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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民調:更多台灣民眾支持終極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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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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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就職一週年滿意度調查
台灣民眾終極統獨觀  自由時報 2009/0521

〔記者陳信升/台北報導〕馬英九總統就職滿一週年,遠見雜誌昨日公佈最新的民調數據。調查發現,雖然與上個月相較,馬總統的滿意度上升、不滿意度下降,但仍有高達四成八六的民眾不滿意馬英九的施政表現,僅有三成八九民眾表示滿意。

至於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有高達四成八五民眾主張「終極獨立」,主張「終極統一」的僅有一成六二。

不滿意度 一年來高於滿意度

綜觀遠見雜誌對馬總統執政一年來的滿意度調查,滿意度約在二成四至三成九間,不滿意度在四成六至六成八間,顯示不滿意度一直高於滿意度,馬總統與政府總體表現與民眾的預期頗有落差。

此次調查是馬總統滿意度最高的一次,不滿意度也是除了去年五二○上任時的四成六二外,最低的一次,但兩者仍有近一成的差距。

遠見民調此次也調查劉揆的施政滿意度。結果發現,對上任也滿一年的行政院長劉兆玄的施政表現,也有高達四十四.九%的民眾不滿意,表示滿意的僅有三十七.七%。對各部會首長的整體表現,也有高達四十九.三%的民眾不滿意,但比起上一季的調查,已經下降了五.六個百分點。

對一黨獨大的國民黨立委在立院的表現,五成六五民眾表示不滿意(包括很不滿意的有三成二六、有點不滿意的二成三九),遠高於表示滿意的二成七。

馬政府宣稱已大幅改善「兩岸關係」,但長期觀察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的遠見民調數據仍顯示,馬總統執政後,民眾贊成統一的比率幾無變動,仍有高達五成六四的民眾支持維持現狀。

四成八五民眾 主張終極獨立

進一步詢問民眾對兩岸最終應統一還是獨立?贊成應統一的僅一成六二,反對高達六成九,贊成兩岸應各自獨立的有四成八五,反對的有三成五。調查顯示,國內民眾對於否定兩岸終極統一,逐漸凝聚高度共識。

遠見此次民調,是在五月十三至十五日間以電腦隨機抽樣及電腦輔助電話訪問進行,成功完訪一○○三位台灣二十歲以上民眾,在九十五%信賴水準時的抽樣誤差值為正負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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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溝閉門會議--陸方認為台灣偏離一中,兩岸將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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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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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Guoding

  • 2010-08-31
  • 旺報
  • 【記者戎撫天/九寨溝報導】

     兩岸學界在九寨溝舉辦了一場閉門會議,與會大陸官方代表的發言,讓台北與會者大感吃驚,由此不得不體認到:在兩岸關係目前樂觀的氛圍中,事實上藏有極大的隱憂,雙方落差很大。

     這些落差包括:大陸對馬政府日漸遠離「一中」甚感失望;對台灣當局強調只經不政,大陸很難接受;對於ECFA和FTA,大陸認為兩者性質不同,對台灣簽署FTA要一慢二看三通過。這位大陸官員還透露,大陸即將針對胡六點談話推出一系列具體行動,台灣要有心理準備。

     樂觀氛圍中藏有隱憂

     兩岸於1992年分別口頭表述一個中國原則後,海基海協兩會順利展開事務性協商,促成辜振甫、汪道涵於93年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的會談,並簽署4項協議,當時國際社會對兩岸關係前景普遍抱持樂觀態度。但李登輝於1995年6月突破圍堵,成功訪問美國,大陸隨即在7月針對台灣海域發動飛彈演習,隨後展開一連串文攻武嚇,兩岸關係急轉直下,從此進入長達13年的冰凍期。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兩岸關係才轉危為安,進入和平發展歷史機遇期。

     今年6月兩岸簽署ECFA,台海情勢進入新的里程碑,國際及兩岸間再度對兩岸前景及台海和平紅利抱持高度期待。不過,關心兩岸政治關係人士,卻在樂觀氛圍中懷有隱憂。隱憂來自兩岸政治誤區未因經濟關係日趨緊密而縮小,加上民調顯示,台灣認同正逐漸擴大、中國認同反向縮小,年底五都選舉,選情又似乎對馬2012競選連任不利,大陸對兩岸政治關係正常化及防止台獨法理化的急迫感急遽增強。

     日前,兩岸學界在九寨溝舉辦了一項探討後ECFA時期兩岸關係發展的閉門會議,大陸當局高度重視這次會議,除學界菁英、企業領袖、退休將領與會外,涉台官員也以個人名義參加。雖然是以個人身分與會,但這位官員不諱言,官方會前曾邀集大陸方與會者匯報,他們的發言都代表官方。

     對馬遠離一中表失望

     這位官方人士的發言,讓台灣與會者大感吃驚,他完全否認,台灣媒體將海協會常務副會長李亞飛在台北《旺報》論壇針對「九二共識」表述為「善意」的解讀,強調談話通篇沒有「一中各表」4字,最多只能解釋為「一中不表」,一中在大陸是明確、無可退讓的原則。相反地,陸方對台灣藍營學者「一個中國沒有市場」的論調極為不解,對馬政府日漸遠離「一中」也甚感失望。

     他簡短的談話中,至少有6點令台灣與會者驚訝,感受到兩岸間認知仍有距離:

     一、他希望台灣重視胡六點談話前言部分,大陸即將針對胡六點談話推出一系列具體行動,台灣要有心理準備。

     二、兩岸將依據ECFA第11條成立經濟合作委員會,這是兩岸首個官方共同機構,大陸對其功能寄以厚望。

     三步驟觀察台簽FTA

     三、台灣強調只經不政,大陸很難接受,兩岸關係往前走,面對的都是政治問題。台灣想談國際空間,但談國際空間不能不先談政治問題,迴避政治是給大陸矛盾和不舒服的訊號。大陸若認為統一無望,就不可能再談下去。

     四、兩岸當前最大政治障礙是政治互信不足,大陸讓利說台灣拒絕接受,還對善意提出質疑,軍方首次提出撤導彈議題可以談,台灣竟說是統戰伎倆,造成大陸民眾與官員很大的挫傷。當然,大陸也體諒台灣中南部的民意,民意對台灣大陸政策的牽制是很大。

     五、FTA是國際間經濟協定,和ECFA性質不同,但台灣將兩者掛勾太深。大陸對台灣簽署FTA要一慢二看三通過,要看對政治經濟及國際的一中有何影響,兩岸需要更慎重面對問題。ECFA剛簽署尚未實施,雙方要放更多精力在ECFA的實施上。

     不迴避台灣變天可能

     六、大陸不能迴避2012年台灣變天的可能性,對台政策要考量長期戰略需要,所以要很審慎跨出每一步,所有政策要可進可退可收。要如何平穩度過2012年?台灣先經後政只是為了2012年選舉,或是無限期的推遲下去?這是大陸方面所要面對的難題。有關ECFA問題,他也坦率指出,後續談判必須用相對平等的方式開放市場,不要只寄望大陸單向開放。

     在台灣知名度很高的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前所長楊毅將軍,不久前退役,以專家身分參與會議。他強調大陸軍事力量是超越台灣、是為復興中華民族作準備的,軍方只針對法理台獨,對台灣問題的處理完全有耐心。不過,他認為,兩岸經濟關係日益緊密,政治關係也應該緊密化,台灣究竟是永遠的獨?還是慢慢的統?永保現況不可能的,總是會往一個方向走。領導人不能沒有勇氣,不能避談統一,中華民國的問題總是要解決的。

     陸擬框定台法理地位

     會後,台灣與會人士曾交換意見,不僅對大陸官方背景人士的發言內容訝異,甚至對曾經多次共同交流大陸學者發言的強硬態度,感到吃驚。他們解讀,不久前大陸學者透露,陸方考慮制定「台灣法」框定台灣法理地位、希望兩岸互設官方代表機構一事,恐非空穴來風。因而有與會人士憂慮,馬政府如果繼續忽視大陸傳送的訊息,甚至採取錯誤的政策,兩岸關係將踏入類似1995年的歷史拐點。(相關新聞刊C14版,相關評論刊C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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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沙包副市長在訪問京滬時,即多次指出中方沒有類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弊病。看來中方聽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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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潜意识统派算不算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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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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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台湾的潜意识统派算不算统派?

(2010-07-08)http://www.zaobao.com/yl/tx100708_002.shtml

石之瑜

  在ECFA的签定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台湾反对派不顾一切的抗议。固然他们未必人人反华,但动用了各种反华的理由,比如指控大陆商业间谍将无孔不入,廉价劳工将泛滥,便宜农产品将入侵等等,无不将大陆视为威胁与罪恶的渊薮。

  但独木难撑大厦,如果没有在朝的配合,这样的姿态也不至于愈滚愈大,导致事实与剧本之间真伪莫辨。所谓在朝的配合,不如说是马英九为首的一批潜意识统派的自我压抑。这样的潜意识统派,在推动ECFA的过程中,首度展现在世人眼前。

潜意识统派类似日本的“脱亚入欧”

  潜意识统派指的,是自幼接受中华文化教育,服膺于一统与振兴的道统,但是却因为现实利害与政治性格的因素,在长成后刻意压抑自己的传承,出现违反既定思维方向的行为模式,企图证明过去所认识的自己已经完成改造,转而依附于以反华与反祖先为内涵的立场,寻求新的群性与群体认同。

  这就像是近代日本的“脱亚入欧”:在追求成为欧洲国家的愿望下,效法欧洲国家在亚洲建立殖民地,把亚洲大陆当成权力均衡专擅的场域,来证明自己不是亚洲。潜意识的统派手法相同,学着把大陆当成威胁,把中国物质化成为市场与原料所在。 

  什么样的现实利害与政治性格,造成了潜意识的统派呢?国民党在内战败北后,对自己失去自信,在台湾草木皆兵,特务无孔不入,殃及百性,尤其不再信任自己身边的人。其结果,追随国民党来台的一代人,在跟随两蒋的四十年中,伴君如伴虎,学会唯唯诺诺,察言观色。

  他们一方面要信仰反攻大陆的神话,另一方面要应付难测的党国天威,三方面还要在国际局势的逆境中筹谋安排下一代的出路。

  当前台北高层当政的潜意识统派,正是两蒋家臣的后代。在爸爸妈妈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地生活之中,心中既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虚假责任意识,又养成察言观色与精打细算的生活哲学。故当他们碰到李登辉高举本土大旗的一瞬间,全部倒戈相向配合李登辉。

  记得革命实践研究院这样的党干部培训基地吗?某位院长为了保住仕途,竟然配合李登辉得出结论说,终身不离台湾的蒋介石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中国,好像两蒋也是台独。

  两蒋当然不是台独,不过这批替两蒋卖命的一代人,投靠了台独李登辉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政治趋势。  

  如今奔赴大陆追求两岸和平统一的长辈群,其核心组成主要就是曾经在现实利害考量下,参加摧毁国民党在台湾统治正当性,掀起台湾二十年反华潮,退休后感到空虚罪恶而决定重新回归中国人身分的这一代。

  现在看看他们已经掌权的孩子,是一群早年沐浴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君子不可以不弘毅”、“义尽而后仁至”、“知其不可而为”等等儒家教诲中的一代人。这样的教诲颇为深刻,造成当事人日后为了现实利害而转换跑道时的内在障碍。

  现实利害是他们耳濡目染的家训,碰到李登辉的强势领导,他们乾脆抛弃中国认同,披挂上台湾本土主义的外衣,不是一样可以发挥效忠精神吗?问题是,他们的政敌不容许,总要揭穿他们也都已经同意自己是在道德上不堪,在政治上错误的出身。

潜意识统派的政治操作

  ECFA的意义恰恰在于,可以鼓动尽量多数的台湾人都自我揭露是功利主义者,趋利避害,见利心喜。这样的揭露掩饰了潜意识统派的错误出身,但造成包括台独基本教义派在内的政敌的焦虑,后者担心两岸敌我意识趋于淡薄。

  这群潜意识的统派则提出各种政治保证,包括在外交上用软实力围堵中国、声援西藏与推动外交休兵,对内宣告不统不独并严厉切割统派等。主张台独的人虽不满意,但有的觉得可以接受。

  如今,潜意识统派的政治倾向已然成熟,与台独共同在论述上将中国视为外于台湾的敌国,只是潜意识统派主张要用经济与社会手段,软化所谓对岸并吞台湾的野心。

  潜意识的统派对统派了若指掌,这是最恐怖也最颠覆的自我认识,他们不为台独基本教义派所接受,所以他们要抓紧美国与日本不放,借用美国与日本的力量来给自己信心,透过外在行为来说服自己已经改造成功,尤其要做美国愿意看到的事。

  他们已经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又怕无意间流露出潜意识里对中华文化的留恋。这也部分说明他们为什们一再强调ECFA是物质性的,大陆就只是市场,两岸之间毫无政治瓜葛的原因。

潜意识统派何去何从

  这种特殊的自我改造与自我治疗,也可能累积大量的反弹力量。这就像他们父母这一辈,在大半辈子配合两蒋表演反共之后,积重难返,一旦功利主义压制了思想与情感的既定倾向,倒向李登辉,难免感到痛苦,才有退休后回归文化母体的表现。

  换言之,潜意识统派固然没有内战经历,只求摆脱父母的包袱,投向本土怀抱,然而在反华派一再羞辱他们,大陆一再忍让他们的体会中,是否他们也会像父母一样,当下学着拼命排斥大陆,退休后仍有可能露出马脚,回归文化母体呢?这样的生命周期,算不算是另类的或变种的统派呢?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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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應給台灣人公平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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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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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2010年中發三號文件,發至鄉鎮一級,廣泛宣講,開展人民群眾普遍討論學習

向包老師商榷的是,最後一段提到美國不願售台最先進武器的憂慮,到底真是美國人自己的,還是台灣人自我"修養"惕厲不要存在中國人認同,才能得到美國人完全信任?

大陸應給台灣人公平的法律地位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4x112010052800413,00.html

2010-05-28 旺報 【包淳亮】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在國家統一前兩岸是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的關係,並且已經以《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了兩岸人民的權利與義務關係。相形之下,如何定位雙方關係,及安排雙方人民權利與義務的本國法律體系架構,大陸遠不如台灣,這是大陸應詳加檢討的。

     陸法規未講明兩岸關係

     大陸的涉台規章固然不少,但法律層次上,僅有兩個與台灣直接相關:一是《反分裂國家法》,此法是用以政策宣示;另一個是《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但此法並非針對一般台灣民眾。與大陸民眾最有關係的是,國務院的《中國公民往來台灣地區管理辦法》,然而此辦法仍沒講清楚:究竟台灣對於大陸而言是什麼?

     一個影響重大的問題:台灣的國旗、國歌究竟是不是要被消滅的對象?若什麼都可以談,是不是就不準備消滅了?

     若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大陸朋友第一個念頭恐怕是:若不談判大陸自己講,就只能是講要消滅中華民國的國旗、國歌、國號。這念頭普及,以致在國外競賽場合,一不小心大陸的「愛國」青年就要搶台灣的國旗,覺得拉開那面旗就是在搞「兩個中國」。大陸是不是乾脆就告訴全民: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就是「台灣地區」的旗,這個旗在中國體制內也是合法的?

     大陸給予台灣一個明確的非外國身分,也比仍曖昧要把台灣消滅好得多。既然現狀可能還要維持一段時間,怎樣比較有利於兩岸減少麻煩、發展合作,是大陸應仔細思考的。

     一個清楚規定的台灣身分,除可減少麻煩,還可塑造認同。大陸得面對的現實是,台灣的主要政治力量不再會強調台灣人是中國人,但是,大陸也沒有明確的告訴台灣人是中國人。大陸在幾乎所有的涉台法律上,都把台灣人特殊化,這不是一個意圖追求統一的政權應做的事。

     軍事機制不應排擠台灣

     如果大陸真把台灣人當中國人,是不是大陸的軍事機關也應要開放給台灣人參加?這種暴露會讓大陸不安,似乎台灣人會成為美國的偵探,台灣人是異己、不值得信賴。但正是大陸的軍事機制讓台灣人不安,倘若這個軍事機制又特別的排擠台灣,正彰顯了這個不安來源與台灣的衝突、對立。

     開放大陸軍事機制讓台灣人認識、參與,並不是要降低「雙方」的緊張,而是要降低台灣的緊張,因此是接納而不是交流。如果中國軍事力量令人輕蔑,台灣擁抱美國反而較為安全。但如果台灣人能夠深入接觸中國的軍事機制,則一方面理解到擁抱美國的方針,不能增加台灣的安全,另方面大陸的開放,也能增加台灣的安全感,甚至產生榮譽感。

     台灣廣泛傳言,美國所以不願意售予台灣最先進武器,是擔心兩岸一旦統一,將使美國的軍事機密流失。這其中的前提假設是,台灣人始終存在的中國人的認同,以致美國不得不降低對台灣的信賴。問題在於,與美國的遲疑相比,大陸對於台灣人的信任更為不足。如果統一是大陸的陽謀,那麼清楚給予台灣與台灣人平等的法律定位,比起內戰未結束下的統戰,其實是一種進步與承諾。

     (作者為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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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三市中發一號文件務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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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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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lukacs

張國城:兩會向國際傳達 台灣問題內政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3-18 00:41:48  


民進黨青青壯派學者張國城。(中評社資料照片)

  中評社台北3月18日電(記者 鄒麗泳)大陸兩會已於日前閉幕,研究兩岸關係與國際政治的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張國城接受中評社訪問時表示,綜觀這次兩會開會期間,台灣議題占相當多比重,例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ECFA)與海西經濟特區,北京很清楚地向國際社會傳達一個重要訊息,就是台灣問題內政化。

  張國城認為,過去大陸兩會(人大與政協會議)也曾討論台灣議題,但不像這次這麼多,兩會是大陸討論內部事務的重要會議,著重於大陸內政問題,他們不會利用這樣的場合討論美國或俄羅斯議題。這次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三番兩次公開談ECFA讓利議題,也討論與台灣息息相關的海西經濟特區,把台灣議題內政化的意圖很明確。

  1971年出生的張國城是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澳洲新南威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曾任職於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台灣和平研究中心基金會,現為台灣智庫諮詢委員,是綠營青壯派研究兩岸事務及國際戰略與軍事學者。
<nextpage>  
  至於,溫家寶的“讓利”說在台灣發酵,藍綠看法紛歧,張國城認為,“讓利”說喊話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溫家寶的讓利只提到關稅減讓與早期收獲並無實質內涵支撐,只談大方向卻無真正讓利內容會讓台灣覺得不夠大方,難怪引起綠營批評。

  張國城認為,全球都面臨金融海嘯的衝擊,大陸也難置身事外,當西方先進國家經濟不振,對大陸經濟及商品須求下降時,大陸產品輸往西方國家自然會受到衝擊,經濟成長率的腳步也會放緩,大陸官場不再報喜不報憂,值得肯定。

【新頭殼】張國城:台灣人應認真思考統一問題

2010年 02月 12日

新頭殼newtalk 2010.02.12 陳詠/台北報導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張國城今(12)日在「公民看國會」節目上,呼籲台灣人民正視兩岸日漸緊密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交流的現況,應認真思考台灣已朝向與中國統一的趨勢。

他指出,我方不斷與中方談判經貿合作,不管是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開放陸生來台、三通,或者兩岸的社會文化交流,其實都加速了兩岸關係的緊密度。張國城認為,我方將振興經濟的希望寄託於中國,在談論經貿合作前即不斷吹捧對方,這種簽訂經貿合作協議的速度之快,屬國際少見。

在兩岸經貿漸漸統合,社會交流又日漸靠近的模式中,張國城認為,經貿與社會的合作勢必不能擺脫政治合作。尤其在我方在乎經濟的層面,而中方在乎政治的層面下談判兩岸合作,張國城提醒,不管是哪一個社會階層的民眾,都應該思考兩岸朝統一之路前進的現象。

對於我國與美國目前外交關係,張國城同時也認為現在是最壞的時刻。他說,從美國上月29日宣佈的最新一波對台軍售項目,包括UH-60M黑鷹直升機、愛國者三型飛彈系統(PAC-3)、兩艘鶚級獵雷艦、魚叉反艦飛彈、博勝指管系統元件來看,張國城說,都不脫陳水扁執政時期規模。而且F-16戰機與柴電潛艦並未納入軍售清單,且美牛問題仍未解決,都是兩方關係最壞的觀察重點。

張國城說,中國在目前歐美經濟疲弱的狀況下,降低中國出口額,同時又因內銷不如出口蓬勃,勢必仰賴公共投資或拉抬房地產價格炒作經濟熱度。但張國城評論,中國銀行放款已經超過2000億美金,經濟過熱的現象,有可能引發泡沫危機。

張國城說,中國生產向來以外銷為主,不過在歐美國家經濟發展遲緩,人民消費意願下降的經濟不景氣當中,已經影響中國的產品生產數,連帶也拉低中國製品價格。

不過,中國雖然身為生產出口大國,張國城說,國際上卻有一股中國人搶走他國人民就業機會的剝削感受。張國城認為,中國藐視人權、控管網路、忽略智慧財產權等作為,會不會影響他國對中國的觀感,值得觀察。

張國城評論:
   
2010/02/22 12:06:26
中國經濟是否會硬著陸?

2月11日媒體廣泛報導了投資名人麥嘉華(Marc Faber)在香港的談話。他認為有鑑於中國產能過剩與貸款增長趨緩,中國經濟將「大幅」減速,甚至可能有「崩潰」的風險。麥嘉華指出,「近期」中國脆弱的經濟可能會損害工業商品。麥嘉華在香港接受彭博電視訪問時強調:「今年(中國)經濟當然會大幅減速,崩潰是有可能的,主要是產能過剩,並且若貸款增長減緩,我們不曉得經濟將如何反應。」做為國際知名的「災難預測大師」,麥嘉華看壞中國卻是頭一遭。那麼他的預測是否有可能呢?

麥嘉華認為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在於產能過剩。這種現象對於「世界工廠」的中國來說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從19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後,就是以外銷作為經濟成長和累積外匯的主力。但是在當前美日歐經濟疲軟的情況下,對於中國產品的需要只會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減少購買,另一種方式是降低買價。兩種作法都是為了減輕負擔,但是中國的經濟能不受到影響嗎?答案當然是不可能的。

中國上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年增率加速至10.7%,寫下2007年來最快上升速度。主要是由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和與之俱來的金融機構放款所墊高。中國1月銀行新增放款金額高於前3個月總和,而房地產價格創下21個月來最大漲幅,縱使中國人民銀行上月調升存款準備金比率,但是過熱的房地產市場注定了中國不可能減少銀行的放款,因為若銀根緊縮,貸款戶無力繳房貸,會導致嚴重的壞帳問題。所以1月中國新增貸款飆升至1.39兆元人民幣(2030億美元),而70個城市的房地產價格較1年前揚升9.5%。

但是大量放款的結果就是就是通貨膨脹必然升高。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元月消費者物價較去年同月上升1.5%,為連續第3個月攀升。所以中國經濟可能面對一個兩難:就是一方面國外需求減少導致工廠收益降低,影響受薪階級的收入;另一方面卻又是房價股價上漲,受薪階級負擔更為沉重。

目前中國政府對此似乎仍然只有用大量的公共投資來撐住經濟成長,抵銷因為出口減少和售價降低所損失的部份。但是公共投資也需要經費,政府的經費無非來自於增加稅捐和發行公債。目前中國人的平均稅負和政府的各項行政收入在世界上已經名列前茅,再增加下去有影響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危險;發行公債則最好是進入國際市場推銷給外人,否則光在國內發行其實和發行貨幣無異,也會起到拉升利率的作用。

大量的公共投資同時也可能造成太多貨幣投放到市場,結果就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一樣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穩定。但若減緩公共投資,國外景氣又不能適時恢復,中國的實質經濟成長必受影響。但公共投資過度除了效益飽和以致刺激景氣效果失靈外,就是通膨。在諸多因素影響下,中國經濟硬著陸甚至出現泡沫破裂的情況也非不可能。上海綜合指數今年以來累跌8.9%,在94種主要股市指數中,排到倒數第10名。這是否為某種徵兆?直得台灣深切注意。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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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力宇訪問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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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刻的一句:"現在反而是靠大陸在幫忙文飾,畢竟沒有人想試探自己會不會真的變成罪人。"

楊力宇去年12月15日曾訪問馬英九,有對談紀錄刊於本年2月明報月刊,新新聞似亦有報導

照引:

馬英九給筆者的印象是,他對兩岸的統一強力抗拒,似乎否定「終極統一論」之說;他也堅決反對統一談判及中共的「一中」原則,只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筆者認為,頗多閣員(如衛生署長楊志良)「只會做秀,不會做事」。他們也經常「胡言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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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查: 統一水到渠未成,馬英九絕對不會推動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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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315.shtml

 (2010-03-15)

 

如果請教北京領導有無完成統一的意志,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那麼,有達成目標的戰略嗎?一國兩制與和平統一是立即的聯想;至於具體步驟如何,應該就是“胡四點”了。

  意志、戰略與步驟,能不能保障統一的獲致呢?面對兩會的樂觀氣氛,外界或許也要練習不從北京看兩岸關係,而從臺灣看,試試這樣會得到對統一什麼樣的評估。

 

  在兩會期間,由溫家寶率先定調,確立的ECFA談判對臺灣讓利的大原則,配合早就如火如荼在與臺灣各界建立的關係,讓兩岸關係在統一遠景不甚明確的情況下,仍然令人感到樂觀。

 

  不過,統一的道路,能用買通的方式嗎?或者靠著建立與臺灣的私人情誼就好了呢?台獨勢力會因為得到經濟好處,就放棄逼迫國民黨在台獨問題上表態嗎?民進黨人會因為與大陸來客把酒共歡,次日登上舞臺就忘卻表演台獨嗎?

 

臺灣年輕人不視自己是中國人

 

  在臺灣顯而易見的趨勢是,年輕一代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他們正步上青年李登輝的覆轍,把中國當成是外國者日眾,上焉者視之為鄰國或機會,下焉者當中國是敵國,勉強也許是可敬的對手。

 

  所以,即使北京領導吃了秤砣鐵了心要對臺灣同胞好,也應要有起碼的心裡準備,只能是為了對同胞好而對同胞好,不能是為了統一而對同胞好,不然將來難免會有得不償失的相對剝奪感。

 

 

 2008年以降,因為兩岸直航而開展的民間交流果然沛然莫之能禦,但是臺灣人沒有把大陸當同胞,而是看准大陸心態的脆弱,乘虛而入,掌握機會。不僅台商

如此,國民黨更是如此。國民黨鬥民進黨或許相形見絀,但對付中共還是有其一套,其中漫天要價的佼佼者,又是外交休兵,又是開放觀光,非馬英九莫屬。

 

  馬英九是北京在臺灣最重要的投資,但是馬英九絕對不會推動統一。他將兩岸關係經濟化的意圖,當然是著眼於選票,一可以緩和台獨騷擾,二可以維持台海穩定。無巧不成書,北京採取同樣步驟面對兩岸,一可以免於刺激臺灣人的反彈情緒,二可以配合國內改革開放。

 

只知有金遼不知有宋

 

  其結果,不但臺灣人已經沒有任何的統一意識,甚至不解統一為什麼繼續在北京的議程上庸人自擾。這就造成北京在投資臺灣人的情感之餘,依舊是動輒得咎,臺灣人把中國當成笑話而嗤之以鼻的習慣,並未因為中國崛起的印象高漲而調整。

 

  這種先求穩定治理內部再徐圖統一的想法,鑒往知來可以回溯到南宋。當時偏安江左,日久北國百姓只知有金遼,不知有宋,較之於1980年代後國民黨改采革新保台的偏安政策,不圖統一,以致如今多數台民不知自己為何應是中國人,若合符節,馬英九正是此一轉變的典型。

 

  時至21世紀,北京領導致力於抓住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是否遲早也將引發大陸年輕一代不知臺灣為何必須回歸祖國的一股忘史潮流?試問,新一代已不知文革,又如何感受得到乙未割台之痛?

 

以國民統一超越政權統一

 

 

 就算拉攏臺灣人很成功,因為雙方都聚焦在經濟好處,觸及政治統一就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難怪當年要迎回徽欽二宗的嶽飛慘遭不測,就像今天國民黨若有談統

一者必遭黨內同志唾棄。同理,北京若有鼓吹即日著手落實統一者,也將反而不當地揭露統一進程正遭遇障礙的尷尬,而招致不切實際之譏。

 

  簡言之,根據2008年以後的短暫有利形勢就妄對兩岸關係的遠景做判斷,是幼稚的;認為兩岸大三通以後臺獨會逐漸失去市場而鬆弛,是盲目的;認為國民黨比民進黨更有利於推動統一的樂觀期盼,是冒失的。

 

  沒有碰到真正的節骨眼上,任何人都可以大言不慚地說統一是神聖使命,放棄統一就是民族罪人。但現實無情,對於臺灣同胞普遍將中國當成外國,而不當成祖國的心態,現在反而是靠大陸在幫忙文飾,畢竟沒有人想試探自己會不會真的變成罪人。

 

  往積極方面想,也是台獨最忌憚的,就是在政治統一不可得的情況下,兩岸民間形同統一起來那樣在交往、通婚、通學與通商是其中最有效的統一指標,要是再進一步從法律上賦予他們居民身分,也是某種法理的統一,亦即以國民的統一超越政權的統一。

 

  若以國民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則台獨雖能擋國家之統一,卻不能擋無國家之統一,或無國家意識之統一,厥為最深層形式的統一。

 

作者是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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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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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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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igma of Chinese modernisation

BOOKS | Opposing itself to the west is stopping China from developing in important ways, writes David Kelly in this review of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by

Martin Jacques
Allen Lane
| $69.95

TWO THOUSAND AND NINE has been a momentous year for the world, but especially for China. Late last year, with the Olympics barely ov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delivered a body blow to its economy. Facing the disastrous decline of export markets and the jobs they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engineered a major stimulus package, and the country now seems to have staged a miraculous recovery. And while economists continue to debate the dimensions and downstream costs of the policies behind it, China has been taking a great propaganda windfall from the financial embarrassment of many western states, not least the United States. Even Australia, which suffered less than most, has owed its resilience primarily to China and – if you believe the media – has found itself on the back foot in a whole series of its dealings with that country.

As China moves inexorably from its backburner status to budding superpower (as reflected in President Obama’s recent visit to Beijing, where he received less in the way of concessions than his predecessors), there is a clear need for expansive, well-written accounts of China’s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Extracting his own advantage from the situation, veteran editor and researcher Martin Jacques brings considerable powers of persuasion to the task.

Jacques’s fluency is enviable – so much so, that some criticisms of the book seem partly motivated by envy.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has been criticised for being repetitive, but this feature makes it an attractive candidate textbook (provided it was available in paperback) for a semester course on “China in the World.” The canvas sketched by the book is generous, obliging students to get a range of big China issues under their belts; a little repetition only helps the process. The thesis that “China i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that no one is quite willing to recognise” is perhaps the key to the book, and is indeed a likely quote to set as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1” exam question. The word “discuss” would, however, appear next to it: to get a pass, the candidate would need to put that quote in the crosshairs of some criticism.

Reviewing the book for the Spectator, Jonathan Mirsky listed some major errors of fact, and attacked many of the book’s concessions to prevailing, and self-serving, Chinese prejudice. Somewhat more restrained were the objections of Will Hutton, who debated with Jacques in the pages of the Guardian. Another writer charged Jacques with “building a case by cherry-picking the evidence.” But his treatment of secondary literature seems to me to be reliable, not to say valuable, so that charge seems somewhat wide of the mark. Many of the positions taken regard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s seem, in fact, to run over familiar ground, and are as uncontroversial as they are well written.

Some of the harsher criticisms seemed to be triggered by emotional reactions to the atmospherics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book, rather to what is actually at stake. Thus the teasing title,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seems more like a publisher’s publicity ploy than one of the author’s stronger thes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it turns out, it won’t actually rule the world: “China is likely to operate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writes Jacques, “seeking to transform that syste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n effect, sponsoring a new China-centric system which will exist alongside that system and probably slowly begin to absorb it.”

China thus reinvents its traditional identity as a civilisation-state rather than a nation-state, exerting influence and extracting compliance with its norms, but showing little interest in expanding its borders. More military capacity may change this, Jacques concedes, but this is not one of the major scenarios scouted.

Another key argument is that the challenge China poses is less to do with its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than with its inability to deal with its sense of historical identity without reverting to a historical doctrine of superiority over all other civilisations in the world. “The problem with western commentary on China,” writes Jacques, “has been its overwhelming preoccupation with China’s polity, in particular the lack of democracy… [whereas] the most difficult question posed by the rise of China is not the absence of democracy but how it will handle difference.”

This argument has a lot to recommend it. Barack Obama’s visit this month drew a badly thought-out and patronising statement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the effect that as a descendent of slaves, Obama would surely appreciate China’s position on Tibet, which President Lincoln, as a foe of disunion, would have supported as well. It would have been more appropriate to reflect on what Obama himself focused on in a strong speech delivered in Tokyo on the eve of his arrival in Shanghai – namely, that having spent important years of his life in Indonesia, he has a good grasp of Asian-Pacific political culture. China’s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the idea of a black president does not, however, equate to a belief that China is superior to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les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US president, America is a fundamental point of reference in Chinese thinking in scores of area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problem is often less about China’s amour-propre than its fixation on American models of modernity.

This is a matter for judgement, but the questions about modernity go deeper. Jacques argues that China can modernise without westernising – or, in his own words, “Chinese modernity will be ver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modernity and China will transform the world far more fundamentally than any other new global power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This is the burden of chapter five, “Contested Modernity,” which is central to the book.

With his supporting arguments about Chinese culture, of China as “civilisation-state” rather than a nation-state, Jacques places himself on contested ground. His definition of western modernity is based on an inadequate critique of values and, in its own way, is paradoxically Eurocentric. Concerned to knock the west, and above all the United States, off its pedestal, he fails to take adequate stock of the fact that the value systems that evolved there were the results of just the same processes of sifting and elective affinity that occurred in China as well.

In consequence of this, Jacques’s account of Chinese modernity is somewhat overdrawn. Modernity is after all not a floating signifier, a convenient shorthand for “whatever is going on now.” Even if we allow for variant national encodings of modernity, to qualify means drawing a line, at some point, under feudal relations of dependency, like slavery and serfdom; limiting the powers of monarchs under the rubric of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affirming the moral autonomy of the individual.

It would be wrong to think that China failed completely to register the impact of this seachange in ideas running from the Reformation, via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 eager were China’s revolutionaries to overthrow “feudalism” that they accepted Stalin’s dogma of “five stag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discarding the established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at feudalism in the strict sense (control over territory granted in return for a promise of service) had been extinguished following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arring States by the Qin emperor.

Freedom, democracy and individualism have had their famous and passionate advocates in China. The earliest Marxists, like Chen Duxiu (1879–1942) and Li Dazhao (1883–1927), clearly believed in these ideals, though they believed that realising them required taking a radical rather than a gradual approach.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se ideas in the 1950s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ir being driven out of the marketplace by more popular or more culturally attuned rivals, and much to do with a conscious policy of intellectual cleansing by Mao and his acolytes. Even at the level of popular culture, we can’t be sure how far these ideas may have advanced in the absence of the specific pressures of very recent Chinese history.

Jacques’s partial view of Chinese debates on modernity and universal values points the way to a wider discussion. No matter how exceptional, how path-dependent, China’s trajectory has been, its modernity retains a family resemblance to so-called “western” modernity, not least to the latter’s uncertainties. In fact Jacques smoothes the image of “western modernity,” leaving out the huge indeterminacies and unresolved issues that have agitated the twentieth century.

Take social inequality. The west is deeply conflicted about what to do about inequality, and many attitudes in China, including attitudes to inequality, are the result, not of the traditional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 of what Jacques terms its “DNA” – but of decisions to follow one or another suggested western solution. The idea of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s one on which many formerly competing systems of thought have begun to converge, with the remaining differences of opinion mainly over the speed and the arc of change. But again contra Jacques, China by no means stands aloof from this trend, claiming a unique and exceptional Chinese solution. On the contrar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s a point of intellectual convergence in China as well, and was the explicit core of what many in party policy circles understood to be the operational meaning of “social harmony.”

Re-emerging inequality is widely acknowledged, not least in China itself, as the greatest of the drawbacks of the reform era (1978–). The breakdown of the reform consensus, signalled by fierce polemical exchanges between “liberal” and “new left” intellectuals in the 1990s, was the first act in this process of acknowledgement, followed a decade later by the acceptance into official discourse of the language of social justice.

Inequality is a factor for stability in many societies – for example, in India, where caste inequalities have been capable of maintaining equilibrium for centuries – but this is unlikely to be the ca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ere economic transition produces so much uncertainty. Indeed, the intractable processes that generate inequality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are more potent drivers of political change than purely political interests, such as competition between elites. It is true that degrees of citizenship vary independently of western liberal political values like democracy, liberty and human rights. Nazi Germany was, after all, able to enhance the citizenship of the German populace. But this is precisely the point: one can have modernity without Anglo-American liberalism, but without citizenship the term loses any meaningful reference. A huge amount of discourse in China accepts that without enhanced citizenship there is no way out of the inequality quagmire.

A great deal of the culture produced in China since the European collisio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s culture of ressentiment – a state fuelled by feelings of weakness or inferiority that produce a “rejecting/justifying value system, or morality” that “attacks or denies the perceived source of one’s frustration.” Much of what Jacques identifies as Chinese modernity corresponds to this projected image. It is accurately and lucidly described in the book, but is stripped of many of its internal divisions and paradoxes, presented as the whole – and, worse, as China’s cultural “DNA.” An entire flank of Chinese modernity, running from Lu Xun to Qin Hui and other critical intellectuals, is concerned to confront this “justifying value system” and the collective self-deceptions it tends to induce.

I don’t have space to repeat the arguments of Qin and kindred spirits here, but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global politics of China seem clear: China has constructed a story about its independence from world currents of thought, partly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 but partly on self-serving myth. Until it confronts its repressed urge to negate western value systems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western – not realising that they represent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within universally human thought – and then goes on to solve the governance problems stemming from its self-generated uncertainty and inequality, China will be an enigma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will be unable to generate either sustainable public goods or genuine soft power,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export uncertainty and arouse unwanted reactions. There is indeed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but China is as capable of blindness to it as any other observer. •

David Kelly is Professor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China Research Centre at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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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鴻海購併許文龍奇美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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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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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報 2009.11.14

群創、奇美電合併 郭台銘:集中力量版圖擴大

中廣新聞/李竺禪

    群創光電與奇美電今天正式宣佈合併,儘管這次的合併案,外界認為是鴻海旗下的群創併下奇美電,不過為了尊重奇美電創辦人許文龍,兩家公司合併之後的名稱,改為「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合併的記者會上,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頻頻讚許奇美電,表示奇美電的合併對象選擇多,最後決定與群創合併,希望兩家公司加起來,可以做大整個事業版圖。

    群創光電與奇美電的合併案,在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聯手宣布下,正式簽約合併,而這個合併案,兩家公司是以換股方式,以群創1股換奇美電2.05股,併下奇美電,不過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說,整個合併過程,奇美電有許多選擇,他也讚許奇美電,希望兩家公司加起來,可以擴大面板產業的版圖。

    整個合併案,群創的中文名稱也將改為「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說,合併對象鴻海集團的條件相當好,面板產業不僅是合併後兩家公司的問題,也是台灣產業的發展,希望藉由合併案,讓台灣的面板產業版圖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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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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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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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灣《遠見》雜誌民調顯示,自認為是中華民族一份子的台灣人比率從2008年6月的77.2%上升到2009年7月的80.2%,同期不認同的從9.1%下降到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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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要貼呢!!不過把中國當日本就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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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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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喜歡講的,廿年之後是美國加歐洲。

用這個規模去想,講白了,是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台灣不是一個問題,怎樣讓這個文明認識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才是知識份子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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