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真的》:
一出未曾“公演”已被禁的話劇
[南方都市報][ 2008年4月27日 ] 版次:[ GB24 ] 版名:[ 閱讀週刊 文化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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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記者在上海見到了沙葉新。他剛剛從香港講課回來。最近他百務纏身:寫博客,寫文章,講學,編撰戲劇史等等。他的博客每一篇都認認真真地寫,或評時事,或談思想,或講文化,樂於引起網友的熱烈討論。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他同時還在接待一位登門拜訪的大學教授。這位教授與沙葉新素不相識,在讀了他的文章後,萬分欽佩他無私的良心和勇氣,視他為偶像。在全國,像這位教授一樣,對沙葉新一貫以來的大膽直言而心懷崇敬的知識份子,數不勝數。
當時的沙葉新,雖然很忙,但精神矍鑠,滿頭黑髮,雙目炯炯,談話中處處有他招牌式的幽默,令人難忘。他每天花很多時間散步、鍛煉,同時頗自豪于自己從大學時代一直堅持洗冷水澡至今。他健步如飛的樣子,讓人相信他的身體很好。不過他還是亦假亦真地開玩笑:“裝的,就像劉曉慶一樣,裝嫩。”沒想到,一個月後再聯繫他,他卻住進了醫院。他發來的短信依然輕鬆幽默,對生病的事輕描淡寫。但他的學生告訴記者,他剛剛動完大手術,馬上開始化療:“是最嚴重的那種病。”
願好人一生平安。相信這是很多人的心聲。
“我上臺鞠了一躬,表示我向這出戲告別”
南方都市報:你是在1978年寫這個劇本的嗎?
沙葉新:我的數字概念極差,連1978、1979都記不清楚。反正是“四人幫”倒臺之後寫的,《假如我是真的》因為涉及到共產黨的弊病,涉及到體制問題,所以在當時引起很大爭論。
南方都市報:那時候討論這個問題,壓力很大?
沙葉新:對,壓力比較大,後來中央召開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其實主要討論的就是《假如我是真的》。為了使這個目標顯得不是太突出,就拿了幾個劇本“陪綁”。提到三四個,但主要還是討論《假如我是真的》。
南方都市報:創作過程是怎麼樣的?
沙葉新:“四人幫”倒臺以後,創作力勃發的不止我一個人,整個社會都生機勃發,那幾年文學藝術界是少有的一種繁榮和興盛。這是因為被壓制了十年,有很多話想說,有很多苦水想吐,有很多藝術創作欲望都激發出來了。我當時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一個普通編劇,劇院的院長黃佐臨很開明,鼓勵和支援年輕編劇投入創作,我們劇院的創作環境、工作環境都比較好,我感謝上帝能讓我進入他領導的劇院。
南方都市報:你是畢業之後就進了這裏嗎?
沙葉新:對,我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然後到上海戲劇學院讀研究生。讀研後先是被分配在上海市文化局的一個理論研究室,從事理論研究,後來才被我們院長要到了他那裏。
在畢業之前,我還跟姚文元打了一個很大的筆戰。我寫了《審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當時全國文藝界都知道這件事情,我受到批判。據一位叫朱琨的老先生說,黃佐臨老師很欣賞我。《審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發表那天,黃院長從三樓去到二樓朱琨的辦公室將一張報紙輕輕地扔在他的桌上,說:“你看,小沙的文章!”非常自豪、得意。
後來我讀研畢業之後,黃佐臨很愛才,“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所以他對我有知遇之恩。那時是全國批判我這個23歲的人,鋪天蓋地的報紙,《光明日報》、《文匯報》發表文章紛紛批判我,那個集子那麼厚,而黃院長他竟然把我要到了他的身邊。我23歲時遇到黃佐臨,他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黃佐臨留學過英國,在皇家學院畢業,1949年以前,他在上海從事受左翼影響的戲劇活動,但是他更傾向于藝術為人生、藝術為藝術,而不是藝術為革命,而且他還喜歡喜劇。
南方都市報:你怎麼想到這出《假如我是真的》?這是一件真實的事情嗎?
沙葉新:那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個故事,就是有一個騙子,小青年。他冒充自己是將軍李達的孩子,然後他就在上海行騙,很多人都被他騙了。
這是真事,充滿了戲劇性,被騙的人有一位現在還健在,是一個德高望重的老幹部;他還騙了一些文藝界的著名人物和其他一些人。打倒“四人幫”之後,很快地幹部層面的不正之風就已經冒頭。比如搞特權、想把自己的孩子從鄉下調回來、增加自己的房屋面積、開後門這些現象已經有了,但是跟現在的腐化沒法比。其實故事的戲劇性,就在於小騙子說自己是高幹子弟,很多人就拍他馬屁。他利用這些人的私欲,和他們做交易。這個人聰明絕頂,二十多歲,我見過他,在監獄裏。
南方都市報:聽說你還跟公安一起去審問他?
沙葉新:對,但是我不能說話,這涉及到公安的紀律,我只能在旁邊像書記員一樣旁聽。根據這個我就想寫一部戲,可是並不只有我一個想寫。我們上海有十大劇院,越劇院、滬劇院等等,很多劇種的編劇都在採訪,收集資料,都想以這個題材來寫。可不久突然這些人都不寫了,因為上面有指示,進行干預,不准寫了。由於涉及到一個還在位的上海老幹部,影響不好,不讓寫了。
其實我也有過不想寫的過程,我不寫是因為知道大家都在寫,我就不想寫了。後來說大家都不寫了,他們不寫,我就非要寫不可了。
南方都市報:有沒有人給你打招呼?
沙葉新:沒有,主要是因為我所在的思想環境和工作環境比較好。經過採訪後,我就和我的二位合作者躲在無錫話劇團的團部那裏寫,因為這樣可以減少干擾,比較安靜。我們很快就寫好了,三個星期就寫好了吧。我和另外兩個人一起寫,一位叫李守成,一位叫姚明德,主要是我執筆。我那時候是專業編劇了,他們二位是演員。
南方都市報:你那時候年紀多大呢?
沙葉新:應該是三十歲出頭吧。寫了之後,我們去團裏念,哇!反應極為強烈。我們這個劇團還是有正義感的,演員都說要排,很強烈的呼聲。
南方都市報:但是那個時候你已經知道上面打過招呼不要寫了,你們不會有這方面的顧慮嗎?
沙葉新:沒有顧慮。“四人幫”倒臺之後,在精神上獲得一個大解放。我覺得在“文革”中給我最大的教訓就是,腦袋一定要長在自己的脖子上,絕對不能盲從。當時整個社會都在思想解放,都在沉痛地認真反思,我們國家怎麼會碰到這麼大的政治災難呢?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中國共產黨在思考,老百姓也在思考,我們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也在思考。“四人幫”倒臺以後,我們劇院也是處在這樣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中,劇院領導很支持,演員很支持,很快就排出來了。這出戲寫得很快,兩個星期,排得也很快,只有半個月。領導、編劇、導演、演員、全體舞臺工作人員,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充滿激情地把這個戲排出來。
劇本寫出之後,為了避開審查劇本的麻煩,我提出先不審查,直接讓劇本和導演、演員見面。我聲情並茂地朗讀完畢,獲得一片掌聲。導演胡思慶同志立即站起來,向領導請戰,要求由他來導演這出戲。這出戲後來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和胡思慶的勇敢與天才分不開的。以後我的《陳毅市長》也是他導演的,也同樣取得成功。讓我們記住這位英年早逝的戲劇天才。演出之後,反響巨大。
南方都市報:當時是先在上海演嗎?
沙葉新:先在上海演,一演出就引發了爭論。前排坐著的都是領導幹部,大都表情嚴肅沉默無語。後面坐著的是一般普通百姓,反應熱烈,拼命鼓掌。在1949年一直到《假如我是真的》出來前這段時間裏,在中國的劇壇上很少有一部戲敢於把幹部身上的缺點、弱點作為批判物件的。一個共產黨的劇院怎麼可以演出批評共產黨的戲呢?坐在前面的觀眾,是領導,是幹部,他們出於根深蒂固的“黨性”,不敢表示支持。後面的老百姓出於一種正義,出於一種熱情,就拼命地鼓掌。宣傳部也覺得對這個戲來講是個新經驗,很難表態。
南方都市報:當時沒有先內部試演一下,再對外公開演的嗎?
沙葉新:這個過程應該有的。先彩排,預演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然後就有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就是內部演出,不登報,一直沒有公開演出。
我們就希望公開演出,這跟黃佐臨的支持很有關係。但是,我相信那個時候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黨組織也是支持這個戲的,要不然光是黃佐臨一人支持,大概也很難演成。後來就達成了一個協議,就是內部演出,照樣賣票,但是就是不登報。
南方都市報:是啊,所以我能找到的東西很少,除了劇本。
沙葉新:可這個戲後來在全國普遍都演了,比如福建、廣東、浙江、江蘇、河南、河北包括新疆也演了。不宣傳都這樣的,登報宣傳的話那還得了?這說明這個戲至少在當時,是代表民意、反映民心、反映群眾呼聲的。還有一點,這個戲是喜劇,可看性比較強。好久沒有看過這樣的戲了,就是看了能使人哈哈一笑而且讓人深思的戲。這也是群眾喜歡的原因之一。
南方都市報:當時在上海內部賣票演了多少場?
沙葉新:幾十場會有吧。反響都是很強烈的,很多人要票,北京也演了。
巴金先生在他的出版在香港的《隨想錄》中,有三篇文章談到《假如我是真的》,題目好像是《小騙子》、《再談小騙子》之類的,都是談到這個戲。他在文章當中說沒有看過這部戲,其實他看過。黃佐臨告訴我的。巴金對這出戲的態度很明顯。後來我加入中國作協,受到一點阻力,巴金毅然當我加入中國作協的介紹人,這也可以看出他的態度。
南方都市報:這出戲一直沒有公演?
沙葉新:沒有,一直是內部演出,演了幾十場。後來迫於壓力還是停演了。我記得停演那天,我還上臺“向遺體告別”,也就是向這出戲告別。那天是在建工局禮堂演出,演出結束時我堅持一定要上臺和觀眾說幾句話,舞臺監督和劇導演有點緊張,都擔心我鬧事。我記得我上臺鞠了一躬,表示我向這出戲告別,在新中國的演劇史上,一個劇作者為他被禁演的戲公開上臺表示某種抗議,這是第一次,史無前例!
南方都市報:這出戲最終停演的原因是什麼?
沙葉新:宣傳部門不能讓這種“給共產黨抹黑”的戲再演下去。往深裏說,是因為這出戲涉及到體制問題,並不光是在淺表層面批判幹部的特權,有些人難以接受。我們本來找不到好的名字,一開始叫《騙子》,而且那些不喜歡這部戲的人也希望叫《騙子》,黃佐臨畫龍點睛地為此劇取為《假如我是真的》,便是對“體制”的尖銳提問,假如我真的是李達將軍的兒子呢?那不就什麼事也沒有了嗎?就不是詐騙、不是犯罪了嗎?這說明根本問題不在於騙子,而在於體制。
“我的入黨,由胡耀邦親自批示”
南方都市報:停演之後呢?發生了什麼事?
沙葉新: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召開了一個全國劇本座談會,其實就是針對《假如我是真的》這部戲的。從1949年到那時,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專門為一出戲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座談會的情況。當時我去了,但黃佐臨沒去。因為他們知道黃佐臨支持這出戲,怕他分量太重了,如果在大會上說出什麼話來不好處理。我去北京開會前,佐臨把我叫到二樓半一間小辦公室,拿出一盤錄音磁帶,親手交給我,他說:“小沙,你拿會上去發,裏面是我的發言!”他是院長,是此劇最大的當事人,居然這樣的會沒讓他去,可見這位一向謙和的老藝術家以一盤錄音帶所表達的激憤和抗議。
南方都市報:會上情況如何?
沙葉新:爭論,這個會是胡耀邦主持的,他當時是宣傳部部長。雖然會上一些人把我批評得很嚴厲,但我看得出胡耀邦的苦衷,他是保護我的,他不希望打擊我這個小年輕。所以他在會上介紹我的時候,把我說得特別高,什麼“當代的莎士比亞”之類。我很清楚自己的分量離他說的很遠,我知道他是想盡可能地維護我,怕傷害了我。
開完這個會後我寫了《扯“淡”》那篇文章。別人一聽名字就覺得很敏感,其實我這個“淡”字有個引號,就是淡季和旺季的“淡”。北京的劇本座談會開了以後,原來的戲劇很旺盛的,一下子就淡下去了。別人就說,你這是反對胡耀邦嘛!我說我沒反對胡耀邦呀,胡耀邦自己在大會講話中也說了:“我的講話,不是命令,不是指示,我說的是一點意見,意見是可以討論的。”我響應胡耀邦同志的號召,寫文章與他討論怎麼就是反對耀邦了呢?這才是真正的扯淡哩!
南方都市報:你入黨是什麼時候的事?
沙葉新:大概快進入1985年的時候,當時黃佐臨要退休了,劇院沒有人接這個盤。那時比較民主,經過黨內黨外背對背的調查,我的呼聲很高。並不是因為我有很大的才能,而是我比較老實,當了官以後不會貪污腐化。我二十多歲就進了劇院,經過“文化大革命”,我沒有出賣過人,沒造過反,大家還覺得我這個人比較用功,所以呼聲比較高。黃佐臨也想讓我接他的班,成為院長。可是要當共產黨的幹部的話,不是黨員怎麼行?
南方都市報:你那時還不是黨員?
沙葉新:不是。黃佐臨就勸我入黨。假如我投機的話,馬上就打入黨報告了。可是我回信說,你讓我想一想,這件事很慎重的。三個月之後我才跟黃佐臨說,好的,我可以爭取入黨。我想我今後能和鄧小平、胡耀邦在同一個隊伍裏,在劇院能和佐臨以及那麼多優秀黨員在同一個隊伍裏,是非常光榮的事,這樣我就寫了入黨申請書,可是就是不批准。不批准的不是我們劇院,我們劇院已經通過了。就像我加入作協也很困難,我加入作協的介紹人是巴金。我們劇院的部分黨員,就寫信給上海市委統戰部的知識份子處,知識份子處就給胡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還把我院部分黨員給耀邦的信交給耀邦的秘書,後來胡耀邦同志批示了,也向我傳達了,我印象很深刻。批示有一個總批:“該同志夠入黨條件,就應該讓他入黨。”起碼是肯定的意見吧。還有一個側批,就說到《扯“淡”》這個問題。耀邦同志的批示寫著“該文與我無關”,意思說這篇文章不是反對我的。這批示下來第二天還是第幾天吧,我沙葉新就成了光榮的共產黨員了。
南方都市報:夠快的。
沙葉新:第三天吧,全國頭版頭條發了新華社的通稿,報導我的,標題挺嚇人,《党的作家党的人》。一個入黨第三天的人,就變成了“党的作家党的人”了,這評價太高了,太搞笑了。一個普通編劇入黨還驚動了黨中央書記,又實在太荒唐了。
《陳毅市長》到中南海演出,耀邦同志來看了。看完還找我,可是那時候我不在,到安徽去了。後來別人跟我說,耀邦同志看完戲上臺跟劇組人員握手時,就問:“葉新沙呢?葉新沙呢?”他把我的名字記成葉新沙了。還有人開玩笑說,要是在封建社會,這可就是皇帝御賜的名字啊,那我就非改姓葉了。這是關於胡耀邦的幾件事。你可以感覺到他的開明、民主,一個普通的小編劇入黨,他都有批示,而且在看《陳毅市長》時還沒有忘掉我。
南方都市報:《陳毅市長》是在《假如我是真的》後寫的嗎?很多人都以為《陳毅市長》是趕緊“補過”寫的。
沙葉新:不是,是先寫的《陳毅市長》。其實沙葉新還不會這麼投機。《陳毅市長》是先寫的,就是沒有演。當時我們的羅副院長不同意演這出戲,因為寫陳毅老市長是一件重大嚴肅的事情,我卻用和正式戲劇不太一樣的形式,他接受不了,沒有排演。後來就寫了《假如我是真的》。其實這兩個戲的宗旨是一樣的。一個就是說共產黨不應該怎麼樣,一個就是說共產黨應該怎麼樣。一個表示批判,一個表示我的肯定。愛和恨是相通的。這兩部戲讓我開始進入劇作家的隊伍。
南方都市報:現在大家提起你還是會說這兩部戲。
沙葉新:人家就說,沙葉新真會寫啊,左的能搞,右的也能搞,好厲害啊!其實一個作家就是不能滑頭,不能投機。而且我認為人品和作品真的分不開,雖然我做得很不好,但是我會時時提醒自己。其實我以後的劇本比這兩出寫得好,如《耶穌·孔子·披頭士列儂》、《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幸遇先生蔡》,但在國內的影響不及這兩出,因為不讓演,只演了一部《耶穌·孔子·披頭士列儂》。
南方都市報:那次座談會有沒有給你定調子?
沙葉新:沒有,只是希望我修改。我內心很抵抗,就是不修改,我們三個作者的態度基本一致。具體要我們改成什麼樣我就忘了,無非是要突出黨的正面力量,要看出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不能突出反面人物,不能同情騙子等等。
南方都市報:你就是演不了,也不改?後來就沒有再演了?
沙葉新:沒有再演了。後來很快臺灣那邊就把它拍成了電影。這部電影是譚詠麟主演的。當時,譚詠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名氣比現在的周傑倫還要大,天皇巨星。可是他跟我說,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他並不出名。他第一次到上海來演出,剛下飛機,就跟記者說,我能不能見沙葉新?
他見了我,說:我就是因為演你的戲之後才出了名,才轉了運,出了名就不停地得獎。他認為:“你給我帶來了好運氣。可是你卻因為寫了這個戲反而在大陸遭罪,所以我要請你吃飯。”我就覺得這個人蠻好的,很講義氣。我記得我的女兒問我:“爸爸,誰請你吃飯啊?”我說譚詠麟。那時她她正在念高中,激動得很:“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南方都市報:電影主題歌是鄧麗君唱的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