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前途

（2009-08-11）http://www.zaobao.com/yl/yl090811_007.shtml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自由主义怎么了？从一个层次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活着。在行动方面，一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还不时地会有些动作；在理论话语方面，自由知识分子还不时地向中国的现存制度及其官方的制度论述提出质疑或者挑战，张扬宪政、民主与人权。至少，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给外界的印象。但是从中国的现实及其自由主义的回应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挑战官方的行动之外，自由主义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社会的现实越走越远，也越来越不相关。　　

改革开放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

　　这实在是一大遗憾。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各方面的实践包括经济和社会，甚至政治都为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着很多条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型的，社会发展也是开放型的。尽管政治方面的变化比较慢一些，但较之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今天的政治也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的专有物。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来。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但近代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达则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从这一逻辑来看，中国也不会例外，必然会产生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的诸多实践例如开放、利益多元、利益竞争和整合、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等等都是所有种类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材料。

　　客观地说，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自由主义的实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很多“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各种自由主义则更多的是国家建设的思想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哪种思想体系发生更大的作用取决于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其他的革命路线。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就有论述。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因素，改革也在呼唤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提倡理性、和平、利益表达和妥协、基本社会正义，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那么，为什么在实践需要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反而变得不相关了呢？　　

自由主义站在权威对立面

　　很多人经常把从近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归之于官方的控制。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官方控制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总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当自由主义和官方政策处于直接对立面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在这样的直接冲突中，失败的总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很好地处理了与现实权威的关系，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总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

　　从反思的角度，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做的选择。人们不用去谈论久远的过去，就拿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主义来说吧。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主流理论，而且更是主流政策话语。公平地说，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后来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演变成具有原教旨主义特点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赤裸裸地为各种利益说话，而把基本的社会正义排挤出自由主义体系。

　　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甚至更坏。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并没有发生在政治自由主义那里。客观地说，政治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西方教科书的水平，西方话语如“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核心关键词。不仅现存体制拒绝这些话语，社会也已经不再对此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自由主义拒绝中国化

　　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生根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一直拒绝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从西方输入。中国人尽管已经高调谈论自由主义一个多世纪了，但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中国本身的自由主义。“五四运动”期间流入中国的诸多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得到生存和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人物对这些主义加以中国化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纯思想意识而存在。中国社会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缺失中产阶级，就是说，自由主义没有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如上所说，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了，存在着很多有利于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再拒绝中国化几乎就是选择自我毁灭。

　　很多人盲目崇拜自由主义是因为的确不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仍然对他们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另外一些人不愿意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则是有其他的原因。他们把西方的自由主义赋予高度的道德色彩，他们似乎要坚守这个道德高地。

　　拒绝中国化就产生了诸多自由主义难以消化的消极后果。首先是和中国本身的传统意识发生冲突。除了全盘否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外，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革命者并没有任何分别。其次是和官方的话语发生冲突。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不能中国化，自由主义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这些因素使得自由主义对社会没有任何吸引力。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证明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建国蓝图要比其他的主义会更好。这样，边缘化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开放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与其它体系相比较，自由主义的包容性最强。但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就变成了最僵硬的教条。

　　自由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没有他途，只有中国化。中国革命成功靠的是毛泽东一代革命家花了极大的精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一代又一代政治人物开始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先是想用西方自由主义来救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和多党政治，但以失败告终。直到孙中山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所进行的国民革命才出现了希望。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较之国民革命更为彻底，这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不开。这一过程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化了数十年的努力才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经济进程。尽管中国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并没有完全照抄，这把中国和前苏联模式区分开来。当然，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结局也不一样。　　

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现在时代不同了，是和平建设年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来说，如何把专注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非常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但正如欧洲的发展经验所表明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和自由主义相结合，那么很难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因素的欧盟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主义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过程所提出的议题，也会走向深刻的危机。这次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如果要产生、生存和发展，要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第一要务就是要中国化。中国的发展需要自由主义，但无论是西方教科式的自由主义还是经济新自由主义，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有效武器，那么可以说一种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或者中国自由主义才会成为建设国家的有效武器。自由主义要作此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共当改造宣传部门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2009-04-21）http://www.zaobao.com/yl/yl090421_502.shtml

　　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所带来的挑战。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也有流传于民间的。

　　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个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这也同时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怎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

　　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既属正常，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

　　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强调过了头。因为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

　　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

　　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不争论。”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已经没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共同或者共享价值观。

干部党员当中缺乏有效认同感

　　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最大的威胁。执政党没有一整套可以让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表明这个党在其干部党员中没有有效的认同感。

　　的确，多年来，执政党在“不争论”的构架中努力建设其官方的“意识形态”或者主导思想。这样的努力贯穿在建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面。

　　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们或者是为了论证新政策的合理性，或者是为了引导新政策的制定。它们所能影响的是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或者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不是认同感，它们就很难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

　　尽管中共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识，如“德治”和“党性”等，但远远没有能够成为党政官员的内化价值。物质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党政官员唯一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腐败变得不可避免。

　　这些年来，反腐败运动连续不断，并且往制度化方向发展，建立了很多反腐败的专门机构，但现实情况是腐败越来越严重。

　　同样严重的是因为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共享价值，社会对执政党也没有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少数传播者，而是因为社会的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不被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难生存下来，更说不上影响力了。

　　“领导权”这个概念笔者曾经谈过，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根据葛兰西的研究和（历史）反思，一个执政党的权力由“领导权”和“统治权”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既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

　　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

　　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

　　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再者，要造就一个执政党的领导权，该政党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它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有选择性的，而是要反映整个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自愿接受的，那么该意识形态也表现为这个社会的共享价值。

涉及党和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

　　但不能光把党的知识分子狭隘地理解为为党的政策和行为辩护，他们更为重要的角色应当是要超越党本身的利益而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后一方面可能和党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但则是党的长远利益之所在。

　　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一点也一样。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多数的意志和代表社会多数的利益，其执政的合法性会成为问题。同样，如果其不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也会很快衰落。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党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尽管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可以产生在任何一个领域，但现实地说，中国必须对宣传部门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组织。

　　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执政党有了坚实的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

　　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

　　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更为严重的是，宣传部门往往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党的政策作宣传，而忽视了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创新和创造。

　　实际上，在党本身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宣传部门连宣传什么都出现了问题。这更使得宣传部门往往沦落为纯粹控制的机制。有关部门只知道这样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可以的。宣传部门尽管经常遭致社会各界的不满，但实际上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宣传部门确立社会的共享价值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不能光靠统治权

　　这就要求改革和改造宣传部门，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机构。如何改造？首先就要对党和政府部门的功能作一调整。宣传部门要把新闻控制和监管的各种功能移交给政府的相关部门，例如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广播电视媒体部门。

　　任何国家都要对新闻和媒体进行监管，但这些功能由政府部门通过法律和规制的方式就可达成。现在的宣传部门对知识领域的控制和监管有些是因为政治原因，更多的还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宣传部门作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机构必须从具体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负起更大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宣传部门要敞开大门，把全社会最优秀的学者和专家吸引进来，通过有组织和系统的调研，专注于思想的更新和创造。

　　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

　　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来自不同部门的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理性的争论、讨论、交流等等过程，达成共识，不仅重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可造就社会的主流价值。

　　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执政党就可以开放更多的思想空间给社会，增加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同时减轻有关部门监管的压力，减少社会抱怨，使得有关部门和社会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

　　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下一波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更新和重组的资源。

　　每一个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更需要拥有一大批有机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不是依赖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而是通过创新和创造，专注于意识形态或者共享价值事业。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对任何国家都需要，是一个国家各社会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整合力量。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光靠统治权，国家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甚至变得无法治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尤其显得重要。

民间左派　穿上民族主义大衣

(2009-04-19)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419a.shtml

　　● 韩咏红

　　北京西边苏州街的商业大厦群里一个不起眼的楼梯口楼上，有一家左派书店“乌有之乡”，周末人气颇旺。

　　第一次走访时，是大厦楼下的清洁工人给我指路。我刚开口问：“这上边是不是有一个书店……”她立刻猜到我是来听讲座的。

　　上楼一看，书店附设的小礼堂挤得满满约两百人，迟来者连伫立的空间都没有。幸好，书店里架设了扩音机，找不到坐位的听众站着，守在扩音机旁边听讲。

　　当天讲的是中共建国60年来军事冲突的得失，主讲人是解放军总参谋兵种部王晓建大校，内容更重于历史讨论。但在其他时候，讲座是炮轰对立派的学术观点的平台，例如本月初一个讲题是“给新自由主义一次总清算”的讲座，带出了主讲人与该书店旗帜鲜明的立场。

　　很多人想不到，市场经济看似已深入中国诸多领域的毛细管，但左派思想在中国国内依然有坚定的拥护者，除了二三十个左派网站，还有民办的左派书店。目前，“乌有之乡”的网站与书店的名气正越办越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西方发达经济体深陷泥沼的现实，让一向激烈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与中国经济私有化走向的左派人士，看到了反击的有利时机。

　　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主，中国1万4000多亿美元资产的安全性与美国经济栓在一起，加剧了一般市民对西方国家的疑虑。此外，2008年藏区动乱、奥运火炬传递纷扰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延续到今年也为左派思想群体提供了可供利用的大众情感资源。倒过来说，民族主义者也从左翼思想中寻找反对西方国家、鼓舞自身士气的理论依据。

　　左派思想与民族主义互动与相结合的突出代表，是3月上旬来势汹汹登陆国内畅销书榜的《中国不高兴》。

　　在金融危机下诞生的这本书主张中国持剑经商，要有建立英雄国家的心理指标，要与西方“有条件决裂”，书中也点名批评大力推崇西方式自由民主的自由派人士为“洋奴”。

　　该书其实是一部松散的合集，几个作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而且国内舆论界对其批评也非常猛烈，但不可否认，本书所代表的左翼民族主义姿态对中国社会大众，尤其对草根阶层有相当广泛的号召力。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左翼”加上“民族主义”的话语在增大影响力，声势在上涨。

　　长期关注国内左右之争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受访时说：“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左派的声浪确实有一个比较高涨的情况。”

“乌有之乡”是近年左翼思想大本营

　　在众多左翼网站中，成立于2003年的“乌有之乡”因其受众面更广泛，所以被认为是近年左翼思想的主阵地、大本营。

　　书店经理兼法人代表范景刚这么对媒体形容“乌有之乡”：“这是几个具有左翼理想主义追求、爱国主义倾向的青年朋友，在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创办的讲座、书店、网站三位一体的民间文化传播公司。”

　　今年32岁的范景刚看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没透露更多合作伙伴或知识分子的背景，只强调他们的目的是要打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在舆论界与高等学府里“一家独大”，形成的“让人窒息”的话语与学术氛围。

　　在范景刚眼中，乌有之乡是“在风浪中成长”，从他细数了一条“乌有之乡”网站与书店几年的发展轨迹，人们看到这俨然是一部近年中国左翼与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斗争史，足见左右翼交锋从不曾停歇。

　　这个历程包括2003年推出“真实世界”书目，“世界体系论”座谈会，反对北大教改。2004年开启反对教育产业化改革的讨论，参与国企私有化改革辩论；2006年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西山会议展开批判；2007年批判中国金融改革，认为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出卖国家金融资产，将国家金融主权拱手让人，并针对电影《色，戒》展开“美化汉奸”的批评。2008年支持国内青年抵制法国霸级超市家乐福，发动网友与书店同仁参加四川抗震救灾工作，对“与西方媒体一鼻孔出气”的国内媒体进行反击，发表文章反对普世价值，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

　　其中，2004年至2005年的国企改革之争被认为是左翼阵营的一次胜利。他说：“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受到了一次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地位破产。”

　　“乌有之乡”创办者以左翼理念为荣，并且相信他们对政府发挥了干预作用，但排拒“反改革”或“极左阵营”的形容，范景刚认为那是对手“扣帽子”的政治施压手段。

“左翼”与“极左”之间存在着一条界线，两者并不等同。中国左翼群体的光谱里，确实有更激进的想法。

　　“乌有之乡”网站去年引起自由派学者注意，主要在于它刊文介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的观点：为文化大革命与“四人帮”平反，开展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确定阶级斗争路线，将私有化了的公有财产再次收归国有。

　　今年初，“乌有之乡”书店出现“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的文集，该书后来被当局没收。香港《亚洲周刊》将此事作为“乌有之乡”极左化的证明，范景刚受访时却否认试图为文革平反，强调文集是书店汇编以供历史学者研究使用的原始材料。“书被拿走，因为它属于非正规出版物，不是因为书的政治内容。我们没卖，是送的。”

　　把平反文革的讨论、张春桥文集问世放在整个社会思潮的脉络里看：一方面，去年末，民间自由派提出加速民主化改革的《零八宪章》与联署运动；近期有党内元老在香港出书疾呼为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以及1989年事件平反；几乎同一时期，网络去年底出现一个称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这些都反映了建国六十周年与金融危机等复杂背景下，民间思潮的激烈涌动。

　　有分析人士私下对本报说：“今年是左派与自由派互亮底牌之年。”

中国左右之争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左派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并非始于今日，从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加速，加大规模融入全球体系的时候，双方对立的态势即已分明。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笔战。而这几年里，我们看到带有传统色彩的左翼思想更积极地面向社会发言，争取支持者。尤其经过2008年中国与西方媒体的一轮矛盾后，传统左翼观念结合民族主义的观念与话语在中国大众舆论圈里似乎扩大了阵地。

　　“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本报采访时批评，2003年新自由派的话语占据了舆论界与高等学府内的话语空间，形成“让人窒息”舆论氛围。然而，对于这个评语，也有新自由派学者对本报反驳：“官方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还有《北京日报》不都是他们的吗？”

　　对此，徐友渔说：“中国的意识形态无论怎么会说还是挺左的，如果平心静气地看，实际上左派发言的机会和权力还是大得多，他们的对立面实际上是发不出声音的。他们感到受压制，因为他们觉得在中国他们当然是主人，他们有权力去压制别的思想。当这个没有完全得到满足时，他们认为受压制。”

　　左派与自由派对立的评语，其实反映了中国思想领域里的窘境。在主导政治话语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仍然被强调；然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左派思想影响力已十分淡薄，在国内读者众多的市场化报章与杂志中，市场经济意识、自由民主的观念才是话语主流。

　　这个尴尬的局面体现到政策层面，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全球化，政治体制变化的步履缓慢前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不止一次在座谈会中讲解中国改革的“畸形走路”方法。19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条腿跨步向前，政治改革的另一条腿在后面被拖着走。2002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改革的那一条腿直接绑到全球化的大车上，让全球化的大车为它提供更大的动力拉它。到现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大车不走了，而原来一直被拖着的后腿也不会走路了，这个“人”于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

　　对于现状，新老左派与自由派学者都不满意。后者认为政治改革迟缓，公民权利未得到相应提高，才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加剧，老百姓看病、上学、住房难等问题；反之，“乌有之乡”网站的不少文章则认为，上述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的恶劣产物。

　　事实上，左翼或者自由派知识分子看到了同样的社会问题，但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判断，以及开出的药方尖锐对立。

　　外界很难准确判断民间左右翼的论争，以及带有左翼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对中央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回到公有制从前显然不可能发生，但观察人士也忧虑地看到这几年来国有经济领域扩大，民间经济萎缩；不久前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集团失败，也似乎说明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民粹化才是当前最大的风险所系，左派学者就号召要以“大众民主”来取代“精英民主”，而从某个角度来说，民间出现争议不是一件坏事，这说明了中国舆论的多元发展，而且如果完全不允许发声，对立双方就更容易走向极端。

伊銘對中共講了好些我難以苟同的好話，或許是為了最後一段的建議更易接受

● 伊銘（紐約） 

　　中共高層以及北京輿論界近來頻密刊發重頭文章，闡述“兩絕一自”觀點，即絕對不照搬西方制度，絕對不搞多黨制，中國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文章作者包括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以及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王浩雷等。文章的核心就是告誡國人：不顧國情，盲目照搬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必是取亂之道、取禍之道。 

堅持“中國特色”不動搖 

　　那麽，連篇累牘地刊發重頭文章，背景如何？ 

　　對於中共第四代來說，今年比任何一年都面臨更多挑戰，除了外部壓力、國內經濟滑坡、民生問題及治安隱患以外，還有許多政治敏感點難以回避，不可掉以輕心。更直接的內在隱情還有，國內自由派的擡頭以及連串頗具衝擊力的政治事件。 

　　首先是今年年初，官方媒體發表了一些有關自由化的言論。例如《北京日報》發表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沈敏特的文章《追求真理離不開言論自由》，呼籲言論自由。而常常被貼上自由派學者標簽的吳敬璉在去年12月撰文將矛頭指向官僚體制：“由於改革涉及每一個政府官員的權力和利益，要把這樣的政府改造成爲專注於提供公共産品的服務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員出以公心，割捨那些與公僕身份不符的權力。” 

　　其次是2008年12月由數百名知識份子聯署的《零八憲章》在互聯網上發表，呼籲在自由、平等、人權的“普世價值”下，建立民主、共和、憲政的現代政治構架。 

　　再其次是極左勢力大舉反彈。例如去年12月，被稱爲左派大本營的“烏有之鄉”，借紀念毛澤東誕辰發出倡議，要把“緬懷毛主席日常化”。最令外界震驚的是，該網站還刊登一篇長達4萬字的文章，指溫家寶的政治和思想觀點一直受到中共改革派、前總書記趙紫陽的影響，“已經不宜於再擔任國務院總理”。 

　　此外，知名網站“豆瓣網”亦常常刊發過激言論，顛覆官方思想，仔細看一下該網站裏被解散的討論小組便可發現他們關注的話題：“炎黃春秋小組”、“南方周末小組”、“北方周末小組”、“民主社會主義小組”、“文化大革命小組”、“悼念張志新小組”、“哈維爾小組”等等。而這些來自左、右的言論，在北京看來，不只是對意識形態尺度構成挑戰，也對和諧穩定造成衝擊。 

力避所有失敗的經驗

　有人認爲，中共目前的立場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政治取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至於改革，則在向後轉。實際上並不儘然，中共從未放棄政治改革的努力，只不過在西方政治家看來，這種改革沒有觸及根本，充其量算是“改良”。其實就在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期間，北京還推出兩項有關政治改革的文件，一是《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二是《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前者事關提高政府效率，後者則是爲了優化政府機構。 

　　自鄧小平以來，中共領導人在政治改革問題上即反復強調“探索”。探索了30年，雖然還將繼續，但結論似乎已經有了，那就是堅持党的領導，並且擁有一個堅強的中央政府進行重大政治決策，中國已經取得的經濟成果以及民衆的認可程度，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平心而論，國家的社會體制也並非只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封建體制及政教合一等這麽幾種，民主的絕對價值也並非能覆蓋在一切價值之上。有著同樣東方文化背景的韓國、新加坡，都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之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非不是一種選擇。 

　　正是因爲如此，中國的政治改革之路才越走越艱難，越走越小心，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前功盡棄。他們所以在務虛的討論上允許大膽放言，而在務實的操作上極爲低調和謹慎，就是基於這種擔心。除了擔心還有掙扎，既要繼續“探索”，又要“堅定不移地”；既不否認“民主是個好東西”，又要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來與西方劃清界限。矛盾的結果只能建立在這樣的表述之上：“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必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此外，北京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揚棄，除了政治理念因素以外，還有一些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所謂“民主經驗”令他們格外警覺。例如“臺灣經驗”。臺灣雖然歷經20年的民主改革實踐，西方式民主依然未能成功地移植過來，所以就出現了陳水扁這個貪污犯，政府拿他束手無策。其他民主政體也似乎沒有給國民帶來多少實惠，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菲律賓等。 

　　北京的思路是，避開所有失敗的經驗，先經濟、民生而後民主。他們的目標是在50年後，將中國建成世界上最成功、最大的民主法治國家，而不需要像印度一樣紛亂無序，浪費國家及人民資源。 

　　中共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多元政治”格局，也領受了一份巨大的歷史責任。中國社會當今幾大問題：失業下崗、兩極分化，貪污腐敗、環境污染等等，這些問題的源頭就是因爲中國三十年前“一窮二白”。所以他們認爲“發展才是硬道理”。三十年後的中國經濟幾乎是在以幾何級速度發展。但是社會保障系統、官員問責及監督系統，對環境保護的認識以及法制建設等卻未能與經濟發展保持同步。要解決這些滯後的問題依然需要大力發展經濟，而持續發展不僅需要資本和時間，更需要党的絕對權威。這就是北京的政治邏輯。 

中國式改革的社會基礎 

　　關鍵是這個邏輯有非常強大的社會基礎。泱泱大國五千年歷史，其間經歷過無數次變革，每一次變革都與追求群體的自由無關。換句話說，社會變革只會來自于對基本生存權利的渴望，不會源於對意識形態的追求，今天依然如此。所以在一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老百姓最渴望的還是小康社會、豐衣足食。民主與自由的訴求在中國基本沒有市場。 

　　這其實也是通過精英體制産生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宣示“以人爲本”的原因所在，也是不管地方政府如何腐敗，老百姓對中央還是非常認同的原因所在。即便是常常倡導“階級鬥爭”、無數次發動政治運動的第一代領導人，老百姓既不懷疑他們的動機，也從不懷疑他們“以天下爲己任”的信仰。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對於西方式民主，老百姓不僅一無所知，也沒有推行的動力和社會基礎。這恐怕是西方政治家所不能理解的。 

　　作爲執政黨，共產黨組織嚴密、靈活有效，在領導這樣一個歷經苦難的國家進行民族復興，確實有自己的優勢，對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行動就是一個例證。但是，一成不變就意味著僵化。北京顯然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又倡導與時俱進以及科學發展觀，以便在面臨新的挑戰時會更具創造能力。

要指出的是，中共在“自我完善”的同時，也不妨借鑒一下西方的價值觀念，尤其是現代文明的精華部分。因爲中國經濟增幅驚人，也付出了沈重的社會成本；市場經濟制度建立了，還漏洞百出；由於缺少權力制衡，還有很多地方受到權力的侵蝕。而處理這些問題，西方都有很好的經驗。 

作者是旅美媒體人

兩極化之所以難處理，這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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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傑榮專欄－中國如何處置了高智晟

高智晟（見圖，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