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vol.20080724, Wed, 23 Jul, 2008

北京，閻連科家中。他現在還用手寫方式創作，嚴重的頸椎病讓他不得不在特制的小桌板上寫字 圖/ 姜曉明

　　為賄賂編輯，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機關盜取花盆。現在他變得直言不諱，直呼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傳統獎項為“注水肉”

　　本刊記者 彭蘇 發自北京

　　去年深秋，閻連科倚靠在沙發上，以輕描淡寫的口吻說：“我下一部小說，叫《回家》。還有三四天就寫完了。我很擔心它的出版不會順暢，嘲諷的意味有點過了。”

　　這部小說就是《風雅頌》。

　　客廳牆壁上有一面鏡子。鏡子照不見他，但他仿佛能自己“照”見自己：

　　“這部作品有對知識分子多餘性、懦弱性的嬉笑怒罵。我經常說的‘閒餘人等’，有點錢，有點閒，有點多余，這里面也包括了我自己。”

　　迄今為止，這位河南籍作家已發表了500多萬文字，作品譯為日、韓、法、英、德等十多種語言在海外出版，其中，兩部作品在國內被禁，一部仍飽受爭議。

　　為逃離土地而寫

　　《回家》改名為《風雅頌》，現已出版發行。無論書名怎麼變化，作品的根是植于“回家的願望”。

　　閻連科曾連續幾年，琢磨著“回家”，落葉歸根，回老家打發余生。五十知天命，他已為前半生作了總結：“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沒有意義；就覺得不到20歲便出來闖蕩人生，30年的奮斗除了收獲一身的疲憊和疾病，其余一無所獲，只剩下那些招惹非議的文字。”

　　他坐在飯桌前，悠然、沉默地享受妻子做的河南蒸面。憨實的兒子陪在身邊，也像他那樣細嚼慢咽。白色的京叭狗在他腳邊盤桓。扔下一片肉後，他談起生活對他的恩賜：

　　“我這一生要感謝一個人，張抗抗。她在1975年寫過一篇小說，《分界線》。”小說的情節，他已不記得了。可以肯定的是，張抗抗正是憑借這篇小說，從一個北大荒的女知青，一躍調到了哈爾濱。“這使我茅塞頓開，原來寫小說就能離開農村了，就能進到城里了。從此我就開始學寫小說。”

　　在與文學評論家張學昕的對話中，他形容家鄉是“一片貧瘠的土地”。因為飢餓，扯著母親的衣襟哇哇大哭；為了一元錢的學費，母親塞給他一籃玉米，他執拗地拒絕上街叫賣，招致一記耳光，“滯留于靈魂深處”。

　　每天上學，都能看到村支書的女兒站在路邊吃饃，他覺得 “她是向全世界在展示她手中的饃，在展示她爹的權力” 。人民公社幹部一邊用鋼勺敲擊搪瓷碗一邊高唱《社會主義好》昂首邁進食堂的模樣，更讓他發誓，“如果不能離開農村，就要當個村幹部。”

　　14歲時，他第一次進城，滿目新鮮；40歲後，老友李洱在《閻連科的ABC》中寫道：

　　田湖鎮終于到了，那是著名的兩程故里，也是閻連科的出生地。閻連科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手有點哆嗦，臉上有一種興奮，也有一種羞澀。我們還坐在車里張望，閻連科已經下了車，他要腳踏實地，在田湖鎮的街頭走一走。

　　為成名成家而寫

　　1979年，閻連科發表了嚴格意義上的處女作──《天麻的故事》。等到1982年，文學的功能在他這里“升華 ”了──“我幾乎是毫不猶豫、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把寫作的目的，‘升華’到了成名作家。”

　　閻連科說，20多歲的自己極其渴望名利，“就像找不到媳婦的光棍渴望得到美女的愛情。”

　　那會正是20世紀的80年代。“是一個追求寫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時期，是文學的一個盛唐，是作家的天堂歲月。”純文學上的“改革”、“反思”、“尋根”、“先鋒”等潮流紛紛湧現：史鐵生因《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午餐半小時》一舉成名；韓少功的《文學的根》與《爸爸爸》被視為尋根小說代表作；莫言以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轟動文壇。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堯說：“相對于同時代的作家而言，閻連科無疑是大器晚成。”“當時，文壇上還特別流行著 ‘系列’小說，幾乎每個小有名氣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系列’。”為了追風，閻連科一口氣創作了他的“東京九流人物系列” 、“瑤溝系列”、“和平系列”。

　　“幾條線同時出擊。仿佛自己多有能耐似的。不細想,不修改,寫了就發。弄得幾年下來,滿天下的雜志上都是自己的小說,如‘勞動模範’一樣。”

　　事實上，這是對創作的一種傷害：數量勝于質量。10個中篇，講述同一個故事；10個故事，塑造了同一個人物。

　　一個作家在80年代的狀況決定了此後文學史對他的評價程度，這是新時期文學論述中的一個特點。那一系列作品使閻連科在很長時間內，未被當代文學史所接納。即使1997年發表的《年月日》已讓他聲名鵲起。

　　尋找土地，為自己而寫作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記述過這段時期的閻連科：

　　“由于過度疲勞，年紀輕輕就得了腰椎病。得病後他在腰上綁一個用鋼板做的寬大腰帶繼續寫。不能在桌前寫，就趴在床上寫，結果又引發頸椎疼痛，最後只好到殘疾人機械廠訂了一張特殊(座位半躺著)的椅子，前面固定著一塊斜板，稿紙夾在上面，像寫毛筆字一樣，懸肘寫作。”

　　1991年，一天早晨閻連科起床時，左腿麻木，無法下地。以後相當長的日子里，他都處于半癱瘓狀態，無法提筆。

　　“我真是太不珍惜自己的那一點精力與才華了。浪費了太多時間，甚至累垮了我的身體。”

　　這許是命中注定的轉機。他開始反省過去寫作的無意義，翻開以前無心閱讀的書籍：托爾斯泰、加西亞‧馬爾克斯、屠格涅夫……

　　“我才意識到因為寫作，斷送了我的身體。但是不能寫作，我卻沒有活著的意義。寫作早已融入我的生命，甚至是我活著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年過三十，閻連科清醒了。

　　為賄賂編輯，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機關盜取花盆。現在他變得直言不諱，直呼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傳統獎項為“注水肉”。

　　他不再是“瑤溝系列”里對自身命運困惑的少年，語言不再重複九流人物的故事，視野也不再局限于軍旅中的和平。

　　他創作了小說《日光流年》。

　　“這篇小說萌動于一次旅行，在火車上聽別人說河南林縣有一個地方的人許多都得了食道癌，活不過四五十歲。就在那一瞬間，我忽然意識到一部長篇小說產生了，所有想了10年、20年的東西雜七雜八地在這一刻都聯系到一塊了，如一團亂麻在一瞬間理出一個頭緒來。從1995年初動筆，到1998年底結束。最初腦子里閃過人對于死亡的恐懼與抵抗，至于完成之後，它究竟表達了什麼，就不由自己了。”

　　《堅硬如水》被他視為“轉折之作”。文中，他為男女主人公──高愛軍和夏紅梅，文革中一對無限上綱上線、瘋狂革命的男女挖掘了一條地道──一條匯聚愛情、死亡和革命的地道。人物間死去活來的命運，貫穿著地道的兩極。而貫穿全文的卻是他對那個特定時期的特定語言的熟悉──他曾熟背了10年的《毛主席語錄》、“老三篇”、《毛主席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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