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何方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兩本書越來越受到知識界的關注。一本是《黨史筆記》,一本是《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曾彥修讀後感慨:朝聞道,夕死可矣。盧躍剛驚呼:橫空出世。李澤厚的看法是:在當今中國的老人中,何方的水平最高。章詒和拿到何方的書說,我捨不得一下子看完,每天看一點,慢慢享受。 我有幸在何方先生出版這兩本書以前,與他相識,成爲忘年交。 那年李慎之去世,社科院美國所的趙梅將何方先生的《悼慎之》給我,讓我編入紀念文集,我第一次讀到何方先生的文章,知道何方與李慎之關係很深,年齡比李慎之還大。 此後不久,我從何家棟先生處又看到何方的四篇黨史筆記,是研究延安整風的,讀了感到水平頗高,有大師風範。一個外地做出版的朋友來北京,問我最近發現什麽好的選題。我跟他說,何方正在寫一部黨史研究著作,份量很重。他馬上問我,可否一起去拜訪何方。於是,我與何方先生電話聯繫,他歡迎我們去。 何方家住順義,離市區很遠。那天一邊打車一邊問。當時北京的計程車還是每公里一元六角,就這樣,車子開到何方家還是花了七十元。我到了何老家才知道,社科院給他分的房子在城裏,樓層很高,沒有電梯。他們年事已高,上樓不便。所幸何方夫人宋以敏的父親是臺灣會計界的泰斗,臨終前想送給女兒一套房子。於是他們就用老人的贈款買了這套位居順義的商品房。 何方夫婦對我很熱情。因爲此前互有耳聞。何方說,李慎之比我活動能量大。一些人我先認識,介紹給李慎之,後來卻後了他的朋友。何方侃侃而談,鮮爲人知的歷史細節時常跳出,令人耳目一新。我當時已經開始編《口述歷史》叢書,馬上意識到,遇上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當事人。於是,我問何老,是否有興趣做口述歷史。如果願意,可以由我太太邢小群與他合作。何方此前看過邢小群採訪李慎之等一些老人的文章,印象很好。當時何老的《黨史筆記》尚未殺青,仍在加緊筆耕。我說,口述採訪不影響寫作,精神上也是個調劑。於是,他同意由邢小群對他採訪。 何方先生是陝西臨潼人,生於1922年。1938年到延安參加革命。在延安外語學校學習俄文,搶救運動中挨過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長期擔任張聞天的助手,先後擔任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1956年參加過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外交部分的起草。1959年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倒了楣,何方在外交部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安徽勞動,幾乎餓死。改革開放以後,何方復出,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等職。他曾與李一氓、宦鄉向中央建言,改變對時代的判斷,從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變爲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放棄三個世界理論,對外交內政都産生了深遠影響。試想,如果把當今所處的時代,仍然判定爲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勢必對外輸出革命,四面樹敵,對內以階級鬥爭爲綱,運動不斷,什麽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什麽民生的改善,就都談不上了。 李慎之知道他對中共黨史有獨到見解,建議他離休以後,把研究重點從國際問題轉入中共黨史。他和張聞天夫人劉英有多次深談,瞭解于史無載的內情。他談到爲什麽在耄耋之年改行研究中共黨史時說:“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贊成在歷史和現實中的造神造假。許多親身經歷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掩蓋或弄得面目全非。這就使人感到,講了六七十年的實事求是,至今仍然只是個口頭禪,說的和做的,內部談的和對外講的,往往不一致。”他既是嚴謹的學者,又是重大事件的親歷者,還是大徹大悟的思想家,所以他的書不但史料扎實,邏輯周密,在恢復歷史真相方面有大面積突破,振聾發聵的新鮮見解也觸目可見。連在中央黨史研究室供職的專家,也不能對他表示:佩服,佩服! 邢小群先後採訪了何方二十多次,每次半天。當時她不會開車,從我家到何方家直線距離十幾公里,但乘公共汽車要繞行三十公里,換三次車,每一趟要花兩個多小時。與何方交談以後,小群又請她妹妹幫助把錄音變成文字,小群再梳理成初稿。然後,再請宋以敏老師訂正人名地名,列印出來,交何方先生修改潤飾。何老做了一輩子文字工作,別人整理的稿子,總不如自己的行文合意。於是,他又從頭改寫,特別是書的後半部分,他覺得既然總結一生,就要系統表達自己對重大問題的思考,於是他自己執筆加了十幾萬字,最後取名《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 何老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名譽博士,在日本也享有崇高的學術威望。去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學部,他評爲榮譽學部委員。但他並不以此自得。他對馮蘭瑞、李澤厚等學者被排除在榮譽學部委員名單之外,頗不以爲然。院裏通知他參加頒發證書儀式。他一看議程,學部委員的證書由院長頒發,榮譽委員的證書由院黨組成員頒發,於是謝絕出席。這次社科院一共評出47名學部委員和95名榮譽學部委員,前者是在職人員,後者是離退休人員。無論從資歷還是學術威望,榮譽委員顯然高於委員。如此安排,不知當事者出於何種考慮。即便講尊老敬賢,也不應如此。何老覺得,這樣參加,有失尊嚴,所以表示不去了,院裏只好把證書送到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