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6/20/content_6269432.htm
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聽取山西“黑磚窯”事件調查處理初步情況的彙報
研究退耕還林有關工作

    新華網北京6月20日電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山西“黑磚窯”事件調查處理初步情況的彙報，研究退耕還林有關工作。

    會議聽取了勞動保障部、公安部、全國總工會聯合調查組關於山西“黑磚窯”事件調查處理初步情況的彙報，山西省長于幼軍代表省政府作了檢查，勞動保障部彙報了下一步工作安排意見。會議指出，山西“黑磚窯”不僅存在嚴重非法用工問題，而且存在黑惡勢力拐騙、限制人身自由、強制勞動、雇傭童工、故意傷害甚至致人死命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要徹底查清、嚴肅處理這一事件，嚴厲打擊違法犯罪行為和黑惡勢力，解救全部受害人員，嚴懲違法犯罪分子，堅決維護人民群眾特別是未成年人和智障人員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會議要求，山西省政府要高度重視，加強領導，進一步做好山西“黑磚窯”事件查處和善後工作。公安部、勞動保障部、民政部等有關部門要加強協調和指導。要全力做好受害人的解救工作，依法懲處犯罪分子，嚴肅查處有關工作人員的腐敗和失職瀆職問題。

    會議決定，近期要在全國範圍內以鄉、村的小磚窯、小煤窯、小作坊等為重點，開展一次勞動用工大檢查，重點是依法打擊雇傭童工、強迫勞動、惡意傷害等違法犯罪行為。同時，進一步完善勞動用工制度，加強用工管理，規範用工行為。

    會議認為，各級人民政府和國務院各部門要從山西“黑磚窯”事件中吸取教訓，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認真履行政府職責，切實加強工作的薄弱環節，健全制度，依法行政和依法監督。當前要特別重視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加強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搞好扶貧開發，完善城鄉社會救助體系，確保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讓群眾安居樂業。

    會議指出，實行退耕還林，是黨中央、國務院為改善生態環境作出的重大決策。1999年退耕還林工程實施以來，在恢復林草植被、改善生態環境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同時，退耕還林補助直接增加了農民收入，退耕農戶生活得到改善。為了解決退耕農戶的生活困難和長遠生計，進一步鞏固退耕還林成果，會議決定，延長退耕還林政策補助期，即現行補助期滿後，中央財政在一定時期內繼續對退耕農戶給予適當補助。要抓緊制定延長期退耕還林補助資金的使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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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檢查」是關鍵字。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06/20/content_6266132.htm

日前，中紀委、國家發改委、監察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審計署聯合下發檔，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對近年來黨政機關辦公樓等樓堂館所建設專案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清理，以杜絕在這個問題上的奢侈浪費。按照規定，各地區的自查情況要在6月20日前報送以上中央7部門。坊間稱之為“黨政機關樓堂館所自查大限即將到來”。

    這年頭，“大限”這個詞我們聽得也多了——前年4月底是證監會要求各證券公司必須完成自查的“大限”；去年8月20日是山東各市要完成固定資產投資的自查工作的“大限”；去年9月是全國衛生系統自查商業賄賂吐回扣的“大限”；就在今年，中紀委還發文要求有“以交易形式收受財物”行為的國家工作人員中的共產黨員在6月29日前主動說清問題。

    這些不約而同的“大限”設置，其原理很簡單、願望也很良好——期望那些犯了錯誤的官員能夠自己說出來，而我們又給予其寬大處理，從而終止他們繼續犯錯誤乃至犯罪給國家帶來的損失。但問題在於，如果整個社會環境使得他們掩蓋其錯誤的成本極低，他們堅持錯誤甚至犯罪行為所付出的代價又極小的話，那他們憑什麼要主動交代，在政治上自殺？何況他們做出“堅持下去、拒不改正”的決定，其心理依據也很堅固——在某些地方和領域實際上已經是腐敗成風，而相比之下，真正受到查處的人卻極少，甚至在上述那些看似厲害的“大限”過後，也鮮見新一輪的“反腐風暴”。 

    所以就不難理解，一方面，所謂“大限”不斷出臺，舉措不可謂不嚴厲，出路不可謂不寬，但另一方面商業賄賂依舊、腐敗依舊、奢侈依舊；而且還產生了副作用——“大限”限得多了，也就失去了威懾力。有些地方的“大限”期限還被一拖再拖，最後不了了之，這些都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事實上，滋生腐敗的土壤是不合理的權力配置機制或權力結構，是不受監督和制約的公權力。只要體制上的主要弊病不改變，完全靠政府自己查處自己、監督自己，就不免走上“越反越腐”的怪圈。

    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年來我們特別注重對政治體制上細枝末節的修補，其實都意義不大。因為真正的對政府的監督一定是來自政府外部——如立法監督、司法監督、新聞輿論監督、選舉監督等。如果真正要改變某些政府官員的奢侈、浪費、腐敗的風氣，使政府的自我監督能夠充分發揮其功能，就必須引入更多的外部民主監督機制並使其落到實處：如，法律對政府的監督作用必須得到落實；人民群眾對公務人員監督權和罷免權的行使，要通過可操作的法定程式切實得到保證；監督主體的範圍也應擴大為包括立法機關、人民代表，媒體、甚至是人民的直接參與等。如此，在體制環境得到根本改善的情況下，我們才可能期望，腐敗、商業賄賂、奢侈浪費等不正之風“大限”的真正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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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好！

存檔：

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讓媒體說話 天塌不下來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4/20/content_6001351.htm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願意不願意，以媒體為代表的輿論監督都是符合憲法精神的一種制度性設計，也是表達公民意願、推行依法治國方略的應有之義。同時，媒體也要善良批評，理性建議，與政府共同營造“同向效應”。 

有一種說法，媒體專給政府找茬兒，哪壺不開提哪壺，索性“防火防盜防記者”。還有一種說法，記者以尋覓社會醜聞秘聞為職業，“哪里有記者，哪里就有新聞”，好像媒體和政府天然對抗。這些看法的偏頗在於：在媒介化時代來臨的今天，奉行“只做不說”不僅不合時宜，而且有違政府政務公開的基本要求。作為責任政府和服務政府，只有和媒體建立一種和諧互動的良性關係，通過媒體多說早說主動說，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才能推進民主法治社會的進程。而媒體只有充分利用政府的新聞資源，才能增加自己的公信力和影響力，真正成為公眾利益的守望者。

    在政府（及職能部門）和媒體之間，有四對辯證統一的關係需要探究和完善。

    第一，博弈中的制衡。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極易產生腐敗。政府行政不僅有黨的監督、上級權力部門監督和司法監督，還有社會監督，而社會監督很大程度上要靠輿論監督。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願意不願意，以媒體為代表的輿論監督都是符合憲法精神的一種制度性設計，也是表達公民意願、推行依法治國方略的應有之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講過：“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無處不在的喉舌。”近幾年來，公安部黨委高度重視社會輿論和媒體對公安執法工作的監督。比如，在孫志剛事件、西安民工滯留派出所事件和來京務工人員杜寶良被罰款事件後，公安機關立即開展執法觀念的大討論，出臺調整措施，以實際行動予以整改，將行政權對輿論監督權的“天然抗拒”變為“良性契合”，大大推進了公安機關向“執法為民”理念的轉變。

    第二，趨同中的差異。政府由人民授權，通過行使行政權生產社會公共產品，以追求公平正義的目標為己任；媒體是社會公器，是公眾獲取知情權並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管道和平臺，二者有著共同的價值體系。另一方面，政府與媒體所擔負的社會角色各異，其運行機制、具體目標預期和內在動力又存在很大差異。特別是在社會市場化的過程中，媒體既是具有部分公共權力的輿論部門，又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產業單位，在激烈的競爭中，受收視率、訂閱率和廣告份額佔有率的驅動，在具體新聞事件的報導中，往往出現媒體一方“踩油門”，政府一方“踩刹車”的矛盾衝突。

    比如，政府及職能部門講法定事實，講證據和程式，講保密原則，講報導的社會效果與輿論效果的統一，因而不允許對事件本身做演繹和加工，將維護自身形象作為重要的價值追求；而媒體則強調公開報導，關注社會熱點，追求事件報導的一步到位和深度開掘，講求獨家報導和內幕新聞，善於利用受眾的激情製造轟動效應。其中也有個別媒體迎合低俗需求，將兇殺案件、恐怖畫面、血腥場景、暴力事件加工渲染，將社會中的假惡醜事件和病態行為作為賣點。在湖南常德“9·1”張君特大搶劫殺人案的報導中，有些媒體就充斥著刺激感官的標題，當事人隱私的曝光，暴力崇拜的張揚，嚴重誤導了受眾。

    社會前進總是伴隨著矛盾積弊的暴露與解決。如何在報導中弘揚法治，既通達社情民意，又疏導公眾情緒，這裏有一個“把握好度”的問題。政府要坦誠面對媒體，主動接受監督；媒體要善意批評，理性建議，從而與政府共同營造“同向效應”，扶正祛邪。

    第三，非對稱性中的統一。政府是國家依法行政的服務部門，媒體是輿論喉舌，同處於上層建築的統一體中，媒體所具有的號召力、影響力、公信力、說服力和整合力，是政府政務工作在現代資訊社會不可或缺的依賴力量，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瞬間就可以“上天入地遍全球”。如果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後，不能在第一時間發出政府的聲音，就會被謠言和猜測左右輿論陣地，造成資訊非對稱的被動局面。因此，政府應充分發揮新聞發言人的作用，善於利用媒體設置議程，傳播政府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增強公眾對政府工作的認知度，引導群眾參與社會管理，並在突發事件中表明態度、增信釋疑、降低社會風險，創造良好的政務工作輿論環境。

    但在現實中，卻經常出現新聞資源供需的雙向不足。一方面，個別政府官員的觀念上和方法上不適應政務公開的要求，往往“以不公開為慣例，以公開為特例”，不願說，不敢說，不善說，使大量政務資訊遲滯閒置，甚至在突發事件中“失語”。另一方面，一些媒體則關注腐敗醜惡事件的負面報導，而對政府的議程設置諸如勤政作風、便民措施、親民形象、政績成果的報導缺乏積極性，“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有時將個別變成一般，將個案泛化，對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損傷。此外，對一些在偵的刑事案件、尚未終審判決的案件，還會出現輿論定案、媒體審判的現象，形成了資訊非對稱性的“新聞越位”。

    上述現象，既反映了新聞產品生產過程中，政府規制與市場規制的雙重缺失，也反映了媒體正面監督與行政、司法過程公開程度的雙向不足。解決“非對稱性”的關鍵點就在於政務公開，通過新聞發言人制度，使新聞資源科學配置，實現輿論效益最大化，通過政府與媒體的溝通，促使資訊內容上的對稱，視角上的換位元思考，表達方式與效果的統一。 

    第四，互動中的雙贏。一個執政為民的政府，沒有不可為人言者。讓人說話，天也不會塌下來。政府要通過正面資訊的發佈，引導媒體把好新聞的“事實關”，處理好新聞真實與法律事實的關係。媒體在批評性報導中，盡可能以法律真實的標準度量新聞真實，掌握好批評性報導的尺度。本著建設性的態度，當好政府的“啄木鳥”，幫助政府發現問題，改進工作，糾正失誤。

    實踐證明，政府與媒體互動會導致多贏的結果，而政府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

盜版恐怕滿街，跟章貽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一樣的命運。倒楣的只是姚損失版稅。

中國思想混亂的另一現象。

2007.01.05　 中國時報
俞可平為文 合法化執政 中共建立民主論述
白德華、彭志平/綜合報導