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一年來政治上紛紛擾擾，不過經濟成長率估計仍將達四％，股市到了年底也有些起色。這兩項表現在四小龍中雖皆居末位，也算差強人意了。但這是否就表示台灣經濟前途無庸憂慮？事實恐怕遠非如此。成長之所以持續，多源於過去數十年累積的基礎，然而就因應全球化尤其包括中國大陸經濟興起的挑戰而言，目前的政策作為則不單遠遠不足，甚至有所妨礙。年來多種金融弊案與企業營運外移的事件，是為部分徵兆。
經濟總成長率的背後，其實有諸多令人憂慮的發展。今年的國內消費與投資都將接近零成長，亦即經濟成長還是依賴台灣最具競爭力的部門－即外銷產業。影響所及造成內需產業景氣低迷，譬如新車銷量今年降了三成。這六年來的投資平均年成長率幾近於零，原因或許多重，但對長期經濟發展則有明確而嚴重的負面影響。
再則，以根留台灣為目標的戒急用忍政策，已經引發適得其反的效果。企業逕自尋求各種方式來迴避這政策，如旺旺大幅減資以將公司移出台灣，日月光引入國外私募基金等；又如台灣股市新上市上櫃公司數目大減，企業紛紛在海外上市或籌資，而台灣的銀行卻仍無法對大陸台商提供融資。台灣金融市場所能提供的中介功能因而衰退，更加重了金融機構獲利的壓力。最後就所得面而言，今年雖失業率微降，但實質薪資也將延續過去六年平均的零成長，資本利得所佔比例則繼續增高。
上述現象皆為警訊，而這些發展是全球化下純經濟力量使然？是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所必然造成？還是執政黨政策錯誤所致？
全球化是所有經濟體都要面對的挑戰，而中國經濟的崛起則是全球化下新近的重要發展，也是所有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台灣並非例外。特殊之處在於，因地緣與歷史關係，兩岸經濟關係已成為台灣經濟全球化之最主要部分。
在全球化壓力下，不論企業或勞動力，甚至整個經濟體都面臨更強大的競爭壓力。維持競爭力已是發展的關鍵，對此任務國家角色並未消失，只是環境不同而作法必須改變。在我們熟悉的國際顧問機構的國家競爭力評估報告中，政府所需負責提供的軟硬體基礎建設項目以及人力資源與產業政策等，就佔了評估的重要部分。東亞各國政府就曾在過去運用干預性的產業政策，成功的促進了一波波的工業化與產業升級。
如今全球化與世貿規章雖改變了遊戲規則，以致有些政策無法再用，但仍留下不少其他可利用的政策空間，譬如補貼研發的科技政策等。曾有人悲觀的認為資本流動性提高後，政策將無法對其做任何約束與規範。不過全球性的跨國企業至今多仍保有母國，並至少在母國維持營運與研發總部。這在較有規模的跨國企業中很少例外，因此並非完全無法規範。即執政者對投資不振並非沒有責任。
既然企業是市場經濟體中基本的運作單位，因此本地企業要具有競爭力，整體經濟才能在全球化下有較好的發展。而要讓本地企業維持競爭力，就必須給予它全球布局的空間。經濟政策的任務，是要確保企業能有良好的生存環境與營運空間，並使本地人力資源具有競爭力。此外國家仍應運用產業政策來促進企業進行產業升級維續發展，並且經由適當財稅政策促其參與社會契約，與本地全球化的失利者分享部分資源。如此才能確保社會和諧並維持社會公平。
讓我們以這個理解框架來檢視前述投資不振的問題。一般看法常以為企業生產外移（尤其是移往中國大陸）是導致台灣經濟不景氣的原因，而能見度高的高科技產業更是罪魁。實際上雖說近年來台灣高科技產業將部分生產外移，尤其移至中國大陸，但這產業卻也持續在台投資，並且是台灣最主要的投資部門。同時此產業在台雇用員工數目的成長率雖低於其產值成長率，但確實仍繼續成長。總之這是一個台灣培育了數十年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其生產外移並非造成台灣經濟低迷的原因。
其實十多年來佔台灣經濟產值近七成的服務業，其投資比例持續下降才是造成整體經濟投資不振的主因。這部門過去受到過多的保護因而競爭力較弱，又在自由化過程中或因受到政商關係不當影響，或因政策不當等因素，以致投資不振競爭力難以增進，是個前途堪憂的部門。如前述，維持產業競爭力實為發展關鍵，而非外移與否。
這六年來，新執政黨的經濟政策並沒有全盤因應全球化的方案，只有以防阻中國影響為目標的戒急用忍政策。這政策不單被動而無前瞻性，更清楚妨礙企業的競爭力。這一方面導致前述適得其反的效果，一方面也使得政府為了補償企業主在這政策下的損失，故在國內政策上向資本傾斜，因而更無能要求企業參與社會契約，來補償全球化下的本地失利者。更重要的是，這政策並沒有提出積極具體的因應之道，更談不上提出一個經濟發展的願景。
此外，新政府熱心推動以新自由主義為師、以自由化為其主要內容的各種「改革」，但卻多造成公營事業在私有化過程中，淪為黨派化而非公共化，以致於成為股民心目中的「泛綠概念股」。同時，其黨派化去專業化的「改革」也已對過去曾成功推動成長的經濟官僚體系造成不容忽視的損害。近一兩年來的二次金改，不單在建立市場秩序與培養本地企業競爭力上成效可疑，頻傳的弊案中也只見到政商勾結，難看到公共性政策意涵，以致自由化改革如今幾已淪為鞏固權力的藉口。因此就持續經濟發展與維持社會公平這兩項重要執政目標而言，六年來的新執政黨是明顯的失職。
如上所述，執政黨基於意識形態理由，不願面對全球化下大陸經濟的崛起，忽視發展與公平之目標，因而在其面對國內外經濟問題時捉襟見肘漏洞百出，這恐怕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所在。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中心研究員，台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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