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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古士塔夫  副市長: lukacsGu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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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焉@sars.come》警句(摘自第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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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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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 當時衛老師說,不論在沙皇的俄國,還是在斯大林的蘇聯,那一塊土地上永遠都有一批為了藝術,為了真理,不顧坐牢殺頭而堅守最後一道底線的作家藝術家,那就是人的高貴與尊嚴。便是普希金這樣的沙俄貴族,也敢寫出《致卡阿達耶夫》,《紀念碑》這樣直指專制沙皇的詩篇來。像肖斯塔科維奇,外面是希特勒的戰爭,裡面是斯大林的鎮壓,他依然寫出了像《第七交響樂》這樣真誠不朽的作品。可是看看我們,全軍潰敗,集體投降,一聲令下,任何個人的聲音都不見了。我們像豬狗一樣活著,沒有悲傷,只有恐懼。沒有勇氣,只有瘋狂。沒有尊嚴,只有傲慢。沒有對生命的敬畏,只有對權勢的諂媚……衛老師說,在他最絕望最怯弱的時候,他常常以俄蘇的那些作家藝術家自勵,他們是自己在黑暗中的一道光。
  • 與其說是我選擇了革命,不如說是革命選擇了我,就像一粒種子,在一個特定的時候從樹上落下來,被一陣偶然的風吹到某一處。那一處的土壤,陽光,風雨讓它生長起來……這一切,種子自身幾乎沒有選擇,你以為是你自己的選擇,實際上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我們那個時候的許多青年,應該說都是這樣。五四以來蓬勃於全國的新思想新文化,日本入侵華北後的危急情勢,年輕人對於當局的天然的反叛與質疑,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與五四思潮非常吻合的社會主義思潮,在那個時候,共產黨的理論主張,政治訴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現實性,你們只要看看當年共產黨的報紙,刊物,書籍,你們就會知道,為什麼那麼多有才有德有志的青年男女,會拋棄個人前程,拋棄舒適的生活,甚至拋棄家庭親情,投身到這樣一個事業中來。我剛才唱的那首《熱血》,就是三十年代左翼電影《夜半歌聲》的插曲: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個的歐洲,我們為著博愛平等和自由——我可以說,當時左翼的吶喊,共產黨的口號,幾乎和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口號是一樣的,反腐敗,反獨裁,爭民主,爭自由,要求社會平等社會公正,救亡圖存,振興中華……那時候的青年,比今天的更單純,更熱血,除了五四的影響,同時還有傳統文化中那種士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情懷和犧牲精神。所以,那樣的時代,一個優秀青年,去追求革命,追求進步,簡直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了,特別是其中那些衣食無虞家境富足的年輕知識分子。在這一點上,我們自己都常常為自己的這種情懷所感動。就像廣場上那些年輕大學生一樣,為自己的獻身精神感動。這一點,我覺得永遠是美麗的。但是,我們太年輕,我們太少政治生活的經驗,我們根本沒有機會發現和思考封建主義專制文化對一場大革命的深刻影響,更沒有發現和思考俄蘇專制的真相和它致命的弱點。因為當時,我們的黨還是在野黨,是被追剿被壓制的黨,必須謹小慎微全心全意站在大眾一邊,站在歷史進步一邊,才能獲得正義感道德感的支撐。可惜的是,一直到建國,我們都沒有機會好好從理論上,特別是制度上來思考我們的革命問題,我們的勝利來得太突然,太順利。延安時期,有人已經發現了一些苗頭,但是當時的日本人,國民黨人,都幫忙將這個問題掩蓋過去。我記得七十年代後期,我重看電影《冰山上的來客》,有一句一帶而過的台詞,讓我淚流滿面,那個裝作山民深入匪巢的戰士,最後遭到敵人暗算,臨死之前,對那個真古蘭丹姆說,我們太年輕了……年輕人的悲劇,是最讓人肝腸寸斷的。也是最無法避免的。後來,我們反思文革,反思反右大躍進,反思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思與我自己切身相關的反胡風運動,反思搶救運動延安整風,一直反思到早年紅軍時期的反AB團。其中許多,我都是親自參與過的,是以一種萬丈豪情捨身忘我的精神參加的,重新審視這一切,真是焚心煮骨。你們後來人,可以很冷靜很客觀,置身度外地來做這一切。但是作為一個曾將自己全部熱血,愛戀與貞操都奉獻其中的人來說,那種痛苦和尷尬是你們無法體驗的。這是一種刮骨療毒的痛苦,這是一種當眾脫衣的尷尬。所以,我們這一代中的許多人,寧願閉上眼睛,不再回望歷史,自欺欺人地將餘生混過去。當然,也有一些最現實的考慮,我們都老了,都已經失去了自立自理的力量,但一下又死不了,我們除了一點老資格,什麼都沒有了,在一個一切資源都要靠權利來分配的國家裡,你簡直就像一個嬰兒一樣虛弱,住房是別人的,工資靠別人發,光是看病這一點,就會讓很多人服服帖帖——想住院嗎?想住幹部病房而不是和那些髒兮兮亂哄哄的老百姓一起擠大病房嗎?想得到好的醫療嗎?想吃進口藥嗎?想讓有名的專家給你開刀動手術嗎?那就盡量別給我們找麻煩。在生命和尊嚴之間,中國人向來首選前者。所以,我對夫人說過,如果有一天我生病,需要的治療超出我們的能力,就讓它去好了,不要央求別人。今天你們幾位都在,我就把這話再說一遍,到時候千萬別讓我難堪。
  • 這裡,就出現了一種雙重的悲劇,我們連自己個人的情緒記憶,都附著在一種無處不在水銀瀉地般的意識形態文化上了。我們竟然沒有我們自己的純正的潔淨的文化載體,來記錄下我們的生命,沒有,真是一點都沒有,乾乾淨淨啊。其他國家有,包括那些最貧窮最落後的國家都有,連前蘇聯這樣的極權國家都有,它幾乎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作家藝術家們留下的自己的聲音,永遠閃爍著人性光輝的聲音,詩歌,音樂,小說,雕塑,戲劇……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還有剛才的肖斯塔科維奇……許多年之後,他們不必像我們一樣,尷尬地,曖昧地,酸甜苦辣地從你剛才說到的那一類藝術中,喚起自己的記憶,尋找自己的生命過程。不管多麼恐怖,他們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記憶。我曾想過,我自己在那樣的苦難中,為什麼不會寫下貝加爾湖這樣的詩與歌,讓我多年之後來吟唱它呢?我們那樣多的作家藝術家,又有誰在那些苦難的日子裡寫下過自己的苦難,人民的苦難,讓人們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夠深切地記住我們苦難的歷史,而不至於太過輕浮地遺忘呢?這一切,是比苦難本身更苦難的一件事。他們的記憶,是用自己的血寫在大地上的。我們的記憶,是別人用刀刻在我們的傷口上的。
  • 數十年來,我們失去了表達苦難和憂傷的能力,失去了表達愛的能力,我們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一次,我無意間哼起一段旋律,似乎和我當時陰鬱的心情有關,我突然發現,這是革命史詩《東方紅》中的一首歌: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對於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來說,不能不說是一件可怕的事。這樣一種現象,對於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究竟有著什麼樣的影響,我們今天還無法完全看清楚。
  • 衛老師說到這裡,臉色就黯淡下來,說,達摩提出的這個問題,看起來是一個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實真是一個大問題,這就是為什麼當局寧願讓港台三流歌星的商業演出佔領舞台,也不讓那些真正能夠表達個人或大眾痛苦與希望的歌發出聲音。今天,當我們不得不一再從舊有文化中尋找資源的時候,我們無意間也在強化某種舊有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也就強化了今天權力的合法性,這正是一些人非常願意看到的。
  • 我們從年輕的時候,接受的那一套,都是浪漫主義的,革命的,暴力的,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沒有多少理性,不講規則,不注重制度的建設——我們全部的精神資源,來源於法國大革命,來源於十月革命。就像我剛才唱到的那些歌,裡面都浸透了這種文化精神,豪情萬丈,無法無天,對一切都是批判的,摧毀的,砸爛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真是過癮得很。我寫過領袖的頌詩,我參加過新中國最早的大批判,我編寫過第一批新語文教材。可以說,十多年後,那些押著我遊街的學生,那些打罵我的孩子,就是我自己教育出來的……直到這種革命革到了自己頭上,幾乎永遠不可翻身的時候,才想起它的一些問題,但此時革命洪流已經不可阻擋,讓千千萬萬謳歌過它,獻身於它的知識分子甚至革命前輩都在那一片汪洋大海中陷於滅頂之災。所以,近些年來,我的一些思考其實是很痛苦的,它幾乎又要將我自己再次否定一次。如果55年,66年,是別人從一個方向對我的否定,那麼今天,則是我自己從另一個方向對自己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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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想主義熱情燒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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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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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熱情燒完了,緊接著而來的,就是市儈主義犬儒主義。利益的誘惑,對於年輕人來說,更加不可抵擋。當精神的滿足,道德的滿足已不可得的時候,物質的滿足,權力的滿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如焉》2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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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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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士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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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了,就有一讀的動力了。至於讀了會否有所啟迪,是另一回事。

不過,胡發雲寫作是有謀略的,少量沉重的東西是雜在大量輕鬆的故事中說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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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太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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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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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大陸禁書雖都能看到(盜版、網上),但現在的年輕人,一者是因貧富差距而未能受好教育成為憤青,一者是因出身太好(高幹子弟、留學、經營有成)而成為共黨的「詭異同盟」(明知問題卻礙於利益而拒絕反省與批評),這兩種情況如此盛行,他們都喜歡輕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以致於不加區別的擁抱民族狂熱甚至納粹思想,有多少人真能讀進去這種「蕭士塔高維契們」的東西呢?

這是中共成功之處,也是巨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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