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毛澤東走在所有人的前面 [link]

時為一九五七年初，我還如在夢裡。一月間，我幾乎沒有動筆寫甚麼東西，但報刊上發表了去年秋冬我種下的兩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說的讀後感《去病與苦口》，一是呼應公劉《西湖詩稿》的《憶西湖》。前者對於王蒙五六年九月間發表並引起轟動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寫了一點讀後感。我那篇短文提出文學作品不應迴避共產黨員幹部身上的缺點、弱點和錯誤，肯定了小說主人公對生活中的消極現象所持的態度，說他並沒有脫離黨的領導，在關鍵時刻「叩響了領導同志的門」。短文中我也對前一時期討論中有些簡單粗暴的批評表示不滿。這樣的討論似在其後又繼續了一期，發表了秦兆陽、劉賓雁、康濯等的帶總結性的文章，我沒有再認真閱讀。據二十年後劉紹棠說，他統計了當時《文藝學習》上參與這一討論的文章，對王蒙小說完全肯定的只有兩篇，一是他和從維熙的，一是我的。他和從維熙合寫的文章，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其中提出一個在當時聳動視聽的觀點，就是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分為長遠性和暫時性的兩部分，其屬於策略性的部分，適用於當時當地特定情況下，到「現在」已經過時了，這大概構成他們兩人劃右派的主要「罪行」。我的那些看法沒有如此尖銳敏感，但不用對照延安講話，光是對照一下毛澤東堅持「成績是主要的」，就顯出我的離經叛道來了。而《憶西湖》發表不久，就被上海姚文元歸入當前「詩歌創作中的不良傾向」。姚文元刊發在那年三月號的上海《文藝月報》上，應該說與他在反右派鬥爭開展以後寫的批判文章不同，還是把問題放在文學創作的範圍裡，批評我詩中的思想感情不健康，大意說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上綱」不高；關於我這篇文章，在後來他編入文集時一再刪改，先是刪去了「同志」的稱呼，後來又刪去了一些只適用於「人民內部」而不適用於「敵我矛盾」的字句，這是當時的通例；文章一改再改，連毛澤東著作亦所不免。由於姚文元不久即因反右前夕挑出《文匯報》編排上的一個「政治性錯誤」而在全國揚名，我後來也對他的文字格外注意。我當時把這看作正常的爭鳴，正常的文藝批評，乃是執行「雙百」方針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以平常心待之，根本不會想到背後會有甚麼不尋常的來頭，現在我想，北京、上海同時批我一首詩，恐怕是巧合，也並沒有甚麼來頭。如有來頭，無非是總政文化部陳其通和陳亞丁、馬寒冰、魯勒四人署名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影響。

陳其通等人這一意見書發表在1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在對一九五六年文藝界形勢表示不滿的同時，也透露了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懷疑和反感。毛澤東注意到了，指示把此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省市委書記會議的參加者，目的似在瞭解對他的方針的反應。毛在會上說，陳其通等四同志對文藝工作的意見不好，──只能放鮮花，不能放毒草；我們的意見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讓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讓它放。也許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為黨為國，但意見是不對的。毛這段話包含了四點意思，一點是過去一年裡確已放出毒草；再一點是在「放」的過程中會有反革命以革命的面貌出現，正如他說「蘇聯那裡的許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義出現的」，一年多以後他為重發王實味、丁玲等四十年代文章寫的《再批判》按語，就指為所謂「以革命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也為後來的「以甚麼為名，行甚麼之實」的加罪公式張本；第三點是不要怕出毒草，他後來幾次講話就大談毒草鋤掉可以肥田；還有一點，即在批判陳其通等四人的「左」時，重申了「左」是為黨為國要革命的，頂多是好心辦了壞事或說錯了話。

毛澤東為甚麼說他們的意見不對呢？這就是他們雖然做了反右的先鋒，好像跑在了前邊，卻遠遠落在毛澤東戰略部署的後頭。他們目光僅僅盯在文藝界，沒領會毛澤東對整個中國形勢包括敵情的估計，更沒領會毛澤東欲擒姑縱的「放」的意圖。如果依了陳其通他們的意見，「收」而不「放」，像這樣右的、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東西，能夠充分暴露出來嗎？陳其通等才是「忠而獲咎」，他們沒有（甚至可以說，也不可能）領會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和策略思想，其實不止他們，在老幹部中幾乎是主流的一股思潮，實際上干擾著毛澤東的部署。毛澤東下了決心，就是要：鳴放。在他那裡，已經不是甚麼藝術百花，學術爭鳴，而是放毒草，引螞蟻出洞。

文學動態納入了毛的大文章

毛澤東關注的是政治，是各界的政治傾向，政治思想動向，即使看文藝界的問題，也是從政治著眼。在毛澤東看來，「放」還是「收」，關係到他在斯大林之後治黨治國的大計，不容陳其通等幾個也許忠心耿耿但並不能瞭解他的決策的人出來干擾。

毛澤東在做「大文章」的同時，有時也偶涉閒筆。他應邀把十八首詩詞舊作訂正交付《詩刊》，預定在一九五七年元月的創刊號上發表。《詩刊》編輯部約我到西四西大街（舊稱羊市街）路北徐遲家裡聚會。他們講了以《詩刊》名義給毛澤東寫信的原委，講到大家得到毛親筆覆信後的驚喜，並且以此與我們幾個青年作者分享。杯盞交錯之間，除了談詩和詩刊，充滿了對毛澤東的感激崇敬之情，誰也不會想到他時隔不久就會說出「給我一百塊大洋我也不讀（新詩）」的話，更不會想到他此時已經開始撒網，在座的半數以上──呂劍、唐祈、公劉、梁南、孫靜軒和我都落入網中，其他幾人也都像在懸崖邊一樣心驚膽戰。

而在當時，大家甚至還沒想到同樣在一月份創刊的四川《星星》詩刊已經進入毛澤東的視野，似是甚麼報刊批評了一首題為《吻》的詩，說內容不健康，而毛澤東卻注意到另一首，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詩前引用了白居易的詩句「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

毛澤東隨後在內部講話裡點了流沙河的名，同時點名的，是朱煮竹（即鍾惦棐）關於電影的文章，這一詩一文，成了欽定的右派文本。毛澤東在提到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和李希凡對它的批評時，卻在指出小說作者有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同時，對他揭露官僚主義的立場有所維護，表面上是針對李希凡對王蒙的咄咄逼人的質問，實際上則是針對李希凡式言論背後的一股勢力，特別是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最後在反右派鬥爭中，隨著運動的升溫，王蒙所在的區委不可能在不請示上級的情況下擅自把這個區團委書記劃為右派份子。那時，毛澤東對王蒙的命運已經無暇過問，最後有「拍板」權的應該還是彭真。聽說在定案時迴避了小說一事，而為王蒙挑選了另外的罪名，就沒有對毛澤東「賣賬」不「賣賬」的問題了。在彭真的整個政治生涯中，這是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聯繫他在一九六二年說的，毛澤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正確，也可能有百分之一的缺點，不是不能批評的，──說這個話，究竟表明他敢於堅持真理，不怕冒犯毛這樣的權威呢，還是在像王蒙小說這樣的問題上，他也是堅持己見，認為毛對北京市的敲打不能接受呢？這都成了無處質證的懸疑。

山雨欲來：從「鳴放」到反右

五月中下旬，在中國那一段歷史中是陰晴變幻令人莫測的日子。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已經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名文，只是未曾示人。而在其後，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學才貼出了那張有名的大字報《是時候了！》民主黨派人士在上層忙於「幫助黨整風」，座談，起草，提意見，湊建議，大學生忙於貼大字報，開論壇，從學校中的事情放眼到全國全世界，從胡風是不是反革命議論到鐵托和斯大林，新聞記者穿梭於文教界中，職業的興趣夾雜了參與的激情。

是年十一月，鄧小平就已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相當於對反右派鬥爭這一重大戰役作了總結。

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蘇聯紀念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慶典。他這一次訪蘇應該比一九四九年去為斯大林祝壽時心情舒暢得多。他在各國共產黨會議上的發言，以及在莫斯科大學對中國留學生的講話，無不表示他此時此地滿懷勝利者的自信。國內一場完全由他運籌帷幄發動的反右派鬥爭的勝利，足以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經掌權和尚未掌權的同志們展示，他以怎樣的戰略眼光和謀略藝術，先發制人地打勝了一場預防性的戰爭，把五百萬知識份子心目中存在的民主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和潛意識消滅於無形，把可能導致匈牙利事件的隱患誘發出來，不但比赫魯曉夫之輩棋高一著，而且這是斯大林所沒有完成的功業啊！從這時起，毛澤東的作為已經「史無前例」了。

(邵燕祥,中國著名作家。節錄自作者新書《別了，毛澤東》,即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