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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頓的《當代中國研究》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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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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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lukacs

冉雲飛:痛惜《當代中國研究》停刊
Friday, October 9, 2009

原始出處


昨晚從北風的微博,稍後我也在自己的郵箱裡得知辦了十六年的《當代中國研究》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沒有明說,我猜想最要的原因是因為經費不足——往往這個原因是最要命的,因為辦刊者和寫作者裡不少流亡人士,無論於公於私都需經費的支持——才導致好不容易辦起來,並有一定知名度的雜誌終於停刊。另外,這經費的不 足,大致與經濟危濟是有些關係,因為許多資助性的團體都縮減開支。就像我們單位小店"求知書店"就關門歇業,只保持了商業街的那家一樣,經濟危機的波及無 所不在。
 
我 曾收到過《當代中國研究》的紙刊和電子版,還沒來得及給他們撰稿,該刊就停刊了,實在遺憾。我看過他們許多期,有不少細緻實證的研究,,無論是從方法還是 數據收集,以及對糾正我曾有的成見等方面,都獲益良多。他們的研究與《二十一世紀》有別,更不用說,與比較嚴謹的歷史通俗讀物《炎黃春秋》等的不同。我不 想討論《二十一世紀》、《炎黃春秋》與《當代中國研究》的高下,我認為它們都應該存在,以便逐漸完整地呈現四九年後當代中國的研究。我認為對四九年的當代 中國歷史,做平和說理、拿材料、擺數據的實證方法,最為有效,這比任何情緒化的言論(我當然不是說完全不需要這種)都有不可比擬的強大的消解作用。無論從 純粹的學術研究,還是讓民眾瞭解真相來說,像《當代中國研究》這樣的雜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西方的一些機構和雜誌對當代中國有些零散的研究,但他們的閱 讀對象是西方人或者學術中人,其受眾面難免有限,何況語言的限制使許多中國人無從知曉。作為中國人(或者華人),我們主要的閱讀是當代的中國人,要讓他們知道這些歷史真相,就不能不做細緻艱苦的史料梳爬工作、歷史實證工作,以便官方謊言大廈,在事實面前轟然瓦解。
 
這 麼多華人有識之士,居然無法支撐起一個以研究學術為職志的《當代中國研究》,真是讓人不可理解。四九年後的歷史,如果沒有真正的學術研究,那所有的批評都 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說實在的,我對海外一些朋友的分歧擾攘、爭論辯難都表示理解,唯獨對不能持之以恆,理性做事表示不解。准此,我對宋永毅、王友琴、丁抒、武宜三等人的基礎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充滿敬意。越是被掩蓋的歷史真相,越是需要通過認真的學術研究,才能建立相當的公信力。否則就會被掩蓋者認為是不實之辭而加以否定,所以就像我研究右派主張從做右派名錄和右派編年開始一樣,使一切批評有堅實的根基。
 
我們要建立與極權意識形態有別的理性言說方式,消解謊言,除了用"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學術研究外,別無它途。民 國時期《獨論評論》、《新月》、《觀察》、《客觀》、《晨報》副刊、《大公報》、《益世報》、《學燈》的作者群,他們批評社會,做時事開筆,都有相當深厚 的學術根柢,以及敏銳的現實和歷史視角做儲備,才不致游談無根,能影響更多的人,我們不應放棄這個傳統。這些作者除了一些在政府部門供職和自由職業(出 版、編輯、寫作等)外,大多供職於大學,可以想見民國時期的大學不僅生產思想的基地,而且也是諸多社會問題批判的策源地。返觀當今中國的大學,犬儒狀態甚 囂塵上,成為官方利益的合謀者是許多老師沾沾自喜的公開秘密。有些老師甚至拿這種損害他人利益的成功,作為向學生灌輸和炫耀的資本,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像這樣的人,你還怎麼想像他能夠去做揭示真相的學術研究?成為社會不公不竭的批評者?
 
為什麼純正的學術研究對四九年後的當代中國歷史如此重要呢?正如王力雄在"真理之光"獲將儀式上致詞所說:"消除這種障礙(指虛假宣傳和信息封鎖),應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因為最大的知識不是別的,正是真相。"真相和信息的流通,是極權政府最為害怕的利器。你無論多麼尖銳的言論,多麼能在言辭上洩憤,都不如在平和理性、據實以談的學理基礎上,指出其撒謊的事實,更能夠震撼人心。任何在思維、言說上與極權者的相似,都是自劃牢籠,自我矮化,不僅於事無補,而且你為纏身他那個謊言的大海而不能自拔。我認為真正的學術研究,在瓦解極權政治方面有其它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一點應該引起有識之士的共鳴。
 
有鑒於此,我建議《當代中國研究》如果不能出紙本(紙本的印刷、遞送等方面)的費用太多,我認為繼續出電子版。出 電子版其費用將會大為降低,傳播受眾面更為廣闊,因此我認為拿這樣的模式找有關方面的支持,並非完全不可能。我認為雜誌可以成立編委會,一年四期,完全可 以每期由兩個編委義務共同承當編稿、校稿任務(可組成十個編委,下一次輪到的時候需要一年,這樣不致於義務工作因強度大而難以為繼)。作者的稿酬當然也可 以免,可以完全辦成一個同仁刊物,但我認為作者的稿酬反而不能少,不然這會限制一些好稿的到來。總之,我認為告訴國內民眾及廣大華人讀者,一個真實的四九 年後中國歷史(當然也包括民國歷史,這是有關聯的),是真正關心中國現在及未來走向的知識分子的一個責任。如果我們知識分子連研究出真相這一點都無法做法,那麼我們還怎麼指望在更大程度瓦解官方所組成的謊言世界,為實現國家的民主自由而努力。


My definition of a free society is a society where it is safe to be unpopular. (Adlai E. Stevenson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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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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