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這篇文章真的值得發給所有修中國政治的學生，讓大家好好思考政治制度的可能性

包老師提到單一威權政黨有利於吸收社會所有人才，如果是兩黨輪流執政，A黨上台後B黨人才就無法晉用，是人才的浪費

反過來講，當然也可能因為社會所有的人才都擠進一個政黨(好像馬英九和蔡英文、吳敦義和謝長廷都在一個黨)，導致政黨意見分歧太大，寸步難行。

3/15日賈慶國在政大研討會上講政治協商制度，朱建榮教授發問時提到日本，有自民黨人問他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如何，因為以前自民黨是萬年執政黨，只要收買了野黨就可以順利執政，現在自民黨和民主黨明明政策一樣，卻國會僵化對立(3/11的亞洲華爾街日報社論就批評這點，說美國政府關門，至少是共和民主兩黨政策有差異，而日本連這點都沒有)，想要借鑑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

郑永年：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2011-03-15）http://www.zaobao.com/yl/yl110315_001.shtml

郑永年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没有一个一致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如果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是，做这样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要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的问题，就要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因素。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存在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因此尽管有类似的社会现象，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例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能用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都会强调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硬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也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会（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事实上又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lh/2011-03/15/c_121189428_8.htm

——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形成互利共赢的开放新格局。

——我们要不断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必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维护群众利益的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总之，经过未来五年努力，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各项目标，我国的综合国力就会有更大的提升，人民生活就会有更大的改善，国家面貌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

（十）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建设廉洁的政府是一项持久而又紧迫的任务，是人民的殷切期望。要加快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查办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一是认真治理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和渎职侵权问题。针对工程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存在的问题，加大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工作力度，坚决惩处腐败分子。二是切实加强廉洁自律，认真贯彻执行《廉政准则》，落实领导干部收入、房产、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移居国（境）外等情况定期报告制度，自觉接受监督。加强审计和监察工作。加大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监督力度。三是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要精简会议、文件，清理和规范各种达标、评比、表彰以及论坛、庆典等活动，从经费上严加控制。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各级政府都要努力为人民办事；每一个公务员都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溫家寶：最大危險是腐敗 須政改剷除

特派記者何明國、陳秀蘭、洪肇君／北京報導

    　面對茉莉花革命效應的影響，如何推動政改是北京最敏感的政治話題。大陸總理溫家寶昨天表示，「任何把中國同西亞、北非發生政治動盪的國家相類比都是不a正確的。」他同時坦承，大陸「最大的危險在於腐敗」，而消除腐敗的土壤必須進行政治改革。

    　不過他也強調，「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穩定的、和諧的社會環境，在黨的領導下有序地進行。」

    　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

    　人大十一屆四次大會昨天閉幕後，溫家寶舉行記者會，回答中外媒體關心的問題。外媒問到，今年初以來，北非的一些國家經歷很大的變化，世界也在關注中國的發展模式如何適應變化中的大環境？其他國家能否從中國的發展模式得到借鑑和啟示？

    　溫家寶回答說，「我們十分關注西亞、北非發生的政治動盪，但是我們認為，任何把中國同西亞、北非發生政治動盪的國家相類比都是不正確的。」

    　溫提醒外界不要把茉莉花革命和大陸相提並論。他強調，因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這是舉世公認的。」他還說，「我們的政府在認真解決當前經濟社會存在的問題，這也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事。」

    　溫家寶表示尊重北非人民的選擇，並強調「任何國家都要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大陸選擇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的首要特點是：「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他說，大陸的改革和建設還在探索當中，從來不認為自己的發展是一種模式；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和借鑑。

    　公平正義是穩定基礎

    　外媒問溫，大陸應實行什麼樣的政改，以更有效解決人民的關切、問題和不滿？是否支持某些領導職位進行直選和差額選舉？

    　溫家寶回答說，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應該協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

    　他說，當前大陸最大的危險在於腐敗，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於改革制度和體制。「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解決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願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溫家寶同時表示，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大陸不僅要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逐步減少分配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解決教育、醫療等資源分配的不公，讓人民共用改革開放的成果。「要做到所有這一些，都必須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自治是循序漸進過程

    　他說，大陸已經在縣和不設區的市實行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在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制度。他說，「這是循序漸進的過程，要相信群眾能管好一個村，能管好一個鄉，能管好一個縣，這需要一個過程。」

Premier Wen Jiabao has often talked about the need for political reforms in China

He said the economic achievements of the last 30 years could be lost without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premier did not spell out exactly what reforms are necessary - and said they would have to be introduced gradually.

But his comments appear to put him out of step with more conservative colleagues.

More democracy?

Mr Wen made his comments at an annual press conference held at the end of China's annual parliamentary session in Beijing.

When asked about political reform, he could have easily ducked the question.

But he said: "Without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ill not succeed and the achievements we have made i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may be lost."

That seems to put him at odds with another senior leader, Wu Bangguo, who only last week ruled out the possibility of major political changes.

In a speech to the parliament, Mr Wu said the economic achievements of the last few decades would, on the contrary, be lost if the system was changed too much.

There is though perhaps not as much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men as would first appear.

Chinese leaders often talk about making their political system more "democratic" and introducing reforms.

Most of the time they mean they wa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current system and make it more responsive to people's demands.

Mr Wen added that change would have to come step by step -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has ruled China for more than 60 years.

He also said that there were no parallel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ountries that are currently going through political upheavals.

But Mr Wen - who has made similar comments before - did seem to go further than he needed to go.

People can currently vote for their own village leaders in China. The premier held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direct elections could be extended beyond this limited level.

"If we are to address the people's grievances we must allow the people to supervise and criticise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ith little known publicly about how Chinese leaders reach decisions - or what their real opinions might be - it is difficult to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Mr Wen's words, or where they might lead.

Perhaps nowhere. The premier is due to retire in two years' time; he might already have one eye on his legacy.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7/08/c_12311725.htm

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政治體制設置以執政黨為領導核心展開，作為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切實可行、易於見效的途徑”，黨內民主不僅是黨的生命，也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環節。

　　經過89年發展，我們党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有37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7700多萬名黨員的大党。從民主制度和民主實踐的發展規律看，最基礎的一環在基層。黨內基層民主的充分發展，有利於激發基層黨組織活力，形成有序政治參與，培育民主的政治生態。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以加強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為基礎，切實推進黨內民主”，黨內基層民主建設是黨內民主建設的基礎，也是黨內民主建設的突破口。

　　深圳拿出14個黨代表名額試行公推直選，南京全市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公推直選全覆蓋，浙江台州溫嶺市實行黨內民主懇談……近年來，黨內基層民主的實踐不斷湧現：公推直選、黨代會常任制、黨代會任期制、黨員旁聽制、質詢制等，基層探索為更大範圍內的民主實踐，積累著寶貴的經驗。

　　如何處理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關係，以黨內基層民主推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發展？如何有效應對基層民主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認識黨內基層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關係？本期時事觀察，思考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理論與實踐問題。

　　基層培育黨內民主的土壤

　　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李景鵬 

　　“如果每一個黨員都有授權者觀念，黨組織的領導者都有代理人觀念，那麼就將大大有利於黨內平等的實現，從而更好實現黨內民主。”

　　黨內民主特別是黨內基層民主近些年發展很快，民主探索的內容也越來越深入，越來越系統，懂得用實踐來回答党的民主執政當中所面臨的許多重大的問題和挑戰。但在實踐中也存在許多問題，歸結起來都是由於缺乏民主生長的社會和政治土壤所產生的對民主的不適應症。

　　基層民主的一些問題實際上也正是整體民主所面臨的問題。基層民主包括黨內基層民主的意義，正在於它能夠為民主培育相應的社會和政治土壤。也就是通過長期基層民主生活實踐的訓練，逐漸使人們習慣用民主的方式去表達利益，用民主的方式參與政治生活，用民主的方式解決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種問題等。這樣，經過一個長時期的醞釀，才能為整體民主的發展創造根本性的條件。

黨內民主以黨員平等為前提

　　黨內基層民主要很好地實現，一個重要條件，就是黨內平等。這是發展黨內基層民主必然要面對的問題，也是黨內民主和整體民主生長和發展的土壤。

　　首先，民主的前提是人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但是黨內有個人和組織的關係、下級與上級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該如何講民主，講什麼樣的民主呢？

　　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是按照代議制的原則和方式，選舉產生。在各級組織經過選舉產生的過程中，作為選舉人的黨員和作為被選舉人的黨員應該是完全平等的。選舉過程完成之後，當選的黨員走上各級領導崗位，成為被賦予一定的責任和權力的黨員，他們和曾經選舉過他們的廣大普通黨員之間，也應該是平等的。黨內民主的存在，正是以黨員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原則為前提的。

　　其次，黨員原則上的一律平等與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這些集中制的原則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從集中制的角度來說，個人與組織之間、下級與上級之間是領導與服從的關係。但是，服從組織的只是該組織中的每一個黨員的個人，而不是該組織黨員的整體。作為該組織黨員的整體，是大於和高於同級組織的，因為正是它的授權才產生了同級黨組織。黨員整體存在的形式是全體黨員會，或黨代表大會。當召開全體黨員會或黨員代表大會的時候，起作用的只有一種規則，即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這就體現了黨內的民主。

　　此外，在大會的閉會期間，個人雖然要服從組織、下級要服從上級，但擔任領導工作的黨員和作為被領導者的黨員也是平等的。因此每一個普通黨員都有權對每一級的党的領導反映自己的意見。而作為平等的另一方的各級党的領導人，也就有義務聽取每一個黨員的意見。這是黨內民主的又一種形式。

　　還有一種黨內民主的形式就是黨的各級委員會內部的民主。在黨委會內部，一般黨委委員和常委之間，委員和書記之間都是平等的。因此在黨委會或常委會的決策中，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一票。在這裡，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所以，發展基層黨內民主，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使各級領導幹部自覺尊重黨員權利，而普通黨員則需要不斷加強權利意識，只有這樣，才能為實現黨內平等創造條件，從而為黨內民主的發展創造條件。

在黨內大力轉變“權力觀”

　　要切實推進黨內平等，以發展黨內基層民主，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首先，在黨內要大力轉變對權力的觀念，要按照權力本質來認識它。各級黨組織權力的來源，是黨員的委託。因此，領導者手中的權力與他們個人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如果每一個黨員都能有明確的授權者的觀念，如果基層黨組織甚至更高層黨組織的領導者都有代理人觀念，那麼就將大大有利於黨內平等的實現，從而更好實現黨內民主。

　　其次，要大力地轉變“官本位”的觀念。“官本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它完全不適應現代政治，更與共產黨的性質不相容。“官本位”的本質就是把官員看得高人一等，把官員的權力看成衡量一切的標準。由於傳統文化的薰陶和利益的驅動，一些共產黨員的思想中“官本位”觀念嚴重，正是這種觀念的影響破壞了黨內的政治平等，使黨內民主失去了必要的前提。

　　為了消除這種觀念，除了進行教育之外，還必須把党的領導者的產生完全置於平等、普遍、公正的選舉制度的基礎之上，使党的各級幹部從眼睛向上(對領導負責)轉變為眼睛向下(對選舉他的黨員負責)。

　　再次，加強有利於黨內平等的制度建設，例如加強對領導幹部使用權力的監督，推行領導幹部的個人資訊公開等等。總之，要創造條件使領導幹部切切實實感覺到自己與普通黨員是完全一樣的，沒有也不應該有任何高低貴賤之分。

基層是民主建設起點和支點

　　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教授 許耀桐 

　　“發展黨內民主一定要講究科學步驟，要像登臺階一樣逐級而上，先從基層起步，然後向中、高層發展。如果操之過急，則欲速而不達。”

　　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當前，發展黨內民主必須大力推進黨內基層民主建設。這是因為，只有加強了黨內基層民主建設，才能把黨內民主實際化、細緻化、普及化，才能廣泛凝聚廣大黨員和基層黨組織的意願和主張，充分調動和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從而使黨的生命得到鮮活的體現。

　　黨內民主需從基層做起 

　　政黨的組織層級，大多分為上層、中層和基層三個層級，中國共產黨也是如此。但國外一些政黨比較側重於構建上層及中層組織機構，基層組織比較薄弱、鬆散。中國共產黨則十分重視基層黨組織建設，歷來強調工作重心下沉，深入基層，善於在基層精耕細作，發展黨員，壯大隊伍。因此，實行並充分發展黨內民主，一定要大力推進黨內基層民主建設，從基層黨組織和基層黨員做起。

　　一旦離開了基層黨員和基層黨組織，黨內民主只是徒有其表，變成毫無意義的空談。基層民主建設好了，全黨的民主化進程才能出現一個健康、有序發展的嶄新局面。

　　黨內基層民主還是發展黨內民主的起點。因歷史和現實條件限制，我們缺乏如何搞好黨內民主的經驗，推進黨內民主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現在要發展黨內民主，必須耐心沉穩，循序漸進，切忌心急氣躁，冒失激進。發展黨內民主一定要講究科學步驟，要像登臺階一樣逐級而上，先從基層起步，然後向中、高層發展。反之，如果操之過急，則欲速而不達。

　　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雙重動力

　　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和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後，不但面臨著政黨本身推進黨內民主的任務，也面臨著人民民主基礎脆弱的現實。為此，中國共產黨要同時承擔起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雙重任務。

　　在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相互關係上，首先在黨內實行民主，通過黨內民主推動和帶動人民民主的發展，實行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動，是一條切實可行之路。因為党的組織和黨員有先進性，在黨內先開展民主建設相對比較順暢、易出成效。而發展黨內民主，則要首先進行黨內基層民主建設。

黨內基層民主建設具有撬動黨內民主的作用，主要表現為黨內基層民主對於黨內中、上層民主所具有的輻射作用。截至2009年底，中國共產黨有基層組織379.2萬個，之上還有黨的各級地方委員會3226個。無疑，首先把黨內基層民主建設搞好了，就會對這些中、上層黨組織的黨內民主起到促進作用。

　　黨內基層民主建設具有撬動人民民主的作用，主要表現為黨內基層民主對於人民民主所具有的示範作用。中國共產黨要以尊重黨員的主體地位，來推動並實現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來推動並實現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如果執政黨的基層黨內民主沒有搞好，就會影響到基層人民民主的健康發展；或者說假使執政黨的基層黨內民主並沒有得到真正的發展，也會造成對基層人民民主的阻礙和傷害。

黨內基層民主要注重制度創新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在指出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決定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同時，十分強調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對於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主要就是上層建築通過制度改革和創新，適應和推動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發展。鄧小平曾經深刻地說，制度不好，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制度好了，壞人無法任意橫行。當代西方新制度主義與歷史唯物論不謀而合，強調路徑依賴、制度變遷，通過制度改革和創新，達到變革目的和成效。大力推進黨內基層民主建設，也要走黨內基層民主制度的創新和實踐之路。

　　當前，大力推進黨內基層民主建設要進行8項黨內基層民主制度的創新和實踐：一是貫徹和落實基層黨組織的黨務公開制度。二是貫徹和落實基層黨內情況反映制度，包括黨員個人向黨組織的思想彙報和情況反映、黨內思想傾向的反映、各項工作落實情況的彙報反映、黨內作風方面的情況反映等。三是實行基層黨組織重大事項的民主討論，關涉基層黨內的重大事務，不但必須由領導班子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討論決定，而且必須事先徵求全體黨員的意見，進行民主討論。四是貫徹和落實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的直接選舉。五是貫徹和落實基層黨組織定期工作報告制度，主要實行基層黨組織定期工作報告制度，建立健全地方黨委常委會向全委會負責和報告工作的制度。六是貫徹和落實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民主測評制度。七是貫徹和落實基層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和代表任期制，縣(市、區)這一級應普遍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和党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八是貫徹和落實党的代表大會代表提案制度以及代表提議的處理和回復制度，這有利於擴大黨代表在決策中的民主權利。

　　黨內基層民主實踐案例

　　廣東深圳：

　　公推直選黨代表 

　　2010年5月召開的深圳市第五次黨代表大會試行公推直選，4個試點單位通過公推直選，共選出了14名代表出席此次党代會。其中深圳市光明新區黨工委選出了9名市黨代表，成為深圳市第一個通過公推直選產生市黨代表的區級單位。

　　江蘇南京：

　　黨組織領導公推直選

　　繼363個城市社區公推直選產生黨組織領導班子後，今年，江蘇南京繼續推進806個村支書的公推直選工作。8萬多名農村黨員將“一人一票”選出806個村“一把手”，這也意味著南京市基層黨組織公推直選產生領導班子實現城市農村全覆蓋。

　　甘肅敦煌：

　　黨代表常任制

　　敦煌在全市範圍內以推行黨代表常任制為平臺，建立黨代表年會制度，將過去5年召開一次的黨代會改為每年召開一次。在年會上，黨代表聽取和審議同級黨委本年度的工作報告，同時將自己平常徵求到的意見和建議提交同級黨委，黨委限期予以督辦和落實。 

　　浙江溫嶺：

　　黨內基層民主懇談

　　溫嶺市松門鎮於1999年6月率先以“懇談”方式就鎮內某些公共事務的處理與農民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溝通、商討。2004年溫嶺市首次將民主懇談引入黨內，以民主懇談的形式答覆黨代表提案，逐漸探索形成了黨內基層民主懇談模式。

　　四川自貢：

　　黨員旁聽黨委會議

　　自貢自今年起全面推行黨員旁聽黨委(總支、支部)、黨組會議制度。市、縣(區)黨委常委會議、全委會議等，涉及普遍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的，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民生問題等，原則上應邀請本地、本單位的普通黨員參與旁聽。

　　山東青島：

　　五步四權聯動決策

　　山東青島等地經過探索形成了完善黨內基層民主決策的五步四權聯動決策模式。基層黨組織形成決策要分“徵求意見”、“黨員大會或党代會通過”等五步進行，並建立由決策組織權、決策決定權、決策執行權、決策監督權這“四權”相互銜接的決策流程。 

加強學習、深刻體會!

中國應向 “一黨獨大”轉型

破天荒 陸將公開國務院預算 回應人大要求 首次體現監督與制衡概念

記者王超群／綜合報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要求公開國務院部門預算，被視為今年人大、政協「兩會」，具體爭取發揮法制職權的主動之舉。全國人大常委預算工委主任高強表示，「預算經過批准後的15日內向社會公開」，人大史無前例地要求大陸國務院公開各部門預算，此為當局首度具體回應。

    　高強說，全國人大財經委在預算審查結果報告中明確要求公開預算，但是「我也坦率地告訴大家，今年即便公開，也達不到大家要求的那麼細」。

    　達不到要求的那麼細

    　近年大陸國務院逐步擴大部門預算在國務院內部公開，但迄未向公眾公開。去年廣州市向公眾公開了部分部門預算，「引起廣泛的評議，好評如潮，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政府早就應該做到」，高強說。

    　然而「陽光」「透明」對大陸治理階層的官場文化而言，仍是陌生且保持距離的字眼；今年「兩會」期間，這種氣氛顯得異於以往地明顯。例如網民問政就藉著兩會到了一個新的高點。

    　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原國家審計長李金華昨天就說，「老百姓不滿意的，是有些官員的帳面或財產並不多，但子女的財產非常多」，她強調「很多腐敗問題都是通過子女、親屬反映出來的」。她甚至說「為何不刮一陣審計風暴」。

    　事實上，人大預算審查在今年夾帶了「監督」和「制衡」概念，之所以在大陸的政治體制中格外不易，中共高層文膽、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北京大學教授俞可平就指出，改革開放後大陸才有分權治理的觀念。「毛澤東希望通過民主集中製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然而民主集中制，「既不能有效監督和制約權力的濫用,也不可能達到期望的那種理想政治狀態。」

    　民主集中制源自於列寧的建黨原則，使得極為重視鐵的紀律的中共，建政後的前30年將權力集中在黨的最高領導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才開始現代意義的政治性「分權」，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其重點內容就是「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

    　當場答詢 可喜的進步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許振超說，「這樣的明確要求以前是沒有的，以前雖有國務院各部門的負責人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但都是聽取意見，並不是當場回答詢問、答覆問題」。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李曙光說，「這是可喜的進步」。他表示，對解決民生問題的監督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能，但這種監督作用在面對實際問題時力度還不夠。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03/content_13090706.htm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日电（记者杨一苗　傅双琪）陕西省政协委员司全印在今年１月陕西省“两会”期间提交了制止基建拉土车超载的提案，提案缘自其一篇博客文章。

    建筑工地拉土车频频因超速超载造成行人死伤，已成为陕西省会西安市的“顽疾”。司全印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一篇博文，表达对这个现象的愤怒。

    “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注意。不仅许多人跟帖对这一现象进行谴责，还有网友提出了治理办法，更多人希望我能提交一个提案，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司全印说。

    受网友们的启发和推动，司全印对拉土车现象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治理方案。

    ２００７年以来，包括司全印在内的许多陕西“两会”代表委员开设了实名博客，将自己所关注的社情民意和议案提案等内容写成文章在博客上发表，网友也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在这些博客中跟帖交流。

    司全印说：“互联网成为沟通代表委员和普通公民的有效渠道。”

    去年初，河南洛阳一名热心社会问题的网友“老牛”被推选为洛阳市人大代表，被誉为中国“网民代表第一人”。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云龙认为，“网民”已是当今中国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庞大的网民群体中，所发出的声音不乏真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说：“我们现在提倡的公民意识，是公民个人对他人、集体、国家和全人类所负有的责任感。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使人们能超越与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小环境，进而与更广泛的社会发生互动，无疑推动了这种责任感的提高。”

    他认为，真正建立起公民的社会意识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将改变中国数千年封建宗法社会缺乏平等观念的旧传统，为个人与国家建立起清晰的互动关系，推动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建立。

图/李美

    政府和司法机关也越来越注重与网民的沟通。去年，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成为中国第一个开设“微博”发布新闻信息的政府机构。在湖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网络民意和咨询研究机构以及听证会一起列为决策参考途径之一。

    湖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王敏说：“网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更加便捷的途径，能够打破传统层级分明的沟通方式，网络民意在问政、监督、反腐等方面起到了很多作用。”

    今年１月１日起，陕西三级法院正式在网上公开裁判文书。每月第十个工作日前，将上月裁判文书在法院网站上公布，公开的时间不少于半年，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未成年人犯罪等未公开审理的案件则除外。

    目前陕西已有１１４个法院建立了官方网站，并开展庭审网络直播。

    陕西省高院副院长曹建国说：“裁判文书网络公开，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同时拓宽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渠道。”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说：“互联网正成为中国构建公民社会的加速器。我们把网络称为虚拟社会，现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越来越密切地互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