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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出路:保護主義、比較利益、經濟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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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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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lukacs
小白兔(雞兔同籠)

起個頭來挖寶。台社文章。

2006.12.31  中國時報
公平發展 走出意識形態牢籠
瞿宛文

    台灣這一年來政治上紛紛擾擾,不過經濟成長率估計仍將達四%,股市到了年底也有些起色。這兩項表現在四小龍中雖皆居末位,也算差強人意了。但這是否就表示台灣經濟前途無庸憂慮?事實恐怕遠非如此。成長之所以持續,多源於過去數十年累積的基礎,然而就因應全球化尤其包括中國大陸經濟興起的挑戰而言,目前的政策作為則不單遠遠不足,甚至有所妨礙。年來多種金融弊案與企業營運外移的事件,是為部分徵兆。

    經濟總成長率的背後,其實有諸多令人憂慮的發展。今年的國內消費與投資都將接近零成長,亦即經濟成長還是依賴台灣最具競爭力的部門-即外銷產業。影響所及造成內需產業景氣低迷,譬如新車銷量今年降了三成。這六年來的投資平均年成長率幾近於零,原因或許多重,但對長期經濟發展則有明確而嚴重的負面影響。

再則,以根留台灣為目標的戒急用忍政策,已經引發適得其反的效果。企業逕自尋求各種方式來迴避這政策,如旺旺大幅減資以將公司移出台灣,日月光引入國外私募基金等;又如台灣股市新上市上櫃公司數目大減,企業紛紛在海外上市或籌資,而台灣的銀行卻仍無法對大陸台商提供融資。台灣金融市場所能提供的中介功能因而衰退,更加重了金融機構獲利壓力。最後就所得面而言,今年雖失業率微降,但實質薪資也將延續過去六年平均的零成長,資本利得所佔比例則繼續增高。

    上述現象皆為警訊,而這些發展是全球化下純經濟力量使然?是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所必然造成?還是執政黨政策錯誤所致?

    全球化是所有經濟體都要面對的挑戰,而中國經濟的崛起則是全球化下新近的重要發展,也是所有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台灣並非例外。特殊之處在於,因地緣與歷史關係,兩岸經濟關係已成為台灣經濟全球化之最主要部分。

    在全球化壓力下,不論企業或勞動力,甚至整個經濟體都面臨更強大的競爭壓力。維持競爭力已是發展的關鍵,對此任務國家角色並未消失,只是環境不同而作法必須改變。在我們熟悉的國際顧問機構的國家競爭力評估報告中,政府所需負責提供的軟硬體基礎建設項目以及人力資源與產業政策等,就佔了評估的重要部分。東亞各國政府就曾在過去運用干預性的產業政策,成功的促進了一波波的工業化與產業升級。

    如今全球化與世貿規章雖改變了遊戲規則,以致有些政策無法再用,但仍留下不少其他可利用的政策空間,譬如補貼研發的科技政策等。曾有人悲觀的認為資本流動性提高後,政策將無法對其做任何約束與規範。不過全球性的跨國企業至今多仍保有母國,並至少在母國維持營運與研發總部。這在較有規模的跨國企業中很少例外,因此並非完全無法規範。即執政者對投資不振並非沒有責任。

    既然企業是市場經濟體中基本的運作單位,因此本地企業要具有競爭力,整體經濟才能在全球化下有較好的發展。而要讓本地企業維持競爭力,就必須給予它全球布局的空間。經濟政策的任務,是要確保企業能有良好的生存環境與營運空間,並使本地人力資源具有競爭力。此外國家仍應運用產業政策來促進企業進行產業升級維續發展,並且經由適當財稅政策促其參與社會契約,與本地全球化的失利者分享部分資源。如此才能確保社會和諧並維持社會公平。

    讓我們以這個理解框架來檢視前述投資不振的問題。一般看法常以為企業生產外移(尤其是移往中國大陸)是導致台灣經濟不景氣的原因,而能見度高的高科技產業更是罪魁。實際上雖說近年來台灣高科技產業將部分生產外移,尤其移至中國大陸,但這產業卻也持續在台投資,並且是台灣最主要的投資部門。同時此產業在台雇用員工數目的成長率雖低於其產值成長率,但確實仍繼續成長。總之這是一個台灣培育了數十年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其生產外移並非造成台灣經濟低迷的原因。

    其實十多年來佔台灣經濟產值近七成的服務業,其投資比例持續下降才是造成整體經濟投資不振的主因。這部門過去受到過多的保護因而競爭力較弱,又在自由化過程中或因受到政商關係不當影響,或因政策不當等因素,以致投資不振競爭力難以增進,是個前途堪憂的部門。如前述,維持產業競爭力實為發展關鍵,而非外移與否。

    這六年來,新執政黨的經濟政策並沒有全盤因應全球化的方案,只有以防阻中國影響為目標的戒急用忍政策。這政策不單被動而無前瞻性,更清楚妨礙企業的競爭力。這一方面導致前述適得其反的效果,一方面也使得政府為了補償企業主在這政策下的損失,故在國內政策上向資本傾斜,因而更無能要求企業參與社會契約,來補償全球化下的本地失利者。更重要的是,這政策並沒有提出積極具體的因應之道,更談不上提出一個經濟發展的願景。

    此外,新政府熱心推動以新自由主義為師、以自由化為其主要內容的各種「改革」,但卻多造成公營事業在私有化過程中,淪為黨派化而非公共化,以致於成為股民心目中的「泛綠概念股」。同時,其黨派化去專業化的「改革」也已對過去曾成功推動成長的經濟官僚體系造成不容忽視的損害。近一兩年來的二次金改,不單在建立市場秩序與培養本地企業競爭力上成效可疑,頻傳的弊案中也只見到政商勾結,難看到公共性政策意涵,以致自由化改革如今幾已淪為鞏固權力的藉口。因此就持續經濟發展與維持社會公平這兩項重要執政目標而言,六年來的新執政黨是明顯的失職。

    如上所述,執政黨基於意識形態理由,不願面對全球化下大陸經濟的崛起,忽視發展與公平之目標,因而在其面對國內外經濟問題時捉襟見肘漏洞百出,這恐怕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所在。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中心研究員,台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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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 ECFA未能促進台灣對中國出口增長,也未能增進外資投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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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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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檢討 振興台灣競爭力

 

童振源

聯合報,2011/5/4

 

        感謝陸委會高長副主委提出諸多兩岸經貿數據,讓社會有更多資訊判斷台灣的國際經濟處境。然而,除了政府沒有提供ECFA早期收穫項目的歷史資料而無法分析之外,台灣的競爭力確實在下降,希望政府能務實檢討,以振興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首先,台灣對中國的出口「成長率」確實大幅衰退。今年第一季台灣對中國出口成長14.3%。然而,在去年兩岸沒有簽訂ECFA時,台灣對中國出口成長率卻高達75.6%,今年第一季足足下降61.3個百分點。

 

當然,去年第一季台灣對中國出口快速成長是受惠於世界金融危機後的景氣復甦,但是台灣對其他國家出口成長率卻沒有下降這麼快、甚至還有增加。例如,今年第一季台灣對美國出口成長率為23.7%,比去年第一季反而增加5.3個百分點。正因為台灣對中國出口成長率下降幅度遠超過其他國家,所以中國占台灣出口比重從去年第一季的42.8%下降到今年第一季的40.9%。

 

        其次,馬總統不斷告訴國人,我們不簽訂ECFA,台灣對中國出口會失去競爭力。結果兩岸簽訂ECFA後,馬總統反而在慶幸台灣對中國出口比重下降。台灣的出口市場確實較為分散,但這應該不是當初ECFA的目的,反而是馬總統認為ECFA應該可以避免的結果。

 

同時,高文強調今年第一季台灣對東協出口增加34.1%,認定台灣沒有被邊緣化。事實上,去年第一季台灣對東協的出口成長率高達64.4%,看不出受到東協加一的衝擊。反而是,兩岸簽訂ECFA之後,今年成長率下降30.3個百分點。

 

再就對中國投資而言,至2007年底台灣對中國投資累計649億美元;至2010年底累計973億美元。也就是說,馬總統執政三年,台灣對中國投資增加324億美元,占1988-2007年累計649億美元的49%。特別是,2008年台灣對中國投資增加128%,去年再增加102%。

 

馬總統經常批評民進黨政府是鎖國政策、不願開放台灣對中國投資,但高文卻在說明民進黨執政時台灣對中國投資大幅擴張,包括占台灣GDP的比重快速增加。難道馬總統在誤導民眾,不應批評民進黨政府是鎖國政策?

 

再就外商投資台灣而言,高文認為2007年是一個特例,這是見仁見智。即使排除2007年數據,台灣吸引外資的能力確實在最近三年快速下降。2000-2006年台灣吸引外資平均每年59.6億美元,2008-2010年平均每年只有56.2億美元。而且台灣吸引外資金額從2008年的82億美元降到2009年的48億美元,即使2010年世界金融風暴已經平息,仍繼續衰退到38億美元。民進黨執政的前七年吸引外資的金額,有五年超過國民黨執政的38億美元。

 

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是相當嚴厲的,但唯有認清殘酷現實,我們才能妥善因應嚴厲挑戰。民進黨政府時沒有妥善因應好這項挑戰,但是國民黨政府也沒有準備好。這是台灣人民要共同面對的嚴厲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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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刺激日韓快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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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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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刺激日韓快速反應(趙文衡)

2009年12月31日蘋果日報

在這次有關ECFA的討論中,除了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本身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外,大家忽略了ECFA對其他亞洲國家貿易行為的可能影響,而此一影響不但將抵銷ECFA為台灣帶來經貿上的利得,並且將使ECFA成為台灣圍堵自己,甚至邊緣化自己的一股巨大的反噬力量。

反促東亞經濟整合

筆者這裡所指的影響即ECFA的骨牌效應。所謂的骨牌效應,簡單的說,就是亞洲國家因為擔心ECFA帶來的貿易轉移效果將對其出口造成威脅,而紛紛尋求簽訂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定)以為反制。
就在今年10月,韓國突然改變以往一貫對中國—韓國FTA的反對態度,轉而同意兩國積極進行FTA的洽簽。根據韓國分析家解釋,此一令人驚訝的轉變係由於兩岸ECFA的簽訂將對韓國輸出中國的產品例如液晶面板產生威脅所致。
在日本方面,為了因應兩岸ECFA的提出,在不久前日中韓經貿部長會議中,已決定明年上半年啟動「產官學FTA共同研究」。兩岸ECFA反而可能促成久無進展的日中韓FTA。甚至更進一步,台灣一向非常懼怕的東協加三FTA,也會在ECFA的刺激下誕生。
東協加三在今年10月舉行的峰會上,已開始討論成立FTA可行性,原先一般認為東協加三因中日韓間歧異過大,成立FTA的可能性不大。現在日本分析家甚至認為,兩岸ECFA將是促進亞洲整合的原動力。
這樣的發展對台灣好不好,主要是看台灣能不能加入東亞整合,或者具體的說,能不能加入東協加三FTA。如果因為中國的阻撓,而使得台灣將來無法加入東協加三FTA,那麼台灣追求ECFA就是自己實現一個自己所懼怕的巨大威脅,圍堵自己的貿易出口,創造一個毀滅自己的風暴。一個沒有台灣的東亞經濟整合,將會造成台灣徹底的邊緣化。
這樣看來,台灣為了免除東協加一FTA的威脅,卻製造另一個東協加三FTA更大的威脅。一些極力鼓吹ECFA的產業,企圖以此獲得在中國的競爭力,但卻沒想到簽訂ECFA最後不但得不到在中國市場的優勢,反而將使他們丟掉其他所有東亞的重要市場。
另一方面,對中國來說,ECFA可以實現中國長久以來無法達成的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布局。中國自2001年起即以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為其經貿大戰略的最高指導原則,欲利用此一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擴大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
然而,中國在與東協成功的簽訂了FTA之後,與日韓FTA卻遲遲無法有所進展,主要是因為日韓的歷史情結以及對中國的顧忌。兩岸ECFA的簽訂顯然將會替中國突破此一困境,成為中國整體經貿大戰略的關鍵中的關鍵。

台灣恐陷空前困境

中國將藉由ECFA來促成東協加三FTA,最後達到鞏固其在東亞地區領導地位的目的。顯然,ECFA的簽訂為中國提供了巨大的利益,其利益絕對大於台灣由ECFA中的獲利甚多。
在此情形下,中國不簽ECFA損失的比台灣多,台灣就擁有談判的籌碼,不必卑躬屈膝,讓人予取予求。況且若不利用此一籌碼,在協定中確保台灣將來簽訂FTA的權力,在完成協定後,台灣就無任何機會可以獲得中國的承諾。
政府不要天真的以為簽訂ECFA後,中國就會「自動」放棄阻礙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FTA,故而不必在ECFA中處理此一議題以免橫生枝節。這是對未來不切實際的幻想,對眼前的驚慌所做的錯誤決定。
如果不在ECFA中處理此一問題致使中國繼續阻撓,那所有ECFA所帶來的正面效果都將變成負面,簽訂ECFA不但毫無意義,並且會使台灣經濟陷入空前的困境,這不是一個政府所該做的事情。
所以在ECFA談判中,對台灣真正重要的不是ECFA本身,不是早期收穫,不是關稅減讓,而是要在協定中確保台灣將來簽訂FTA的權力。這樣才會使ECFA成為一個有助於台灣經濟發展的協定。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美國馬里蘭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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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趙的文章看來,台灣真了不起~~~~~夜路高歌,給自己壯膽,大陸會買帳嗎?

倒是東南亞,與中國的FTA將很快變成分工的下游了。以前是水平分工,現在變中國主導,且居於產業鏈的上端。看人均就知道了;廿年前星馬泰,甚至印尼,遙遙領先,是中國廿倍、五倍與一倍的領先幅度;現在星僅為上海等三倍,馬與中國沿海浙江等已無差異,泰與中國平均相當,印尼不過中國一半,且差距還在拉大。中國市場已是東協五倍,誰需要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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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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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在這個跟貼多多討論ECFA與東協加一...

自由時報12/30日頭版頭條新聞:

In Southeast Asia, Unease Over Free Trade Zone

By LIZ GOOCH

http://www.nytimes.com/2009/12/29/business/global/29trade.html

KUALA LUMPUR — When the clock strikes midnight on New Year’s Eve, China and 10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will usher in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free trade area. While many industries are eager for tariffs to fall on everything from textiles and rubber to vegetable oils and steel, a few are nervously waiting to see whether the agreement will mean boom or bust for their business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10 states that make up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as soared in recent years, to $192.5 billion in 2008, from $59.6 billion in 2003. The new free trade zone, which will remove tariffs on 90 percent of traded goods,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that commerce still more.

The zone will rank behind only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and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in trade volume. It will encompass 1.9 billion people. The free trade area is expected to help Asean countries increase export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commodities that resource-hungry China desperately wants.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has faced less vocal opposition than the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zones, perhaps because existing tariffs were already low and because it is unlikely to alter commerce patterns radically, analysts say.

However, some manufacturers in Southeast Asia are concerned that cheap Chinese goods may flood their markets, once import taxes are removed,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retain or increase their local market shares. Indonesia is so worried that it plans to ask for a delay in removing tariffs from some items like steel products, textiles, petrochemicals and electronics.

“Not everyone in Asean sees this F.T.A. as a plus,” said Sothirak Pou, a visiti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Singapore.

Asean and China have gradually reduced many tariff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under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 which was signed in 2002 — China, Indone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will have to remove almost all tariffs in 2010.

Asean’s newest members — Cambodia, Laos, Vietnam and Myanmar — will gradually reduce tariffs in coming years and must eliminate them entirely by 2015.

Most of the goods that will become tariff-free in January — including manufactured items —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import taxes of about 5 percent. Som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arts for motor vehicles and heavy machinery will still face tariffs in 2010, but those will gradually be phased ou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overtaken the United States to become Asean’s third-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fter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overall trade balance has shifted slightly in China’s favor, although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rade balances, said Thomas Kaegi, head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t UBS Wealth Management Research.

Singapore, Malaysia and Thailand have only small trade deficits with China, while Vietnam’s has grown substantially in recent years. In 2008, Vietnam exported items worth $4.5 billion to China but imported about $15.7 billion worth of Chinese goods.

In Indonesia, the textile and steel industries are particularly nervous about the lifting of tariffs, prompting the government to say that it would ask for a delay on some provisions. No time frame for submitting the request was given, but the Asean secretariat said it had not yet received an official request.

While competing with more Chinese imports may pose new challenges for Asean manufacturers, analysts say increasing their access to the 1.3 billion people of China could produce significant benefits.

Rodolfo Severino, who was secretary general of Asean from 1998 to 2002, identified Malaysia — which already exports palm oil, rubber and natural gas to China —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that might benefit most from the removal of tariffs.

But nations like Vietnam that focus on the production of cheap consumer goods are more likely to be hurt, said Mr. Severino, head of the Asean Studies Center at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Singapore.

Those countries may need to look for new export products and identify new niche markets, he said: “This is the nature of competition.”

Song Hong, an economist, expects that China will import more agricultural goods, like tropical fruit, from countries like Thailand, Malaysia and Vietnam when the trade area takes effect. That could hurt Chinese farmers in southern provinces like Guangxi and Yunnan, said Mr. Song, director of the trade research division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Beijing.

Mr. Sothirak, who was Cambodia’s minister of industry, mines and energy from 1993 to 1998, said the removal of tariffs might help increase Cambodia’s agricultural exports to China. Cambodia needs to diversify its export markets because its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ve declined, he said.

While he does not hold much hope that Cambodian textile exports would be able to compete with China’s highly developed garment industry, he said he believed the free trade area might entice more Chinese garment factories to set up operations in Cambodia, where production costs and labor are cheaper.

Pushpanathan Sundram,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Asean for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 costs involved” for some countries when the free trade area took effect, but he said he believed China and Asean would “mutually benefit.”

Despite the expectations for increasing trade, Mr. Severino predict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rade zone would not be a “breakthrough event” setting off a dramatic surge in commerce come January.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traders and investors consider, and the trend has been going this way anyway,” he said. “What this does is to send out good signals and show the determination of governments to make things easier.”

紐時:中國後天加入自貿區 東協剉咧等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dec/30/today-t1.htm

〔編譯陳柏誠/綜合報導〕《紐約時報》週二報導,中國和東南亞國協(Asean)(俗稱東協加一)馬上將於一月一日成立全球第三大的自由貿易區,不過部分國家對此感到惴惴不安,因為免除中國廉價產品的進口關稅,不只將導致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赤字惡化,業者在其本國的產品市佔率亦可能岌岌不保,可能必須被迫另闢蹊徑,為產品找尋新的出路,這項協議是福?是禍?難以逆料。

中國廉價品統統免稅

衝擊當地製造商生存

《紐約時報》指出,中國和東協貿易的多數產品,目前仍需支付大約五%的進口稅,不過自明年一月起將全部免稅。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對中國雖然只有小幅貿易赤字,不過越南近幾年來對中國貿易逆差卻大幅增加,去年該國出口中國的金額只有四十五億美元,進口中國產品的金額卻高達一五七億美元,印尼的紡織和鋼鐵業則特別擔心免稅的衝擊,未來實施全面免稅後,情勢可能對東南亞國家更加不利。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Asean研究中心主管西菲利諾表示,像越南這樣一個集中在生產廉價消費品的國家,比較可能受到傷害,這類國家可能需要尋找新的出口產品,並找出新的利基市場,因為「這就是競爭的本質。」

一旦免徵進口稅,東南亞一些製造商擔心廉價中國產品可能充斥東南亞市場,造成當地製造商要維持或提升市佔率變得更加困難。印尼擔心到要求延後對鋼鐵產品、紡織、石化以及電子等商品實施這項措施。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資深訪問研究員Sothirak Pou表示,「不是每個會員國都認為FTA是一項利多。」

中國和東協十國的貿易近年來快速攀升,由二○○三年的五九六億美元,增加到去年的一九二五億美元,免除九成產品關稅的自由貿易協定(FTA),預料會促使雙邊貿易額進一步提升,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恐怕會讓Asean各國疲於應付。

東協貿易赤字將惡化

恐讓會員國疲於奔命

另外路透報導,中國商務部參贊張克寧說,中國與東協簽署這項協定,有助為中國活躍的製造業利用那些國家的資源,隨著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中國可藉由進口更多東南亞國家產品來調整貿易模式。

對於印尼擔心中國的鋼鐵和石油化學等產品,可能會大量傾銷印尼而傷害當地業者,因此,印尼上個月有意延後協定的最終落實。張克寧說:「這只是某些產業的意見,不代表印尼政府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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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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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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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活路的外交關係,

那是一個台灣當局的對外政策!!

說實在的,

台灣跟澎湖,

是兩個中華民國的模範島!!

金門跟馬祖是兩個前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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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洪 財 隆先生論C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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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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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院執意力推跟中國簽署CECA(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的結果,其實已將國內原本面對兩岸經貿關係的三派主張,涵蓋論述光譜左邊最激進的遠離中國(拒絕三通與任何經貿協定)、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不歧視也不特別優惠中國),以及透過優惠性協定加速與中國經濟整合比如CECA等,悄悄地打成兩個陣營,亦即前兩者已被迫匯流,此對國內政經版圖的重整勢必帶來深遠影響。

其實,CECA不等於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經貿正常化是去除雙方的不必要經貿障礙(如直航)或就現實需要的功能性議題,比如雙邊投資協定或租稅協定依序進行合作,而更緊密、更優惠的經貿協定如CECA、CEPA者則遠遠超過經貿正常化階段

其次,CECA不等於經貿自由化,因具有經貿差別待遇或特別優惠特質,也因此將妨害「比較利益」法則的發揮。事實上,真正的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主張者,對兩岸因市場自然分工所導致的經濟整合或「不對稱依賴」(指台灣的對外貿易與投資過度集中中國一地)雖然憂心,但也知道那是市場力量殊難抗衡,但對透過貿易政策或CECA加深此一依賴局面,則難以接受

再者,特定產業的利益或損失不等於CECA的整體經濟效應。經過模型設算,初步看來特定產業比如紡織品與塑化(石化)固然會因CECA之後獲益,但諸如運輸工具產品、非鐵金屬製品、電機及電子產品卻也會因此蒙受不利甚至萎縮,因為這些產品關稅比較低,所以CECA之後,資源會被排擠而流向上述獲利產業。單單只提好處一方的作法也太過偏頗,況且,如果CECA的簽署將有利於勞力相對密集產業,這是台灣要的未來經濟發展方向嗎?

更嚴重的是,CECA將讓中資待遇優於一般外資,嚴重衝擊國家(經濟)安全。目前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角仍由國營企業或主權財富基金擔綱,非純粹經濟或商業考慮。目前陸委會或經濟部對中資是否要和一般外資等同看待(基於上述理由應更加嚴格)都還舉棋不定,現在CECA卻極可能對中資採取比一般外資還優惠的規範,確實值得憂慮。

另外,台灣因中國有計畫杯葛而無法參與東亞經濟整合過程,在包括特定產業的關稅待遇、外人投資與金融貨幣議題等領域的確會有不利影響,然而,弔詭的是,台灣愈急於與中國洽簽CECA,議價能力只會愈低,中國也愈不需要在簽署CECA之前,對不封鎖台灣參與東亞經濟整合或台灣與中國以外的國家簽署FTA做出承諾,當然也就不需要在簽署CECA之後即改變目前很管用的經濟戰略。脅迫下的選擇不是真正的整合,比較接近兼併、歸順或順從。

換句話說,兩岸簽署CECA的最佳條件即是,不設任何前提並由中國明白宣示,不再杯葛台灣對外洽簽FTA。如此一來,經貿上透過台灣也能跟重要經貿伙伴簽署FTA而抵銷掉單獨傾向中國的優惠效果,稍稍緩和國內疑慮,戰略上也相當程度可以遏止中國對台的封鎖作為與意圖

而且,藉由CECA來吸引外資或美日等國與台灣簽署FTA的講法也並非完全言之成理。事實上,美日各有自己的FTA戰略盤算,更何況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含三通直航)也足以證明兩岸已趨向和解,也已構成吸引美日與台簽署FTA的有利條件,這時候兩岸再簽一個七折八扣、顯然不會是高品質的FTA或CECA,並不會為上述想法增添太大額外助力,反倒先在國內引發重大分歧。

兩岸制度性經濟整合是何等大事,豈可輕佻或急迫,而中國多年來處心積慮透過東亞區域主義蔓延對台所施加的經濟戰略顯然已經奏效,對台灣的經濟、政治與主體思維的副作用也已逐漸浮現,CECA的提出與操作就是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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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GDP已經超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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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7-12/10/content_7225943.htm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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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寧贈美帝不予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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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中國時報 2007.05.25 
戰略經濟對話閉幕 金融開放 外資登陸發行信用卡   劉屏/華盛頓廿四電

    美國與中共間的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廿三日在華府閉幕。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與美國財政部長鮑森共同對新聞界宣讀聲明。吳儀並說,解決問題,需要的是磋商和對話,「而不是動輒就使用威脅和制裁」。

    中方承諾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業,包括外資銀行可立即在中國大陸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信用卡。中方也將保護智慧財產權。兩國並達成協議,直航班機將在五年內增加一倍以上。

    為了籌備「戰略經濟對話(SED)」,美政府全力以赴,動用大批中、英雙語的專家,而且光是部長階層的聯席會議,就舉行了五次之多,其中一次還是美國總統布希親自主持。

    華裔的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以「史無前例」形容這種作法。事實上,兩個國家的卅餘位部會首長,一天半的時間,哪兒也不去,一個個乖乖地坐在會場,戴著耳機(聽取同步翻譯),絕大多數時間只能聽,兩個大國,各有半個政府被「圈」在會場,這也是史無前例的。

    與半年前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SED相比,美方作法有極顯著的改變,也是因為美方進一步體認到文化重大差異。趙小蘭舉例說,溝通過程中,中國人覺得數字有說服力;美國人覺得故事比較吸引人,所以一開始就有了差距

    當時美國人經過長途旅行,十分勞累。而且既然是閉門會議,也就不講究繁文縟節,美方幾乎沒有人準備書面資料,結果令中方誤以為美方缺乏準備,甚至缺乏誠意。因此這回,美國的十七位部會首長,個個準備了Power Point,而且最遲在會議之前一星期,必須彙整。

    趙小蘭說,中國重視細節。為了展現美國尊重中方這種態度,這回美國政府「開了無數次的會」。從基層開始,逐漸至高層,最後由總統主持。趙小蘭是布希政府最資深的閣員之一,她的結論是,「從來沒有這麼多部長為了一件事開這麼多次會」。

    討論智慧財產權,一位美國部長乾脆帶了台i-pod到現場,告訴中方,這是蘋果電腦創始人史提夫.賈布斯研發出的,「政府的角色是什麼?就是確保賈布斯的創意不被竊取,才能鼓勵更多的研發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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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國家講究「計畫」、重視「數字」、突出「技術」,比帝國主義還要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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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克司令台灣經濟帝國主義做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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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2.27 
經濟雙向的戰略思考
洪財隆

    據說解放軍的導彈部分電子零件來自所瞄準的台灣,而台灣國軍所穿的襪子卻由中國負責製造(或許也是台商)。這則冷笑話一方面暗示了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其實也反映出兩岸產業分工的基本格局:台灣多生產並出口資本與技術密集產品,而中國則以勞力密集產品取勝,而且,電子零件跟襪子分屬不同產業。

    不過,隨著台商投資中國從早期的傳統產業為主,逐漸轉移到電子資訊等高科技領域,兩岸貿易形態近年來也已產生若干變化,尤其是彼此出口跟進口近似產品、但分屬上下游不同製程的「產業內」貿易已經日居主導地位。目前台灣出口到中國(去年大概六五○億美,主要反映台商回購)的八成以上產品,台灣從中國輸入(去年大概二五○億美,主要反映台商回銷)的近六成產品,都是這類半成品或零組件。

    可以說,兩岸產業內貿易的興起,不僅印證了李登輝先生近來有關「經濟活動本質為雙向」的提醒,也預示了部分台灣現行的兩岸經貿政策或思維,包括直航的利弊得失、對中國的限制性貿易政策,甚至鼓勵台商回台投資等舉措,可能都必須重新通盤考量。不開放也要知道其成本到底有多大,開放則更需要瞭解其未來可能衝擊並提早因應。

    以直航為例,既然貿易是雙向的,有來有往,所減少的運輸成本不僅會增加台商對台灣的採買或回購,同時也會增加回銷效果。一般認為回購會增加本地的生產與投資所以具有正面效應,而回銷則因與台灣的本土產業競爭,所以值得擔憂。其實,如果能夠回銷也隱含著具有成本或品質優勢,短期而言當會對本土產業造成考驗(如屬產業內貿易則調整成本並不大),長期來看則因本土產業得以取得更便宜或更多樣的半成品與零組件,生產活動將更具效率與競爭力,最後提高附加價值與利潤。

    當然,這些都只是老生常談,而且直航因涉及「一中問題」與政府談判,成局與否並不完全操之在我。倒是有一項包括外商在內抱怨多年的「部分大陸產品進口限制」作法,其對台灣經濟的負面影響與未能直航雷同,而且台灣單方面就可以改變並從中獲利。

    根據國貿局的最新統計,在全數一○八九八項可貿易的農工產品中,台灣禁止中國產品輸入高達二二三六項,其中農產品有八二九項而工業產品則有一四○七 項,合計禁止比率約佔兩成。雖然陸續開放中,但速度卻是牛步化,○五年額外開放八十二項中國貨品進口到台灣,○六年只開放二十五項。

    實際上的貿易禁制效果應該不止於此,因為所禁止的項目往往就是最可能的進口產品,而且所謂的開放進口項目中,有許多仍須透過層層申請才能進口。至於哪些項目可以開放與開放時機、申請能否通過與批准額度,在在都是可供遊說的好標的,也是潛藏的貪腐來源,畢竟,「不危害國家安全及對相關產業無重大不良影響」的審查標準顯然太過抽象。更重要的是,此一對中國的限制性貿易政策不僅嚴重違反WTO的非歧視精神,同時也不利於台灣本身的經濟發展。

    政府目前挖空心思並投入相當資源,企圖藉由提供各種租稅減免或種種優惠來吸引在中國的台商回台投資,方向上可能沒有錯,但對深受全球化的競爭壓力而將跨國投資作為發展策略的企業而言,哪裡可以提升附加價值與利潤,才是他們的落腳處。公部門所提供的優惠條件與效果,恐怕相當有限而且遞減。政府影響經濟活動的「比較利益」應該還是在於制訂出完善的制度與真正可行的政策上面。

    依當前兩岸的產業分工與佈局來看,透過區域經營模式最符合企業利益,尤其是「中國加一」(同時投資於中國與另外一地,比如台灣)模式最為允當,可同時兼顧中國的龐大商機與潛在風險。或許可以透過這樣的經濟戰略高度,重新檢視並釐清現行的兩岸經貿政策,包括本文所提及的直航與限制中國產品進口等問題。(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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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中國毀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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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濁水誤讀統計數據   自由時報

■ 曾麗珍

前立委林濁水先生之「三個錯誤的刻板印象」(一月五日)一文,對經濟統計數據做了錯誤的解讀。僅提出個人觀點如下:

一、 林先生認為,根據中國的統計,戒急用忍時期台灣平均每年投資中國三十一.三八億美元,陳水扁執政前五年台灣平均每年投資中國二十九.八一億美元,所以陳水扁時代對中國投資比戒急用忍時代少。

林先生只提出流量觀念,未考慮存量觀念,難道每年三十億美金一直流入中國,對台灣都無傷?何況按林先生之數據,總計台灣這十二年來對中國的投資,才一兆一千多億台幣,和美國統計之數據已達七兆台幣以上,相差太遠。

林先生又談到同樣每年台灣投資中國約三十億的水平,創造出鴻海自一九九九年營業額三八二億台幣,到二○○五年暴增為四二一六億,十一倍,林先生可能沒把鴻海近幾年大量公開市場籌資大肆購併而營收大增的數據考慮進來,還有到中國cost-down,營收衝上來了,但獲利並沒有等比例跟上來的數據也納進來。

二、林先生以國內固定投資佔GDP比例而言,九○年代對中國和對台灣投資都很高,但是二○○○年以後,對中國投資減少,對台灣投資也減少。

用中國的統計數據作為台灣投資中國多寡的判準,容易錯誤,加計投資存量效用,其對台灣的傷害,可說一日日加劇。引用國內固定投資佔GDP的比重,只可看出,台灣的對內投資,九○年代確實比二○○○年後更高,也就是台灣和中國經濟越往來,台灣的對內投資越萎縮。

三、林先生認為,根據中國之統計,九○年代台灣對中國投資資金較多,但是台灣經濟成長率反而較高。

經濟成長率要放在經濟循環及全球經濟景氣環境中來看才不會失真,九○年代是美國新經濟階段,台灣為美國高科技最佳夥伴,縱然廠商開始投資中國,仍和全球同享新經濟榮景;到二○○○年全球網路泡沫危機,二○○一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降到二%,台灣降到負二%,無論到中國投資多或少,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一定都較九○年代遜色,這根本不比即明。

林先生說:「勞力密集產業,不外移也只能關廠」,但有的產業關廠不是因為勞工薪資,而是因為群聚效益已經移到中國,所以不得不跟著移去,難道台灣的產業要一個個因為這樣連根拔起?筆記型電腦是一個完成式,IC製造和設計是現在進行式!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史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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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川:第三改革爭論:標誌性事件和代表性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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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馬國川:第三改革爭論:標誌性事件和代表性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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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改革開放的第一天起,中國改革的目標是什麼、改革之路如何走這些問題的爭論就綿延不斷。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改革開放的過程也就是諸多觀點不斷爭論的過程。只是由於社會環境的不同,改革的爭論也呈現出波峰浪谷。綜觀28年以來的改革史,爭論的波峰出現了三次:1981-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前為第一次,爭論焦點是計劃經濟與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9—1992年十四大前為第二次,爭論焦點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自鄧小平南方談話終結「第二次大爭論」以後,爭論仍然時有發生。例如,關於「非公有制經濟是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私產保護可否入憲」等問題的爭論曾一度十分激烈。但是,真正的第三次改革爭論是從「郎顧之爭」開始的。

      郎顧之爭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在上海復旦大學發表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指責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利用「安營紮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迎人、借雞生蛋」七板斧伎倆,侵吞國有資產,席捲國家財富。顧雛軍指責郎咸平是在「誹謗」,並對郎咸平提起訴訟。此事一經媒體披露,立刻引起社會強烈關注,進而引發了關於國企產權改革的爭論。郎咸平認為現在社會最大的威脅是國有資產流失呼籲停止國企改革,他宣稱,「國企不進行產權改革也可以搞好」,他建議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停止MBO(管理層收購)。雖然對國企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大陸學者早就揭露過,但是他們使用的是學術語言,很難引起大眾關注的目光。而郎咸平以情緒化的語言訴諸大眾,再加上其香港學者的特殊身份,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從而颳起了「郎旋風」。

      吳敬璉承認,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確實出現了郎咸平所激烈批評的蠶食和侵吞國有資產的情況,但是他明確表示不同意停止國有企業改制的觀點;北大教授張維迎認為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特別是民進國退的過程,是創造財富的過程,而不是瓜分財富的過程。如果沒有民進國退,以及民營企業的大力發展,中國不會有這樣快的發展;北大教授周其仁認為,叫停國企改制的戰略,只能是延長國資被攫取的時間、增加國資被攫取的機會和數量。正確的選擇是堅持改制方針,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盡最大可能減少改制中的攫取損失;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批評郎咸平不瞭解中國的社會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微觀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韓朝華則呼籲人們「反思國企產權改革須注意甄別方向」,他認為,國有企業改革中資產流失現象的本質在於不受約束的權力所導致的腐敗。而根治腐敗,歸根結底要靠民主和法治。這些經濟學家被輿論稱為「主流經濟學家」。

      「主流經濟學家」以外的人們指責官商、權貴、既得利益者以改革之名行肥已之實,大搞官商勾結、官學勾結、學商勾結,造成國有資產巨額流失,使大多數百姓的利益受損。這些人呼籲,寧願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左大培、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研究員韓德強三人還就阻止國有資產流失、搞好國有企業問題,發表了致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呼籲立即停止對國有企業進行各種形式的管理層收購,反思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為首的十位學者也在媒體上發表了《關於郎咸平質疑流行產權理論和侵吞國有資產問題的學術聲明》對郎咸平予以支持。聲明說,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分清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觀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開放觀的界限。他們認為,中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顧大量的客觀事實,一味替「國退民進」的錯誤方針和由此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進行辯護。

      「郎顧之爭」挑起了關於國企產權改革路徑與方向爭論,也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關注。2005年4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和財政部頒布《企業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暫行規定》,規定大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國有產權不向管理層轉讓。

      2005年7月29日,顧雛軍在北京首都機場被廣東省公安人員帶回接受審查。就此,沸沸揚揚的「郎顧之爭」結束,但是關於國企改革路徑的爭論仍然在繼續。

      「改革年」成為「反思改革年」

      2004年中共中央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改革。從年底到年初,中央領導先後在多個場合發表講話,將2005年定位為中國的「改革年」。他強調「要用更大力量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並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

      但是,就在顧雛軍被拘前一天,即2005年7月28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發表研究報告稱:「目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該報告和顧雛軍被拘事件,以及衛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現的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等問題,引發了對市場化改革的整體反思,直接導致2005年「改革攻堅年」成為「改革反思年」。

      一些學者提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新自由主義開始蔓延。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和理論是:強調市場機制,反對國家干預;主張私有制,反對公有制。中國社科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發表的報告說:「當前,正是新自由主義在我國傳播走向深化的階段,也是我們對新自由主義的傳播與研究實施正確導向的關鍵階段」。北京大學教授吳樹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易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胡代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楊斌等認為,國際上一直有人反覆向我們宣傳西方公認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企圖用新自由主義誤導我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我們如果失去警惕,聽任新自由主義氾濫,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就會喪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蛻變成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他們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決不是走新自由主義理論所描繪的資本主義道路。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積極行動起來,回擊新自由主義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以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和哲學社會科學中的指導地位。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呼籲人們警惕「現在有的人借批判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我們千萬不能被這種思想和言論所迷惑,千萬不能上當」。他主張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去分析、判斷過去的改革。他發出警告:「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後果」。

      在第二次改革爭論中名聲雀起的「皇甫平」(本名周瑞金)發表了文章《改革不可動搖》,認為「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文章說,我們面臨著國內矛盾凸顯期與國外摩擦多發期的交織,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們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臨一輪改革「姓社姓資」爭論的輪迴。文章指出,目前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統統歸罪於市場化改革本身,動搖改革,否定改革,這顯然是片面的、錯誤的。現實中諸多矛盾主要是由於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製作用不充分所致,而並非是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作者呼籲「改革不能動搖,不能停步,更不能後退。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實踐,是從根本上否定我國改革的歷史」。

      吳敬璉批評道:「某些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老近衛軍』利用大眾對我國社會中消極黑暗現象的正當不滿和學界人士對改革和發展中一些問題的有理有據的質疑,重倡他們在十幾年前提出過的『取消計劃經濟,實行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題,指稱過去20多年的中國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主導的,執行的是一條『修正主義路線』,或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路線』,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上去,並且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是,吳敬璉也承認,改革存在四大缺陷:第一,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即「有進有退」的方針,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第二,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民主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加強,相反有削弱的趨勢;最後,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體制相適應、基於高投入的粗放增長方式也難於向基於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的集約增長方式轉變。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行政腐敗擴散等造成的社會矛盾呈現日益加劇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才爆發了關於我國改革和發展問題及中國應當何去何從的大爭論。

      「劉國光旋風」

      劉國光是對我國早期改革有影響、有貢獻的學者之一,他一直堅持中國改革的市場經濟取向。但是2005年3月24日,在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會上,劉國光在發言中批評道:這些年來強調市場經濟多了,強調社會主義少了,並提醒人們部分人士要用西方「主流」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種情況需要關注」。

      2005年7月15日,劉國光就經濟學教學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看法。「劉國光講話」核心內容是:當前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削弱,他提出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的問題。儘管講話內容以「經濟學教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為主,但直接觸及西方理論是否會誤導中國經濟改革、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問題,矛頭直指目前風頭正勁、對政策制訂頗有影響的「主流」經濟學者。他提出,現代西方經濟學整體上不適合於社會主義的中國,中國需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指導,而不能用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來指導。他要求清理經濟學隊伍,「要檢查一下高校領導幹部,包括校長、書記、校長助理、院長、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長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不是就換」,「領導崗位一定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

      劉國光的談話立即在社會上,特別是在經濟學界、教育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光明日報》、《經濟研究》等中央一級的報刊雜誌,以及許多網站紛紛發表文章,對劉國光的這篇「談話」表示支持與贊同。不少「非主流」經濟學者紛紛舉行各種形式的研討會,支持劉國光的講話。有人說繼郎咸平掀起「郎旋風」之後,劉國光掀起了「劉國光旋風」。「郎旋風」刮的是微觀經濟,而「劉旋風」則是直指宏觀經濟問題,因此「劉旋風」刮得越大越好。與此同時,不少人也在網絡上發表文章,公開反駁劉國光的觀點。

      深圳市新世紀文明研究會會長徐景安連續發表了多篇與劉國光討論的文章。徐景安認為,有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仍然停留在斯大林式的傳統社會主義水平。關鍵的問題是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傳統社會主義不是我們的選擇,中國改革的出路是創新社會主義。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偉則認為,如果說中國改革的方向有問題,不是市場取向有問題,而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後,不能跟著什麼人刮「旋風」。解決目前中國存在問題的辦法,就是政治民主化、壟斷市場化、輿論監督社會化。政治體制改革應趕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才是目前改革的方向。

      「非公經濟36條」風波

      2005年2月《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出台,這份被業界廣泛稱之為「非公經濟36條」的頒發,被稱為「共和國成立56年來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發佈的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性文件,是中共十六大之後,中國民營企業期盼已久的關於非公經濟發展的一份非常及時和重要的綱領性文件。」

      但是,不久就出現了一份萬言書《對於〈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的意見》。萬言書指責「非公經濟36條」的基本內容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會從根本上動搖乃至改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萬言書發出警告:「一旦私有制經濟佔居主體地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被挖空了,則《憲法》規定的人民民主專政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遲早要變質,幾千萬革命烈士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人民江山將在紅旗招展之下悄然變色!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老老實實地說出了馬克思主義早已揭示的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萬言書建議立即撤銷「非公經濟36條」,依據《憲法》制定《基本經濟制度法》和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單行法律,「保障我國經濟建設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軌道向前發展」。

      這份萬言書一時間在坊間廣為流傳,不但引起人們對「非公經濟36條」命運的憂慮,而且與國企改革爭論匯流在一起,使得爭論聲音越來越激烈,也導致「非公經濟36條」在落實過程中遭遇「腸梗阻」。到2006年初「非公經濟36條」推出一週年的時候,這個當初出台之際被譽為將開啟「中國民營經濟春天」文件卻顯得有些蒼白無力。一方面是人們強力推行民營經濟發展,但是2005年卻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最為艱難的一年。從地方到中央不斷有人出來抨擊民營企業的種種弊端,這種批評一度到了對民營企業在改革中所扮演角色的質疑。直至2005年9月「郎顧之爭」以顧雛軍被捕而宣告結束後,爭論又迅速擴大到民營企業家參與國企產權改革以及社會責任範圍。一場對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辯論也由此拉開。其中產權體制改革因為過程的種種不規範成為爭論的焦點,民營企業家成為學術討論之外社會民眾的矛頭所指。來自社會各層面對民營企業的質疑,讓民營企業家們感覺到更大的壓力。

      物權法風波

      民法是國家的基本法律,而物權法是民法的最基本的組成部分之一。物權法規範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係,對明確財產歸屬,合理利用資源,保護權利人的財產權益,維護經濟社會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建國以來,我國一直沒有完整的民法典,也沒有物權法。在多方面的努力下,物權法草案終於在2005年完成。 2005年7月1日,新華社向全社會公佈了物權法草案全文,廣泛徵求意見,不想卻引起一場軒然風波。

      北京大學的法理學教授鞏獻田發表公開信,指責《草案》在形式上是平等保護全國每個公民的物權,核心和重點卻是在保護極少數人的物權,是在鼓吹私有化。公開信認定《草案》核心條款的廢除是違憲的,是一部背離社會主義原則,開歷史倒車。公開信在網上公佈後,教育部下屬的一個研究機構以機構的名義把該學者的意見向中央進行上報。近一個月後,鞏獻田來到全國人大,與法工委的數位領導進行了長達「80分鐘的談話」。

      鞏獻田、左大培、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楊曉青和毛澤東旗幟網評論員紅木等對《草案》持批判態度,支持現有《草案》的則有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中國人民大學楊立新教授、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王利明等。支持和反對的雙方,很快就形成了鮮明對立的兩方,圍繞《物權法》草案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反對方認為,物權法草案是一部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開歷史倒車的草案,實質上妄圖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則取代「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是違憲的行為。在物權法制定上,要麼走社會主義道路,要麼走資本主義道路,決不存在第三條道路;支持方則認為:物權法是在憲法基本原則指導下制定的,它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和歷史潮流的。物權法不是財產分配法,是對財產分配結果的確認。無論富人窮人的財產,只要是合法獲得的,物權法都要確認和保護。不能說蘇俄民法典就是社會主義的,就一切以它為範本,也不能認為德國民法典就是資本主義的,沒有可取之處。以蘇俄民法典作為我國制定物權法的標準,是教條僵化。

      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中國民商法權威江平教授說,這實質上是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是鞏獻田等人先將對《草案》的爭議上綱上線,「已經超出了《物權法》的範疇,他們實際上是覺得改革開放出了問題。」

      2005年9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聽取對《物權法(草案)》修改意見的座談會上提出三點要求:起草工作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要立足於中國實際,決不能照搬照抄西方;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是公有制,這與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有著本質區別。2005年12月,在10月正常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審議的《物權法(草案)》,並沒有按預期程序,出現在剛閉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的審議項目之列,這就意味著,2006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它不會被提交表決了。草案的被通過,至少又被推遲了一年。

      樹欲靜而風不止

      2006年2月底,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與一位中央高層領導進行了一次談話。劉吉對當前圍繞改革的大爭論憂心忡忡。他認為,改革開放是共產黨建國以來對中國最偉大的貢獻,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因此千萬動搖不得。這位中央高層領導鼓勵劉吉把自己的看法寫出來,送給中央最高層領導參考。在與那位中央高層領導進行談話後不久,劉吉寫成一篇6000多字的文章,通過特殊渠道擺上中央領導案頭。

      在文章中,劉吉質疑郎咸平是從根本上否定國企改革,認為目前社會上有一股否定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反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反動思潮,郎咸平不久前在《亞洲週刊》上發表的《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一文不過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篇。這個思潮是「文化大革命」後遺症的繼續,在鄧小平發起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伊始就一直存在。這次全面否定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反動思潮的一個特點是,老「左」派新「左」派大聯合,是「左」派與海外右派大聯合;與以往歷次「左」潮不同,這次不是直接進行意識形態鬥爭,而是集中攻擊經濟現象和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劉吉建議:中央應明確表態,及時撥正中國前進的方向,決不能讓否定改革開放的「左」的右的觀點繼續自由氾濫。

      2006年3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參加人大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努力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證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要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切實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改革的新突破,同時注重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使改革兼顧到各方面利益、照顧到各方面關切,真正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這是中央對前一段時間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回答,表明了中央繼續改革的鮮明態度。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重申了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指出「儘管中國目前的改革有很多困難和問題,但是只能向前進,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6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文章《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文章署名「鐘軒理」。知悉內情的人知道,這其實是「中宣部理論局」縮寫的諧音。文章說,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重大抉擇。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須始終堅持正確的方向,要注重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要注重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要堅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同時,新華社發出通稿,全國各大媒體予以轉載。

      既然中央明確表了態,「改革之爭」似已該劃上了句號。然而,事情沒那麼簡單。2006年3月4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杏林山莊舉辦了「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這本是一次內部的專家例會,會議的主題是為了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針對近一、兩年來社會上有關改革的大討論,通過實事求是地分析,澄清認識,堅定方向,以期形成改革的共識與合力,提出措施建議,加快推進改革。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位學者發表了一些出格的言論,更沒有想到的是,有人私自將會議的原始速記稿刊登在海外的華人論壇網站上。個別網站以大批判開路,無限上綱,斷章取義,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有人還把一個普通的座談會與當年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扯到一起,戴上「西山會議」的帽子,進行惡意炒作。

      7月1日,「《劉國光旋風實錄》出版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上許多發言人呼籲展開「改革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大討論」。有人在書面發言中指出,在目前,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意識形態領域,都存在著階級鬥爭。要提醒全黨同志不要忘記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不要忘記工人階級是我黨的階級基礎。

      改革爭論至今仍未有止息的跡象,讓一些有識之士憂心忡忡。

      與前兩次的爭論不同,第三次改革爭論與前兩次不同,這次爭論由國企產權改革發端,從經濟學界迅速擴展到整個學界,並通過網絡等媒介全面走向公開,轉化為全社會的一次反思,一步步上升為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一場關於改革開放何處去的大討論。

      被稱為「社會主義時期的遵義會議」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改革與開放就成為關係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兩個核心命題。從農村改革的局部破題,到城市國企改革的全面推進,由經濟特區、經濟開放區,到最終「入世」,改革開放大步前進,中華民族也踏上了偉大的復興之路。孫中山先生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華民族終將融入法治、民主、開放的現代文明世界之中。雖然其中仍然將充滿曲折,但是「青山隔不住,畢竟東流去」。

      我們不敢樂觀,但是我們充滿期望!

來源:《炎黃春秋》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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