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谐哲学，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和合思想，已成为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观。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纳闷，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他还说，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一切别的东西，中国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人民的民主共和国。
为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轮流执政，也不是苏联的一党制；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不是美国或苏联的联邦制。这些基本制度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甚大的国情，符合中国多元一体、统一强大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大势。中国因此就成为独特的现代国家，具有独特的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主制，而它一旦形成，就产生了“路径依赖”，不仅一路延续下来，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改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重建、恢复和改革毛泽东所建立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
邓小平不但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并且在1980年创意性地提出“邓小平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我为什么称之为“邓小平标准”呢？就是针对许多人讨论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问题，基本上是鹦鹉学舌，以为可以把西方标准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其实没那么回事。这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贾桂思想”，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中国的改革是开放式的改革，中国的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的确要学习世界经验，包括西方的经验，也包括他们的教训；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自主性的改革、自主性的创新。因为我们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世界唯一的创新、历史继承、不断再创新并持续延传下来的中华文明的国家。这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在融入世界、并大规模影响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在这方面，邓小平是我们的楷模，也是后人的楷模。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真正的主流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因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已形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但是现代化因素分布在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既不平衡，又不同速（度），这就出现了我们所面对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成本与代价。所以，现代化并不是免费午餐，也会有成千上万的问题。
对现代化造成的问题，我们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自由发展。这就需要另一个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来与现代化的负面因素、风险、成本和代价“对冲”。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一定是，现代化因素越强，社会主义因素就需要越强；中国越是现代化，越需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所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全体人民、全部地区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民心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执政纲领和政策的基点。
这才是中国真正的主流。所谓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说法从来都不是主流，也上不了台面，而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被唾弃，被淹没。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十几亿人民摆脱绝对贫困，并且逐步富裕起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先后经历了两步走或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富论”，即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先富起来。邓小平在1978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都坚持和重申了这一原则。
2002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共同富裕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核心目标。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先富论”阶段转为“共同富裕论”阶段，从“效率优先”原则转为“关注公平”原则，从不平等机会转为平等机会，从不和谐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如果说，使中国人民普遍相对富裕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创造了第一个“中国奇迹”，那么第二个“中国奇迹”就是使十几亿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这可能是最艰难的目标，也一定是最伟大的目标。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起点，中国用30年或更长时间，是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
“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
从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看，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有国内外各种因素、党内外各种因素，而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主要是国内因素。国内因素又主要是政治因素，而政治因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因素，中国共产党因素主要是党中央因素，党中央因素主要是决策机制因素。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因此，中国的许多失败，固然有其他国内因素的影响，但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决策机制因素。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中，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一个核心观点，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发展战略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决策成功，防止决策失误。归根到底，就是如何保证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而不是个人领导制。正如邓小平所说，把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危险的。
从中国的决策机制演变看，过去30多年是最好、最稳定、最有效的时期，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决策转变为邓小平时代延续至今的集体决策，从封闭决策转变为开放决策，从独自内部决策转变为参与咨询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参与咨询决策是过去30多年巨大成功的保障，也是未来30年取得更大成功的保障。
中国的集体领导决策制不同于世界上类似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或总统个人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集团是由优秀的治党治国治军领导人才组成。中国的领导人不像其他一些国家的总统、总理是靠政治演说上台，只会政治表演，没有什么政绩，更没有什么政治阅历。中国的领导人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们政治坚定、坚强有力、奋发有为。中国政治家集团的成员构成、质量水平以及团结统一的程度，是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因素。
反观美国，近年来的事实表明，美国的总统制度安排是典型的个人专权、个人专断制度。小布什当政时一个人就能决定先后发动以反恐为名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是明显的低级错误。小布什执政8年，美国的最大负外部性就是向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金融危机，他却连一句“对不起，我错了”都没说过，便一走了之。这是典型的美国总统制度失败的案例，而且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这样一种制度，尤其在它问题已经明显暴露之时，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迷信美国、吹捧美国？
如前所述，邓小平早就指出：照搬别国的经验，从来都不能成功。过去我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不能成功，今后如果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也不可能成功。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根据中国国情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才是一条成功之路。为了保证未来我们发展战略的决策成功，防止发展战略的决策失误，中国必须坚持自己创新的独特的党和国家集体领导决策制度和机制。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最近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认为，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是对我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纲领。这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历史任务。
什么是国家制度现代化？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用30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战略设想。正是基于这一设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做出具体设计，并先后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22年将如期实现邓小平的这一战略设想。
由此可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不断地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没有国家制度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国家现代化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形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多领域的建设；二是无形的现代化建设，即国家制度建设。“无形现代化”我称之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保护和增进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没有它，所有的人都会受损。这种国家公益性产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只能由共产党和政府来提供，从而确保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以及和平发展作用。与此相反的案例，就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利比亚、埃及等国所面临的“国家失败”，既无法提供国家公益性产品，也无法提供国家公共产品。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二者又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在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这一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尚处在极低发展水平基础上开始创建的，它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覆盖，进而不断改进，形成了独创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恰恰是中国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共产党的领导大大地加速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创新型政党，从而也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即制度和法律作为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连续地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一是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包括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二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制度执行能够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公平，包括执行手段的进步和现代化。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制度，没能力，那么制度就徒有虚名；有能力，没制度，那么能力就会被泛用滥用。在制度体系下不断提高执行能力，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制度体系。
一个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不断降低治理费用、减少治理成本。因此，国家制度现代化本质上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国家现代化收益。例如国家经济制度现代化就会大大降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而当提供了巨国规模效应，就会大大促进经济增长。从国际竞争看，国家竞争本质上也是国家治理竞争，国家治理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竞争。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绩效的第三方评价研究。
2008年和2011年，我们先后对“十一五”规划进行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在22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有19个如期实现规划目标，实际得分为86分。
2013年7月，我们对国家“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中期评估。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纲要》总体实施进展顺利，7大目标有6个进展顺利，24个（实际28个）主要指标有3/4提前完成或如期完成。
2013年9月，我们又对中国经济改革十年（2003-2012）进行了后期评估。结论是：十六大所确立、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总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综合完成率高达89.7%，综合未完成率仅为10.3%。
国家治理实际绩效不仅是可量化、可测量的，也是可评估、可改进的。这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学习曲线，它会沿着“目标设定—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强化实施—后期评估”的周期循环往复，不断改进，也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国家治理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体指导我们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践问题。
坚定制度自信，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竞争的规则就是：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过去十多年中国显示了极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制度优势。对此，我进行了专题的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治理绩效比较。
2011年1月，我发表了《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一文，采用两个案例来进行国际比较：第一个案例是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的数据选择了100多个国家的三类指标：一是GDP年平均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绩效；二是GDP年平均增长率的相对差异系数，以反映宏观经济稳定状况；三是人类发展指数提高幅度，以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发展程度。在所有的指标中，1978-2008这30年间，中国是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最好的。
第二个案例是对G20国家2009年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GDP增长率、CPI上涨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进行国际比较。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考试成绩最佳，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2.5倍左右。
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总是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结论是：这源于过去30多年实现了中国式的政治制度重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我还做过两个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一是中国国家治理绩效和机制与欧盟比较（2000-2010）；另一个是与美国比较（2000-2013）。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同时期比较，国家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真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盲目迷信，需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学习西方，不是“邯郸学步”， 一味模仿别人，不仅没学到本事，反而把自己原来会的东西忘了；而是为了“迎头而上”、“后来居上”，还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超越西方。
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大大优于美国和欧盟？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呢？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不同。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发展轨迹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总统制、国会制等，但都失败了，因此中国就从初始条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
第二，国家治理基本制度不同。美国欧盟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者，因此一方面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这就是所谓“制度学习”效应。另一方面还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毛泽东等人自觉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等人更加自觉地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快速地、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特别是美国。
从制度比较看，中国的制度体系更年轻、更具活力、更具变革性；相反，美国的制度体系更年久、更稳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宪法与中国宪法制定的时间，先后相差一百多年；而中国宪法的修正频率（几乎每五年一次）远高于美国，这显示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也表明，仅有一个好的制度还不行，还需要有不断改革、不断调整、灵活适度的制度变迁。中国是符合这一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的。
第三，国家治理基本手段不同。美国欧盟是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中国强调“两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条腿走路就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快。
比如，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只有国防和军事战略，却无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了世界比重的40%，在全球过度军事扩张，也成为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国采用五年规划手段，同时还有国家专项发展规划；而美国只有国家专项规划，更多的是国防和军事专项规划。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知优劣,知优劣才有中国自信。只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才能有理由、有自觉性地增强制度自信，坚定制度自信。
第四，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不同。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没有明确长期目标的，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则大为不同。我们的《党章》（2012）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们的《宪法》（2004）也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在最近的讲话中又明确表达了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就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60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是完美无缺的。诚如习近平所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这里有一个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认识，制度自信是建立在制度自觉的基础上。所谓制度自信，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诚如毛泽东所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所谓制度自觉，就是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还会随着发展进程出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而又纯、一切都美好的社会。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曾告诫我们。正因如此，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有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并且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总会是好事多于坏事，先进取代落后，健康战胜腐朽，进步阻止倒退，正义战胜邪恶。
如何不断改革完善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最好表达。
（本文原载中信出版集团主办月刊《经济导刊》2014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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