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浩在笔者之前撰写的
《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一文中,我们介绍了对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部分国际研究,他们的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有所夸大,并且,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比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对这些修正主义观点的反对意见,以及中国所采取的相应扶贫政策。
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令人忧虑世界银行(在一份未公开的研究报告中)指出,2003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40%。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严重。同时城乡之间生活水准的差距也很大。.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Albert Park对《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中介绍的观点所使用的数据提出质疑。他举例说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不比城镇居民低出很多。他以2005年收入调查数据为例,证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城镇居民工资水平的80%(而不是Sicular和其同事所采用的60%)。因此,城镇工资收入数据被高估的程度并没有那么Sichular所认为的那么大。 Park认为,农民工工资水平不那么低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工作时间更长,需要负担的家庭成员数量较少,而且,失业的可能性较低。
对此观点我们持有疑义。收入水平是决定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如果农民工必须通过长时间工作获取报酬,那么他们的工资水平或许真有什么地方是不平等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农村家庭人口数量一般都多于城镇家庭,因此不知“需要负担的家庭成员数量较少”的判断从何而来。并且Park所引用的收入调研数据认为,农民工只将其工资的6%汇回,这一比例之低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其他研究发现,农民工汇回其收入的30%或者更多。
更有分量的批评在于,报告第一部分提及的观点未能对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价值进行调整。这一问题Sicular等人承认存在,但由于没有相关数据,他们未能找到解决办法。据Park估算, 城镇居民享受的这类福利相当于增加30% 的工资,比重很大(参见‘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in ‘China urbanis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policies’, 世界银行,2008)。此外,农村家庭的医疗保障负担更大,教育质量也不能与城镇相比。这一点在某种方式上比较隐讳,在调整后的收入数据中体现不出来。
总之,以数种方式衡量,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镇家庭,但二者的收入差距不像官方数据揭示的那么大。主要的差距可能体现在享受的服务方面(而不是工资收入),这些服务显然构成了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以上我们介绍了国外学者就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所作的一些研究,但在很大程度上,争论双方对于中国所采取的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政策措施均持认同态度。
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扩大农村投入当前,真正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如果假定农村的贫困是普遍的(这是城乡差距是最大的收入不平等观点的简单推导结论),那么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增加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事实上,近几年政府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
对农村加大投入的措施分几个领域进行。这里我们看看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所做的总结(‘Mid-term evaluation of China’s 11th Five Year Plan’,2009年3月):
1.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关于这一题目我们曾经撰文提及,新农村合作医疗已在全国农村大面积铺开,但资金投入仍显不足。目前平均住院费用可报销比例在15%-30%之间,其余花费仍需农民自己承担。
2.增加农业补贴。2009年,中央政府在上年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标准,扩大农作物种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我们在图1 中比较了2004年和2008年的农业补贴力度。同时,国家粮食收购规模自2004年以来呈5倍增长。
3.逐步改革农村土地机制。最近四五年来,农村家庭可以合法出租耕地。2007年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耕地准予出租后,土地收益提高了60%。新增收益中的三分之二为受租人所有(主要进行商业化耕种),三分之一由出租土地的农民获得(农民自己通常进城务工)。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沸腾的舆论显示中央准备简化相关手续,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增加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但是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却只字未提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不清楚会后是否发生了较大转变。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详情见图2)。根据官方统计,半数农村家庭用上自来水。农村电网建设和道路建设投入力度加大。官方数据显示,当前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中,15%将安排用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资。
农业和农村地区总投入从2005年的3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亿元,接近翻倍增长。但是,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却仍为9%未变。
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目前,以上措施中的大部分取得成效,尤其是有助于改善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不平等的局面。但“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可能导致财力的浪费。如果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城乡之间不平等程度的观点成立,则需要精心策划资金投入的领域和方式。首先要找出贫困者,需要深入调研每一个家庭,找出经济条件欠佳者,实施目标明确的补助。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做好这项工作。但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
中国的扶贫项目的具体落实程度有所改善。1999年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所有城镇地区,并从2007年开始覆盖农村地区。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低保机制通过一定的程序确定低收入家庭,向其定期发放一定金额(不同地区标准有差异)的生活补助。截至2007年底,如表1所示,农村地区共有3,450万人获得低保保障,每月获得70元现金补贴。另有30万超低收入群体,可以获得特困家庭保障。而且,补助金额在逐步提高。
但低保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几年前进行了一项调研,他发现,现有享受低保补助的家庭中有42%其实不具备资格,而符合低保条件但未获得保障的家庭占所有符合条件家庭的49%。其他国家的类似保障机制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另一个问题是未能满足低保要求的低收入者不会收到任何补助,而获得低保者不论其贫困程度,均获得相等金额的补助。此外,还有人担心,低保机制缺乏激励受助者重新就业的机制。还有人提醒中国吸取美英等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教训,以防形成福利养懒汉行为。但是,鉴于目前大部分情况下低保是对收入水平有限的家庭的补助,而且金额也不高,因此对中国来说,目前担忧社会救济“养懒汉”尚且过早。不过,到未来某一个时点,需要留意这个问题。
教育是改善贫困的关键低保及类似救济机制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消除贫困的根本是劳动者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中,教育是关键。世界银行Luo Xubei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Zhu Nong所作的研究(‘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 race to the top’, 2008))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他们发现,中国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全国平均的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为10%。
中央政府计划于2010年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目前尚未看到关于该项目进展状况的独立研究报告。官方报告显示免费义务教育取得巨大进展,但一些来自民间渠道的消息则喜忧参半:部分地区免费义务教育普及成效显著,但在一些地区,家庭仍须承担一定的教育费用。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5%,但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着辍学情况,使儿童得以完成初中教育也是一项艰巨任务。某些地区已开始探讨将免费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
(或许)可以重新设定贫困线标准根据官方数据,2007年中国共有4,32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1,48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 但官方数据或许低估了贫困问题。由于早期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非常低,而且贫困线的调整严重滞后于收入增长速度,使得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看上去较小。如果以国际贫困线为准,中国贫困人口将达到8,000万人。
据报道,国务院正在考虑将贫困线标准调整为国际通行的日收入低于1美元(其中美元为以1993年美元汇率为基准的美元‘购买力’), 按年收入计算的话,贫困线将由1,067元上调到1,300元。当然,贫困人口翻倍多少有些尴尬,但此举清楚地表明,北京将正视贫困问题。而且也会使扶贫减困工作的目标更为明确,是应该前进的方向。
(作者王志浩博士(Stephen Green)是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本文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渣打银行保留该报告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